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革命失败后，大量非共产党的国民党左派青年也遭到杀戮。劫后余生者，仍在继续探索革命的道路。在当时内忧外患的历史条件下，青年的激进化有其自身的主体诉求，并非政党"操纵"的结果。国民党对激进青年的镇压，更助长了国民党内和整个社会中腐败势力的蔓延，促使有血气的青年纷纷向共产党靠近，最终动摇了国民党的统治。从青年主体的角度研究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左派青年对个人出路与国家社会前途的探索，将有助于理解中国革命的必然性与合理性。

目录

一、大革命失败后的困顿迷茫

二、对改组派从追随到幻灭

三、继续探索人生与社会的出路

结语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大批革命青年惨遭杀戮，劫后余生者亦流离失所，陷于彷徨苦闷之中。“训政”体制下的国民党虽竭力压制激进思想与民众运动，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人们对形形色色左翼思想的探求，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大量聚集在都市中走投无路的、贫困的知识青年，在精神上痛感压抑、愤懑，渴望新的革命理论与行动。有学者认为，“五四”后中国学生运动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学运的逐步政治化，先是激进化，继而革命化，最终丧失了自主性，遭到政党把持，而学运的政治化，“当然是一个坏现象”。然而，若深入大革命失败后的历史情境，仔细考察当时中国的内外环境、青年的生存处境和心灵感受，则会发现，知识青年的激进化是广泛存在的社会现象。能否正视青年的激进化并有效吸收、领导激进知识青年，将他们变为政党的群众基础，将直接影响一个政党的生存和发展。

以往人们研究中国革命与激进知识青年，多关注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运动与左翼文学运动。事实上，在大革命后的几年中，在共产党之外，还有大量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思想者和行动者，还有广阔的、有待被开掘的左翼思想与行动的空间。例如许多坚持留在国民党左派阵营中的知识青年，既反对“清党”后的国民党，也不认同中共的工农武装割据，同时又有着强烈的爱国热情，要求改革腐败政治，渴望探寻国家与社会的出路。从青年主体的角度，探讨大革命失败后知识青年的分化，研究追随国民党左派的青年，关注他们的苦闷及其对个人生涯和民族国家前途命运的探索，将有助于理解为什么国民党官方压制激进青年和民众运动的政策无效，什么样的青年容易为国民党左派的路线所吸引等问题，呈现中国革命的多重光谱。

一、大革命失败后的困顿迷茫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清党”，对左翼青年的残酷迫害在南京、武汉、广州等地展开，举国哗然。汪精卫的秘书曾仲鸣在致方君璧的信中说：“蒋一面购买流氓殴打九江、南昌、重庆的党部，一面唆使部下枪毙从事农工运动的同志，近日越做越凶，竟然派人到四川残杀民众，死者千余。在上海又强行缴收工人纠察队之枪械，死伤数百。翌日市民为示威巡行，蒋又令兵开机关枪扫杀千余。真不相信，我们革命军的枪炮，竟然用来杀戮为革命努力的民众。……张作霖、吴佩孚所不为的，他竟为之。”

天津《大公报》1927年4月29日发表社论，为全国青年“请求保障”：“今宁汉分裂，且已动杀，此后因军事之变迁，地方势力每一变更，即须流血寻仇报复，必无已时……呜呼！吾人诚厌闻所谓左右国共之争，而实不能不代吾全国青年请求保障。夫不论左右国共，除其中少数奸猾野心之徒外，彼一般青年之从事其间者，宁非为救国救民来乎?纵心思幼稚，局量偏浅，手段凌杂，而指导者之过也。至不在党之学生，亦甚多矣。夫新中国之建设，终须赖全国有志青年奋斗，而非自私自利之寄生阶级所能办。则对于各方杀机之开，势不能不大声疾呼，极端抗议！”

