【激流网编者按】人们通常认为，只有少数精英才有能力参与社会管理，甚至《乌合之众》中群体行为会对社会产生破坏性影响的观点也颇具影响力。然而70年代中国工人管理小组的历史经验向我们证明了群众参与民主管理的优势，普通工人通过工人管理小组介入生产技术和工厂的管理活动中，生产效率得到了极大提高，并有效防止了工厂成为官僚的私有财产。夏尔·贝特兰是法国共产党员，曾担任中法友好协会会长。他曾于70年代初到访中国，在北京针织总厂等当时重要的厂矿企业做了深入的调研，细致地分析了文革前后工厂中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发展，写出了《文化革命与工业组织》一书。本文节选的这一部分对在文革中涌现的“工人管理小组”做了细致深入的分析和阐述，对于我们理解七十年代工人阶级的实际地位有很大的帮助。

文革中涌现了大量的新型群众组织，这些组织在中央委员会的协助和指导下，逐渐得到完善并联合起来。在1971年的北京针织总厂，随着厂党委的解体，工人管理小组、红卫兵、革命委员会等各种群众组织诞生了。中国许多其它的工厂，类似的组织--当然不一定是相同的名称--也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北京针织总厂则是这种新型管理关系的模范代表。

李周霞，一名女工人，北京工厂革委会成员，描述了工人管理小组及其职责：文革期间，人民群众不仅反对修正主义路线，而且也加强了斗争；在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过程中，他们根据鞍钢宪法要求参与工厂的管理。

工人初次尝试参与管理是在新的党委员会成立前，由革命委员会发起。一开始在一个车间发起，1969年2月推广到全厂。试验的重点集中在废除旧的管理模式下实施的“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作组织条例、纪律等，这些规定反映了对劳动者积极性的不信任和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维护。每条规定都交由群众讨论。尽管这一过程仍在进行中，但许多规定已取消，由此使得工厂管理人员根本性的减少成为可能。

工人管理小组职能的形成实际上是对干部的一种控制，这就引起了现实的阶级斗争。小组成立的根本原则从一开始就遭到两种力量的反对：旧的管理人员和一部分工人。最常见的反对认为：厂里已经或即将成立党委会、党小组和革委会，因此工人管理小组是多余的。一些革命委员会成员也强调，这样的想法会立即被阶级敌人所利用。

“这些阶级敌人意识到，工人管理小组的成立将会有数百个积极分子的出现。他们明白他们的颠覆活动将被广大职工密切监视。因此，明显地，管理小组的出现，扩大、加强了两条道路、两个阶级以及两条路线的斗争。”

工人管理小组的选举是由班组或车间组织的，并接受他们的监督；管理方法只能以工人管理小组的原则进行。小组成员由小组自身组织所在的层面对应的组织选举产生：工厂、车间以及班组。这使得小组有着坚实的工人基础。候选人必须积极学习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有一定的经验，并且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

北京纺织总厂每年选举一次；上届成员如果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则可以继任。选举是由工人们自己组织的，在广泛的讨论之后拟定一份候选人名单。小组包括老工人（他们是主角）、退伍军人、以及知识青年。他们没有额外的报酬，每天保证一个小时的附加工作量履行其职责(开会、访问工人家庭等等)。

工人管理小组的工作集中在确定方向、检查工作、实地调查、思想政治工作、以及正确的工作作风，而不是管理本身，后者是革命委员会的职责。[6]工人管理小组和革委会都遵从党委的思想政治领导。

管理小组有五个方面的工作：(一)思想政治工作；(二)生产、技术革新；(三)财务、物资事宜(成本控制、投资等)；(四)劳动安全；(五)一般福利。他们介于职能管理部门和群众之间，扮演着管理实体，以及党员和行政部门的辅助角色。这其中，政治问题被放在最重要的地位。

李周霞解释如下：

“现在，这些管理小组的存在，不再仅仅是强调互助和同志友谊，也强调对党员的帮助。以往党员仅被视作前进的推动力量，而不是同时视作可能的革命对象。事实上，群众中常有新鲜的思想，广大党员们应该被组织起来讨论，使他们能在思想上受益于工人。同志们不习惯于帮助党员，但工人管理小组已经改变了这种局面。现在群众已经主动帮助党员的思想进一步革命化。”

党员中的思想革命化活动--由于群众的积极性和工人管理小组的干预--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它的目标是彻底转变观念和做法，使他们摆脱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它有助于打破对党员的迷信--以往党员被当做是马列主义、无产阶级思想的化身，他们高于群众、可以批评群众而又能免于被批评。

