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走向社会主义的迂回之路：帝国主义包围下俄国无产阶级政权的生存之路

今年4月22日，是列宁诞辰150周年纪念日。列宁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他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同时在资本主义发展为帝国主义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同第二国际伯恩施坦、考茨基机会主义及其在俄国的变种经济派、孟什维克等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思潮的斗争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为纪念列宁诞辰150周年，激流网将连载《列宁革命思想研究》一书，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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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帝国主义包围下俄国无产阶级政权的生存之路

内战的胜利使列宁认识到苏维埃政权保存自己的能力，并提出了“均势”的概念来说明俄国短期内赢得了生存的能力。但是他仍然担心发生战争的可能性。[1]在内战刚刚结束后召开的俄共十大上，列宁指出俄国革命胜利要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是世界革命的胜利，第二个是搞好工农关系。然而当时这两方面的情况都不妙：世界革命的形势低落；农民不满当时的粮食制度，甚至爆发了农民暴动。因此苏维埃政权虽然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但是在政治上它并不安全。实际上，如何防止俄国革命发生“热月”反动和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一直在困扰着列宁。[2]在帝国主主义的包围下、在一个小农占人口多数的国家保持无产阶级专政，成为列宁战后思考问题的出发点。

在列宁看来，内战结束后苏维埃俄国的政治主要包括下述三组关系：（1）无产阶级先锋队对本阶级群众；（2）无产阶级对农民；（3）无产阶级（和农民）对资产阶级。[3]在这三组关系中第三个是相对比较容易的，因为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消灭：在经济上通过国有化以及战时各种没收和征税政策它已大大削弱，在政治上其选举权被剥夺，各种政治组织已经被完全取缔，因而国内的原资产者已无法对苏维埃政权构成威胁（当然逃亡国外的资产阶级和国际资产阶级的勾结还有较大的危险）。剩下的是无产阶级对待农民以及无产阶级先锋队对待本阶级群众的关系。列宁临去世前，最惦记的也是这两个问题。为了阻止资产阶级复辟，他提出必须防止两个分裂，即防止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分裂，防止无产阶级先锋队即俄共的分裂（尤其是防止俄共领导层的分裂）。这两个“防止”，成为列宁巩固俄国一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考虑，以下分别述之。

一、建立工农经济联盟须以坚持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为前提

内战结束后，俄国主要剩下了两个阶级，即在内战中损失极大的工人阶级和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主要是是小生产者中农），无产阶级对待农民的问题成为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问题。1921年春的喀琅斯塔得暴动凸显了工农关系的紧张状态。列宁对暴动进行了坚决镇压，并由此进一步阐述了他关于俄国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农政治关系的思想。

内战后期俄国工农关系的紧张使列宁对小农的政治评价趋向消极。他认为，由于连年战争带来的极大困难，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和无政府主义倾向加强起来，这直接危及布尔什维克政权。在喀琅斯塔得暴动中水兵们直接站到了布尔什维克的对立面，要求没有布尔什维克的苏威埃。列宁由此把小资产阶级看作是政治上反动的阶级。在1921年3月俄共十大关于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讲话提纲中，列宁就提到了农民的“反革命性”的问题，并指出“这种反革命性已在反对我们”[4]。他认为资产阶级正在竭力煽动农民反对工人，竭力煽动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自发势力来反对工人，“这一切将直接导致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说，导致复辟资本主义，复辟地主和资本家的旧政权”[5]。在《俄罗斯联邦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军事联盟》一文中，列宁认为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是反动的，如果起独立的作用就会使资产阶级有利，为此他引用了恩格斯关于纯粹民主派在1848年革命中的反革命作用的有关论述。[6]列宁还多次联系历史上的革命经验，把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看作是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革命复辟的基本阶级原因所在[7]，以此证明小资产阶级的反动性。

当然农民的政治代表们并不这样看，他们认为自己并不赞成白卫军的统治，他们希望寻求既非无产阶级专政、又非资产阶级专政的中间道路。列宁批判了那种试图寻找第三条道路的想法。他再次发挥了小资产阶级不能起独立作用的观点，认为农民作为零星分散的小生产者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不是由资产阶级来联合就是由无产阶级来联合，其他的道路是不存在的；农民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不满如果转化为试图摆脱无产阶级起独立作用，其结果就一定会导致资产阶级复辟，在这个意义上列宁把小资产阶级看作是反革命复辟的“政治跳板”。他写道：“我们不能忘记现在还有各种阶级存在，不能忘记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反革命势力是导致白卫分子卷土重来的政治跳板”[8]。他还结合喀琅斯塔得水兵事件指出，“尽管起初喀琅施塔得的水兵和工人所提出的……政权变动是很小的，或者说是不大的，他们只是想在贸易自由问题上改变一下布尔什维克的主张，看来变动并不大，口号好象还是‘苏维埃政权’……，实际上非党分子却做了白卫分子的垫脚石、跳板和桥梁。这在政治上是必然的。”[9]总之，列宁根本否认这种第三条道路的可能性，认为“只有妄自尊大的纳尔苏修斯们才会侈谈和幻想‘第三条’道路，‘第三种力量’”[10]。

既然小资产阶级不能起独立的政治作用，除了无产阶级专政或者资产阶级专政不存在‘第三条’道路；既然向小资产阶级让步是退步到资本主义的政治跳板，任何向右的一步都将导致资产阶级复辟，那么合乎逻辑的结论是对小农在政治上的动摇不能做出任何妥协，无产阶级应该把全部政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在《论粮食税》的提纲中列宁是这样写的：“政权稍向右转＝灭亡”；“我们公开向农民说，他们必须作出选择：或是选择布尔什维克政权，那时我们可以在保住政权的前提下作一切可能的让步，然后领导他们走向社会主义；或是选择资产阶级政权。其他一切都是欺骗。”[11]在俄共第十次紧急代表会议上，瓦雷基斯提出在政治上向农民阶级让步，列宁把这一主张斥为“根本非共产主义的思想”[12]。