“清党”在中国大地上留下了几万具青年的尸体。被杀害的不仅有共产党员，还有许多“纯粹的国民党左派”。因为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国民党的身份是公开的，共产党的身份是秘密的。那些“反赤”的人，并分不清谁是共产党、谁是国民党左派。黄埔军校的左派学生甘竹溪致函汪精卫说：广州“四·一五”事变，“被捕学生至千余人之多，而遭枪毙者，皆左派同志。”国民党左派青年极为狼狈，“欲进而加入C.P.，又为C.P.所忌，谓为投机；欲退而加入右派，于事不可能，且深非所愿。……因此人心动摇，群各鸟散。能归、有家者则归家，不能归、无家者，则落于赣鄂之间，潜匿不敢出”。中山舰舰长、海军代理局长李之龙也致函汪精卫说：九江警备司令部枪决了26人，其中仅有五六人是共产党员，“余皆为本党左派同志及无辜牵涉者”，请求汪迅速颁布命令，今后各地“捕获人犯”，须由人民团体参加会审，以免一再滥杀无辜。

宁汉分裂后，南京、广州的革命青年群趋于武汉寻找出路，然而短短三个月之后，武汉也“分共”了。大革命失败了，原有的革命机关纷纷解体，从这些机关中抛出的革命青年，顿时陷入流离失所。他们很多都是旧礼教的叛徒，是逃离家庭投身革命的，此时既无家可归，又无路可走。宁汉合流后，左派领袖汪精卫为表示不与腐化势力妥协，宣布下野。曾仲鸣在致方君璧家书中说：“旧官僚及政客大活动……四兄此次下野，最大原因是不愿与一般无聊及腐化份子同污合流。此去甚宜，因不去，则许多革命青年都以为要据要津，与反革命、不革命者妥协也。”

1927年10—11月间，汪精卫与一些反对南京的国民党中央党部执行委员群集广东，喊出“左派团结起来”的口号，试图联合左派军人张发奎，重建广东政权，10月29日经香港到广州，曾仲鸣对方君璧说：“是左派势力大有可为。” 11月7日，顾孟馀、王法勤、王乐平、潘云超等反对南京的国民党中执委员同船赴港，返粤筹商党务。广州特别市党部机关刊物《党声》出版“迎汪专号”，发表宣言，号召国民党左派青年继续革命。宣言说：自国共分裂后，少数革命的国民党青年在共产党与腐化分子的“夹攻”中挣扎，被捕的被捕，逃亡的逃亡，流浪的流浪，“匹马单人，孤军奋斗，领导无人。痛念革命前途，血泪为之齐下”，如今汪回粤的意义，就是要领导国民党左派，重振革命的大本营。

然而1927年12月11日中共的广州起义，粉碎了汪派的计划，并让他们背上了“引共”和“灰色共产党”的声名。起义被镇压后，白色恐怖开始变本加厉地反攻倒算。1927年底到1928年春天，恐怖的气氛笼罩了各地。左派青年既无组织庇护，又无革命理论以理解当前革命的挫折并展望未来，暴露于赤裸裸的空虚、绝望与恐惧之中。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左派青年杨玉清，在日记中写道：

很悲惨的消息传来，使我食不下咽……未必革命终是骗我们的吗？……我此后的生活委实难办，我瞻念我的前途，无任惶悚！(1927年12月18日)

报载何羽道被枪决，追回往昔，斯心不胜黯然。……林可彝同时被枪决。据我所知，林也不是共产党……杀人的人，口口声声是要杀尽共产党，而处处死的都不是共产党，国民党的前途将奈何!(1928年1月7日)

今天是孙总理逝世三周年纪念……我们的总理，简直成了野心家谋私利的一座偶像……(革命同志)被反革命者施以残酷的手段而抑郁、而逃、而死了！反革命者又摆起革命的架子，带上革命的花冠。(1928年3月12日)

这两天很忧愤，直若重病烦扰我、摧残我一般，我的全身，起了万丈的波涛，把我搅乱的不堪。我做了许多梦，白昼间和黑夜间，茫茫大地，寻不出我的出路来。我好比走到悬崖绝壁，一片峰峦横亘在我的前面。……无路可走比走荆棘之路的痛苦更加十倍，这种的痛苦不是言语可以形容的，也不是局外人可以想象得到的。(1928年3月29日)

