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普-吕特维茨暴动，又称卡普暴动，是反共产、反共和的保皇派武装“志愿军”企图推翻资产阶级魏玛共和国政府的一次军事政变。
尽管叛乱分子拥有精良的大炮、机枪、飞机、训练有素的和可靠的军队、考虑周密的征服德国的战略计划，但面对着有组织的工人的强大力量，他们瘫痪了；没有任何军队能在真空中起作用。工人们自己武装了起来，以反抗暴动分子。
卡普暴动对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起有决定性作用。它激起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内的新潮流，工人们认识到：单凭一些讲得头头是道的公式，是不能把这班人解除武装的。在1920年春天的流行情绪是：“面对着组织严密的志愿团及其在军队中的同盟者，我们需要一个能够对付它们的组织”。
值得注意的是，魏玛共和国法院对1919年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领导人和1920年卡普-吕特维茨暴动领导人的审判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对待。巴伐利亚革命被镇压后，在白色恐怖中幸存下来的所有革命政府领袖都被慕尼黑国民法院控以一级叛国罪，其中2209人被判入狱、总刑期达6080年；而卡普-吕特维茨暴动的领导人中，只有一人被判处了法定最低刑：5年的堡垒拘禁。
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失败，并没有结束德国的动乱。志愿团和工人团体之间的斗争在各个工业中心、特别是在柏林达到了如此炽烈的地步，以致在1919年的大部分时间内，艾伯特政府都宁愿停留在魏玛这个安静的中产阶级城市。1919年8月11日，在这里通过了一部新宪法。
转入地下的德国共产党
1919年9月，也就是匈牙利失败以后不久，斯巴达克团在海德堡举行了一次地下党会议。正如艾伯特选中比柏林安全的魏玛一样，斯巴达克团也选择了一个南方城市。即使是这样，代表们还不得不每天改变开会地址和他们的掩护组织的名称。这种情况既妨碍了讨论，也妨碍了民主程序。
具有特征的是，斯巴达克团会议并没有对中欧革命的失败及其对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进行分析。这些刚刚来自柏林、慕尼黑和不莱梅战斗中的代表们，看不到匈牙利事件必然会鼓舞志愿团运动这一事实。
革命的失败使党分裂成两个互相冲突的派别。在整个图景中看不到一点点积极性的特征。最优秀的领袖死去了，数以百计的其他领导人不是遭到逮捕，就是逃出了他们在那里最为知名和最能有效地组织群众的故乡。报刊都陷入了半地下状态。特别严重的是，党内普遍呈现出分崩离析、失去方向的混乱情绪。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关于德意志共和国发展前途的原则性争执，在他们的继承者中间以一种谩骂和歪曲了的形式继续进行。争执围绕着三个重大问题。第一个是消灭沃尔夫海姆和劳芬贝格所代表的民族布尔什维主义的问题，这个问题实质上已经在会前得到解决，但是它的余波却使讨论充满了怨毒之气。第二和第三个问题是“工会问题”和“议会问题”，两个从此以后在德国共产党每一次发生危机时的议程上都少不了的项目。
这时由维利·明岑贝格[1]领导的左派反对派，提议抵制魏玛议会——这是一个示威性的表态，用以向工人阶级表明，在内战进行时选举的议会是没有民主合法性的。参加选举就等于表示共产党人承认志愿团造成的现状。就像德国共产党人常有的情形一样，这项政治问题被冗长的教条主义争论弄糊涂了。
同样的论点在讨论工会问题时也被提了出来。遵守工会纪律、维持麻烦的工会例行公事以及把工会政策限制于工资斗争，这就无异于表示共产党承认了工人在魏玛共和国的新地位。列金和一般工会官僚曾经是战争的坚决支持者，他们是和艾伯特一鼻孔出气的，而艾伯特又是和军队站在一边。因此，不可能在工会内部发展革命干部。工人个人受惯了那种首先把他和工会联在一起的亲密关系的制约。共产党的信徒和同情者必须摆脱“工会迷”的窒息性影响，这种影响已经使德国工人运动陷入了目前的绝境。
对于工会官僚痛感失望的情绪是如此强烈，以至连斯巴达克团最温和的领袖之一保尔·列维，一个熟悉德国议会政治的一切花招的人，也鼓吹抵制工会。8月，卡尔·拉狄克在狱中进行了干预，主张既参加选举也参加工会。于是，列维便一反自己的立场，拉拢了一个赞成拉狄克政纲的多数。代表们甚至来不及读一读新纲领。在保密的借口下，没有把举行最后一次会议的地点告诉反对派。这样，便以破坏党的基本民主原则而开始了“改良共产主义”。实力强大的反对派被硬性地排出了大会。它从党内分裂了出去，另行组成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简称KAPD），同荷兰共产党人赫尔曼·哥尔特[2]站在一起（哥尔特曾经向列宁写过一封“公开信”，反对他关于党及其与工人阶级的关系的看法[3]）。在共产党员原有一万二千名的柏林，多数都脱离了党，他们大都参加了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当威廉·皮克从海德堡回来，向剩下的忠实党员讲话时（我也出席了这次会议），他数了数与会者只有三十六人。在汉堡和埃森，数字也差不多。
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从批评传统的政治行动出发，研究了组织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切问题。它强调成立阶级组织的必要性，这种组织必须凌驾于党和工会系统之上，以防止走向一党独断和国家党独裁的任何趋势。他们提出“工厂代表委员会”和力图垄断政权的共产党相对抗。这种倾向沿袭了德国激进社会主义者的传统，那些人通过自身二十年的努力与牺牲，建立了强大的社会民主党机器，而后来却又对自己建立起来的党机器进行攻击。
1919年秋，柏林重新掀起了罢工浪潮。对艾伯特内阁的反抗一遇有机会便爆发出来。柏林工人心头根深蒂固的仇恨，甚至围绕着细小的事件化成了具体行动。
在他们当中一个名叫威廉·许尔特[4]的人的领导下，电气工人举行罢工，切断了城市的供电。工厂和公共交通都陷于瘫痪。许尔特扬言不惜采用破坏手段——甚至要炸毁中央发电站。在德国工会运动的三十年活动中，工人们一直被他们的工会领袖训练得很温和，从来也不想使经济瓦解到这样的程度。柏林和普鲁士当局对这一威胁的反应是，组织了由工科大学生构成的“紧急技术队”。在以后一段时期，这种紧急技术支援队虽然效力不大，却成了最被人痛恨的反劳工组织之一。