文革打破了这个迷信。原则上，只有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可能受到批评。而普通工人的思想革命化主要是通过集体学习马列主义，以及私人的和家庭内的讨论。思想革命化活动，不再是相关干部说了算。就像一个革委会成员说的，”今天人人都参与到政治工作来了”扩大的政治活动使干部企图凌驾于群众之上变得日益困难，并逐步降低了资产阶级倾向增长的可能性。

工人管理小组义不容辞地加入了协助管理的过程：提出所有他们关心的五个方面的问题建议，在个车间和各班组进行讨论，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并协调他们的想法，帮助革命委员会，并提出批评意见。他们介于工人和管理人员之间，鼓励职工讨论管理的建议和决定，并将工人的意见传达给管理人员。这样他们建立起了“自上而下的和自下而上的”联系。来自普通群众的批评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它有助于纠正管理作风，使得监督干部、监督干部的决策以及监督决策实施方式成为可能。所有这些活动都是由集体意见的结晶。

在本工厂和其它工厂之间，工人管理管理小组也注意保持良好的关系。不同生产单位的小组之间有各种接触。在北京针织总厂，管理小组还处理涉及提高产品质量的问题。在这里，没有质量控制部门。这是一个自控的系统，每个班组控制自己的工作。每个职工都极力解决出现的问题。

工人管理小组也参与工厂生产计划。一个计划只有在反复征询工人意见后才会被正式采纳。工人们划分为小组，仔细地具体地研究计划的项目将会如何影响每一个车间和每一个班组。这使得他们能够充分表达对项目的意见：项目的重要性，对每个工人的意义，在生产、质量、产品以及多样性方面可能的改进。这带来了工人和管理群之间大量的交流，而管理小组则作为沟通的中间人。因此，总体计划是经过反复研究的，最后的方案是各个车间和班组共同努力的结果。同样的方法在不同工厂之间，以及各专门机构之间也被采用(见第二章)。

与工人和三结合小组(干部、技术人员、工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工人管理小组提出了全面的创新和改进，以助于降低投资成本。在北京针织总厂以及其他许多中国工厂中，初步投资预算经过相关车间和机械车间的检查后都会降低。（几乎所有的中国工厂都有一个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的机械车间。这个车间修复和改进材料，在工厂内部实现技术革新。在农村地区，机械车间总是最早成立的部门之一；这个车间会与当地工厂保持持续的联系。）

“自力更生”的观念深刻地影响了对待积累的态度。一个革委会成员说：“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我们厂已经组织了三结合小组来实现技术革命。这是一个专门小组，但关键是争取运动群众参与这项工作。我们不能完全依赖这个专门小组，毕竟只有几个人。

“技术革命的目标，是由各个车间建议的，用以改善质量、提高生产率、保证安全的工作环境，减少工作强度。这些是技术创新成果通常的应用领域。这种方法会带来多方面地改进：新的原料、新的方法、新的技术、新的设备和新的方法。

“一些改进既能提高质量，还能减轻劳动负担。例如在染色和印刷车间，以前所有工作都是用手完成的。尽管车间的条件正在改进，但仍缺少一些机器。你今天早上看到的、可以印染一整卷运动衫的机器，是用别的工厂的旧机器改造的。专家和技术人员一直声称，这种机器不可能同时印刷两种颜色。工人说：“为什么不可以做？让我们试试看！”文革后，他们努力改进，经过几次试验，实现了双色印刷，并且照明是非常实用的。当然，还有一些问题有待解决。

“缝纫车间的机器可以将剪裁衣袖和将衣袖缝到衣服上的操作一步完成。每台机器需要一个操作工人，这已是一项进步。但是操作工人的工作非常辛苦--她必须同时用手拿着衣服，并用脚踩脚踏，一天八小时注意力高度集中。一些女工人说，这并不是真正的技术进步，因为工人在操作这些机器完全得不到休息。几台机器被抬出来，我们与操作工人一起研究这个问题。最后，我们取消了脚踏，成功地改进了机器。

“还有其他问题。例如，原来必须剪断布片之间的线，然后才能将布片分开。我们同样创新地解决了这个问题--现在布片会自动叠放在一起，工人只需要用手拿着布，将它定位就可以了。如果广泛使用这种机器，实习时间将大大缩短--用旧的脚踏机器实习时间是半年--劳动强度也会大大降低。

“我们一直在寻找新的途径以减少浪费。这些技术创新是工业发展的主要途径。我们的方法要求我们要在适当的时候制造出大机器。用二至五年的时间去发展好的机器是非常重要的。而关键就是要让工人主动去创新，工人阶级必须要自我解放。”

在北京针织总厂和许多其他针织工厂，群众的主动创新有时达到了很高的技术层次。这些创新往往在当地产生，但中国的工厂不是一个封闭的世界，一个工厂的创新会在工人管理小组的推动下普及到所有的工厂。