二、对改组派从追随到幻灭

1927年12月，戴季陶在中山大学做了题为“青年之路”的系列演讲，后编为《青年之路》在上海出版。他从人生观、世界观、到现实政策阐发，系统解释了国民党的青年政策。他要求青年“虚心平气”回到学校，从学问中寻找自己和国家的出路。他说：“只要青年们的言行沉静着，现在社会上固然少了若干纷纠，同时在将来社会便多了许多生气。”他希望那些搞政治的人，不要再发那“错误而又自私自利的民众狂”——把青年当作争权夺利的工具；他要求青年有爱人、爱国、爱民的心胸，用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来恢复中华民族的固有道德，纠正新文化运动提倡个人主义所导致的革命青年虚无、放纵的弊病。

戴季陶对青年问题的理解，体现了一些国民党人重建中国社会伦理秩序与文明传统的责任感，但他们试图压制而非召唤青年的政治热情，无视青年的主体状态，无视青年是有着独立思想与情感的“人”，而非政客的“工具”。青年的激进化，并非受了共产党的煽动，而是有其自身的利益诉求和青年对国家、对社会的热忱。正因为缺乏对于青年“主体性”的理解，尽管南京的国民党理论家试图以传统道德纠正现代个人主义的弊病，但是，关于传统道德如何能真正落实到个人的身心感受中、使主体自觉地扩大、成长，体认到个体与民族、国家、乃至人类命运的联系，学会在更广阔的世界中理解生命的意义，这些复杂的问题，他们都缺少深入的思考与设计。这使得他们所提倡的传统道德悬在半空中，成为一套空洞的意识形态，无法吸收青年心中“真红”的热情，也不会得到热血青年的真心拥护。

在当时的社会上和国民党中，有许多左倾的青年，陈璧君的亲戚陈春圃(1925年曾保送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就是这样一个青年。曾仲鸣曾在致方君璧函中抱怨：“春极亲共，而又挂着国民党招牌，太不老实。我以为既觉得共产理论对，而中国革命必须经过阶级斗争、红色恐怖，不如老老实实的说‘我加入共产党了’。而现今一般人偏不如是，暗为共产党尽力，明仍冒国民党名义……”杨玉清日记中也写道：“据我晓得的，在京闲住的革命青年不在少数。广州不能容，武汉杀得一塌糊涂，各地都呈现着恐怖和高压的现象。名义是革命的区域，实际上依然是反动势力布满了整个中国。新青年没有出路自然是不消说的，就是稍有气节的旧人，也只有仰屋兴嗟！革命的领袖人们，政府的当局，不注意这些地方，每天只是坐在屋子里面高谈滥调有什么益处呢？”

既“亲共”而又留在国民党中，反映出他们想在共产党与反动的南京当局之间开辟出一条革命的道路。忧愤已极的杨玉清，选择了这一条路，决心“尽匹夫之责”，改造国民党。他虽痛感政治的黑暗、国民党的支离破碎、党员的普遍懈怠堕落，似乎无论怎样努力，都是白费心力，“仍欲于党务有所尽力”。他在日记中写道：“烦恼是无用，忧愤是无用……不能消极的死，还只有积极的干！虽然是黑暗包围了四周，自己仍然要将一线之光明保持着，照耀着自己，照耀着人家，尽自己的力量去照遍黑暗。结局还是总理的一句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1928年5月，杨玉清由范予遂推荐，来到国民党中央党部民众训练委员会训育科工作。在1928—1929两年中，为国民党起草了《训育人员须知》《青年运动方案大纲》《三民主义要略》《中国革命史略》等一些条例和小册子。

同情革命的散文家孙福熙，曾在《贡献》杂志上介绍过一位国民党左派的青年，名叫陈春然。他由鞋店学徒出身，自学考入了上海公学大学部，爱好文学，常在《南华文艺》、《艺风》等杂志上发表文章，出版过小说、散文和诗集，因读孙中山的著作受到感动而加入了国民党。“清党”后，他悲哀地感到国民党“已经成为死尸”，但它的主义和政纲政策还是中国所需要的，因此决心成为一个革命的国民党左派。孙福熙笔下的陈春然，是一位笔挺、英俊、思想浓厚而行为严峻的“近来不可多得的青年”。文中说：在一个思考成了最缺乏的德性、失望成了最时髦的衣衫、诚实的人格外吃亏的年代，他虽感到悲哀，却未染上“失望的流行病”。他主张民主政治，相信群众利益至上，信仰三民主义。这些特点，都被认为是国民党左派青年的“基本品格”。

