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22日，是列宁诞辰150周年纪念日。列宁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他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同时在资本主义发展为帝国主义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同第二国际伯恩施坦、考茨基机会主义及其在俄国的变种经济派、孟什维克等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思潮的斗争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为纪念列宁诞辰150周年，激流网将连载《列宁革命思想研究》一书，以飨读者。
第四节 列宁与俄国革命的第二轮争论
俄共党内的思想理论斗争是列宁革命思想发展的重要动力，为此第三章专门考察了列宁与党内其他派别围绕俄国民主革命问题的有关争论，本书称之为关于俄国革命的第一轮争论。在十几年之后，俄国又先后发生了第二次革命和第三次革命，即1917年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在这三次革命当中，十月革命的历史影响最为深远，相关的理论斗争也最为激烈。本书把围绕着十月革命的争论称为俄国革命的第二轮争论。[1]
如果说在第一轮争论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内各派在革命的性质上还能达成共识，其分歧主要是策略性质的话，那么在第二轮争论中关于革命性质这一基本问题的共识都不存在了，这就使得第二轮争论的分歧更加深刻，对立也更为鲜明。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把理论战场向前推进了，民主革命不再是中心议题，取而代之的是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问题。相应地，俄国是否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俄国无产阶级是否应该夺取政权，俄国能否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否合乎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等等，成为争论的几个主要问题。
与第一轮争论主要发生在俄共党内不同，由于十月革命后俄国革命烈火有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蔓延之势，无产阶级是否应该行动起来成为西欧面临的共同问题，因此围绕着俄国十月革命的争论扩散到整个欧洲工人运动当中，包括俄国、德国、奥地利、波兰等国的多国社会党人都参与到这场论战当中，从而使得关于俄国革命的第二场争论具有了国际意义。在这场争论中，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面对的对手不仅有国内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孟什维克，在国际上还有以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反对激进变革的力量。可以说这场论战深化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内部的分歧，加速了欧洲社会民主主义运动走向彻底决裂的过程，因而考察这一争论对于研究欧洲工人运动史也有重要意义。
一、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由经济条件决定还是由政治斗争决定？
俄国革命的第二轮争论最初是由二月革命后无产阶级应该采取何种策略这一问题引发的。二月革命发生后，列宁确定了不给临时政府以任何支持、推动革命继续发展的方针。他在《四月提纲》中提出了“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纲领，政治上要求全部权力转归苏维埃、建立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专政，经济上支持农民没收地主的全部土地完成土地革命，并对银行和垄断企业等进行计算和监督，在战争问题上主张迅速签订不割地不赔款的和约以结束战争等。
列宁的这一策略同孟什维克发生直接冲突。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孟什维克[2]认为，俄国革命仍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它的任务是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普列汉诺夫不厌其烦地论证俄国并不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他引用了马克思关于“两个决不会”的说法，强调社会主义革命需要以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为前提。他认为，对俄国来说资本主义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是比较遥远的时期；俄国尚处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它既苦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更苦于资本主义的不发展。资本主义在俄国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俄国以后仍然要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力。因此在俄国发展的这种阶段，无产阶级不应该试图推翻资产阶级，因而也就不应该谋取夺取政权，因为“只有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必须的条件业已具备时，夺取政权才是有意义的”。普列汉诺夫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必然会导致内战和无政府状态，而这会导致反革命力量的加强，从而为封建势力的复辟提供条件；在最好的情况下是无产阶级在内战中取得胜利，而这就会导致最大的政治上的不幸。[3]为此普列汉诺夫多次引用恩格斯在1848年革命后表述过的一个思想，即无产阶级在自己阶级统治条件不具备的时候夺取政权是最糟糕的事，它将给无产阶级带来灾难。[4]
在普列汉诺夫看来，俄国资本主义还有历史生命力，因此“必须让资产阶级参加国家管理”；而“俄国的工人阶级还远没有成熟到在政治上可以进行统治，所以同资产阶级达成妥协是绝对必要的”。从这种认识出发，普列汉诺夫提出无产阶级的策略是联合资产阶级同反革命势力即保皇派势力作斗争。但是战争尚未结束，由战争导致的国内各种矛盾日益激化，以及临时政府推行的政策日益不得人心的情况下，普列汉诺夫深知达成妥协并不容易，为此他不断呼吁工人和资本家双方保持克制。他要求“劳动群众有觉悟的政治代表不应该向工商业资产阶级的代表提出显然是这个阶级的经济本性所不能接受的那些条件”。他斥责列宁提出的不给临时政府以任何支持、“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是无政府主义、巴枯宁主义和布朗基主义，认为它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为此他甚至支持临时政府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进行镇压。在工人和农民的政治不满日益加深时，普列汉诺夫觉察到资产阶级对革命的恐惧和敌视，他认为这是不对的。他向资产阶级许诺，俄国资本主义是有前途的；他呼吁面对战争造成的困难资产阶级应该向群众妥协，保护最重要的生产力——劳动群众，否则他们将沦为反革命派，其结果将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局面被破坏，改革将由新的革命政府实行。就这样，普列汉诺夫从俄国必然也必须走向资本主义这一认识出发，以历史发展规律的自觉体现者和执行者自居，竭力在工人和资产阶级之间调和，同时又对无产阶级左翼和资产阶级右翼都进行批评。[5]
普列汉诺夫上述与列宁针锋相对的论点尽管是在十月革命前提出的，但是它具有久远的理论和历史意义，因为后来那些试图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工具来质疑甚至否定十月革命的思潮基本上都是循着这一逻辑而来的，因此普列汉诺夫的上述观点绝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意见。普列汉诺夫是一位富有理论建树的俄国马克思主义先驱，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反对十月革命、批判列宁，这也表明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面临着巨大的分歧。换句话说，俄国革命如何发展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在时代发展中遇到的新问题。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导致了马克思主义的不同发展方向。列宁的回答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日后所谓的“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础。不过在不同时期，由于对十月革命的性质判断不同，列宁对普列汉诺夫的回应不完全相同。
在十月革命之前，由于认定革命的下一阶段是民主革命的新阶段，要为社会主义革命作准备（但还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列宁更多是从十月革命前的形势出发，结合他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证明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初步措施已经成熟。具体来说，这时列宁对普列汉诺夫的回应主要有如下几点：