不仅如此，列宁还指出，在动摇分子多而少数坚定分子（无产阶级）要掌握政权的情况下，占少数的无产阶级不可避免地要对农民实行一定的强制。对此列宁并不掩饰，他说道：“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在农民占多数的情况下，想要不采取强制手段就能收到税，据我所知，这样的‘共产主义’现在还没有”[13]。这样我们看到，列宁关于俄国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农政治关系思想进一步发展了，之前他为了社会主义革命论证了工农在政治选举权利上的不平等，现在他进一步指出必要时占少数的工人可以对多数的农民采取强制！列宁的这一思想与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提到的对小农要耐心加以引导的观点相比无疑有了很大的不同。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引入了居于领导地位的劳动者（工人）对被领导的劳动者（小农）施加强制的思想，其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当然，列宁在政治上的强硬并不意味着列宁认为不能对小农作任何妥协。相反，列宁认为，在坚持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情况下，布尔什维克可以做出一切可能的让步。由于在政权问题上没有商量的余地，那么这种妥协必然体现在经济上。而从满足农民最迫切的经济要求入手无疑是最方便的，这就是用粮食税替代余粮收集制，即新经济政策的最初起因。列宁最初看待新经济政策也主要是从政治角度看的。[14]不过这种妥协有其限度：“从工人阶级的观点看来，只有当这种妥协支持工人阶级专政并且成为一种消灭阶级的手段时，它才是可以容许的、正确的和原则上可行的”[15]；在另外一个地方他提出，对农民的让步“当然是以无产阶级在保持统治阶级地位的条件下可以作的让步为限”。[16]

在政治上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毫不放松而在经济上对农民进行妥协，这曾被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解释为经济右转、政治左转，他们（包括俄共党内的部分人，如上文提到的瓦雷基斯）把它称之为“祖巴托夫主义”，马尔托夫还指责布尔什维克欺骗了农民阶级。对这些攻击列宁进行了回应。他指出，祖巴托夫主义的实质是在经济上对各被压迫阶级作小小的让步，以此来维护压迫者阶级；在无产阶级没有夺取政权的时候，沙皇希望通过经济上的让步使无产阶级放弃夺取政权、消灭剥削阶级的努力，这就是祖巴托夫主义。但是在俄国，无产阶级已经夺取了政权并领导农民为消灭剥削阶级而斗争，而领导农民，就是实行消灭阶级而不是依靠小生产者的路线：“如果我们离开了这条根本的和主要的路线，那我们就会不成其为社会主义者，就会滚到小资产者阵营，滚到无产阶级当前最凶恶的敌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阵营里去”。[17]

列宁指出，无产阶级的目标是消灭资本主义、建立共产主义，在这个过程中需要领导农民，但不是像对待地主和资本家那样，而是必须经过耐心的工作和长期改造。在俄国这样落后的国家，还需要经历许多的苦难，分配苦难的根据不是根据抽象的平均原则，而是以无产阶级的利益为准绳，要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保证走共产主义道路”为前提。列宁认为现在俄国农民懈怠了，无产阶级就应该对他们作出让步，目的也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他还指出，在国内战争时期，农民获得的经济利益超过工人，他们的生活总体上比以前大大改善了，中农化了。现在为了实行巩固大工业的路线，在经济上对农民让步，对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那部分劳动者让步，这是唯一正确的政策，而这些都不是所谓祖巴托夫主义之类的指责可以理解的。

列宁表示，俄国无产阶级对农民是开诚布公的，他们决定向农民让步的范围和限度，并且坦率地说明这个范围和限度，因此他认为这里根本没有欺骗的问题，更何况一个阶级是骗不了另外一个阶级的。他认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关系问题只能是这样的——“任何别的道路都是通向米留可夫的道路，都是使地主和资本家复辟的道路……”[18]

二、以巩固无产阶级政权为政治斗争的准绳

在处理无产阶级与农民这一最重要的阶级关系上，列宁坚持把维护无产阶级专政放在第一位。列宁的这一思想贯穿在他对一些更为具体的政治问题如对小资产阶级政党和出版自由等问题的看法上。

列宁对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毫不妥协和退让，对于小资产阶级的政党的态度则更为严厉。前面已经提到，当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在内战期间宣布放弃与苏维埃政权为敌并不再寻求武力推翻布尔什维克政权之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将其合法化（实际上并没能完全合法化，见第五章第二节）。1921年春喀琅斯塔得水兵暴动后，列宁认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等在背后起作用，对它们进行了镇压，并对社会革命党领袖组织了政治审判。此后直到去世，列宁对这些政党的态度都很坚决，他视这些政党为白卫分子的代表者、同谋者和掩护者，严禁他们进行政治宣传。

在列宁看来，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等主张的中间道路虽然表面上不偏不倚，但实际上这种道路将成为资产阶级复辟的政治跳板。例如，他认为如果喀琅斯塔得水兵暴动推翻了布尔什维克，上台的小资产阶级很快就会被资产阶级收拾，他把这看作是国外白卫分子声援这次暴动、声援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原因所在，列宁因此称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为资产阶级白卫分子的帮凶[19]。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列宁的态度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在1921年5月他仍然称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是“无产阶级当前最凶恶的敌人”[20]。俄共转向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后，孟什维克把这看作是他们自己的胜利，认为这是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的证明。列宁则认为这种论调起着干扰作用，跟白卫分子没什么区别，例如他写道：“以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为首的所有白卫分子都兴高采烈地说：‘啊哈！你们退却了！’”[21]我们看到，这里列宁甚至直接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看作是白卫分子的代表。在1922年3月7日给出国同志的信中列宁仍然指出，丝毫不能相信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因为“他们是白卫分子的最危险的实际帮凶”[22]。