这些“左倾”青年的存在，成了孕育国民党改组派的土壤。成立于1928年冬，以陈公博、顾孟餘等“粤方委员”为首的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要求在“分共”的同时，延续国民革命，恢复1924年的国民党改组精神。在1928—1931年间，他们短暂地收容了国民党党内革命青年“真红的狂热”，成为他们重新踏上征途的一个临时的、脆弱的桥梁。

在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政治光谱中，改组派位于南京派和国家主义派的左边、中共和第三党的右边，是不偏不倚的中间派。他们肯定革命、反帝、民主的口号，关注社会平等，支持民众运动，但反对暴力革命，他们承认中国有阶级，但反对阶级斗争，认为党的作用在于调和而非激化阶级矛盾。他们认为中国社会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占主体的社会，自己便是小资产阶级中的一员，要替小资产阶级说话。还认为小资产阶级需要革命，也能够革命，中国革命应该通过维持、巩固、扩大小资产阶级，而不是消灭它，来完成建国的任务。

改组派主张以党治国，但不要求党员有“党性”，不要为了“组织”而压抑“个性”。他们寄希望于国民党通过自我更新完成政治社会革命，不要颠覆现存的社会结构，因而对于关注公义又恐惧暴力的城市小知识分子，特别有吸引力。改组派主张恢复被南京政权停止的民众运动。他们重视青年学生在实际生活中的痛苦和要求，在学生要求开学、反对增加学费的运动，择师运动，争取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反日、抵制日货的运动中，经常可以看到改组派的身影。它曾被称为国民党中“最左倾的革命集团”，陈公博曾被誉为“革命时代第一流的政论家”。有的左派青年说：读了陈氏政论文章后，“像暑天里喝了一杯酸梅汤，有说勿出的凉快舒服”。

1928年秋，改组派在上海创办大陆大学，设大学、专门两部，有社会学系、法律系、政治经济系，聘请了许多左翼学者任教，如许德珩、李达、邓初民、施存统、刘侃元、张申府、陈启修等等，对于传播马克思主义起了不小的作用。大陆大学的学生说：“学校的政治气氛比较浓厚。不少教授在讲课和讲演中接触现实政治问题和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学生中也有相当多的人，不仅关心这些问题，而且有政治活动。”时人评论：大陆学生，“论数量，虽仅有二百余人，论质量，实出人意料之外……已在国内大学毕业的学生也有，曾任省县党部的委员也有，甚至连国外留学生慕名而来的亦有，一时风起云涌，凡是具有革命性的青年们，莫不争先恐后地跨进了大陆之门”。大陆的教职员，都是改组派，“非‘改’不用，几成了一家的天下”。至于课程，“早也是革命理论，晚也是革命行动，‘革命’！‘革命’！几成了大陆师生们的口头禅。”

1928年5月，日军为阻挠国民革命军北上，制造了“济南惨案”。南京当局为不干扰“北伐”，采取了屈辱的妥协退让方针，这在各大城市的青年中掀起了反日民族主义浪潮。1928年5月5日，南京各团体在金陵大学礼堂开会，议决成立“反对日本暴行大同盟”。中国学生总会通电全国学校，一律罢课3日，组织救国学生军，要求国民党恢复民众运动。武汉、天津、长沙等地都组织了“外交后援会”，要求国民党严正交涉、对日经济绝交。南京、上海、杭州、厦门、广州等地的学生纷纷罢课，上街宣传反日运动，追悼死者，举办募捐慰问活动。5月9日，上海市学联在南市公共体育场举行“全市学生反日运动大会”，有四百多所学校的十万多名学生参加。

青年自发的反日运动，引起了各个党派的注意。1928年5月15日，共青团中央发出通告说：“济南惨案”的严重性较“五卅”实甚十倍，但中共党团在此次争斗中所表现的力量“异常之弱”，对群众的公开宣言发得太迟，反日政纲未能快速散布到群众中去，各级干部不能运用群众的战线打入国民党主导的团体、工会中，导致反日运动大体上是国民党左派领导的。为了夺取群众，中共必须利用国民党左派提出的恢复民众运动、力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等口号，将反帝斗争与反国民党的斗争结合起来，一切国民党左派的民众团体，“必须打入进去”。改组派则迅速把握到了反日民众运动中所蕴含的热烈民气，喊出了“恢复民众运动”的口号，将反日运动与反蒋运动结合起来，扩大了改组派在青年当中的影响。山东省各地的国民党基层党部中一时充斥改组派，他们领导着反日抵货运动。