首先，列宁否认自己的《四月提纲》主张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否认自己主张在俄国立即“实施”社会主义，否认要求马上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列宁承认，就客观的物质条件而言，俄国确实还不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还不能立即“实行社会主义”。在1917年俄共六大关于形势的讲话中他指出，“俄国无产阶级是在欧洲最落后国家中的一个国家内，在大量小农居民中间进行活动的，因此它不能抱定立即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6]。在《实施社会主义，还是揭露盗窃国家的行为》中，列宁辩解道，“老实说，只要查一下1917年4月24—29日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的决议就可以证明，布尔什维克也认为不能立即在俄国‘实施’社会主义。”[7]为了说明他主张的不是立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列宁多次对其纲领中经济措施的性质进行分析，指出它们只是向社会主义过渡性质的，这点前面第四章已作分析，此不重复。同样，对于“一切权力转归苏维埃”这一口号，列宁多次指出，它所要求的只是建立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专政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普列汉诺夫也注意到列宁对于俄国革命下一阶段性质的这种判断，例如，针对列宁说“我们的直接任务并不是‘实行’社会主义，而只是立刻过渡到由工人代表苏维埃监督社会的产品生产和分配”，普列汉诺夫认为这话是列宁对他自己过去的马克思主义观的迁就，即列宁不得不承认俄国还没有成熟到实行社会主义革命。[8]在1917年9月3日《新生活报》的一篇文章中普列汉诺夫写道，“为了公正起见，必须指出，列宁从来没有说过光是无产阶级的专政，他总是说城市工人、农民、农村雇农和一切‘贫民’的专政”。[9]
既然列宁也承认俄国革命的直接任务不是社会主义革命，那他又怎样在策略上同普列汉诺夫发生对立，怎样去反驳普列汉诺夫呢？实际上，类似的情况在1905年革命中出现过，当时虽然都承认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但是由于对资产阶级角色和无产阶级能动性认识不同，他们得出的策略原则差别极大。二月革命后，俄国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局势。列宁虽然承认俄国革命还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但是他指出不能由此得出支持资产阶级的结论：（俄国无产阶级）“不能抱定立即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但是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说，工人阶级必须支持资产阶级，或者必须把自己的行动局限在小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范围内……那就是极大的错误，在实际上甚至是完全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10]可以看出，这时的分歧与1905年有一定相似之处。
列宁认为，当时的战争使俄国处于特殊的境地。资产阶级利用战争大发横财，而普通工人却陷于失业和饿死的边缘；资产阶级置工人农民的性命于不顾，继续进行帝国主义战争；他们无意满足农民迫切的土地要求，推迟立宪会议的召开等等。列宁认为这种情况决定了无产阶级不可能给资产阶级以支持。也就是说，是俄国现实的斗争推动无产阶级带领贫苦农民去掌握政权。在《革命的一个根本问题》中列宁写道：“俄国今天的问题，决不是发明什么‘新的改革’，搞什么‘包罗万象的’改造‘计划’。根本不是这样。只有那些高喊反对‘实施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资本家、波特列索夫之流、普列汉诺夫之流，才会把问题说成这样，才会这样明目张胆地撒谎。”[11]列宁认为，由无产阶级领导革命并不是什么理论教条来决定的，而是由俄国的现实状况决定的。资产阶级无法领导解决俄国面临的问题，而只会使矛盾加深。只有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走出困境，使革命继续前进。列宁把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及社会革命党的分歧归纳为这样：“反对者说，‘既是资产阶级革命，就不应当谈社会主义’，与此相反，我们说：‘既然资产阶级不能摆脱现状，革命就要继续前进’”。[12]俄国面临的现实困境只有无产阶级领导苏维埃夺取政权才能解决，这是列宁对无产阶级要推动革命继续前进的主要论据。
但是列宁并不满足于这种论证，他还力图把这种由政治环境决定的无产阶级策略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把它作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步骤。列宁认为，他所主张的措施如土地国有化、辛迪加国有化、建立全民的计算和监督等，在俄国是具备条件的。列宁虽然承认俄国革命还不能是直接的社会主义性质的，但是他反对抽象的社会主义观，指出需要从现实出发来考虑社会主义的任务，即把社会主义的任务具体化。他批评普列汉诺夫等孟什维克“谈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时，总是从有利于自己的角度竭力把社会主义说得模糊不清，说它是一种跳跃”[13]，这样就把社会主义作为彼岸世界和现实对立、割裂开来。列宁认为，俄国没有立即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这并不等于说现在不能对大资本加以监督，“我们现在提出社会主义的问题，提法应当不同于过去，不能再提得模糊不清，而应当提得十分具体，这就是：土地国有化，对辛迪加进行监督，等等”，“我们提出的社会主义不是一种跳跃，而是一条摆脱业已造成的经济破坏的实际出路”。[14]列宁批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对于社会主义问题“抱着学理主义的态度”，即根据教条来看待：“他们把社会主义说成是遥远的、情况不明的、渺茫的未来。其实，社会主义现在已经在现代资本主义的一切窗口中出现，在这个最新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前进一步的每项重大措施中，社会主义已经直接地、实际地显现出来了。”[15]列宁认为这些措施虽然还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但是它们为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做好了必要准备，“实现这些措施就会使俄国一只脚踏进社会主义”。[16]也就是说，列宁虽然承认俄国不能立即实现社会主义，但是认为可以采取中间步骤然后再向社会主义过渡，而不是继续停留在资本主义范围内。这就是列宁在战争期间发展起来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的思想基础。
针对普列汉诺夫指责列宁的《四月提纲》为布朗基主义、无政府主义，列宁多次强调自己的策略与布朗基主义根本不同，因为在具体策略中列宁总是强调，工人要取得政权就必须把大多数群众争取过来。他写道，“我们不是布朗基主义者，我们不主张由少数人夺取政权。”[17]“在我的提纲中，绝对保险一点也没有跳过尚未失去作用的农民运动或整个小资产阶级运动，一点也没有由工人政府‘夺取政权’的儿戏，一点也没有布朗基主义的冒险行动，因为我直接提到了巴黎公社的经验。”[18]在制定有关的策略时列宁也保持了足够的耐心和谨慎，“假如我们在人们还没有了解到内战的必要性时就提出内战，那我们一定会陷入布朗基主义。我们主张内战，但只能是由觉悟的阶级所进行的内战。”[19]应该承认，列宁在七月事变前后对群众武装起义的态度，以及他坚持要在布尔什维克（及其同情者）在苏维埃中占据多数后才夺取政权，这些都表明列宁确实是按照马克思主义而非布朗基主义的策略来组织起义的。
十月革命后，列宁对革命性质的判断有了重大变化，他把十月革命看作是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见第五章第一节）。这样，面对普列汉诺夫的责难，列宁的上述反驳就不完全适用了，因为上述论证是建立在否定革命的下一阶段（即十月革命）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基础上的。一旦承认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列宁在理论上就直接面对普列汉诺夫提出的社会主义革命所需要的物质条件等棘手问题。因此列宁需要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寻找新的理论依据。综合来看，十月革命后列宁是从如下几个方面回应普列汉诺夫的责难的。
首先，列宁继续强调，二月革命后俄国面临的政治经济外交困境是促使苏维埃（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现实动力，这与十月革命之前的论证是相同的。例如，在1918年1月6日关于解散立宪会议的讲话中列宁讲道：“在推翻沙皇制度以后，俄罗斯的革命应当继续始终不渝地前进，决不能局限于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因为战争以及战争给疲惫不堪的人民所造成的空前灾难已经为社会革命的爆发打下了基础。……革命的烈火完全是由俄国所遭受的难以想象的痛苦和战争所造成的种种条件点燃起来的，战争尖锐而严峻地向劳动人民提出了一个问题：或者是奋不顾身地勇敢前进，或者是毁灭——饿死。”[20]列宁指出，十月革命是由这样的局面决定的：“或者是死亡，或者是彻底摧毁这个资产阶级旧社会。这就是我国革命的深刻根源。”[21]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中，针对考茨基批评俄国不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列宁的辩护也是强调当时的破坏。他指出，自己在1917年四月就提出革命不能就此止步，因为国家前进了，资本主义前进了，“经济破坏已达到空前的程度而要求（不管谁愿不愿意）向前迈进，走向社会主义。因为，不这样就不能前进，就不能拯救备受战争摧残的国家，就不能减轻被剥削劳动者的痛苦。”[22]在《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和《伯尔尼国际的英雄们》等文章中，针对考茨基提出的布尔什维克完全忽视经济条件而相信暴力万能的时候，列宁强调的还是这一点，他说道：“在国家遭到破坏的时候，我们主要的基本的任务就是维护工人的生命，拯救工人”，“社会主义就是从这种激烈的阶级斗争中提出来的”。[23]在列宁晚期的《论我国革命》一文中，面对社会革命党人重弹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因此无产阶级不应该过早夺取政权的老调，列宁写道：“面对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所造成的那种革命形势的人民，在毫无出路的处境之下，难道他们就不能奋起斗争，以求至少获得某种机会去为自己争得进一步发展文明的并不十分寻常的条件吗？”[24]由此可见，直到去世前，列宁一直都从俄国当时面临的现实困境的角度来说明十月革命的必要性，强调当时的危机要求由新的革命来解决。