由于认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与白卫分子是一丘之貉，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是不自觉地为白卫分子服务，列宁始终把这两个党看作是苏维埃的敌人。[23]在俄共十大的报告中，列宁讲道，“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不论是公开的还是装扮成非党人员的，他们的安身之地应该是监狱（或者是国外的杂志社）”[24]。在1922年初《关于司法人民委员部在新经济政策下的作用》一文中，列宁要求“加紧惩治苏维埃政权的政治敌人和资产阶级代理人”，并特别指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要求“由革命法庭和人民法院采取最迅速、最符合革命要求的方式加以惩治”。[25]在1922年3月俄共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中列宁仍然把他们作为政治敌人看待，他指责孟什维克对待新经济政策的论调是在散布惊慌情绪，认为对其应当“严厉地、残酷地、无情地惩罚”。[26]他甚至口头上提出：“凡是公开宣传孟什维主义者，我们革命法庭应一律予以枪决，否则它就不是我们的法庭……。”[27]在十一大政治报告的总结发言中列宁指出，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允许扩大农民的贸易自由，但是不允许贩卖那些“全靠世界各国资本家的金钱出版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政治书刊”[28]。孟什维克指责布尔什维克把它们关进监狱而允许资本主义存在，列宁指出资本主义只是在农民需要的范围内才允许存在，没有它农民就无法生活，“而没有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宣传，我们可以断定，他们，俄国农民是能够生活的”[29]。

至于俄国无产阶级专政与形式民主（如普选、自由等）的关系，列宁在苏维埃制度建立后就开始对这些范畴给予否定性的评价，因为在他看来苏维埃民主是比资产阶级代议制民主更高级、更先进的民主，对此前面已有介绍此不赘述。这里只补充一点，即在内战结束之后，列宁更多地从现实政治斗争的角度说明它们与无产阶级专政不相容。下面以出版自由为例。

我们知道，在出版自由问题上，在十月革命前列宁曾提出报纸国有化的设想，他设想按党派力量来分配宣传资源。苏维埃政权成立不久列宁封闭了一些反对苏维埃的资产阶级报纸。内战结束后，俄共党员米雅斯米科夫提出，由于已经实现从“国内战争”向“国内和平”的转变，在政治上应进行改革，实行出版自由，使“从君主派到无政府主义者都享有出版自由”[30]，并认为出版自由可以揭发俄国出现的胡作非为、营私舞弊等现象。为此列宁在1921年8月2日专门给米雅斯米科夫写了一封信来帮助他认识错误。列宁指出，资产阶级的出版自由具有虚伪性，它是资产阶级收买、欺骗的自由。特别是俄国还处于国际资产阶级的包围之下，无产阶级专政还很弱小，在这种情况下，“在受到全世界资产阶级这个敌人包围的俄罗斯联邦提出出版自由，就是让资产阶级及其最忠实的奴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有建立政治组织的自由”，因为报刊是政治组织的中心和和基础。[31]因此列宁认为，出版自由就是让国际资产阶级来收买立宪民主党人，收买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这样在列宁看来，出版自由是世界资产阶级手中的武器，它是不合乎党性的、反无产阶级的口号。列宁指出，在资产阶级比无产阶级专政还强很多倍的情况下，让其拥有建立政治组织的自由就是自杀。

米雅斯米科夫希望通过出版自由来治疗苏维埃国家的弊病，列宁认为这不是在治病而是在杀人——“您本想医治共产党，抓住的却是一剂致人死命的药”，因为他认为出版自由会助长资产阶级的力量，而不会用来祛除俄共的弱点。列宁指出，对于苏维埃国家的这些弊病，“不应当用‘自由’（给资产阶级的）来医治，而应当用无产阶级的和党的办法来医治”。具体来说，就是要增加苏维埃与非党群众的联系，吸收党外群众来参加工作，让党外群众来检查党员的工作等等；此外，还可以通过党报来对这些弊端进行揭露。列宁也承认这些是吃力的、艰苦的、见效慢的工作，但他认为只有这些才是真正无产阶级的、有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工作，而且通过这些是可以医治好党的毛病的。[32]

三、在加强先锋队领导的前提下发展同群众的联系

无产阶级先锋队对本阶级群众的关系问题是俄国无产阶级专政面临的另一个基本问题，列宁在列举俄国的“政治问题”时曾经把它列为第一位。列宁处理无产阶级先锋队与非党群众关系的思想，是他关于俄国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总的来看，内战结束后，由于俄国无产阶级力量大大削弱和俄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现实，列宁在实际中不得不把强调的重心放到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上。

列宁多次指出，在过渡时期必须有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领导，无产阶级则是共产党所要依靠的唯一阶级，这在列宁那里也是毫无疑问的。在内战时期，每到关键时刻，列宁都会直接诉诸俄国工人阶级（尤其是彼得格勒等大工业城市的工人），而俄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和战斗精神也常给列宁以新的触动。在1919年12月的俄共第八次代表会议上，列宁就称赞彼得格勒是“一到危急关头就成为确实产生出新的力量的奇妙城市”[33]。苏俄为了保证工人阶级的领导，给予工人以政治上的优势使其在苏维埃等国家机构中占有多数地位。因此，工人阶级是苏维埃俄国所主要依赖的基础，这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列宁并不神化俄国工人阶级。他清醒地认识到内战对无产阶级造成了极大的消极影响。俄国工人阶级队伍本来不大，内战期间无产阶级的优秀分子被大量送往战场，很多人在前线牺牲。战争造成的经济衰败，又使留在工厂的工人无以为生，许多工人回到农村，或者在城市变为街头商贩。列宁由此指出俄国工人阶级非阶级化了，他们大量地染上了小资产阶级的特点和情绪；“工人成了贫苦农民的先进的领袖，并不就成了圣人。他领导人民前进，可是他也染上了小资产阶级的涣散毛病。”[34]“动摇分子的人数多。我们的人数少。”[35]列宁这里无疑指出了在帝国主义包围下，在落后的俄国建立和维持无产阶级专政所面临的困境。

尽管俄国无产阶级的力量大大削弱，但是与孟什维克不同，列宁并没有放弃无产阶级专政，他要坚持无产阶级政权直到世界革命重新来临。他写道，“俄国的和国际的现实情况是，即使无产阶级要经历一个丧失阶级特性的阶段，即使有这些缺点，无产阶级仍然能够实现夺取和保持政权的任务”。[36]面对着少数坚定的无产阶级对付大多数不坚定的动摇的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局面，列宁认为，少数人应该牢牢地把政权保留在手中[37]。

