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列宁说过这么一段话，原文我找不到了，大致意思是这样：我们从来不挑形势，什么形势就做什么事情，高潮来了，我们就冲锋陷阵，低谷的时候，我们就做细致的群众工作以待时机。我们也从来不抱怨沙皇管得太严，搞得我们没有工作空间，敌人总会用最严厉的手段打击和限制我们，而我们也会用我们的手段还击。列宁的意思很明确，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不论形势如何，他都毫不气馁、满腔热忱地创造条件开展工作。
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是这样。在任何形势下，他们从来都没有气馁，都是在积极的从事着革命工作。这一方面源自他们对无产阶级的强烈感情，另一方面源自他们掌握的科学理论。他们深刻的认识到社会经济结构中各种对抗性因素，以及由此必然带来阶级对立和阶级冲突。因此，他们知道革命终将爆发，知道点滴的工作必将汇成滔天的巨浪，也知道当前细小的量变对整个历史质变的巨大意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渴望革命爆发。对一个革命者而言，革命能够在自己有生之年爆发，而革命爆发时自己还不至于太老因此还能身体力行的参加革命，这是最幸福的事情。但是，并不是每个革命者都能够获得这种幸福。1848年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再也没能等到德国革命爆发。
哪怕革命不能在他们有生之年爆发，他们也将一生献给了革命，他们是所有革命者的榜样。
学习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光要学习理论，学习科学的方法，还要学习他们革命的热情和意志，做到“不以形势高涨而喜，不以形势低落而悲”，不论是革命高潮还是低谷，都以最饱满的热情，最高效的方式开展工作。
二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他们那个时代最伟大的革命家，但他们仅仅在1848年短暂地参加过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此后就是漫长的革命酝酿时期，他们再也没有亲自参加过以推翻政府为当前直接目标的革命活动。
1850年前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清晰的认识到，革命的第一波浪潮已经过去，短暂的和平来临了。马克思在伦敦开始了漫长的研究生涯，恩格斯在曼彻斯特从事那令他厌恶的生意活动，他们想尽办法和其他革命者保持联系，但革命的浪潮毕竟过去了。之后漫长的十余年间，他们饱受着岁月的侵蚀，相互之间只能以书信交换思想。
马克思面临的考验会更多一些，这部分是他自己造成的。马克思和燕妮都不善于持家，他们自身继承的遗产不少，恩格斯给他们的支持也并不少，但他们不会精打细算过日子。有钱的时候就给小孩请家庭教师，买钢琴，没钱的时候就饥一顿饱一顿的过。因为贫穷，马克思常被房东赶出家门，因为贫穷，马克思有三个小孩夭折。马克思的生活一塌糊涂。
在革命看似最没有希望的日子，在众多1848年革命的流亡者颓废的日子，在资产阶级政府突飞猛进的日子，马克思在继续着革命的工作。马克思整日泡在大英图书馆，翻阅资料，查看文献，为写作《资本论》做准备。1864年之前，《资本论》的手稿就基本完工，但《资本论》第一卷1867年才出版，而第二卷更是在马克思逝世后的1885年才出版。为什么呢？因为1864年第一国际成立了。
三
在经历了十几年的低谷之后，欧洲工人运动站在了新的起点上，准备开始新的征程。马克思和恩格斯先后参加了第一国际的工作，马克思更是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第一国际的工作。他每周都要和第一国际的主要领导成员举行例会，讨论常规事务，汇总各地的工人运动情况，起草决议，等等。此时的马克思已经年近五旬，但他仍像年轻人一样忘我的工作。不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能够重新参加革命的具体工作，都是无比开心的。《资本论》是伟大而重要的，它奠定了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基石。但是，对马克思而言，亲自推动革命的进程，是更有意义的事情。多年之后，列宁有过相同的看法，列宁在《国家与革命》的最后部分写道，“我当时已经拟定了下一章即第7章《1905年和1917年俄国革命的经验》的提纲。但这一章除了题目以外，我连一行字也没有来得及写，因为1917年十月革命前夜的政治危机妨碍了我。对于这种妨碍，只有高兴。但是本书第2册看来只好长时间拖下去了；做出革命的经验是会比论述革命的经验更愉快、更有益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肯定是愉快的，第一国际不同程度促进或者领导了欧洲各国国家的工人运动，他们又回到年轻时候革命年代的火热生活。然而，这种愉快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多久。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后，第一国际事实上就趋于消亡。
四