1928年7月中共江苏省委的一份报告中说：“学生群众在济南事件发生后，更显明认识了国民党的反动，在短时期中确实很热烈的鼓起反帝的热情。”学生“分化甚烈”，“大部分都左倾，大多数都不满于国民党。但终因我党没有很好的领导学生运动，所以在最近许多摇动的分子徘徊于陈公博派、谭平山等的第三党等等歧路之间，而陈公博派和第三党对智识分子之宣传品如雨后春笋，充满了上海各种书店……客观上这确实是表现了一般民众对国民党之不满。”改组派喊出的“恢复民众运动”等口号，虽然“是一时欺骗民众的掩眼法”，“但这些口号，确是一般民众所需要的东西，确成了现时广大群众行动的共同目标。这种现象不但是上海，即南京、苏州以及各县的学生群众亦莫不皆然！”

改组派的政治路线重视青年知识分子，以吸收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为中心任务。针对那些青年被共产党煽动、沦为政客工具的论调，陈公博写了《革命青年有后台老板吗？》一文，批评这是“心理上的反革命”。他说：“五四运动的当中，北京段政府也这样说，学生背后有后台老板，政府的命令真是三令五申，不是告诫学生要沉静读书，就是告诫学生不要受人利用。不料当日段政府的揣测，又不祥的搬到京沪来。”陈公博经历过五四运动，他说五四运动“实在找不出什么后台老板”，若硬要找出的话，那么“爱国心的驱使就是后台老板”。他也看到了站在青年当中、跃跃欲试的共产党和国家主义派，说“青年的革命性是不能压抑的，青年的爱国心更不能压抑的”，国民党如果不能勇敢地站起来，领导青年，那么，“这群青年而有力的革命兵士”就要跑到国民党的对方去了，“党就要覆败了！”

全盛时期的改组派，在全国各省市和海外支部中共有一万多人，成员主要是城市知识青年。南京的改组派组织成立不到一年，就发展了五六百人，主要成员是大学生和机关职员。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学校、军事学校，以及国民党中央党部中，都有改组派的秘密组织。上海的改组派有七八百人，在各大学都有分部和小组。上海交大在上海市学联的首席代表吴其钰是改组派，他当选市学联主席后积极在市学联发展组织，“整个上海市学联都被改组派把持了”。后来吴其钰又以上海市学联首席代表的身份，当选全国学联主席，联合其他各省的改组派，控制了全国学联。

在山东，改组派夺取了教育机关，从上到下地发展组织。1928—1930年间，山东省教育界的改组派势力很大。山东省政府主席陈调元曾致电蒋介石说：改组派控制了山东省教育厅，“厅内职员有重大嫌疑者数人”，最高干部均为改组派，他们计划“夺取山东整个教育”；山东省济南一师的训育主任刘子斑、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的校长徐轶千等人，均受改组派成员朱霁青指挥；日照县县立中学校长尹树生，“亦为改组派中坚分子”；“前山东指委会所办之训练班，有二分之一倾向改组派”。

陈公博认为，国民革命时期国民党青年运动的一大错误，就是“完全狭义的学生运动”。学生既不具备独立的经济基础，又不能深入群众，“在社会中变成了一个特殊的阶级，行动纯粹靠一时的热情，热情既过，个人便各自寻出路”。因此，改组派向知识青年发出了“到农村去，到工厂里去，到下级党部去”的号召。陈公博说：“我以为青年只有一条出路，即是‘往下去而不是往上跑’……必得到下层民众(中)去才是革命工作。”在1928—1931年间，许多改组派的青年都加入了工会，或在改组派党部所办的工友夜校教课，对风起云涌的城市工人运动起到了推动作用。