在工人阶级非阶级化的情况下，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得不更加强调先锋队的领导作用。列宁认为，工人队伍中最有组织、最有觉悟、最守纪律和最坚决的工人愈少，这些队伍就愈容易涣散，他们中间不可避免地充满着小资产阶级动摇性，以及种种行业狭隘性或偏见及恶习，而要抵制这些落后的东西，就必须有工人阶级政党即共产党的领导：“不这样，便不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38]。

列宁还从理论上论证先锋队专政的必然性。我们知道，列宁在民主革命时期就认为，革命民主专政不是由全体人民实现的，而是由革命人民来实现的。[39]列宁的这一思想在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延续了下来。他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不是由无产阶级全体来实现的，而是由其先锋队——共产党来实现的：“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由包括全体无产阶级的组织来实现，因为不仅在我们这样一个极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在所有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都还那样分散，那样被人鄙弃，在某些地方还受人收买，以致无产阶级专政不能直接由包括全体无产阶级的组织来实现。只有吸收了阶级的革命力量的先锋队，才能实现这种专政。”[40]在俄共十一大上，列宁提到国家资本主义时甚至直接把国家等同于先锋队：“国家资本主义是同国家联系着的，而国家就是工人，就是工人的先进部分，就是先锋队，就是我们。”[41]从无产阶级先锋队与无产阶级群众的这个关系出发，列宁批评了工人反对派提出的由生产者大会来作为社会生产的管理机构的设想，论证了俄国当时实行的集中管理和委任制的必要性[42]。列宁还把工人反对派要求生产者自治、反对委任制的主张斥之为无政府工团主义，认为他们的主张实质是要取消党的领导，并认为这会导致亡党。[43]

列宁关于无产阶级先锋队与阶级群众关系的上述观点被孟什维克指责为波拿巴主义。他们批评布尔什维克依靠军队和国家机构而不顾“民主”的意志，内战结束后他们呼吁布尔什维克实行“民主”，向普通工人求助。对此列宁指出，俄国工人力量不是没有极限的，无产阶级经过战争的损耗之后进入了一个较为缓慢的力量成长过程，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现象，这不是由于什么人或什么党派的过错，而是由于客观原因。[44]列宁认为，俄国实际的“工人阶级力量”现在由两部分组成，一是这个阶级的强大先锋队即俄国共产党，这个党用25年的实际行动给自己争得了唯一革命的阶级“先锋队”这一角色、称号和力量，其次是因丧失阶级特性而大伤元气、容易受孟什维克和无政府主义者影响的分子。列宁由此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多多相信工人阶级的力量”这个口号，实际上是在加强孟什维克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影响。[45]

基于对无产阶级先锋队与非党群众关系的这种认识，列宁对待非党群众会议的态度值得玩味。1921年春夏之交，非党代表会议问题在俄国变得突出起来。由于强调俄共的政治领导地位，列宁对其他政党的政治影响非常警惕，他把非党代表会议看作是俄共必须争取的政治舞台，因为他担心非党代表会议成为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从事鼓动和组织活动的场所。[46]在《论粮食税》一文的最后，列宁谈到这个问题时指出，“非党代表会议并不是什么值得崇拜的东西”，它能使俄共接近千百万尚未接触政治的群众，这是有益的，但是如果会议变成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讲坛那就是有害的。他提出“采用一切方法来和尚未接触过政治的劳动群众建立更紧密的联系，但是决不采用那些使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得以活动、使对米留可夫有利的动摇得以发展的方法。”列宁并没有要求取缔非党代表会议，但是要求对召开非党代表会议非常审慎。为此他给各省省委写了密电，在密电他写道：“非党代表会议的经验充分证明，这种会议成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进行鼓动的场所；因此，召开非党代表会议必须极其慎重。如果在每一个工厂没有事先进行充分细致的准备，决不允许召开这类会议。省委应向党负责，保证每次非党代表会议都取得成功。”[47]

当然，强调俄共对非党群众的领导只是列宁关于无产阶级先锋队和非党群众关系思想中的一个方面。列宁并没有把先锋队看作是脱离无产阶级群众的力量，恰恰相反，他认为先锋队如果离群众太远，脱离群众，必然会导致失败。在《论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作用的提纲草案》中列宁写道：“对于一个人数不多的共产党来说，对于一个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来领导一个大国在暂时没有得到较先进国家的直接援助的情况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共产党来说，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就是先锋队往前跑得太远”[48]；在《论战斗的唯物主义的意义》中列宁指出，“先锋队只有当它不脱离自己领导的群众并真正引导全体群众前进时，才能完成其先锋队的任务” [49]。正是因为这样，列宁虽然在1920年底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中反对工会国家化的提法，但是他仍然承认工会对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意义，把工会看作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把它看作是无产阶专政的蓄水池，是“共产党和群众之间的传动装置”，“没有工会这样的基础，就不能实现专政，就不能执行国家职能。而这些职能必须通过一系列特别的、并且同样是某种新型的机关，即通过苏维埃机关来实现。”[50]又如，在在反官僚主义斗争中列宁尤其强调非党群众的作用，他提出要加强党同非党群众联系，吸收非党群众参加工作甚至是参与改组国家机关[51]，利用群众监督、依靠群众来反对官僚主义成为贯穿列宁晚年反官僚主义斗争思想的红线。

四、保存一国无产阶级专政要求统一的纪律

我们知道，内战时期在阶级斗争“攻守逻辑”的作用下，俄共自身也出现了权力集中的趋势，但是这并没有立即从根本上改变党内的民主生活（尤其是在高层）——这点我们可以从党对公开争论的容忍度窥见一二。十月革命之后，以列宁为首的俄共中央多次受到来自党内“反对派”的挑战：从布列斯特和约时期的“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到内战时期的军事反对派以及以奥新斯基、柯伦泰、萨普龙诺夫等为代表的工人民主派，再到后来关于工会问题争论中的托洛茨基及布哈林等与列宁的争论，可以说俄共党内反对派连绵不绝。[52]