威廉·许尔特是一个沉默寡言和谨慎细心的人，一个聪明的和高度熟练的工人，他很快便树立起威信。在工厂代表运动冷落下去以后的几个月中，柏林工厂又从同样的环境中产生了一种新的典型。许尔特既不是政治家，也不是演说家；他并不热心于制订公式，制订九点、十点或十五点政纲，而是注意寻找答复军队的有效措施。
电气工人再次提出了工厂代表和工厂委员会在新德意志共和国中的地位问题。魏玛宪法第一百六十五条只给了他们有限的“参加管理”权，以便刺激生产和维持劳资和平。1920年1月13日，议会大厦面前发生了一次抗议这一限制的游行风潮。结果引起了好几个参加者的死伤。在此以后，政府随即通过了禁止在市中心示威的“辖区法”。工人组织曾经希望在新国家中能够和企业主平等分享政治和经济权力，但是，补充宪法第一百六十五条的“工厂委员会”法结束了任何这样的希望。工会及其代表工厂委员会，要想起到保卫已经取得的权利和提高工人生活水平的作用，事先必须存在着一种不断恢复和趋于稳定的自由企业经济。这项新法律旨在结束争取工人管理工厂的风潮，使工厂委员会适应一种资本主义经济。
军官暴动
这时，由于工厂委员会遭受了挫折，军界希望进一步利用他们新占得的上风，来反对整个有组织的劳工，作为完全恢复战前德国状态的准备。一般称为“卡普—吕特维茨暴动”的军队反对艾伯特的叛乱，是在政府的面前准备起来的。凡尔赛和约规定的一些条件，给暴动提供了现成的刺激剂；条约规定德国军队要从四十万人军减到二十万人，最后，到1920年7月10日，要削减到十万人。在二万四千名旧军官中，只有四千人可以参加新共和国的军队“国防军”，其余的人都必须到可恨的共和国的极不安定的平民生活中去寻找职业。[5]对军官团这样大刀阔斧的削减，危及了总参谋部的计划，因此，他们一方面反对这种削减，同时又发动了一场反对将德皇和其他约八百人作为战犯惩处的运动，把这两种斗争结合了起来。
从共和国成立的最初几天起，志愿团军官就企图一有机会便立即成立军事独裁政权。1919年底，他们在自己的部队中散发了一本题为《论独裁》的小册子。1920年3月，总参谋部的一部分人和志愿团指挥官们勾结起来，决定发动决定性的打击。3月10日，瓦尔特·冯·吕特维茨将军出现于艾伯特的接待室，提出一份书面最后通牒，要求社会民主党政府立即把政权移交给中立的专家，也就是帝国的高级文官。通牒要求解散议会，在军队建立的内阁的监视下选举一个新的国民议会。艾伯特必须辞职；通过公民投票选出新的德国总统。把军事物资交给协约国的做法必须停止。另一点最重要的要求是，必须清洗国防军，认为和社会民主党合作对军队最有好处的一小撮将军必须撤职。
叛乱分子建议诺斯克充当独裁者。有一天早上，他在自己的办公桌上发现了一本《论独裁》。其中有一章的题目是“人选问题”。“现在一个独裁者的任务就是要挽救还来得及挽救的一切，这样的独裁者必须是一个在最广泛的阶层中深孚众望的人物……不论是谁，只要数一数我国的杰出之士，就必然会想到一个名字——诺斯克。”[6]在暴动发生前不久，帕布斯特上尉[7]（他被诺斯克称为骑兵近卫师的真正组织者与领袖）代表叛乱者，再次口头提出了这一建议。在这种企图把复辟力量和一位无产阶级群众领袖联合起来的活动中，我们看到了德国反革命新趋势的一个最初的和最明显的例子——这一新趋势就是，要把工人和帝国继承者这两支力量合并入一个极权主义国家机器。诺斯克拒绝了他们的建议；因为他深知，如果和社会民主党组织断绝关系，单以他个人的身份参加将军们的活动，他就起不了什么影响。诺斯克当时和以后都是社会民主党的一个忠实党员，尽管它犯了种种悲剧性的错误，德国社会民主主义并没有产生出一个墨索里尼。
起初，艾伯特并不以为军官们的威胁是很认真的，仍然放心地留在柏林。3月13日早晨，冯·吕特维茨将军指挥下的一个所谓“海军旅”开进了柏林。这支军队本来驻扎在市郊的道布里兹，率领它的是赫尔曼·艾尔哈特[8]上尉，一个在波罗的海边境战争中出了名的“雇佣兵”领袖。[9]士兵们在开进柏林时，唱着这样的歌曲：
“三色带，黑白红，
卐字徽，钢盔帽。
埃尔哈特旅，
我们的番号。”
埃尔哈特包围了各座政府建筑物，宣布艾伯特内阁已被推翻。属于德国民族党的一个高级文官沃尔夫冈·卡普[10]和冯·吕特维茨将军，被宣布为新政府的首脑。
艾伯特要求冯·塞克特[11]将军和冯·施莱歇尔[12]少校到总理府来，共同制订一个驱除叛乱分子的计划。塞克特和施莱歇尔冷淡地拒绝了。他们决不会同意用国防军打国防军；这种自相残杀将会毁掉德国。他们建议和叛乱分子妥协。最后，艾伯特终于认识到，如果他这时不离开柏林，就不会平安地渡过危机。于是，政府逃到了德累斯顿，但是，驻守该地的国防军却考虑要把艾伯特内阁作为反对新政府的叛乱分子逮捕起来。因此，他们不得不再次逃亡，这次逃到了斯图加特；在南方，存在着比较好的抵抗柏林专政的机会。
卡尔·列金
艾伯特和将军们的联盟反过来害了自己，在共和国面临极大危险的这一时刻，德国工人联合会决定进行干预，实行了一种同它过去的一切传统和行为都根本相反的政策。他们号召举行反对叛乱分子的全国性总罢工。他们成立了一个联合委员会，指导一切工人组织（包括共产党的）全都参加的大罢工。
这也许是现代工业国中一次最彻底的全国性大罢工。德国经济完全陷于停顿。从早到晚，日以继夜，没有一列火车通行，没有煤气和电气供应，只供应有限的自来水。叛乱分子拥有精良的大炮、机枪、飞机、训练有素的和可靠的军队、考虑周密的征服德国的战略计划。但是，面临着有组织的工人的强大力量，他们变得瘫痪了；没有任何军队能够在真空中起作用。
在暴动的第二天，格勒纳将军试图在艾伯特政府和卡普集团之间进行调解，但是没有收效。卡普和吕特维茨在三天以后宣告投降。当总参谋部认识到他们已经落入多深的失败境地中时，他们便赶紧同艾伯特讲和。艾伯特重返柏林，社会民主党人号召结束罢工；塞克特及其同事仍然留在统帅部的岗位上——艾伯特不敢冒险同军队力量决裂。
这次总罢工的中心人物是五十九岁的卡尔·列金，德国工人联合会的组织天才。3月13日那天，他还留在柏林；按照他的激烈批评，艾伯特内阁本来也应该留下来领导抵抗的。这位老合法主义者居然转入了地下，并且不愿很可能丧失生命的危险，从他的地下总部里指挥总罢工。
卡尔·列金的个人历史最能表明德国工人运动的性质。在青年时代，同他的终生知交和传记作者特奥多尔·莱帕特一道，他在汉堡当车床工人。在创立德国工人联合会的时候，他遇到了两方面的困难，其一是地方主义的传统，这部分是由德国工业最初的行业结构造成的，其二是党领导人的野心，这些人在九十年代满怀嫉妒地压制工会组织的竞争；卡尔·列金只是在花了极大的气力以后，才克服了这些困难，通过“总委员会”的创立，列金把五零四散的地方行业工会合成了一个强大的全国性团体。
在三十年的期间，作为一个渐进主义的坚定捍卫者，他先同倍倍尔和奥尔，后来又同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进行了斗争。他把经济罢工的技术发展成了一种极精确的讨价还价的工具，一柄只能在最危急的情况下由最熟练的医师万分谨慎使用的手术刀。[13]列金的政治信仰可以总结在一句口号、即他经常用来反对社会民主党革命派的这句口号里：“总罢工完全是胡闹。”