改组派对一些国民党下层军官也产生过影响。一位曾参加改组派的军校学生牟龙光回忆说：中央军校里有个叫罗翘秀的战术教官，“肯与学生接近”，颇得“学生的信仰”。有天罗教官约他和另一些学生去家中，拿出《革命评论》给他们看，问他们觉得怎样？他们说：“改组国民党，反对蒋介石独裁，我们是赞成的。”当天几个人都填了表，举行了参加改组派的手续。这是中央军校的第一批改组派成员，以后又陆续在中央军校第六、七两期和军官研究班、要塞炮兵班中发展了一些成员。

1931年宁粤对立时，有报纸评论说，改组派“注力于下层工作”，自汪回粤之后，“青年党徒之归来者，不下千余人……分布于各党部、各军队之中，于原有之潜势力外，又新添多数之力量……表面虽莫展一筹，实际已有无形之进步”。但是，改组派并未贯注全力于夯实下层的组织与军事基础，他们不能建立革命的武装，只能诉诸利用军阀发动对蒋战争的“快速”夺权手段。这使得一场原本包含着国民党自我革新诉求的改组运动，最终蜕化为一系列的军阀战争与派系竞逐。这是“改组国民党”理想的堕落，也是改组派最终被真正的革命青年抛弃的原因。

在当时的国民党内，迎合青年的革命诉求而主动表现出“左倾”的大小政治团体比比皆是，改组派只是其中的一个代表，此外还有第三党、社会民主党等。徐谦在上海组织过“共同生活社”，提倡“劳资合一”论。孙科也曾以发动“新左翼运动”自诩，一面要求共产党合法化，一面“求见好于”社会民主党，并投资神州国光社，宣传主张对日绝交、对俄复交，与民众打成一片等等。这些政治组织出现的社会基础，正是社会上广泛存在的左翼青年。无论高层政治怎样变化，只要社会上有贫穷、痛苦、压迫存在，青年们对于更公平、更人道、更美好的人类生活的主动探求，就不会停止。

1931年底，国民党实现宁粤合流，组成新的中央政府，改组派大员纷纷入阁。1932年元旦，新任南京政府实业部长陈公博，在参加国民政府新年典礼后，写下：“髀肉重生战马疲，征袍脱去换朝衣。酒杯浇尽牢愁在，也自随班习朝仪。”颓唐之情跃然纸上。时人评论说：汪蒋合作，左派大员都得高官显爵，而满腔热血的学生，除少数以特殊关系获得所谓“革命报酬”外，其余“凡是找到了他们所谓革命的领袖，初一个‘没办法’，继一个‘没办法’，终于还是一个‘没办法’，真是目击心伤，欲哭无泪！……要知伟大人物的地位，是牺牲我们无数青年的血泪所造成。”

上层政客的投机与消沉，让下层的革命青年深感失望，再次感到革命理想的幻灭。追随改组派的青年军官牟龙光便觉悟到：“看来革命与反革命的口号也不过是麻痹人民的，他们当了大官，就合作了，‘革命’不过是为了个人当官罢了……真令人恼极了。我从此到部队去……改组派的事，从此我也不再过问。”据时人观察，1932年以后，不仅社会上过问改组派的人不多了，“即其干部中人，好像亦远不如从前之起劲”，一些大学中的改组派活动份子，竟被共产党“拉去”。中共山东省委1932年6月的工作报告中说：山东省博兴县“整个国民党县党部完全加入了C.P.”，其中有两个常委是中共党员，一个常委是互济会的，其余是民众教员馆的职员，“区长也加入了C.P.”。

三、继续探索人生与社会的出路

1928—1929年间，因为蒋、桂、冯、阎等新军阀之间的冲突，给改组派提供了发展空间。在冯玉祥、阎锡山势力范围下的山东、河南、平津各省市，改组派发展迅速。但军阀混战提供的机遇是不稳定的。1929年10月的蒋冯战争中，冯玉祥战败退出河南，在冯保护下的改组派土崩瓦解，所有支部委员和省民众团体重要负责人都被通缉。省党部负责人邓飞黄、刘潇然、李武侨、张居平、王槐堂、曹焕章、韩秩五、张汉英等人逃到了北京，没来得及逃走的青年很多被捕。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改组派重新掌握了河南省党部，冯、阎失败后又受到沉重打击，并急遽分化，有的投降了CC系，有的加入了军统，还有的投奔中国共产党，走上了革命道路。1931年底汪蒋合作后，亦有许多改组派成员跟随进入南京政府。