列宁的这一论据用来说明革命——无论是什么性质的革命——的必要性是无疑是很好的。但是这一论据在十月前后的通用性恰恰说明了这一论据的局限性：它不能表明革命所具有的社会性质如何。要论证十月革命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还需要补充其他论据。列宁意识到了这点，他从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角度证明俄国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列宁承认，“俄国革命直接的迫切的任务是资产阶级民主性的任务：打倒中世纪制度的残余，彻底肃清这些残余……”[25]但是他同时也指出，自己早在1905年的《两种策略》中就提出了俄国革命两步走和两个联盟的思想，即将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设想。列宁认为，俄国革命的进程证实了自己的论断：先同全体农民反对君主制和地主，然后和贫苦农民及半无产阶级一起，反对资本主义，反对富农，俄国革命由此变成社会主义革命。他用十月革命的实践为例指出，“企图在这两个革命中间筑起一道人为的万里长城，企图不用无产阶级的准备程度、无产阶级同贫苦农民联合的程度而用其他什么东西来分开这两个革命，就是极大地歪曲马克思主义”。[26]不难看出，这里在论证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时，列宁强调的是革命的主观力量的决定作用，只要工人阶级准备好进行去斗争，社会主义革命就是完全可行的。在为十大政治报告写的提纲和《十月革命四周年》中，列宁更明确地指出，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及其程度“取决于斗争”：“我们知道社会主义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间并没有隔着一道万里长城，我们知道只有斗争才能决定我们（最终）能够前进多远，能够完成无限崇高的任务中的哪一部分，巩固我们胜利中的那一部分。”[27]“斗争，只有斗争，才能决定后一革命（即社会主义革命，本书作者注）能比前一革命（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本书作者注）超出多远。”[28]这里列宁更把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把社会主义革命能否实现完全看作是由政治斗争决定的了，而革命背后深层的物质状况和文化状况则没有提到。[29]
这种只强调政治斗争的社会主义革命无疑容易被指责为布朗基主义。布朗基主义是一种典型的政治斗争决定论，它认为可以通过少数组织良好的革命家的密谋以暴动的方式取得政权，然后保持政权，直到把人民群众吸引到革命方面，之后再对社会进行改造。[30]前面已经提到，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等多次批评布尔什维克的十月革命为布朗基主义，列宁也注意将自己与之划清界线。
十月革命后列宁多次结合俄国革命的具体进程来说明俄国革命与布朗基主义之间的区别。他写道：“假如两个首都和大工业中心的布尔什维主义无产阶级未能把贫苦农民团结在自己周围去反对富裕农民，那就证明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还‘没有成熟’，农民仍旧是一个‘整体’，就是说在经济上政治上精神上仍旧受富农、财主、资产阶级领导，革命也就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31]换句话说，列宁把无产阶级成功地领导贫苦农民夺取政权去反对富裕农民看作是俄国已经具备社会主义革命条件的一个标志。[32]或者说，列宁认为，俄国是否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不是一个纯粹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而这个实践问题已经由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十月革命的成功证实了。
列宁还指出，俄国农村革命比城市落后一个节拍，这是布尔什维克耐心准备、斗争的结果，布尔什维克并没有把自己一党的意志强加于人。由于布尔什维克的这种准备和斗争，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条件也成熟起来，最终促成了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由此布尔什维克的策略就同布朗基主义划清了界线，因为它争取到了农村多数人的参与。对此列宁写道：“假如布尔什维主义无产阶级未能等待农村的阶级分化，未能准备好这种分化并使之实现，在1917年10—11月就立刻试图‘命令’在农村中进行内战或‘实施社会主义’，而不同全体农民结成暂时的同盟（联盟），不向中农作一系列让步等等，那就是用布朗基主义歪曲马克思主义，那就是少数人企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多数人，那就是在理论上荒谬绝伦，不懂得全体农民的革命还是资产阶级革命，不懂得在落后的国家里不经过许多过渡，不经过许多过渡阶段，就不能把资产阶级革命变成社会主义革命。”[33]这样，列宁试图用十月起义的经验和农村社会主义革面的经验来表明，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严格合乎马克思主义的策略原则的，它争得了多数劳动群众的支持，与布朗基主义划清了界线。
列宁还进一步阐述了两种革命之间的关系。他指出，资产阶级革命可以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则可以顺便解决资产阶级革命的问题并巩固其成果。就这点而言，即使社会主义革命失败了，它的价值也是不能否定的。他指出，二月革命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是极其不彻底的，要完成革命，要巩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果，“就应当继续前进”，而他认为确实前进了。俄国民主革命的问题“作为我们主要的和真正的工作即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主义的工作的‘副产品’顺便解决了……”[34]这样借助社会主义革命，“资产阶级革命由我们进行到底了”。[35]他举例说道，十月革命之后实现了土地国有化，这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最好的基础，同时也建立了对过渡到社会主义来说是最灵活的土地制度。“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观点看来，俄国的革命农民已经走到尽头，因为从这种观点看来，比土地国有、比平均使用土地‘更理想’‘更激进的’办法是不可能有的。”[36]而这是布尔什维克依靠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才帮助农民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真正进行到底的。基于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在促进、深化、完成和巩固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的功绩，列宁提出，即使布尔什维主义革命即十月革命最后失败了，“也不能证明无产阶级不应该夺取政权，因为只有无产阶级才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真正进行到底了，只有无产阶级才为加速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到来做了一些重要的事情……”[37]
在本书看来，列宁对于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历史功绩的论证多少有点自我安慰的性质，同时也让人感到有些困惑。列宁不是按照社会主义自身的尺度——消灭资产阶级、消灭私有制和消灭剥削等——来衡量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度和功绩，而是从它帮助完成民主革命任务这点来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辩护，这恰恰表明民主革命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还占有很大的分量，民主革命还经常萦绕在列宁的意识之中。然而正是这点不得不让人困惑，因为我们知道，列宁在十月革命之后的几年内制定了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纲领，他并领导苏维埃国家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如工业国有化、商业国有化，建立国家对生产和分配的调节和监督等等。新经济政策从“战时共产主义”有所后退，但是1918年夏以后一些基本的经济改造并未触动，那么列宁在提十月社会主义的历史成就时为何不提这些？难道这些不是比彻底完成民主革命更为伟大和辉煌的成就么？列宁为何对他领导下的这些革命“成就”那么不自信呢？实际上，列宁晚年在回顾总结俄国革命时对其性质做了一定的限制，稍后我们将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
二、无产阶级占人口少数的国家能否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
在关于俄国十月革命的争论中，客观物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无产阶级是否应该夺取政权、是否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是最核心、最基础的问题。在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既在落后的俄国能否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社会主义革命要求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作为阶级斗争和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工具，因此这个问题是前一个问题的逻辑继续。