列金坚决支持战争和帝国的各种雄心壮志。“他在1914年11月写给茹奥的一封信中写到：在战争爆发以后，法国工人同德国工人一样站在自己的祖国一边，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14]鲁登道夫和兴登堡由于列金的爱国主义而非常尊重他，曾多次邀请他到他们的总部去，他曾和他们合影留念。由于这些行动，他引起了一些人对他的刻骨仇恨。
列金曾主张把李卜克内西开除出党；对于数百万有几率成员的组织者来说，李卜克内西破坏社会民主党党纪的行为是不可饶恕的。1917年，列金在五金工人工会会议上为他的主战政策申辩时，曾要求立即割除脓疮，以免养痈遗患，危及整个机体。他强调指出，如果党曾经听从他的劝告，把李卜克内西开除，后来的分裂就可以避免，“必须不惜任何代价维持党纪。”
可是到现在，这位年老的工会领袖突然认识到，同军队的联盟正在导致劳工组织的覆灭。正是这位民族主义的、谨慎的老工会运动领袖，在这一时刻提出了最大胆的政治建议。当艾伯特内阁回到柏林时，列金轻蔑地指着艾伯特和诺斯克说，如果没有工会的干预，他们早就死了。他也向他们提出了他的最后通牒。
“在政府还都以后，列金代表中央罢工委员会，要求把诺斯克、海涅[15]、奥塞[16]这几个部长撤职，他并且要求让工会联合会在政府的改组中起决定性作用，掌握经济和社会政治事务方面的机要职位。[17]所有曾经和暴动分子合作的人，都必须受到严惩；必须从中央和各邦的一切警察队伍中彻底清除反共和国分子和其他可疑分子。在上述各项要求实现以前，即使卡普叛乱分子已经投降，总罢工仍将继续。3月19日，列金的工会代表团与德国政府举行谈判。这是一场激动人心的谈判，整整进行了一夜，直到3月20日黎明才达成那项著名的协议。”[18]
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大骂列金的最后通牒是“讹诈”，最后，政治家们总算占了上风。当天晚上，工会向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靠拢，问他们是否愿意参加劳工联合内阁；独立社会民主党同共产党进行了商谈，考虑是否支持新内阁的问题。列金没有能克服社会民主党政治家的反对，他们担心这样一个劳工内阁会刺激起革命运动的新高潮。另一方面，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左派也反对列金的领导；民族主义同和平主义两派社会主义者之间根深蒂固的矛盾，是不可能这样容易地就得到解决的。也是在同一天晚上，威廉·皮克和雅可布·瓦尔赫尔保证德国共产党对这样一个劳工政府采取善意反对派的态度。
在卡普暴动时期，为海德堡的分裂所削弱的共产党，陷入了更进一步的被动状态。由奥古斯特·塔尔海默[19]领导的政治局，竟对德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群众性罢工作了这样的分析，即认为它是两个反革命派别——卡普和艾伯特——之间的斗争。共产党人接到政治局的指示，叫他们不要支持艾伯特政府反对卡普。当专门派出的信使把这一中央委员会宣言送给各个地方组织的时候，不少地方组织干脆把它烧了。保尔·列维当时正在狱中，他在几天后获释，迅速调整了塔尔海默的路线。但是，全国各地共产党组织的政策仍然反映了最初的这种软弱和混乱。只是在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被开除了若干个月以后，塔尔海默的这一路线才在党内产生了另一个反对派（他们由柏林和汉堡领导，自称为左派）。
卡普暴动作为复辟力量和德国工人队伍双方长期斗争中的插曲，反映了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已经走进死胡同。为时已晚的列金的提议是唯一合理和有效的政策；如果成立了一个战斗性的工会政府，就会在纳粹得以发展其已经占据的据点之前把它扑灭。但是，列金的个人历史阻碍了他企图作出这样一个决定性转变的努力。
德国的红色游击队
一切工人组织的统一行动使地下的革命潜流显露到表面。对于所有从1918年以来就相信工人与反动力量之间最后势必摊牌的激进集团来说，受人憎恨的国防军的暴动是一针兴奋剂。但是，工人们这一次并没有讨论关于如何解散军队的各种政纲，而是把自己武装起来反抗暴动分子。
在莱茵和鲁尔区，情况尤其如此。在这一地区，驻军司令是弗赖赫尔·冯·瓦特尔[20]中将；他所指挥的国防军和志愿团突击队紧密配合。1919年发生过一次典型的突然袭击，这一事件很有象征意义。在埃森附近的维登，志愿团包围了一群正在开会的工人代表，从外面向会议厅中开枪。代表们全都跑出了屋子，可是仍然没有能逃脱枪弹的追击。志愿团捉住了几十个人，把他们押着游街，对他们拳打脚踢，向他们啐唾沫，骂他们是“看猪狗”，并且在行进中把他们枪决了。工人们有理由认为，如果卡普分子暴动成功，随着他们的政权而来的，就会是千百桩上面这样的事件。正如塞费林[21]在他的回忆录中所说，“工人同士兵一碰上就要流血。”[22]
当列金号召总罢工时，这一地区的回答是成立了自称为“红色鲁尔军”的工人战斗队。他们时刻等待着瓦特尔的进攻，因为他公开地同情卡普暴动分子，并且已经把部队调集到他的明斯特总部周围。塞费林报道说，他在暴动那天曾试图使瓦特尔明确宣布他忠于艾伯特—鲍威尔[23]政府，但是未能成功。志愿团大批涌进鲁尔区。3月14日，哈普克勒弗上尉率领的志愿团突击队，在一个叫做威尔特的小镇上为工人游击队包围，并且被他们解除了武装。战斗发展到全区，在多特蒙德进行得尤为激烈；斗争迅速从鲁尔蔓延到伍珀塔尔、莱姆夏特、艾尔伯费尔特—巴门。工人们在波鸿拿起武器，进攻埃森。
组成这些游击队的不是埋伏在森林中的农民，而是围绕着自己的工厂组织起来的工人，他们按照工业区的无数工人村、小镇和城市平行地建立起营和师。成立这些战斗队受到了热情的欢迎；社会民主党工人和天主教工人都争先恐后地投入运动，准备把瓦特尔和志愿团赶出鲁尔区，进军柏林，逮捕卡普和吕特维茨，建立一个工人政府，一劳永逸地粉碎军事叛变。几天以后，这支组织松散的游击军开始拟订加强紧密合作的措施。许多重要地点的地方领袖纷纷揭竿而起。事实上，全体居民都同情他们，尽自己的一切力量帮助他们；最后，这支临时组成的军队达到了——据敌方估计——五万人左右。
红军在鲁尔区发展得最为成熟，但是在萨克森和图林根、在南德、在北部和波罗的海区的工业中心，都出现了类似的倾向。在卡普暴动期间，我正从杜拉赫开完一次党的会议回柏林，由于莱比锡的铁路工人罢工被困在中途。莱比锡的工人组织实行的政策和鲁尔的工人一样，所不同的只是，那里的社会民主党机构更多地妨碍了组织者。城里面到处流传着关于开姆尼茨工人组织的消息，说他们就要向莱比锡进军，然后联合起来包围柏林。