在汪蒋合作的南京政府中，汪精卫出任国府行政院院长，陈公博、顾孟餘分任实业、铁道部部长，甘乃光出任内政部副部长，左/右的派系关系仍然存在。新成立的中央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负责调查各地民运情况，收集民运资料，为国民党物色优秀的民运人才，是改组派民众运动计划的实施。原改组派成员纷纷进入上述部门工作。陈公博长期担任民运会主任，副主任王陆一在改组派反对国民党“三全大会”时，也站在反蒋阵营一边。民运会二百四十余名职员中，约半数为前训练部留任，新入职者多由陈公博、王陆一介绍而来。科长、总干事等下级干部许多是改组派青年，秘书萧忠贞为改组派要员。

南京特务机关给蒋的报告中说，民运会是改组派“借党营私，期诸全国民众团体归其掌握、指挥裕如”的工具。还说改组派“各地下层亦极为努力”，如民运会秘书萧忠贞等，“亲到京市各地指挥农民、青年运动”，占领党政机关，拉拢干部人才，吸收群众，“如此活动半年，则彼等力量深入下层，不易动摇矣”。

原改组派河南省党部的负责人邓飞黄，1932年后在顾孟餘执掌的铁道部中担任职工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主办职工教育。他说：“劳动者是群众生存的维持者，是人类文化的创造者……(中国的劳动者)是民族复兴的主力军。”但是，因为中国生产力低下，教育不能普及，劳动者目不识丁，技能简单，以这样的劳动阶级为建国的基础，“民生何由而不凋敝，国家何由而不衰弱，民族地位何由而不低下”。邓飞黄主持铁路职工教育三年，在津浦、北宁、平汉、正太、京沪、沪杭等主要路段，设立铁路职工学校约45所，开设识字、写字、三民主义、国语、算术、绘画、生产技能、公民常识等等课程。还刊行《铁路职工周报》，编印工人识字课本，工人小丛书，“纯为工人读物，意在激发工人求学兴趣”。

在兴办职工教育的同时，邓飞黄渐渐对党务工作失去热情，兴趣转向读书和研究工作。他发起组织了中国经济研究会，出版了《中国经济月刊》和丛书，除写论文，还翻译了一本社会经济学的著作。这种从党务工作到学术研究的转向，反映出邓飞黄对国民党政治的失望和厌倦，以及想从学术研究中为中国政治寻找出路的心愿。1935年12月，邓飞黄受到CC系的打压排挤，铁道部长顾孟餘同情他的遭遇，决定派他赴欧考察，增长见识。这使他“多年来想到欧美去留学的希望得以实现了”。1936年2月，邓飞黄启程去英国伦敦大学留学，开启了新的一段人生历程。

在经历了现实政治的复杂、污浊之后，重新回到学校，从读书和学术研究中探求社会构成之理和中国救亡之道，成了许多有理想、有思考能力的国民党左派青年的选择。1929年的元旦，南京中央党部的杨玉清在自己的宿舍中，写了一首小诗：

将送着十七年的旧友过去！复会着十八年新生命的到来！

在患难之下呻吟过渡的我啊！依然是，依然是有形容不出的悲哀！

主人们正在那里酣笑！奴隶们正在那里号啕！

人生的现实之宫堂！再也看不出别的什么，除了牛马与豺狼！……

时代驱遣我们努力！历史吩咐我们向前！

我们怎么忍啊！我们怎忍醉生梦死！梦死醉生！

黑暗终会退避光明！缪妄终会屈服真理！

只要我们的血泪未枯！我们还要滴到最后的一滴！

从杨玉清1928—1929年的日记看来，这两年他读书非常努力，“为的是要在读书当中找着我的出路”。他所读之书涵盖政治、社会、历史、哲学、文艺等诸多领域，有《总理遗著》《三民主义之认识》《欧洲政治思想史》《中国近百年史资料》《经济地理与国际问题》《中国伦理学史》《西洋伦理学史》《人生哲学》《资本论解说》《联俄讨论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茅盾的《幻灭》、蒋光慈的《光慈诗选》、瞿秋白的《新俄游记》，等等。他将一本《新土耳其》读完后，在日记中写道：“近东的病夫，与远东的病夫，在世界革命的进程中，都是最有希望的国家。我遥祝他们将来能走向非资本主义的前途！”