对于党内派别斗争，直到1920年俄共九大列宁都是宽容的，他认为这是正常的，是党健康和有活力的表现，是党员依据党章所享有的权利。他写道：“党内各派，只要是正确的，它们之间结成联盟永远是需要的。这应当始终是实行正确政策所必不可少的条件”；“让两派都有代表参加中央委员会吧，那就成了联盟。中央委员会就这样组成吧。这样结成了联盟，一年到头都有地方可以进行论战，而不只是在召开党代表大会的一周中才能进行论战”。[53]但是在内战时期，过多的党内争论无疑会对党的统一行动产生掣肘，从而妨碍党以一个整体同其外部主要敌人作斗争，这点在1920年末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中表现得极为明显。当时列宁已经觉察到农民对于苏维埃政权的不满正在积累，因此酝酿向新经济政策转变，但是这场持久的争论干扰了这个工作，使党忽视了外部环境好转背后潜伏的内部危机，以致没能避免1921年初的喀琅斯塔得暴动。[54]另一方面，工会争论不久，俄共开始调整政策从战时共产主义转向新经济政策，这按列宁的说法是进行退却。在他看来，越是退却时期越需要纪律来加以约束：“当我们实行空前困难的退却的时候，当全部关键在于保持良好的秩序的时候，如果有人散布惊慌情绪，即使是出于好意，我们对这种稍微破坏纪律的人也必须严厉地、残酷地、无情地惩罚”。[55]在这种背景下，列宁不再容忍党内派别斗争。

在俄共十大上，列宁对派别活动进行了完全否定。他指责反对派为了反对而反对，提不出认真的建设性建议，“批评没有内容”；在他看来，在内战刚刚结束的时候花大把的时间进行争论是很“奢侈”的事。除了浪费时间、干扰工作之外，列宁更强调派别斗争危害党的统一。他把反对派的存在看作是分裂党的行为，而“党必须团结，党内不容许有反对派存在——这就是从目前形势中得出的政治结论”[56]。在关于派别活动决议的初稿中列宁这样写道：“必须使一切觉悟的工人都清楚地认识到，任何派别活动都是有害的，都是不能容许的，因为即令个别集团的代表人物满心想要保持党的统一，派别活动事实上也必然会削弱齐心协力的工作，使混进执政党内来的敌人不断加紧活动来加深党的分裂，并利用这种分裂来达到反革命的目的。”[57]后来列宁更把派别活动上升到事业成败的高度，他以历史上的革命教训为例来说明这点：“18、19和20世纪的历次革命的全部经验都十分清楚地和令人信服地说明，只要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队的统一、力量和影响稍微受到削弱，这种动摇的结果就只能是资本家和地主的政权以及私有制的复辟（恢复）。”[58]

列宁强调“决不容许发表任何派别言论”。他要求党员在对党的缺点进行批评时“应当使一切实际的建议以尽量明确的形式毫不迟延地立刻提交党的地方和中央领导机关去讨论和决定”。此外，“在批评的形式上应当考虑到党处在敌人的包围之中这一情况”而不能使批评被敌人所利用；任何对党的一般路线的分析或对党的实际经验的总结，对党的决定的执行情况的检查，以及关于如何纠正错误的方法的探讨等等，不能事先交给按某种“纲领”等等形成的集团，也就是不能在小范围内进行内部讨论，而只能直接交给全体党员讨论。对于采取派别活动的党员，“可以采取党内一切处分办法，直到开除出党”。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列宁提出赋予中央委员会以开除中央委员的权利，“对中央委员则可把他降为候补中央委员，甚至采取极端措施，把他开除出党。”[59]

列宁提出的禁止党内派别斗争决议及其对中央委员的处理条款，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原则自1903年重建以来最重大的变化。实际上，在1903年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后，布尔什维克本身就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的一个派别，它甚至有时还有自己的中央。列宁试图取缔党内派别斗争和规范对党的批评，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为对党的批评划了一个界限，而这个界限在理论上又是不容易区分的，这就使得派别斗争可能成为党内斗争中打击对手的方便工具。而规定中央委员会有权开除中央委员党籍更是党内民主制度上的第一次，因为从法理上讲，中央委员的权力是由党代表大会赋予的，中央委员只能由代表大会来解除职务和开除党籍。这一规定使得中央委员会得以分享党代表大会的最高权力，进而为党权力的递次集中提供了“合法”的制度基础。对此列宁自己是很清楚的，他写道：“让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有权开除中央委员，这是任何时候任何民主制和任何集中制都不容许的。”[60]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下，经过利弊权衡，列宁终于还是起草了这样的条款。后来这一条款作为秘密条款被大会通过，事后也没有公开，列宁表示不希望这条在以后的党内生活中被运用。[61]也许是考虑到取缔党内派别斗争对党内民主的消极影响，作为补救，列宁要求更经常地出版能就问题的实质来进行批评的《争论专页》和专门文集。

禁止党内派别斗争的决议并没有消除列宁对于党分裂的担忧。除了在实践中继续反对派别斗争外[62]，在临去世前列宁仍然在思考这一问题。列宁深知，俄共虽然取得了内战的胜利，但这是以自身力量的极大损耗为代价的，俄国工人的非阶级化和小资产阶级化不能不影响到俄共自身的结构。在1922年3月十一大召开前列宁指出，“目前我党就大多数党员的成分来说是不够无产阶级的”；列宁认为，就绝大多数党员的政治修养的平均水平来说，他们在“多数的农民迅速觉醒、投入独立的阶级政治的情况下”难以实现真正无产阶级的领导，这不能不让列宁对俄国的无产阶级政权感动担忧。[63]此外，俄共的执政地位和规模的不断膨胀也不能不大大影响其结构和性质。在1921年十大上列宁针对俄共已达50万党员指出，俄共已经转变为一个群众性的党，这使得党更容易受俄国的小资产阶级氛围影响；而俄共成为执政党后，“参加执政党的诱惑力是很大的”[64]。针对这些情况，列宁曾几次提出清党（包括对干部进行清理），并要求延长党员预备期（工农区分对待）等以纯洁党的队伍。[65]