开姆尼茨的共产党组织最为强大，但是和其他组织一样，它在暴动时期同柏林的中央委员会失去了联系。开姆尼茨共产党人的领袖海因里希·布兰德勒[24]，在市内展开了迅速而有效的活动；工人委员会建立起来了，一切可能支持卡普的人都被解除武装和逮捕。工人委员会占领了市政厅，并且作了保卫城市的准备。但是，除去这些保安措施以外，并没有采取其他行动；在市区以外采取其他行动的问题甚至没有被考虑过。在开姆尼茨附近的一个小镇密特维达，工科学生同情卡普暴动分子；但是，当他们在自己的学校里筑起防御工事的时候，并没有受到攻击——这是为了避免流血。
在靠近开姆尼茨的法尔肯斯坦，马克斯·赫尔茨[25]组织了他的游击部队。[26]他们怀着进攻的精神，不仅要在可能来犯的敌人面前保卫自己的家乡，而且试图主动出击，把影响扩大到全区。布兰德勒玩弄巧妙的手段，避免赫尔茨的部队侵入他那个和平地组织起来的开姆尼茨区。暴动结束几天以后，赫尔茨就被开姆尼茨共产党人以破坏党纪为理由开除出党。“本组织郑重宣布反对赫尔茨的活动，他企图以他个人代替群众行动。由于进行此类活动，赫尔茨及其同伙已经把自己置于党组织之外；只有在全体党员遵循党纲的情况下，党才能够生存。”[27]
事实是开姆尼茨共产党人踌躇不决，从而使萨克森的游击队没有能够联合起来。在艾伯特返回柏林的同时，孤立的莱比锡抵抗运动也被镇压下去。3月18日，萨克森结束总罢工。会夫特·冯·皮尔扎赫[28]将军同两个社会民主党部长施瓦茨[29]和利平斯基[30]签订了一项协定，使国防军能够自由地解除那些还在抵抗的工人游击兵的武装。
暴动的影响
所有的同时代观察家都认为，卡普暴动不过是属于正规军边缘的一小撮军官干部的反抗，并没有重大的政治或军事意义。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事实上，这次军官暴动在魏玛共和国的生活中起了决定性的影响，它大大地促进了反革命力量以后的胜利。这是整个军队反抗共和国的暴动，是一个分作两步走的战役。第一步是先由柏林的叛乱分子瘫痪艾伯特内阁。塞克特等待这一政变的结果，如果政变成功，整个国防军参谋部就会按照第二步计划站到独裁者的一边。
另一方面，把鲁尔区的红军称做部队只是一种譬喻。那里没有军事专家组成的参谋部，没有正规的装备，甚至不能把所有分散的工人战斗队在政治上有效地协调起来。不过，尽管存在这些基本上的弱点，鲁尔区的“全民皆兵”仍然引起了在帝国军队中久经训练的职业士兵的恐慌。多特蒙德、波鸿、格尔会基尔亨的鼓风炉和矿井，埃森的冶金工厂，艾尔伯费尔特—巴门和克莱菲尔德的纺织厂，成了这支军队的天然组织单位；但是，它的真正力量却是热情、主动性和组织经验。它以防御可恨的志愿团的入侵开始，迅速变成了一支反对国防军的有力的十字军。总参谋部很快便认识到自己的失算。在此以前，当“大堆军官手下已没有一个士兵，大群士兵已经把纪律性完全忘却干净”[31]的时候，他们还满以为可怕的时刻业已过去。
正是在鲁尔区展开的这种抵抗，使国防军和艾伯特内阁重新携起手来。促成这一妥协的斡旋者是汉斯·冯·塞克特上将，1919年后德国新军队的创立者和保护人。塞克特在担任参加凡尔赛会议的军事代表时，曾在一项抗议签订和约的声明上签名。他曾这样别出心裁地来改组军队：把国防军分成“大”旅和“小”旅，大旅用于守卫边界，小旅用来镇压国内的敌人。在塞克特的建议下，冯·吕特维茨将军被任命为德国国内的卫戍长官。塞克特和志愿团以及国防军各“黑师”——没有被凡尔赛条约批准存在的部队——都有密切联系。
艾伯特回柏林以后，塞克特在一切涉及到国防军叛乱部队的事务上都占了上风。他万分谨慎地进行周旋，以来面面俱到，甚至同艾尔哈特上尉都做到了不发生冲突；他在1920年3月22日写信给艾尔哈特说，他承认艾尔哈特的海军旅纪律严明……“并且感谢您接受我的统辖。我深信，在我们面临的斯巴达克武装恐怖的艰苦战斗中，我完全可以信赖第二海军旅及其指挥官。我个人向您保证，只要海军旅一天在我的统辖之下，据说是对您发出的逮捕状就一天不会生效。”[32]
塞克特提及的斯巴达克恐怖和鲁尔区有关。国防军在那里找到一个极好的机会，能够把它的局部失败转为胜利，继续进行内战，从而巩固它在政府中的地位——这一地位已经由于列金在总罢工中的政策而遭受威胁。国防军在鲁尔区的行动是一箭双雕的反击，它堵塞了走向劳工政府的道路，不仅打击了所有的工人团体，也同样打击了社会民主党人。
几个有影响的社会民主党高级人士，企图使军队和工人之间避免发生冲突。3月23—24日，在鲁尔区的门户比勒费尔德举行了一次会议，发起这次会议的是工会、三个工人政党和工人自卫队。威斯特伐利亚邦国家专员卡尔·塞费林和普鲁士政府总理奥托·布劳恩[33]，作为艾伯特内阁的代表参加了会议，共产党的代表是威廉·皮克[34]。各个地方工人组织当时正打算把全鲁尔区的工人自卫队合成一个单一的地区自卫军团，以击退可能重演的卡普暴动，并且通过这个军团的存在本身，同志愿团、国防军黑师以及其他无数反革命秘密突击队相抗衡。比勒费尔德联合宣言遏止了这一主动措施。
工会代表说服了工人代表，使他们只限于组织地方性的工人自卫团，也就是一种辅助性的警察。艾伯特政府的代表庄严保证，如果达成妥协，国防军一定不侵入鲁尔。会议通过了称为“比勒费尔德十点声明”的联合宣言。但是，艾伯特政府的总理，社会民主党人赫尔曼·穆勒[35]过于软弱，经不住塞克特不断施加的压力。在柏林流传了一个又一个关于鲁尔恐怖分子的故事以后，塞克特终于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政府派遣国防军进入鲁尔区的一道命令。3月28日，赫尔曼·穆勒撕毁了比勒费尔德协议，向鲁尔区的工人发出最后通牒，勒令一切工人自卫队立即全部解散，并交出所有武器。卡普分子瓦特尔将军[36]和志愿团突击队在埃森恢复了柏林政府的权力。卡尔·塞费林作为民政顾问伴随在他身边。志愿团这时的威风达到了顶点。
国防军对采取这一行动是再热心不过了，因为这给了军队一个机会，使它得以重新控制凡尔赛条约规定禁止驻军的地区。巴黎的协约国委员会答应让军队开进五十公里的中间地带，于是入侵便在4月3日开始。然后，作为对这一破坏凡尔赛条约举动的报复，法国军队于4月6日占领达姆施塔特和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他们的司令官德古特[37]公开批评了瓦特尔手下军官的残暴行径。
瓦特尔的部队充分地施行了报复。
“当军队开进弗伦登贝格的时候，有人喊起皇帝万岁的口号，军官和一部分士兵参加了这种欢呼……军官和士兵都觉得自己好像又生活在德意志帝国之中。在布埃尔和博特罗普，被逮捕的工人如果拒绝唱‘万岁，你戴着胜利花环的人’（帝国国歌），就要遭到殴打……军队对待工人阶级代表的这种态度是不太容易理解的，因为工会和社会民主党人一直不遗余力地帮助国防军，使他们得以完成自己的困难任务。”[38]
国防军建立起根本不重视法律程序的军事法庭，把好几十名地方领袖判处了死刑或长期徒刑。一部分红色鲁尔军继续在战斗。在米尔海姆成立了一个革命委员会，它的总部设在格尔会基尔亨。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一个成员果特弗里德·卡鲁塞特[39]，自封为西部红军总司令；在普鲁士议会中，皮克把他斥为疯狂的小资产阶级。在整个区域——在威塞尔、格尔会基尔亨和多特蒙德——都有小规模的战斗接触。到处都流传着荒唐无稽的谣言，据说列宁在多特蒙德的市场上发表了演说。