普列汉诺夫在十月革命前之所以反对列宁的继续革命策略，除了认为俄国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物质条件之外，还断言俄国无法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因为俄国无产阶级占人口很少。在他看来，“无产阶级专政只有在无产阶级占人口多数时才是可能的”，在俄国的条件下，要求占人口少数的无产阶级起来夺取政权，如果马克思在世，“马克思会毫不犹豫地宣布他（指列宁，本书作者注）是布朗基主义”。[38]普列汉诺夫进一步认为，在无产阶级不占人口多数的情况下夺取政权，如果不被反动势力推翻，就会由阶级专政转变为几十个人的专政[39]。
如果说十月革命前普列汉诺夫所说的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灾难性后果”还只是一种理论上的警告的话，那么十月革命后随着苏维埃政权向无产阶级专政的转变及这一专政自身发展逻辑的展开，对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经验的不同评价很快成为现实的政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考茨基替代普列汉诺夫成为与列宁争论的主角，他在著名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小册子中以马克思主义面貌出现的对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批判性评论，成为这次理论斗争的导火索。
我们知道，在1905年革命的争论中，考茨基关于俄国革命的观点同列宁的工农民主专政主张是比较接近的。[40]十月革命后，考茨基关于俄国革命的观点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他仍然认为俄国处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反对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因此考茨基和列宁的对立，在某种意义上是1905年的列宁和1917年的列宁的对立。
考茨基认为，十月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是早产的结果。他对布尔什维克的十月革命有一个经典的批评性的比喻：“他们所主张和实现的无产阶级专政无异于跳过或者以法令清除正常发展的各个相继阶段所有的障碍的一次崇高的尝试”，“他们的这种做法使我们记起一个怀孕的妇女为了缩短她所不堪忍受的妊娠期，竟然极其愚蠢地剧烈运动，以致早产”。[41]考茨基与普列汉诺夫一样，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只能在无产阶级占人口多数之后才能发生，“无产阶级只有在它代表人民的多数的时候，或者至少，有着人民支持它的时候，才能够取得政权”[42]，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可以通过普选获得多数的支持，因此无产阶级革命将是以民主的形式出现的，因此在考茨基那里“民主”实际上是社会主义实现的唯一形式。考茨基把专政和民主对立起来，认为它们只是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两种手段，而无产阶级专政消灭民主只有一种情况，那就是在极其落后的国家，各种有利的条件的特殊配合使无产阶级政党取得了政权，而人民中的大多数却不赞成或者甚至反对无产阶级政党。在这种情况下，普选的结果是反对社会主义政府的，如果这个政府不服从“人民的意志”，那么它就或者不得不采取教士的统治，或者依靠暴力。[43]
考茨基暗示俄国革命走的是后一条道路。他认为布尔什维克为了在无产阶级占人口很少的情况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必然会把“专政”的方法提高到“民主”的方法之上，这体现在他们对立宪会议的解散、对无产阶级之外的居民（甚至包括一部分工人）的选举权的剥夺等，而这些又必然引起内战（“内战在专政下是表示反抗的唯一形式”[44]），从而加剧俄国面临的苦难。“布尔什维克政权，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观念开始，终于必然地成为无产阶级内部的一党专政。但是这也许会在一个时期内是无产阶级多数对少数的专政，今天就连这一点也是可以怀疑的。”[45]考茨基还认为，苏维埃是俄国工人和农民的阶级组织形式，但是它一旦转变为国家组织，就把资产阶级的选举权给剥夺了，而这是不必要的，因为资产阶级在人口中只占很少，如果社会主义为多数人所支持的话，这些少数人的反对也不会碍事。他通过分析俄国1918年宪法中有关苏维埃选举的条文认为，苏维埃制度对于民主的诸多限制为导向个人独裁准备了条件。
由于考茨基过去在第二国际的理论权威地位，列宁对考茨基的批评高度重视。他专门让人取来了考茨基《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德文原文，并集中时间先后写了两个小册子加以回应，其中就包括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在这本小册子中，列宁发挥了他在《国家与革命》中关于国家的一般理论，批判了考茨基的纯粹民主论和他对资产阶级民主的迷信，揭露了民主的阶级性以及考茨基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隐瞒和歪曲。列宁的理论揭露和批判确实戳到了考茨基在理论上的一些弱点，如他的“纯粹民主论”和和平过渡思想的尾巴等。不过这里我们更关注的是列宁对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辩护，尤其是他将这种辩护转化为落后国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一般理论，这其中就包含着对马克思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改造以适应俄国落后的国情。
列宁首先结合俄国政治斗争的实际进程说明了苏维埃这一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出现的必然性。他指出，苏维埃这一阶级组织成为国家组织，这是现实阶级斗争演进的产物，是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者政治能动性发挥的结果。列宁认为，革命时期不同于阶级斗争和平发展的年代，在这里阶级斗争的“攻守逻辑”在发挥作用，这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资产阶级专政，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而苏维埃组织成为国家组织这是这一你死我活的斗争的逻辑结果。他写道，“在政治生活沸腾起来的革命时期，像苏维埃这种包括一切工业部门的全体工人以至全体士兵、全体劳动的贫苦的农村居民的组织，随着斗争的发展，由于简单的攻守‘逻辑’，必然要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想采取中间立场，‘调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愚蠢的，一定要遭到可耻的破产。”[46]
至于苏维埃剥夺资产阶级的选举权，列宁强调布尔什维克从来没有预先在理论上规定这点，“剥夺资产阶级的选举权，并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必需的和必要的标志”，列宁认为这是在阶级斗争的过程中涌现出来的，是纯粹俄国一国的现象。俄国资产阶级被排除出苏维埃，是由于资产阶级长期公开反对这一下层人民的阶级组织、甚至公开参加叛乱试图取消这一组织的结果。列宁指出，考茨基试图保留资产阶级在苏维埃中作为和平的、无害的少数反对派的设想是完全小市侩般的想法，考茨基的全部观念都是以阶级斗争的和平时期为基础的，它只适合没有革命的情况，而“在革命中所遇到的是内战中的无情的敌人”。[47]列宁还揭露了考茨基在区分剥削者和小生产者时玩弄的概念诡辩，指出苏维埃并没有剥夺大多数人口的选举权，他还列举了俄国苏维埃的政治特点，尤其是密切联系群众、吸引他们参加管理等，认为这些巴黎公社特点的继续，它们比资产阶级民主更真实、更直接。列宁承认，俄国革命最初面临的直接任务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但他认为布尔什维克并没有跳过这一历史阶段，而是循序同全体农民、农民中的贫苦农民即半无产者联合，一步步把俄国革命推向前进。他认为，布尔什维克充分利用了农民作为小资产者的革命潜力，从而充分完成了俄国民主革命的任务，并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进一步开展创造了历史条件。
列宁回应考茨基的关键在于他对苏维埃解散立宪会议问题的解释上，可以说这个解释包含了列宁关于俄国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核心思想。他写道，“关于立宪会议和布尔什维克解散立宪会议的问题，是考茨基整本小册子的中心问题。……第二国际思想领袖的这部著作满篇都在暗示布尔什维克‘消灭了民主’。这的确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重要问题，因为在这里，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的相互关系已经实际地摆在革命面前了。”[48]在《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中列宁用了整整一节的内容来说明这点（实际涉及到这个问题的地方则更多）。
列宁指出，解散立宪会议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布尔什维克在立宪会议选举中沦为少数。他强调自己早就在《四月提纲》中就指出苏维埃民主是新型的民主并高于资产阶级的立宪会议，并批评考茨基对这点视而不见。列宁坦率地承认，苏维埃政权解散立宪会议，是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利益的需要：苏维埃解散立宪会议，因为“革命的利益高于立宪会议形式上的权利”，“着眼于形式上的民主，那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观点，他们不承认无产阶级的利益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高于一切”。[49]列宁认为，苏维埃和立宪会议的冲突，实质上代表的是革命无产阶级和“动摇的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苏维埃取消立宪会议，是无产阶级战胜动摇的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结果，这就是其阶级实质所在。