面对俄共党内状况的复杂化和俄国面临的国内外条件的不确定性，列宁不得不把主要的希望暂时寄托在老布尔什维克身上。他写道，“只要不无视现实，那就应当承认，目前党的无产阶级政策不是取决于党员成分，而是取决于堪称党的老近卫军的那一层为数不多的党员所独有的巨大威信。”[66]因此在列宁看来这一层的稳定对党、对俄国的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都起着关键作用。他指出，“只要这层党员中间发生小小的内部斗争，其威信即使不毁掉，也必定会削弱到不再起决定作用的地步。”[67]在列宁去世前的思考中，他指出了可能造成党的分裂的两个原因，一个是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可能的分裂，“一旦出现这种情况，采取任何措施，怎么谈论我们中央委员会的稳定性，都是没有用的。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措施都不能防止分裂。”[68]然而对此列宁是没有把握的。另一个原因是现存的党内领导人之间的矛盾。为了防止由个别领导人不和导致分裂，列宁提出扩大中央委员会的规模，他认为这会大大加强“党的巩固性”和“党的稳定性”，会有助于党在敌对国家间进行斗争，而他认为这种斗争在最近几年可能而且一定会大大尖锐化。[69]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列宁对于党能否保持统一稳定的忧虑及这种担忧的国际斗争背景。列宁在十大上禁止派别斗争、后来主张扩大中央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等等，其主观目的都是为了保持党的统一稳定、防止分裂，因为党已经成为俄国无产阶级专政乃至整个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关键。

总之，在帝国主义包围下，在俄国无产阶级占人口比例较少且力量大大削弱的情况下，列宁把无产阶级专政的落脚点最终放到了党领导层的统一稳定上，由此而来的理论观点和实际政策对俄国的未来发展影响是深远的。

五、新时期列宁关于苏维埃建设思想的若干新特点

在列宁那里，俄国一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面貌是由帝国主义包围、俄国小农占多数以及无产阶级非阶级化这样的内外条件决定的，因此俄国无产阶级专政在新经济政策时期与战时共产主义时期保持了一定的连续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列宁经济过渡思想的转变对其无产阶级专政思想没有影响。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对俄国无产阶级专政作了一些新的探讨，其中比较重要的思考有两点，一是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和商品流通作为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工具，二是把工人罢工作为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维护工人利益和反对官僚主义的手段。

十月革命后，在建立巴黎公社式国家的过程中，列宁很快就发现苏维埃中存在着官僚主义弊病，他在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同时也越来越关注反官僚主义的斗争。转向新经济政策之后，列宁仍然重视反官僚主义的斗争。[70]随着经济工作的展开，列宁这个时期比较强调俄国落后的经济文化尤其是小农的广泛存在对官僚主义的催生作用，这与他内战时期对官僚主义的分析有了明显的不同。在俄共十大上他指出，“官僚主义在我们国家制度中已经成为这样一种脓疮，以致我们的党纲也提到了它，这是因为它和这种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及其涣散性有联系。”[71]“农民愈分散，中央机关的官僚主义也就愈难避免。”[72]在《论粮食税》中列宁再次对官僚主义的经济根源进行了分析，他分析的重点仍是小资产阶级的涣散性：“小生产者的分散性和涣散性，他们的贫困、不开化，交通的闭塞，文盲现象的存在，缺乏农工业之间的流转，缺乏两者之间的联系和协作。”[73]列宁这里对官僚主义与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对小农与中央集权的官僚国家的分析是非常相似的，这也表明列宁对官僚主义的分析在走向深入。俄国落后的经济结构对社会主义革命的阻滞作用逐步全面显现出来。

在俄国的大工业还没有能力来直接改造小农的情况下，允许地方经济流转、发展小工业就成为打破小农的闭塞隔绝状况、发展农民之间的经济交往和普遍联系的一个重要环节。正因为如此，列宁指出“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同中世纪制度、同小生产、同小生产者涣散性引起的官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则是幸福。”[74]在俄国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候列宁还能这样辩证地认识资本主义，这不能不让人感慨他在理论上难得的清醒和勇气。借助资本主义的发展来克服小生产基础上的官僚主义，成为列宁反官僚主义的新动向。

新经济政策列宁还有另外一个重要思想，就是在苏维埃制度下让劳动者组织起来克服自己的涣散以对抗官僚主义，这其中他又特别重视工会在反官僚主义中的作用。早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初列宁指出，新经济政策不是阶级斗争的消灭，而是阶级斗争以新的形式的继续。列宁这里是有所指的——他预见到，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除了围绕新经济政策本身的斗争外，由于允许资本主义企业的存在，工人和资本家的矛盾仍然会存在（即使国家对资本主义调节很成功）。为了维护这些工人的利益，列宁认为应该允许他们罢工。在《关于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的提纲草案》（该文虽然没有正式成文，但是其中表达的思想却极富有启发性）一文中列宁提出，今后工会的最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在无产阶级同资本作斗争时从各方面全力维护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75]，为此他提出要对工会的机构进行改组，恢复自愿入会制，设立罢工基金等。列宁强调，工会对于工人利益的保护不仅仅是针对资本主义企业，它也适用于国营企业，因为在他看来，在改行商业核算原则之后，国营企业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在按照资本主义方式来经营（列宁把“商业原则”等同于资本主义原则），这样就必然会产生工人和管理层的矛盾。“由于迫切需要提高劳动生产率，使每个国营企业扭亏为盈，由于必然会产生本位利益和过于热中本位利益的现象，这样做难免造成工人群众同国营企业的经理即管理人员或同企业主管部门在利益上的某种对立。因此，即使在国营企业中，工会也义不容辞应维护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阶级利益，使之不受雇用他们的人侵犯”[76]。