最高法院对卡普暴动分子非常宽大。在所有的叛乱者中，只有前帝国柏林警察总监冯·雅果夫[40]被判有罪；他被判处了五年“名誉”监禁。
对鲁尔区的进攻重新巩固了国防军业已动摇的政权。总罢工使艾伯特内阁得以继续存在，但工会却没有因此任何报答；军队对艾伯特内阁实行了叛乱，结果却被派去荡平鲁尔区。卡普暴动这本账算到最后，对于军队是有利的。
诺斯克曾经同吕特维茨如此亲密无间地进行合作，以致不得不——主要是在列金的压力下——辞去了国防部长的职务。他的去职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这是艾伯特同总参谋部联盟的崩溃，它结束了社会民主党控制国防军的企图。诺斯克的继任者是符腾堡社会民主党人奥托·盖斯勒[41]，他在议会中加紧重新武装的努力，和塞克特的深谋远虑完全一致。
在国防军内部，工人在总罢工中轻而易举的胜利引起了S深刻和持久的不安。军界人士认识到，建立一个单纯的军事独裁政权是一种无法实现的目标。帝国将军们对他们当中的激进派、即志愿团的尉级军官开始冷淡，塞克特尤其反对激进派打算把他推向军事独裁者地位的趋势。另一方面，塞克特也从国防军中肃清了社会民主党的影响。当艾伯特问他国防军真正拥护什么人的时候，他回答说：“艾伯特先生，国防军拥护敝人。”塞克特的改组国防军是在魏玛合法地位的掩护下进行的，并且遭到了“黑师”的反对。在他于卡普暴动不久之后担任参谋总长不久，有好几个军官曾经示威性地退出了他所主持的一次会议。
卡普暴动对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起有决定性作用。在此以前，斯巴达克派一直是一个孤立的少数。在建立百万人大党和百万人大工会的情况下成长起来的德国工人，对斯巴达克派抱着一种有经验的组织家的轻蔑态度；他们是知识分子，是外人。在1920年3月以前，一直没有多少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成员加入斯巴达克团。在德国工人当中，莫斯科布尔什维克的威望要比它们的德国追随者高千百倍。但是，卡普暴动激起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内的新潮流。在和吕特维茨、塞克特、瓦特尔、艾尔哈特打了两年交道以后，工人们认识到：单凭一些讲得头头是道的公式，是不能把这班人解除武装的；他们已经丧失了这样的希望，即社会民主党政府会采取行动，反对公开和秘密的复辟力量的重新武装。在1920年春天流行的情绪是：“面对着组织严密的志愿团及其在军队中的同盟者，我们需要一个能够对付它们的组织”；而就在这个时候，共产国际开始插足于德国。
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
尽管德国在布尔什维克的世界革命图景中居于首要地位，在俄德两国内战期间，俄国共产党和德国共产党这两个组织之间实际存在的关系却是不固定的和时断时续的。在越飞和布哈林被逐出德国、在拉狄克只参加了几周德共的活动就被逮捕以后，一直没有一个布尔什维克要人直接参与过德意志共和国的早期发展。[42]
尽管它的后果是好是坏一时间难断定，卡普暴动被工会平息下去这件事却重新使俄国人燃起希望，认为德国有可能回到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来。俄国的内战曾经在欧洲工人当中引起了普遍的同情，现在，战争已经达到以沙皇将军们的肯定失败而告终的胜利结局，因此，这种同情便深入地趋向于更紧密的团结，并且在工人阶级更多的阶层中扩展开来；所有的社会主义政党中都兴起了亲苏的左派。而且，1920年还是全欧洲的工会会员人数大为增长的一年。1920年春天，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上爆发了俄波战争，这场战争一方面是俄国内战的继续，另一方面反映了苏俄邻邦的决心——不让俄国革命像新的乐观主义情绪预言的那样向西扩展。在以后的几个月中，莫斯科梦想扫除这一反动的障碍以打通道路，走向刚刚重新显示了革命力量的德国。
三个压迫国家即沙俄、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崩溃，使波兰获得了它将近一百二十五年来一直在追求的独立。在出现于1918年以后的新欧洲中，波兰主要关心的是保证它的永久独立。因此，它倒向了协约国一边，依靠他们提供的保护来防范“东方狂人”，同时，毕苏斯基[43]拟订了这样一个计划，即：把布尔什维克政权最软弱的侧翼乌克兰拉出来，使它加入波兰领导的同盟，从而堵塞共产主义向西方扩展的道路。在战败的德国和削弱了的俄国之间，在法国给予援助和乌克兰被它控制的情况下，波兰就将成为东欧的中心。于是，不安的俄波边界上的紧张局势突然爆发成为战争；毕苏斯基向乌克兰发动了进攻，于1920年5月占领基辅。
毕苏斯基的跃向基辅激动了俄国；它复活了内战中产生的反对分裂的民族主义情绪。俄国军队以远远超过总司令托洛茨基预料的速度夺回了基辅，波兰人被迫求和。这时，托洛茨基打算接受和议，这意味着红军将不会越过边界进入波兰领土；他所以如此主张，部分是由于他的部队力量软弱，但另一部分则是出于政治的而不是军事的考虑。他不愿意让一支侵略军的刺刀尖为布尔什维主义开刀；他不想打乱在各邻国间勉强维持住的均衡，使它们走上反苏方向。但是，党内各个派别都群起反对托洛茨基，站在他们前面的是列宁。列宁使中央委员会跟着他跑，连李可夫[44]这样的保守派都加入列宁一方，要求红军向华沙和华沙以西不断推进。华沙是欧洲的门户；红军进入华沙就将标志着俄国孤立的结束。在支持列宁的情况下，布哈林和拉狄克复活了他们的“革命进攻论”。
开始于1920年6月的俄国反攻，震动了从德维纳到俄国边境的战线。一个波兰临时革命政府宣告成立，它的本部设在比亚韦斯托克，由尤利乌斯·马尔赫列夫斯基[45]、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费利克斯·孔[46]和约瑟夫·温什利希特组成。法国派魏刚[47]将军率领军队支援毕苏斯基，同时给予波兰更多的军火和金钱援助。然而，红军所以在华沙城前失利，法国的这些支援只是一部分原因；主要的原因在于波兰工人、甚至波兰共产党人的态度。这些人事先曾接到指示，要他们举行暴动，和进犯的红军里应外合，但是，他们对这种指示内心并不欢迎，在执行时非常踌躇。波兰的工人和农民一直消极观望，如果他们采取行动的话，也往往是站在毕苏斯基一边；他们满意于自己在新波兰国家中的地位，而不欢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因为那样一来，实际上就等于在不同的情况下重新屈服于莫斯科，再次套上刚刚被打破的锁链。