列宁这里实际上指出，在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中，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关键问题在于无产阶级如何处理与动摇的小资产阶级的关系。列宁解决这个问题的基本依据仍然是小资产阶级不能起独立政治作用这一理论。他写道，小农生产者必然动摇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这是“为欧洲全部现代史所证实的马克思主义真理”，如果考茨基没有忘记这一点，他就“不能否认在小农生产者占优势的国家里必须实行无产阶级的专政”[50]。列宁对小资产阶级的这一政治特性本书前面已有大量的论述，此不重复。
尽管列宁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利益高于形式民主的利益，尽管他讥笑考茨基的“纯粹民主论”和“议会迷”倾向，但是有证据表明，列宁在考虑（落后国家）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时并非完全不考虑“多数”原则。他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承认这一原则的，但是在他那里，“多数”的意义并不简单等于工人数量占人口的比重超过50%，而更多是指有足够的支持无产阶级、支持社会主义的力量，甚至只是一个政治实力对比的问题。列宁的这一思想在他1919年9-10月起草的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几个提纲中得到了表述。[51]
在其中的一个提纲中，列宁对无产阶级专政做了数量关系分析。列宁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有三个主要集团，剥削阶级、被剥削阶级、中间分子；它们对应于三个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包括小农），而无产阶级专政则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形式。列宁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两个基本问题：1，“无产阶级占人口多数是个条件，就是说，只有在无产阶级占人口多数时无产阶级专政才是可行的”；2，“这一特殊阶段阶级斗争的形式。旧形式还是新形式？新在什么地方？”随后列宁列举了两种不同的阶级构成情况。在第一种情况中，各阶级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工人51%，小资产阶级40%，资产者9%。这应该算是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了，从下面可以知道，列宁把这个国家纳入帝国主义国家之列。这种情况下工人占人口的多数，按照传统的理解，这种情况下可以建立起无产阶级的统治了。列宁进一步认为，如果算上40%的小资产者中底层的10%是比较靠近无产阶级的，他们在政治上同工人站在一边，这样工人及其政治上的支持者就可以达到总人口的61%。
《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小册子的几个提纲》中文版书影[52]
列宁列举的第二种阶级构成情况为：工人20%、小资产者75%、资产者5%的情况，这种阶级结构显然是工业还不发达国家的情况，无产者在人口中只占少数。[53]不过列宁对小资产阶级进行了细分。他把它进一步分成三部分，其中30%（占全部人口的比例数，相当于全部小资产者的40%）为贫穷者，30%为中等者，15%为富裕者。这次列宁计算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政治支持者时，除了把小资产者中30%的贫穷者算进去之外，又把30%的中等者的一半即15%算进去，这样他得出反而有65%（20%+30%+15%）的人口在政治上支持无产阶级的结论。
列宁在旁边还加了一个补充，指出前一种情况（帝国主义国家）要剔除掉“无产阶级中的帝国主义者”[54]。这样综合考虑的结果，会出现无产阶级人口较少的落后国家支持无产阶级的政治力量反而比帝国主义国家相对更强的现象。[55]
显然，列宁作这样的数量分析是想说明，落后国家无产阶级虽然人口较少，但有可能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因而这种说明实际上是他对落后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的某种理论论证。这种粗略的论证再次表明，与小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关键问题，因为总计65%的社会主义拥护者中有45%来自小资产者（另外还有30%敌对的小资产者）。列宁在这两个提纲中由此确定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两项基本任务，第一条为镇压剥削者的反抗，第二条即为“对除无产者以外的全体劳动者经常不断给以指导性的影响”，而影响是一种特殊的斗争，其中包含“制服某种反抗”，虽然是完全不同的反抗；列宁由此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变成统治阶级。一个阶级的统治排斥自由和平等”。[56]在另一个提纲中他写道：“‘中立’中间分子、小资产阶级、农民。中立则靠说服、示范，用实际经验进行教育，用强力制止偏差等等”。[57]这里包含了无产阶级对跟它走的小资产阶级进行“领导”、对动摇的小资产阶级进行强制的思想，这是列宁关于小资产阶级缺乏独立的政治作用这一论断的逻辑结论。[58]列宁的这一结论我们在本章第三节已经见到。列宁这里的理论分析表明，无产阶级对小资产阶级的领强制已然成为落后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现象。
列宁上述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思考写入了1919年底的《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他在这篇著作中总结了俄国革命的经验，概括了落后国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应循序渐进的阶段及其注意点，这使得这篇文章带有强烈的指导政治实践的色彩，颇有社会主义革命操作手册的味道，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这篇文章是列宁用吹响新的政治行动号角的方式对各种反对俄国革命、质疑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批评进行的政治反驳。
列宁首先总结了在立宪会议选举中只获得25%选票的布尔什维克党能够取得胜利的几个因素：首先它获得了工人阶级大多数人的拥护，其次得到近半数军队的拥护，最后“在决定性时机和决定性地点，即在两个首都和靠近中部地区的各方面军中的力量占压倒的优势”[59]。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又运用政权的力量通过采取大量的政治经济措施（苏维埃、土地改革、工人监督等）来把中间力量争取过来（尽管这些力量可能曾经投票反对过布尔什维克）。列宁非常重视这点，把这看作是俄国无产阶级专政巩固的关键环节，他写道：“第二国际的‘社会党人’之所以不理解无产阶级专政，其主要根源就在于他们不理解：掌握在一个阶级即无产阶级手里的国家政权，可能并且应该成为把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吸引到无产阶级方面来的工具，成为把这些群众从资产阶级和各小资产阶级党派那里争取过来的工具。”[60]接着列宁“根据马克思学说和俄国革命经验”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巩固的一般过程：不是像考茨基所设想的那样，通过在反映“全民意志”的普选中获得多数支持掌握政权，而是应该首先选择合适的时机，在集结了足够强大的政治和军事的“突击部队”以后，推翻资产阶级争得国家政权，“然后用这一国家政权即无产阶级专政作为本阶级的工具来取得大多数劳动者的同情”[61]。
在列宁看来，资产阶级之所以能统治下去，“在极大程度上是靠它们对民众的欺骗，靠资本的压迫，以及在资本主义的本质这个问题上的自我欺骗”，尤其是对小资产阶级的欺骗。[62]这些小资产者，还包括一部分没有觉悟的无产阶级，他们占据了居民中的可靠的多数，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不能等到他们同资本主义决裂之后才夺取政权，而是应该如上所述在有利时机夺取政权，推翻资产阶级，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构，并通过剥夺剥削者来满足大多数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的需要，从而迅速博得这些群众的同情和拥护。也就是说，这些同盟者对社会主义的支持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提；他们的支持是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在运用政权的力量破坏资本主义存在的条件之后才获得的。列宁认为，在斗争最激烈的时候，选择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问题，不是用投票来表决的，而往往需要诉诸战争。他指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领导这些劳动者摆脱资本主义走向共产主义，“要小资产阶级和半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预先决定‘究竟是和工人阶级在一起还是和资产阶级在一起’这个极其复杂的政治问题，那是根本不可能的”[63]，他们只有通过亲身的实践才能做出选择。“在国内战争中，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首先是农民）的经验，他们把无产阶级政权同资产阶级政权加以比较、对照而得到的经验，有巨大的意义。”[64]