马克思是1883年逝世的，在生命中最后十年，他一方面通过书信和各国的革命者保持联系，一方面直接在思想上领导着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大家翻看《马恩选集》会发现，第一二卷基本都是马克思的文章，第三卷开始，多数是恩格斯的文章，特别是1871年之后，马克思被《选集》收录的文章，相对出名的似乎只有《法兰西内战》和《哥达纲领批判》。这部分是因为马克思此时身体状况已经很差了，他不能如年轻时那样拿起笔战斗了，常年劳累以及不健康的生活方式（酷爱抽雪茄）极大的损害了他的身体。
即使如此，马克思还是热烈的盼望着革命的爆发，以至于每当他看到革命有爆发希望的时候，就会做出一些夸大的，甚至从我们后人看来是“自欺欺人”的判断。1877年俄土战争爆发，列宁说当时“东方的危机使马克思非常高兴”，马克思认为，“俄国早已站在变革的门前，为此所必需的一切因素都已成熟了。由于土耳其好汉……打击了……变革的爆发将提前许多年……要是老天爷不特别苛待我们，我们该能活到这个胜利的日子吧。”
但革命终究没有爆发。马克思1883年去世，这一年，民意党最后一个执委被捕，普列汉诺夫和查苏利奇等人在欧洲成立了第一个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小组，而彼得堡的马克思主义也才刚刚以小组的形式开展工作。革命要在1905年才爆发，而1917年俄国革命才获得胜利。列宁说，“老天没有让而且看来也不可能让马克思活到这个胜利的日子”。
马克思去世四年后，俄国的消息又传到恩格斯这里。1887年，第一国际早就消亡，第二国际尚未成立。恩格斯在听闻民意党人谋刺亚历山大三世（列宁的哥哥是主谋）以及俄国军队中有人搞密谋串联后，写信说道，“军队中充满了心怀不满的从事密谋活动的军官。……我不认为这种局面能拖到年底……只要俄国一干起来，那就太好了！”“而俄国看来会发生危机。最近的几次谋刺使一切都陷入混乱……”“在德国，一个迫害接着一个迫害（迫害社会党人）。看样子，俾斯麦想准备好一切，以便俄国一旦爆发革命（现在看来，这也许只是几个月内的事），德国也会立即干起来。”
事实上，恩格斯没能深入了解当时俄国的情况。1887年，民意党已经残破不堪。左倾激进的派别分裂成互不统属的小组，右倾温和的派别和自由派合流。俄国的工人还在成长，俄国的农民尚未觉醒，沙皇看来还是那个万能的专制者。恩格斯渴望革命在几个月爆发，列宁说，“恩格斯当时对民意党人的革命斗争印象很深，他把希望寄托在军官身上，还看不到俄国士兵和水兵在18年后极其光辉地表现出来的革命性”，至于革命几个月就爆发，“事实证明，这几个月很长很长。”
五
1889年，在恩格斯东奔西走以及各方努力下，第二国际成功建立。恩格斯高兴极了，他以68岁的高龄投入工作，鞭挞机会主义，敦促倍倍尔和李扑克内西，“像一个少年一样投入战斗”。
一个时代的人，只能完成他们那个时代的任务，社会主义的奠基者，却最终看不到社会主义革命的爆发。1895年，恩格斯也逝世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俄国的局势异常关注。他们渴望俄国这个欧洲宪兵爆发革命，进而促进欧洲革命。他们和俄国的革命者建立了书信联系和个人联系。恩格斯晚年见过普列汉诺夫，他非常开心，认为这个年轻人是俄国真正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恩格斯的眼光没错，虽然普列汉诺夫最后背叛了革命，但列宁说过，普列汉诺夫的著作培养了俄国一整代的革命者。如果恩格斯见过列宁，他应该会更开心一些，但历史并没有安排他们会面。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都在渴望革命的爆发，甚至常常误判形势。但他们的这种渴望，丝毫不含投机的色彩，也没有任何私利夹杂其中。他们渴望革命爆发，是希望自己能够亲身参加革命实践，为革命作出贡献，就像一个孩子渴望用自己的双手亲自为家庭做一些贡献一样。他们的这种忘我无私，源自对无产阶级务必深厚的热爱。不论是革命的高潮还是革命的低谷，他们总是以最饱满的热情参加革命工作。革命高潮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以“为共和国捐躯”的豪情壮志参加欧洲资产阶级革命。革命低谷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埋首研究，为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奠定基础。重新出现工作形势的时候，他们积极参加第一国际的工作，促进欧洲各国工人运动。晚年的时候，他们仍然在发挥余热，和各国革命者保持密切联系，关注国际形势，特别是关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工作。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还继续参加斗争，领导第二国际工作。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生，都在孜孜不倦的战斗着。在他们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同时，他们最终也将自己锤炼成了特殊材料做成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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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知乎“佐伊23“。责任编辑：郭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