“战争在（波兰）人民的广泛阶层中受到欢迎（两个著名的波兰共产党人写道），这首先是因为通过这场战争，波兰可以实现它在自己的历史疆界内复兴的梦想；其次是因为波兰的‘恩人’协约国需要这场战争，并且给予武器、弹药、面粉、猪油和各种原料物资的支援；第三是因为战争为文武官员、警察、商人以及他们的许多追随者提供了发财致富的机会。”[48]
在俄波战争期间，全欧洲的社会主义政党对共产国际都重新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兴趣，这种兴趣于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期间在德国达到高潮。德国共产党缓慢而痛苦的发展，同魏玛共和国的严重危机提供的机会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由于缺乏有经验的领袖，加上各个宗派主义集团和派别把全部兴趣都放到了激烈的内部争论上，使得原来就力量不足的干部更进一步被削弱，所以，当艾伯特和他的军界盟友互相倾轧的时候，德国党并没有利用这一有益时机进行活动。
在列宁看来，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同德共的分裂就是这种不成熟的象征。在他的小册子《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他在这本著述中同时论述了民族布尔什维主义和凡尔赛条约）中，他把海德堡会议上的混乱争执提高到对魏玛共和国进行总的政治评价。他维护多数派反对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决议，但是，他的前提和结论具有不同于保尔·列维和卡尔·拉狄克的另一个着重点。当后两个人反对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暴动主义者”的时候，总暗含着一种强烈憎恨的感情。列维认为，通过玩弄巧妙的手段，是有可能避免同军队发生一切冲突的，因此他蔑视共产党人的军事对应组织。在亲密的圈子里，列维集团从来没有对咒骂工厂代表委员会和李卜克内西感到过厌倦，在他们看来，李卜克内西这类人中了军事挑衅的圈套，因此要为德国共产党人的失败负责。在列维早一些时候的演说——譬如说，在1920年2月举行于杜拉赫的第三次党代表大会上的演说——中，他认为内战已经处于最后阶段；按照他的分析，在这一阶段（社会主义幻想的最初阶段）过去以后，共产党就将通过它的正确政策，把大部分社会民主党工人争取过来。他的目标是要在共产党人的合作下组成一个社会主义政府，这个政府为议会中的多数所支持，就能够实行影响深远的社会改革，通过宪法程序遏制反革命。列维意识到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代表着德国工人阶级中的一个强大部分。这部分人认为他的政策是不现实的和不可能实现的；因此，他不仅力图把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逐出共产国际，而且摆出一副要把所有的冒险主义者、暴动主义者、布朗基主义者、巴枯宁主义者——一句话，要把所有不相信共和国稳定性的人统统排除出德国工人运动之外的姿态。在这一斗争中，列维时常举出马克思的先例，马克思曾经进行了无情的斗争，把伟大的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米哈伊尔·巴枯宁[49]逐出第一国际。
在列宁的赞助和列维的反对下，1920年8月举行的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为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创立了“同情者组织”这样一个特殊地位。该党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得到了莫斯科干事会的接待。头两届世界代表大会对待工人运动中的其他积极分子、对待美国的世界产业工人协会以及世界各地的类似团体，也都采取了同样的态度。保尔·列维和斯巴达克中央委员会始终不肯接受对待极左派的这一政策，他们经常要求把极左派开除，但总是遭到拒绝。
列宁决定有保留地支持共产国际中的极左派，是以下两大理由为依据的。第一，开除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集团发生的影响，将促使各国共产党变为纯议会主义性质的机器。第二，尽管他在俄国党内反对工团主义思想，列宁却不打算把同样的纪律制裁方法带入共产国际，因为强行使性质日益不同的各国共产党实行这样一种转变，将会阻碍它们的成长并使它们走上歧路。具体应用到德国党身上，列宁的观点具有格外大的理；尽管存在着许多相同的提法，列宁对德国形势的理解却同拉狄克和列维有根本上的差别。
列宁所特有的那种建设性批评的态度，再清楚不过地表现在他对卡普暴动的评价、特别是他对列金的反措施的评价上。在批评德国党关于暴动的声明时，列宁首先提出，它表示愿意支持列金所提议的社会主义政府，“无论拿基本前提或其实际结论来说，都是完全正确的”。[50]列宁接下去说道，它的前提是当时还没有可能实现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专政。保证对一个社会主义政府采取善意反对派的态度将会产生这样的实际效果：把各资产阶级政党排除出卡普暴动被粉碎以后的新政府。毫无疑问，“这个策略基本上是正确的”，[51]他写道，因为这样一个社会主义政府可能扭转德国的潮流。
列宁在这样说的时候，对列金作了妥协。同德国反革命进行战斗并不仅限于为一个俄国式的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也可以通过一个德国式的劳工政府来进行。此外，他们两人之间还存在着另一个共同点：两人都不信任社会民主党政客，都怀疑这些政客是否愿意中断他们同军队、同军队的非法附属品及其在议会中的保护者资产阶级政党的联盟。革命家列宁和组织家列金有可能共同宣布这样一个结论，即，单单把各政党重新组入一个新内阁，是不可能根本改变德国形势的。列金对政治家们感到的愤慨化成列宁主义的词句，就变成了：“……谢德曼辈跳不出也不可能跳出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圈子，而这种专政又不能不是资本的专政。”[52]因此，在这样一个联合政府中占半数的共产党成员，不能够服从将会把他们局限在纯议会方法上的社会民主党纪律。德国反革命的力量非常强大，而且组织得非常严密，单靠这些办法是对付不了他们的。放弃对志愿团和黑色国防军的抵抗，就会束缚住工人的手脚，使一切反共和国的力量大占便宜，而这些力量在需要利用议会制政权来准备另一次政变的时候是会容忍这种政权的，但此后就会把它弃如敝屣了。