值得注意的，在两种情况下列宁都提到把罢工作为工人维护自身利益的重要手段。列宁认为，由于俄国还处于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大工业没有完成，市场居于统治地位，在这种情况下阶级斗争还存在，这就决定了不能放弃罢工这一斗争形式，“不能在原则上同意实行用强制的国家调解代替罢工的法律”[77]。当然，列宁也指出，这种罢工同资本主义国家下工人罢工为了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这一最终目的不同，苏维埃条件下的“罢工斗争的最终目的只能是通过同这个国家的官僚主义弊病，同它的错误和缺点，同资本家力图逃避国家监督的阶级野心等等作斗争，来巩固无产阶级国家和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78]也就是说，列宁把罢工看作既是工人在资本家面前维护自己利益的手段，又是工人同苏维埃国家的官僚主义斗争的手段。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允许工人通过罢工的形式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这对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无疑是富有启发意义的。

注释

[1] 1922年十一大上列宁谈到俄国胜利的三个条件中，第一个就是不发生战争。后来在热那亚会议期间，在会议因意大利内阁变动延期召开之后，列宁马上又把战争的可能性提到首位。

[2] 例如，在1921年5月论粮食税的提纲中列宁就提出“热月反动”的可能性，他自问自答道：“是‘热月政变’吗？头脑清醒地看待，或许是的？会发生吗？会见分晓的。”（《列宁全集》第四十一卷，396页）

[3]《列宁全集》第四十一卷，379页。

[4] 值得玩味的是，对于这种言论列宁是禁止媒体直接报道的，他要求在报刊上缓和“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相互关系”。（《列宁全集》第四十一卷，365页）

[5]《列宁全集》第四十一卷，20页。

[6]《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9页。恩格斯曾经称纯粹民主派为“反动派”，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252—253页。

[7]《列宁全集》第四十一卷，131页。

[8]《列宁全集》第四十一卷，24页。

[9]《列宁全集》第四十一卷，19页。

[10]《列宁全集》第四十一卷，227页。

[11]《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55页。

[12]《列宁全集》第四十一卷，311页。

[13]《列宁全集》第四十一卷，316页。

[14] 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在经济上向农民做出退让以建立工农经济联盟的思想，同民主革命时期工农民主专政下的工农联盟已经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列宁把自己的联盟思想同当时孟什维克向农民妥协、结成联盟的思想进行了对比，指出有两种不同的工农联盟：一种是他自己坚持和实践的联盟，即无产阶级使农民摆脱资产阶级的剥削、领导和影响，把他们争取过来，以便共同战胜剥削者；另外一种是孟什维克的联盟，他们认为农民占大多数，因此多数应当决定一切。列宁指出，“由于农民不能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那实际上只能意味着让资本主义复辟。口号都一样：和农民结成联盟。但我们这样提，意思是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45页）

[15]《列宁全集》第四十一卷，298页。

[16]《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114页。

[17]《列宁全集》第四十一卷，312页。

[18]《列宁全集》第四十一卷，314页。

[19]《列宁全集》第四十一卷，225-227页。

[20]《列宁全集》第四十一卷，312页。

[21]《列宁全集》第四十三卷，9页。

[22]《列宁全集》第四十三卷，50页

[23]《列宁全集》第四十三卷，128页。

[24]《列宁全集》第四十一卷，229页。

[25]《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424-245页。1922年6-8月组织了对社会革命党领袖的大规模审判，其罪名是帮助白卫分子和外国干涉者，并进行反革命宣传鼓动。参见李永全：《俄国政党史》，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256-257页。

[26]《列宁全集》第四十三卷，87页。

[27]《列宁全集》第四十三卷，87-88页。列宁之所以这样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认为，在退却时期（新经济政策）需要更为严格的纪律否则会导致灭亡，因此针对孟什维克和第二国际的人利用这个退却证明（十月）“革命跑得太远了”的时候列宁说“让我们枪毙你们吧。要么劳驾收起你们的观点，要么你们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在我们的处境比遭到白卫分子直接进犯时困难得多的条件下，还要谈自己的政治观点，那对不起，我们就要把你们当作最可恶最有害的白卫分子来对待。”（《列宁全集》第四十三卷88页）

[28]《列宁全集》第四十三卷，116-117页。

[29]《列宁全集》第四十三卷，117页。本书特意主要引用了列宁在1922年3月份以及以后关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态度的著述，这除了说明列宁晚年政治思想的需要外，还想针对这样的一种观点，即一部分学者提出列宁晚年曾主张其他政党合法化，其论据就是列宁在1922年1-2月间在《政论家札记》的提纲中“关于孟什维克合法化”的字样，本书以上所引已经可以证明，列宁根本上没有认真考虑将这种“合法化”付诸实践。实际上，列宁将“合法化”写入提纲未必证明他同意这些观点；它们也可能是作为将被批判的言论而出现的，至少列宁在提纲中并没有正面表达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30]《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85页。

[31]《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85页。

[32]《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84-90页。米雅斯米科夫在1923年出了一个小册子重提他的要求，但是观点有所修正，不再要求给所有派别自由，而只提给工人出版自由，不给资本家和知识分子自由。关于米雅斯米科夫与列宁的冲突，可参见Paul Avrich , Bolshevik Opposition to Lenin: G. T. Miasnikov and the Workers' Group, Russian Review, Vol. 43, No. 1, pp. 1-29. 对于苏维埃制度之外的政治模式，列宁也很敏感。如奥新斯基提出要实行“内阁制”，列宁说这人“完了”，“中央应该设法制止关于内阁的议论，即使被制止的人提出申诉也没有关系。”（《列宁全集》第四十三卷，120页）