该小组将在讨论会上汇报自己的工作，所有相关工人或班组都会参加。小组将听取批评，对每个工人的意见都给予充分的重视。程序与生产计划的制定过程是相同的。如果参与讨论的工人太多，就分小组讨论，以便每个人都能表达自己的意见。一个革委会成员强调，在没有首先经过工人讨论的情况下作出的任何决策，无论是哪个级别做出的决策，都是不允许的。他又补充说：“如果允许领导干部自己决策，即使新干部最终也会走上老路。”

管理小组的成员还会参加适当级别的党支部会--班组的、车间的或工厂的。（党也有自己的会议，讨论具体问题）。这些会议都是在工厂里进行。管理小组也有自己的小组会：厂级每月一次，车间级每两周一次，班组则每天都有。每日例会处理白天产生的问题，每晚都会做出一张平衡表。处理的问题可能涉及干群关系，政治问题，甚至日常生活（房屋、搬迁、个人和家庭问题，等等）。工厂或车间管理者不出席会议，以促进劳动者的积极性，并防止工人管理小组卷入行政小团体。

工人管理小组组织了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著作的学校。他们帮助党委、革命委员会解决思想政治问题，发挥监督和激励作用。因为这些管理小组是群众性团体，他们必须遵循党的领导，党在决定他们的思想倾向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党和工人管理小组间的发生的问题通过讨论解决--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而不是行政管理。党委和支部的领导作用通过参与工人管理小组日常会议得以体现，这样的话决策施行的对象可以就参与讨论，表达意见；未经群众充分协商作出的决定是不恰当的。不过，在车间或班组层次做出的决定，不是由工人管理小组的代表，而是由党支书或车间行政管理小组的代表来传达。

“扩大工人管理小组的活动，”聂同志解释说，“有这么几个好处：它使职工充分体现他们的积极性，发扬他们的聪明才智，取得集体管理社会主义企业的经验，培养低层干部等等。林彪副主席说，我们的政策是大众的政策，民主的政策。管理，不是少数人关注的问题，而必须让大家参与。工人管理小组的活动反映了执行这一口号的需要。人人都要参与思想政治工作。”

1971年夏天进行此研究时，工人管理小组仍处于形成过程中。正如聂同志解释的：“我们仍处于试验阶段。我们的指导思想是鞍钢宪法。他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至于具体方法，我们会看……”

行使针织总厂的工人管理小组职责的类似组织在其他工厂也有，不过名称不同。他们有时受职工代表大会领导。这个机构发挥了同旧工会相似的作用。旧工会在文革中逐渐销声匿迹，因为它们没有真正代表人民群众，沦为官僚机构，其领导成员已成为管理阶层，不再提出批评意见。因此，工会的干部非但没有了解工人的不满，发挥自己的作用帮助革命；反而是设法泼冷水或通过分裂工人阶级来缓解工人的不满。在文革前，“官僚作风”感染大多数群众团体--青年团、妇女会等--其活动已几乎完全中断，至少是没有全国性的活动了。重组这些组织以及重新定义他们能够恢复功能的条件，都成了正在广泛讨论的主题。

不同于前工会领袖，工人管理小组的成员以及常委委员都是全职的工人。因此他们不太可能脱离工人、同修正主义路线的工厂管理方法站到一边。

这些评论并不意味着成立工人管理小组或职工代表会议是反对“经济主义”和修正主义、反对背离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总方向的“绝对保证”。这些机构也可能屈服于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因而无法推动思想革命化进程。这也正是为什么这些团体以及其他群众组织，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对其思想政治上的领导。因为并不能保证工人管理小组和其他群众团体的革命思想性，群众组织思想不断革命化的问题是长期的任务。

针织总厂是这样处理这些问题的。以下几点值得强调：需要进一步学习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使工人管理小组成员思想革命化；管理小组成员要继续从事生产，经常接受群众的批评；最重要的是，这些工人支配的小组要接受党委的领导。群众长期行使管理权的需要是强调的最多的问题之一。

“在工人管理小组内，经常有工作方式的整风运动，无论在工厂还是车间层次上。工人总是有批评意见--劳动人民总是有很多要说的。要大力整顿和经常运动来改变工作作风，以便迅速纠正错误。工人有时会表达严厉的批评，当他们批评有道理，就接受；批评并不完全是合理，要耐心倾听；即使没有依据，也要抱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

这意味着，实际上，当群众确信对工人管理小组成员的批评能够促使其改正时，他们将毫不犹豫地表达意见。工人管理小组成为了这样一种组织形式，它使职工能够通过有效的做法来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并能按照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来监督领导干部。

（作者：夏尔·贝特兰。激流网选自《文化革命与工业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