列宁认为，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的力量要比无产阶级在人口总数中所占的比重大得多，这既因为无产阶级在经济上控制着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中心和命脉，还因为无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代表资本主义制度下大多数劳动者的真正利益。由此他得出，“甚至当无产阶级占人口少数时（或者说当觉悟的和真正革命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占人口少数时），它也能推翻资产阶级，然后从人数众多的半无产者和小资产者中把许多同盟者吸引过来，因为半无产者和小资产者从来不会预先就表示拥护无产阶级统治，不会懂得无产阶级统治的条件和任务，而只是根据自己以后的经验才确信无产阶级专政是必然的、正确的和合乎规律的。”[65]到这里，列宁把俄国革命的经验完全理论化了，他以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原理和进程的形式论证了落后国家发生无产阶级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可能性。
不过，列宁也承认，上述结论是有一定前提的，即要求“资本主义发展到相当程度”。他从三个方面说明了这个基本前提的必要性。首先，没有这个基本条件，无产阶级既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也不能在罢工、游行示威以及与机会主义的多年斗争中得到教育和锻炼；其次，没有这个基本条件，就不会有经济上和政治上起决定作用的中心，无产阶级一经掌握这些中心，也就掌握了国家政权的命脉、心脏和枢纽；第三，没有这个基本条件，无产阶级的状况和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的状况就不可能那样息息相关、紧密相连，而这种关系是无产阶级影响这些群众、有效地诱导他们所必需的。[66]自然，在列宁看来俄国是完全满足这些条件的。
三、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的非资本主义道路与社会发展规律
在上述两个问题的争论中，列宁主要从政治斗争规律和阶级斗争策略的角度阐明了落后国家从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必要性和可能性。俄国十月革命的进程也证明，列宁所说的一些政治斗争规律是存在的，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充分利用这些规律，成功地夺取了政权，并取得了那只的胜利，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列宁在这场争论中暂时取得政治上胜利的标志。
但是政治上的胜利并不意味着理论上的无懈可击。在本书看来，列宁的上述论证还不能让人十分满意，因为他没有正面回答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等提出的俄国物质条件薄弱的问题——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一次性动作；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也不仅仅在于武装镇压资产阶级、赢得国内战争的胜利并对小资产阶级进行政治领导。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其最根本的历史任务和目标是要消灭阶级，向没有阶级、没有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转变，显然这一转变仅仅依靠对政治斗争规律的阐明是不够的，因为如果缺乏物质基础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这确实是唯物史观规定的。换句话说，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所强调的俄国缺乏“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物质基础这一点虽然不能成为反对俄国革命继续发展的依据，但是这种落后的物质状况对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种种制约仍然成立。否则，如果认为仅仅依靠政治斗争就能决定社会形态的转变，夸大阶级斗争在其中的作用而无视社会形态转换的经济前提，就会走向政治斗争决定论，从而陷入布朗基主义的迷途。
实际上，列宁在理论上是承认“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这一论点的，他认为这点是无可争辩的。[67]尽管他反对以此为由来否定俄国革命，他晚年还是深切感受到俄国物质条件匮乏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制约，为此他对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内涵给予了不少限定。他认识到，在缺乏世界革命支持的情况下，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完全的，是非常初步的，也是非常不巩固的。内战结束后列宁在列举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就时，更多强调的是它彻底完成了民主革命任务；在社会主义性质的成就方面，他强调最多的是苏维埃制度的确立，至于经济方面，他多次强调俄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还没有建成[68]。列宁开始将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分解为政治任务和经济任务，并指出了两者有不同的解决方式。他认为前者在俄国很好地完成了，但是后者却刚刚开始。后者的解决，必须依靠大工业，必须完成对小农的改造，而列宁深感俄国大工业基础的缺乏以及处理与农民关系的困难，并指出在大工业基础没有建成之前俄国的社会主义是不巩固的。这样列宁在某种程度上实际上承认，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只是完成了政治革命而没有完成经济革命。这也是前面列宁在用十月革命的成就来论证革命的必要性时更多强调的是革命彻底完成了民主革命任务而没怎么提及俄国社会主义改造的成果的原因所在。
这样，要真正完成俄国对十月革命的论证，列宁还必须在“破”的基础上“立”，即阐明生产力落后的俄国如何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经济任务，或者说俄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走向社会主义大生产的可能性及其方式问题，只有这样才算在理论上对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的挑战做出真正完整的答复。从根本上说，这个问题不是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提出来的，它是俄国革命自身面临的问题，是帝国主义时代相对落后国家社会发展道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出的新问题。马克思主义必须在回应这一问题中丰富发展。
对这个问题作一番简单的回顾也许是有益的。马克思恩格斯都探讨过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性。早在1848年欧洲革命期间他们就期望德国能发生不断革命，并且先后设想了德国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几种模式。[69]1856年马克思在一封信中还过设想德国发生一场农民战争赞助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70]在他们的晚年，马克思和恩格斯还认真探讨过俄国农村公社避开资本主义直接走向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即著名的“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探索是对《资本论》表述的社会发展道路的重要补充，它指出了落后国家历史发展的新的可能性。实际上，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明确反对把他在《资本论》中描述的从小农向资本主义的转变过程变为“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71]不过如前所述（见第五章第三节），凡是在马克思指出落后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场合，他都是有前提的，那就是这些国家必须有先进国家的支持：无论是在德国不断革命，还是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世界革命、西欧社会主义都是前提。
前面已经指出，列宁到晚年仍然坚持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有赖于西方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包括民族殖民地运动的支持）[72]，但是在政治上他认为，内战和反国外干涉战争的胜利表明苏维埃俄国已经初步赢得了在战争中保存自己的能力（虽然帝国主义的军事威胁和政治包围仍然存在），他用“均势”的术语来描述这种国际政治格局。这样俄国就面临着在一个时期内，不但没有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支持反而被帝国主义围堵的局面。因此，马克思所设想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前提在俄国的实践中并不存在。
在这样的背景下，在俄国如何恢复大工业、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上，经过几年的实践后列宁的思想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战时共产主义后期无产阶级和小农经济政治关系的恶化迫使列宁进行退却，重要的是列宁后来从理论上初步认识到，在俄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家，在小农占人口多数的情况下，无产阶级要维持自己的统治，要恢复大工业，就必须建立起工农之间的经济联盟，在无产阶级掌握的有限的大工业与小农经济之间建立起较为宽松的经济联系。为此列宁重新在俄国经济生活中引入商业原则（这曾经被看作是资本主义），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发展私人资本主义，并用国家资本主义的概念来描述这种现象。这样列宁在理论上初步回答了俄国无产阶级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之后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因此也完成了对十月革命开创的俄国道路的理论论证。应该说，只有到这里，列宁才在理论上较为完整地回应了以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为代表的旧马克思主义提出的挑战。