[33]《列宁全集》第三十七卷，393页。

[34]《列宁全集》第三十四卷，340页。

[35]《列宁全集》第四十一卷，231页。

[36]《列宁全集》第四十一卷，306页。

[37]《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246页。

[38]《列宁全集》第四十一卷，85页。

[39] 见本书第二章第二节。

[40]《列宁全集》第四十卷，200页。

[41]《列宁全集》第四十三卷，84页。

[42] 列宁把委任制，即掌握人事的权力看作是实行政治领导的必然环节。他批评工人反对派“不仅反对‘委派方法’——直到现在这还是一种主要的方法——而且反对任何的‘委派’，也就是说，归根到底反对党对非党群众的领导作用。”（《列宁全集》第四十卷，242页）

[43]《列宁全集》第四十卷，242页。俄共十一大专门通过了有关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决议。

[44]《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144页。

[45]《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143页。

[46] 虽然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等在内战结束后不能进行公开的政治宣传，但是俄国仍有不少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进行地下活动。

[47]《列宁全集》第四十一卷，244-246页。俄共中央还写了一封“致各省委、县委，各共产党党团和工会”的信，信中指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为非党工人会议“都做出了专门的指示，利用非党代表会议达到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反革命目的。我们的党组织对此应当予以注意。”信中强调要选择恰当时机，而不允许在对工人阶级的敌人有利的时机下“将这种代表会议强加给我们”，非党代表会议要为工厂中的选举胜利做准备等。信中还介绍了彼得格勒的经验：“彼得格勒为召开最近一次非党代表会议在每一个企业里事先举行了下列四个会议：（1）全体党员加上同情者；（2）工厂代表会议；（3）代表会议加全体党员；（4）工厂全体人员大会，在这个大会上通过了前三个会议就已准备好的参加非党代表会议的候选人名单和指令。”信中要求县委将每次非党代表会议的筹备情况、经过和结果上报省委，省委则上报中央。列宁在对信的批注中要求各地严格执行，不力者将被开除党籍。（《列宁全集》第四十一卷，246页）

[48]《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372页。

[49]《列宁全集》第四十三卷，23页。

[50]《列宁全集》第四十卷，200页。

[51] 例如列宁晚年提出改组中央执行委员会，使至少60%的委员是不在苏维埃机关担任任何职务的工人和农民，改组工农检查院增加非党群众的比例，以及通过上述非党代表会议选非党代表参加基层苏维埃等等。

[52] 关于俄共党内反对派的有关情况，可参考R·V·丹尼尔斯：《革命党良心——苏联党内反对派》，北京出版社，1985年。

[53]《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303页-304页。

[54] 1920年底爆发的这场争论无疑是俄共党内活跃的斗争的一种延续，但是它又有着其特殊的政治经济背景。政治上，它是俄国面临的外部政治军事形势开始缓和而政治上和经济上的高度集中尚没有松懈时期爆发的派别斗争，反对派在斗争中所持有的话语就是要求民主、批判政治集中和官僚主义。

[55]《列宁全集》第四十三卷，87页。

[56]《列宁全集》第四十一卷，28页。

[57]《列宁全集》第四十一卷，78页。列宁在起草关于派别问题的宣传指示中尤其突出反对派被斗争对保持统一的意义，他写道：“关于这个问题的宣传，一方面应当从保持党的统一和实现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意志的统一是保证无产阶级专政胜利的基本条件这一观点出发，详细说明派别活动的害处和危险性……”。（《列宁全集》第四十一卷，81页）

[58] 《列宁全集》第四十一卷，87页。

[59] 具体条文为：“在对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采取这种极端措施时，应当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并请全体候补中央委员和全体中央监察委员参加。在这种党的负主要责任的领导者的全体会议上，如果有三分之二多数认为必须把某个中央委员降为候补中央委员或开除出党，那么这项措施就应当立即实行，扩大民主，发扬自主精神，检举、揭发和驱逐混进党内来的分子，如此等等。”（《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65-66页）

[60] 《列宁全集》第四十一卷，97页。

[61] 然而规则一旦产生，它就有着自己独立的发展逻辑。有研究者认为，列宁作为临时政策提出的不希望在实际中加以运用的这个制度成为日后联共党内斗争的杠杆，它给党内对“中央”有意见的党员试图结合起来影响、改变党的行动施加了紧箍咒，同时也给党内斗争中占据组织优势的一方打击反对力量提供了最佳的组织罪名，并进而成为加速党内权力集中的极好工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第四国际的著名理论家曼德尔称这个时期是列宁一生中政治上的“黑暗岁月”。参见[比]曼德尔：《权力与货币》，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144页。对这一条款的讨论可参见[美]罗伯特·文森特·丹尼尔斯：《革命的良心——苏联党内反对派》，北京出版社，1985年，229-241页。这一条款的重要性近年来日益为国内学者所重视。

[62] 在1922年十一大列宁警告施略普尼科夫不要妄谈派别，认为这不是好玩的事。

[63]《列宁全集》第四十三卷，18页。

[64]《列宁全集》第四十三卷，19页。

[65] 列宁指出“下次清党就要轮到那些以行政官员自居的共产党员了”,但是他也承认，清党本身并不能解决问题，清党也不是总有效可行：“我并不是建议再进行一次大清党，因为我认为这在目前是不切实际的，但必须找出一些在事实上进行清党的办法，即减少党员数量的办法，只要对此动动脑筋，我相信是可以找到一些可行的办法的。”（《列宁全集》第四十三卷，20页）关于清党的消极影响，可参见Victor Serge: Memoirs of a Revolutionary, 1901-1941,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p135; Sheila Fitzpatrick, Russian Revolu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107等。

[66]《列宁全集》第四十三卷，19页。

[67]《列宁全集》第四十三卷，19页。

[68]《列宁全集》第四十三卷，338页。

[69] 《列宁全集》第四十三卷，337-338页。

[70] 在新经济政策之初他曾在一个提纲中提出“新三条鲸鱼”的提法，其中之一就是反官僚主义斗争。《列宁全集》第四十一卷，361页。

[71] 《列宁全集》第四十一卷，25-26页。

[72] 《列宁全集》第四十一卷，42页。

[73]《列宁全集》第四十一卷，218页。

[74]《列宁全集》第四十一卷，217页。

[75]《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366页。

[76]《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367页。

[77]《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367-3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