列宁对卡普暴动的分析本来有可能成为德国共产党一种独特政策的起点，这种政策既可以摆脱德共早年的不成熟性，又可以消除它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祖先的保守主义。可是，列宁的倡议始终没有产生结果；在他这样提出问题的时候，正当红军在波兰大失败之际，而这一失败标志了革命扩张希望的结束和俄国党不可避免地走下坡路的开始。正是在这种衰落前夕诞生的德国共产主义群众性政党，丧失了斯巴达克团的那种青春活力，并且在从未充当过一支重要革命力量的情况下，染上了走下坡路的俄国党的那些老朽守旧习气。
季诺维也夫在哈雷
1920年3月，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选出四名代表出席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商谈该党参加共产国际的问题。代表中的瓦尔特·施特克尔[53]和恩斯特·多伊米希是赞成加入共产国际的，威廉·迪特曼和阿图尔·克里斯平[54]则抱着相反立场。[55]摆到他们面前的是对申请加入的新党提出的“二十一项条件”，这些条件毫不含糊地要求各国共产党和莫斯科中心完全一致。各国党中央委员会和共产国际主席团的关系，共产党报刊的控制，议会代表的提名，共产党各方面活动中一切重大问题的决定——所有这一切都尽可能详细地以条文规定下来，并且赋予了这些条文以最大的权威性。[56]
最近这些年来，各国共产党已经日益为莫斯科所控制，因此，人们通常只是机械地把后来的这种情况和早年建立在“二十一条”基础上的国际等同看待。诚然，后来的局面是由早先的情况发展出来的，但是，把两者等同起来又是一种歪曲，因为这种态度忽略了列宁和斯大林性格上的差别以及他们两人所处的政治环境的不同。列宁对于一个起作用的共产国际的看法，是以下列前提为基础的，即俄国党垄断政权和意识形态的局面只是暂时的，很快就会为技术先进的国家中胜利了的社会主义运动所代替。那时，不成熟的共产国际便会克服它初期的种种错误（造成这些错误的部分原因，就在于它是由俄国发起成立的），成长为一个更高类型的国际工人组织。
然而，以鲁道夫·希法亭[57]为首的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重要集团，同列宁发生争执的并不单单是集中制问题，而且还有由谁来领导新的群众性政党的问题。在一段时间内，动摇不定的希法亭集团考虑能否找到一种妥协的方法；他们希望留在联合共产党的领导岗位上，但是，这恰恰是列宁所要防止的。他希望把希法亭—迪特曼—克里斯平路线排除出革命的德国组织。有人问过季诺维也夫：“要是他们接受了二十一条，你们打算怎么办？”他的回答是：“那我们再提出二十二条。”
在这场讨论中，俄国共产党的列宁和德国共产党的列维，尽管表面上意见一致，实质上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根本不同的观点。列宁企图使俄国以外的革命势力继续下去，让各国年轻的党通过一段严酷和复杂的斗争得到锻炼，在这段时期，它们将不得不设法解决一系列出乎意料的和危险的问题，使自己变成本国的领导力量，担负起向反革命斗争的领导责任。当他劝告德国的克里斯平或意大利的塞拉蒂时，列宁从来也不忘记强调反革命政变的迫在眉睫。这两个国家都正濒临着危机，墨索里尼正在积极地招兵买马。
“克里斯平关于恐怖和暴力说了些什么呢？（列宁问道），他说，‘这是两种不同的东西。’在社会学教科书里，也许可以把二者这样的区别开来，可是，在政治实践上，尤其是在德国的情况下，却不能这样。对杀害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德国军官，对施蒂内斯和克虏伯这样收买报刊的人，我们就非用暴力和恐怖不可。当然，没有必要预先说我们一定要采取恐怖手段；但是，如果德国军官和卡普派还是和今天一样，那末使用恐怖手段就是不可避免的。”[58]
列维企图缩小将要采取的决定的重要性，把“二十一条”说成仅仅是一种形式，一种对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说来算不上负担的入会费。[59]
但是，“二十一条”代表的是一种革命纪律的抽象标准，就连俄国党的现实情况都和它不相符合，更不用说共产国际的其他支部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讨论进行了好多个月；讨论的中心点是如何组织一个战斗性的党。这不过是起点；俄国革命的一切问题都第一次在庞大的工人集会上被提了出来，拿来和1918年以后他们自己的经验相比较相对照。这不是一种可以根据学究式的理由接受或拒绝一种立场的讨论；作出的决定对争论者本身的生活将造成重大影响。对于每一个人说来，接受“二十一条”与否都是一件关系极其重大的事；参与讨论的工人们正确地理解到，对于是否加入莫斯科中心的问题作出决定，也就是对于要在改组他们的干部后立即实行的革命政策作出决定。
因此，尽管讨论在形式上涉及的是俄国中心和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问题，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内部的斗争实质上涉及的还是德国本身。这些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并不想牺牲他们的党内生活中那些社会民主主义的旧习惯，而是要消除动摇不定的软弱的领导。俄国党的内部发展，它那已见端倪的走向垄断国家党的转变，还没有为它的德国盟友以及它的俄国组织者所察觉；独立社会党人接受了“二十一条”，以此作为他们改编组织向复辟力量作斗争的前提。
在1920年10月12—17日举行于哈雷的代表大会上，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宣告分裂。在此期间，赞成参加共产国际的潮流已经如此高涨，以致使德国政府竟不敢拒绝批准它的主席季诺维也夫入境。作为机器工业与化学工业中心的哈雷，成了季诺维也夫和希法亭各显身手的战场，支持希法亭的有阿布拉莫维奇[60]、马尔托夫等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他们刚在这一年定居于柏林。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左派则把这些人看作俄国革命的不可信任的敌人。在讨论中，俄德两国的成分以奇怪而变态的比例相互交错；涉及到的问题的复杂性，一般党员永远也没有搞清楚。在当时的德国工人中间，对俄国的情况都还只是一知半解。