列宁将无产阶级专政与资本主义结合在一起的思想无疑是一种理论上的创新。实际上，在十月革命前的论战中，普列汉诺夫曾经把这作为一种空想进行过批判。普列汉诺夫是在批判所谓的中间派（“半列宁分子”）时演绎出这个概念的。当时普列汉诺夫批评中间派在理论上赞成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但是在实践上又跟在列宁后面对资产阶级采取不信任态度，他写道，“似乎他们希望今后俄国可以根本不要资产阶级而通过资本主义发展时期”，他们“希望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73]。在另外一个地方普列汉诺夫批评他们相信“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生产方式”[74]。也就是说，普列汉诺夫当时从反对的立场上已经接近了这种发展道路，因为苏维埃国家与资本主义的结合，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确切地说，这里的资本家是有的，但是并不占统治地位）。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国家资本主义”概念，同他在民主革命时期提出的“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革命”思想是类似的，它们都表明了列宁在概念上的灵活性，这使得他的概念能够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列宁提出国家资本主义并不是偶然的。
在晚年的《论我国革命》中，列宁站在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对他领导的这一十月道路进行了总结。针对社会革命党人苏汉诺夫对俄国缺乏社会主义条件的批评，列宁指出，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论点”，但是由此并不能说明无产阶级不能夺取政权。他强调在俄国当时的条件下工农“毫无出路”，而且俄国当时具备实现马克思在1856年设想的农民运动和工人革命相配合的情况，这时无产阶级就不应该无所作为。他承认俄国确实缺乏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文明，但他反问道：“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75]列宁还强调了俄国革命的特性，指出它是同帝国主义战争联系在一起的，这样的帝国主义大战在世界上是第一次，而俄国又是介于“文明国家”和东方各国之间的国家，因此俄国革命必然表现出某种特殊性：即在无产阶级人数较少的国家先夺取政权再发展经济向社会主义过渡。列宁强调，世界历史的发展道路并非是在“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发展的西欧道路”之外毫无选择。他认为俄国的这种特殊性，使得俄国革命的道路不同于以前的西欧革命，但它是符合世界发展的总的路线的，“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76]。我们看到，通过从历史发展道路和规律的高度对俄国革命经验的总结和提升，列宁在某种意义上再现了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表达的历史发展多样性的思想。
列宁开创的道路，即无产阶级利用有利条件首先夺取政权，然后有限度地利用资本主义作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特殊环节，是列宁历经艰辛，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俄国实际结合的结果。列宁敏锐把握世界历史时代的变化，深深根植于俄国的实践，初步探索出俄国在帝国主义时代新的发展道路，打开了马克思主义在东方国家的发展空间，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注入了勃勃生机。
需要牢记的是，列宁开创的这条非资本主义道路并不是没有悬念的。他在论述新经济政策时就已经指出了其中包含的各种危险。在他看来，无产阶级的国家资本主义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恰恰相反，它只是无产阶级专政时代阶级斗争的新形式（甚至是主要形式）。如果利用资本主义的尺度没有把握好，如果无产阶级在所有制上丧失了优势，那就是退回到资本主义了，其结果就是列宁所一直担心的资本主义复辟。因而，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并不是一条完全确定的平坦之途，其间必然充满了斗争、危险甚至反复。此外，面对这样艰巨的历史任务，列宁领导建立的那种无产阶级专政能否胜任这一任务？在这些问题上列宁只是进行了初步的探讨，更多的问题则留给了后人。
注释
[1] 在两轮争论之间，俄国党内在一系列策略和理论问题上有过许多争论，如关于“取消派”和“召回派”的争论，关于“造神派”的争论，以及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性质和策略的争论等。这些争论涉及的是俄国革命中的具体问题，对列宁革命思想的发展缺乏像这两轮争论那样的标志性意义。
[2] 本书以普列汉诺夫为孟什维克的主要代表来介绍他与列宁的争论，因为普列汉诺夫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他系统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并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批判列宁的《四月提纲》策略，因此他和列宁之间的理论争论能够集中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内部围绕十月革命争论的实质。
[3] 普列汉诺夫：《在祖国的一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279页，284页，279页，204页，22-24页，29页，244-245页，317页。
[4]参见普列汉诺夫：《在祖国的一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74页。
[5] 本段引文分别见普列汉诺夫：《在祖国的一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80年，207、317、392页。
[6] 《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436页。
[7] 《列宁全集》第三十卷，283页。
[8] 普列汉诺夫：《在祖国的一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80年版，23页。
[9] 普列汉诺夫：《在祖国的一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80年版，359页。
[10]《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436页。
[11]《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163页。
[12]《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438页。
[13]《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436页。
[14]《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438页。
[15]《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218页。
[16]《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436页。
[17]《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133页。
[18]《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142页。
[19]《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349页。临到十月革命发动前，列宁在《马克思主义与起义》一文中再次论述马克思主义的起义观和布朗基主义的区别。在十月革命发生前两天俄共的一次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列宁再次回顾了布尔什维克在二月革命后的策略历程，他一连反问自己近十个问题来确认自己的行动不是布朗基主义的。参见《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407页。
[20]《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243页。
[21]《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302页。
[22]《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301页。
[23]《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346-347页。
[24]《列宁全集》第四十三卷，370-371页。
[25]《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169 -170页。
[26]《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302页。
[27]《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169 -170页；另见《列宁全集》第四十一卷，365页。
[28]《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172页。
[29] 列宁的这一论点在某种意义上是当时第二国际流行的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观点的一种反动。实际上，在考茨基批评十月革命的论述中就能看到和平过渡的影子，参见Karl Kautsky, Demokratie oder Diktatur, s.12-13.