季诺维也夫在洛佐夫斯基[61]的陪同下到达柏林，当时，后者是共产党工会国际“赤色工会国际”的代表。季诺维也夫讲起德语来很流畅，但也有些吃力；他在瑞士住过多年，但他从没有在德国组织活动过，或者用德语发表演说。当他踏上讲坛时，他发现自己面临着的是一个分裂了的代表大会。反对集团几乎包括有一半代表，正准备向他发出诘难。季诺维也夫发表了长达四小时的演说；他开始讲话时声音很小，有些吞吞吐吐，努力搜索着适当的语汇，好像被激动的听众吓住了似的。但是，随着演说的进行，他把多数听众都争取了过来。对那些为季诺维也夫的魅力所征服的代表们说来，关于组织程序的种种繁琐细节一下子都无影无踪，消失于在德国实行革命政策这一重大问题的背后了。大会以二百三十六对一百五十六票议决参加共产国际。
在1920年莫斯科政策的大胜利中，强调的重点发生了一次奇特的转移，这已经显示出俄国的蜕化。1918年，能够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并代之以地方苏维埃政权的布尔什维克，对德国工人产生了莫大的吸引力。但是，到1920年，关于工人委员会的幻想已经消失殆尽。红军变成了革命的主要果实，而随着红军的兴起，国家计划也代替了由工人委员会管理生产的想法。不熟悉俄国生活状况的德国工人，怀着他们长期养成的对于有组织社会的偏差，天真而热情地接受了“有计划的共产主义”。事实上，实行国家计划化对德国经济说来倒要比对俄国经济适合得多，但是在哈雷代表大会上，俄国被描绘成了这样一块乐土，在那里，贫困的现象正在消失。
季诺维也夫感觉到了这一趋势，这一种把社会民主党人和独立党人都席卷了进来的趋势。他在逗留期间写了一本名为《在德国的十二天》的小册子，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有出路、有希望。我们正在向完全废除货币的目标前进。我们用实物支付货币。我们实行了电车免费制。我们建立了免费的公立学校、供给免费的（虽然暂时还是菲薄的）膳食、免费的公寓、免费的照明。我们正在最困难的条件下慢慢地实现这一切。我们必须不停地战斗，但是我们有出路、有希望、有计划。”[62]这些都是富有魅力的词句。
在这次哈雷会议上，恩斯特·台尔曼[63]第一次作为一个政治人物露了面。他率领着汉堡代表团，替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共产国际派讲话。台尔曼代表不熟练或半熟练的工人这一党组织的下层，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掌握不够，抵不上训练有素的党的政治家，但是充满了精力和主动性，而且不信任那些党官僚。决定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同德国共产党合并为统一共产党的，正是这一个集团，而不是围绕着希法亭和阿布拉莫维奇的党的理论家。分裂把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多数带进了共产国际；剩下的少数在统一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之间观望了一年半以后，终于在1922年9月22日的纽伦堡代表大会上回到了社会民主党内。[64]
在此后不复存在的斯巴达克团举行了最后一次短促的会议后，统一工作便于1920年12月在一种含糊暧昧的气氛中开始了。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勉强容忍了斯巴达克派，把他们看作一种最讨厌的但又是不可避免的共产国际附属物。斯巴达克派知识分子则把独立党人当作一批原料接收下来，认为这批原料很值得欢迎，但是质地非常粗糙，需要经过大力加工才够得上水平，才能贴上他们的高级马克思主义商标。因此，这两个集团各自怀着不同的打算走进了新党；德国共产党在1920—1923年间的生活，一直充满了这两派之间的争执。斯巴达克派领袖兴高采烈，以为已经得到了长久盼望的机会可以建立起一个有力量在宣传和议会影响方面同社会民主党人竞争的群众性组织。可是，来自这种群众性组织的独立社会民主党工人却力求达到恰恰与此相反的目的，他们希望成立一个有能力组织斗争的、由少数优秀分子构成的党。在1918—1920年间，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用了最小的气力就获得了最大的议会影响；譬如说，在这几年中，拥护该党的选民百分比就由6%上升到17%。1920年，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在议会中拥有一百零三席，而社会民主党也不过拥有二百七十八席，共产党则只有二席。然而，尽管轻而易举地取得了这些胜利，党在每一个重要关头却总是被人击败。
统一代表大会的排场迥然不同于在此以前斯巴达克派开会时的朴素，这已经反映出莫斯科的那套新宣传方法搬到了柏林。大会在柏林亚历山大广场上的教师联合会大厦中举行。巨大的会议厅里用大量的红布考究地装饰起来，悬挂着列宁和托洛茨基、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以及季诺维也夫的肖像。每一个门口都有共产党纠察队站岗。整个的景象显示出一种把古典音乐和革命诗歌结合在一起的矫揉造作的气氛。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们大都是来自工作台的工人，这种新的官方华丽排场使他们感到厌恶；他们原本希望从会上听到对德国当前形势的清醒分析，听到今后该做些什么的具体建议。可是，保尔·列维却向他们大谈其世界经济形势。他的讲演中堆砌了大量的统计数字，夹杂着亚洲和英美世界各式各样的新闻，最后还来上这么几句模仿圣经的结束语：“进来吧，你们德国的工人们，走进（我们的新党）来吧，因为你们的神就在这里。”我注意到埃森和汉堡工人离开会议厅的情况：他们以无产阶级的作风向一些精美的装饰物上啐了几口痰，他们也只能用这种方式对列维的那段花言巧语表示厌恶，这具体地表明了德国工人的某些阶层对领导日益鄙视的态度，这是俄国的“工人反对派”集团对领导表示根本怀疑的微弱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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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路特·费舍。来源：《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责任编辑：黄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