[30] 可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09页。
[31]《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306页。
[32]列宁多次说过，俄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从1918年夏开始的。
[33]《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306页。严格来说，俄国农村贫苦农民反对富裕农民的斗争很难说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因为斗争在经济方面主要在于强迫富农向国家按一定的价格出售粮食，并没收了富农的部分土地和生产资料以增强贫苦农民（很多农民由此转变为中农）。这场斗争只是使得俄国农村平均化了，它并没有由此建立广泛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及共同劳动，俄国农村仍然是一个小私有制的天下。
[34]《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172页。
[35]《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303页。
[36]《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316页。
[37]《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306页。
[38] 普列汉诺夫：《在祖国的一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80年版，256页。
[39] 普列汉诺夫：《在祖国的一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80年版，74页。
[40] 参见本书第三章第三节。
[41] 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读书·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58年，55页。
[42] 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读书·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58年，26页。
[43] 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读书·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58年，27，32页。
[44]《无产阶级专政》，读书新知学习三联出版社1958年版，72页。
[45]《无产阶级专政》，读书新知学习三联出版社1958年版，48页。
[46]《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264页。
[47]《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274页。
[48]《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265页。
[49] 《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270页。
[50] 《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298页。考茨基后来对自己的论点似乎有所缓和，在1920年出版的《民主还是专政》小册子中，考茨基承认俄国布尔什维克的专政有特殊的国情做基础，他写道：“由于农民政治上的冷漠，布尔什维克得以在人口中占据多数”，但他坚持认为在德国已经实现“民主”的情况下，专政对于德国革命来说并不必要。参见Karl Kautsky, Demokuratie oder Diktatur, Paul Cassirer, 1920, s4-6.
[51] 1919年是俄国内战最为激烈的问题，这一时期关于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争论也最为炽热。列宁非常关注对俄国无产阶级专政在理论上进行阐述，他在1919年前后写了大量的关于国家、自由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文章。这里引用的两个提纲是列宁为一个论述无产阶级专政的小册子准备的。这个小册子没有写成，提纲的有关思想吸收到了《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政治和经济》、《立宪会议和无产阶级专政》等著作中。
[52]《列宁全集》第三十七卷，429页。
[53] 不难想象，列宁举出这种例子是想说明像俄国这种比较落后的国家的情况。但是实际上，俄国工人占人口的比例显然远不足20%。列宁1920年的一次讲话中指出，俄国当时有四百万人工人（见《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350页），而当时总人口在1亿左右，也就是说，俄国无产阶级占全国人口的比例只有大约4%。
[54] 在这个小册子的第二个提纲中，列宁提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英国工人贵族的论述，见《列宁全集》第三十七卷，433页。另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小册子的提纲》，《列宁全集》第三十七卷260页。
[55] 在另一个提纲中列宁在第31点就“多数”写道：“51%（αα）无产阶级要比20%（ββ） 无产阶级少，如果αα中帝国主义的影响和小资产阶级的反抗较大的话”（《列宁全集》第三七卷，434页）。在《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小册子的提纲》的第17点列宁又提到了这组数据对比（《列宁全集》37卷，259页）。
[56]《列宁全集》第三十七卷，430页。
[57]《列宁全集》第三十七卷，430-431页。
[58] 工农关系的这种特点是无产阶级专政在落后国家实现必然要采取的形式，然而列宁在区分无产阶级专政的一般和特殊（即俄国特征）时把这算到无产阶级专政的一般里去了（《列宁全集》第三十七卷435页）。也就是说，列宁把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经验一般化、理论化，提升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一般原理了。
[59]《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11页。列宁把这看作是阶级战争中的政治规律：“在决定性时机和决定性地点在力量上占压倒优势，这个取得军事胜利的‘规律’也是取得政治胜利的规律，特别是在残酷的、激烈的、称为革命的阶级战争中取得政治胜利的规律。”（《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第7页）列宁这里揭示了政治革命的特殊规律。他曾经正确地指出，无产阶级虽然人数不多，但是它能起的政治作用远远大于它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可以说，无产阶级同其自身人数不相匹配的政治作用加上对上述政治斗争规律的自觉运用，成为俄国布尔什维克能够夺取全国政权的秘密所在。
[60]《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11页，黑体为本书作者所加。
[61]《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12-13页。这里国家是纯粹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一理论观点也被列宁发挥到了极致。“把国家政权当作一种圣物，当作一种偶像或者是正式投票产生的合力，当作“彻底民主”的绝对物（以及诸如此类的胡说）。他们没有看到国家政权不过是一个工具，各个阶级可以而且应该利用（并应该善于利用）它来为自己的阶级目的服务。”（《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12页）在上面提到的《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几个提纲》中有一条就是这样写的“国家=仅仅是它（即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工具”（《列宁全集》第三十七卷，431页）。
[62]《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22-23页。
[63]《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17页。
[64]《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17页。
[65]《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23页。
[66]《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15页。
[67]《列宁全集》第四十三卷，371页。
[68] 参见《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450页；《列宁全集》第四十三卷，105页；等等。
[69] 参见Hal Draper, Karl Marx’s Theory of Revolution, Monthly Review Press, 1987, p201-250.
[70]《马克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九卷（中文第一版），48页。
[7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466页。
[72]在他的最后一篇文稿《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中列宁对问题的提法仍然是俄国如何坚持到“社会主义革命在比较发达的国家里获得胜利”。（《列宁全集》第四十三卷，391页）
[73] 普列汉诺夫：《在祖国的一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221页。
[74] 普列汉诺夫：《在祖国的一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268页。
[75] 《列宁全集》第四十三卷，371页。
[76] 《列宁全集》第四十三卷，370页。列宁这里是从唯物史观的高度对考茨基的再一次反驳。我们记得，考茨基曾经在《无产阶级专政》中讽刺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是早产儿，认为布尔什维克“所主张和实现的无产阶级专政无异于跳过或者以法令清除正常发展的各个相继阶段所有的障碍的一次崇高的尝试”（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58年，55页）。列宁强调俄国革命道路的合规律性，是对考茨基以“正常发展的各个相继阶段”为由批评十月革命的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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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曹浩瀚。来源：《列宁革命思想研究》。责任编辑：黄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