此时杨玉清的思想还比较混乱，无日不被革命理论萦绕脑海，但是只有零碎的知识，而无系统的学问，内心总是充满矛盾。在困惑和忧虑中，有一些良师益友，引导他走上了继续求学之路，其中一人是大革命时期湖北省党部执行委员兼青年部长邓初民。邓是著名的国民党左派和社会学者，曾与许德珩一起发起过革命团体“本社”，与李达一起办过《双十》月刊。他告诫年轻的杨玉清：“务须从事细心研究，头脑放静，心肝常热。社会科学，须起码的读完几套书，否则零絮知道一点，无论知道得何等多，仍是无根之草，潮流一来，只有随风漂泊，极为危险。”杨玉清感到这些话“确实道破了我的病症，我急应切实履行。”

杨玉清还有一些共同爱好文艺的朋友，如后来中共党内著名的作家胡风(张光人)。他十分佩服胡风，对其人格“极其敬仰”，“觉得他的文学的修养，实为普通谈文艺者所弗及”。1929年1月，杨玉清来到上海，很羡慕上海的左翼青年居住在亭子间里的生活：“无论什么书，可以自由地看；无论什么意见，都可以自由的发表，会着的人哩，更是种种色色……假定我不为生活打搅，我情愿跑到上海来，藉着这个环境，来锻炼自己。尽量地读书，尽量地作文，尽量地接纳好的同志，我相信不久的时间，一定能得着很大的进步。”在后来的几个月中，来上海，住亭子间，“过艰难困苦的生活，死命的读书，死命的作文，作的文字向报纸发卖，藉以维持日常的生活”，这种想法继续在他脑海中盘旋。

同时，他也有了继续读书，出国深造的念头。他说：过去，对“学者的生活”很不以为然，以为一为“学者”，便“和社会不相干的”。经过几年政治波涛中的挣扎，备尝痛苦失望、歧路彷徨之后，他开始重新思考学术生活的意义，以为“学者对于社会的贡献，是比一切的人要大，尤其切实研究社会科学的人”，于是“很有一点要当学者的野心了”

1929年底，杨玉清向国民党中央党部提交了辞呈，开启了赴日留学的生涯。艰苦的留日生活，甚至时有断炊之虞，但亦有不少志同道合的同乡、朋友，如张光人、胡业崇(胡秋原)、高叔康、徐佛观(徐复观)等人。他们在当时都是穷困而倾心于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青年，后来都成了各领域的著名学者。1930年2月，杨玉清与徐复观同游东京上野公园，彼此畅谈，都感到此后要“根据马克思主义”，把中国社会好好分析一番。杨玉清、胡秋原还结识了正在东京办《读书杂志》的王礼锡，王约他们投稿。在接下来几天的日记中，杨玉清写道：“草文，约三千字，一气呵成”；“草文，约五千字。心情如明镜”；“我要能多读些书，多有些著作……那时我才真是快乐了。”

“九一八”事变后，杨玉清因在毕业论文中抨击日本的法西斯政策，遭到日本当局的逮捕，后在国外友人的帮助下回到中国。1934年，他被国民政府派到巴黎担任驻法大使馆的秘书，工作之余勤奋苦读，最终拿到了巴黎大学的法学博士学位。他与邓飞黄一样，在后来漫长的国共斗争中，都曾帮助和设法营救过一些受难的共产党员，虽然早年与汪精卫集团的关系深刻，但在1938年底汪精卫脱离重庆之后，都毅然断绝了与汪的关系。在1949年后，他们都留在了中国大陆，为一生的革命生涯找到了最终的归宿。

因政治变革遭遇挫折，转而探求社会和文化的深层原因及改造方案，这并非大革命后独有的现象。民国初年，中国的政党政治实验失败，五四新文化运动应运而生。1917年7月，当胡适从海外归来，船到横滨，听见张勋复辟的消息，到了上海，看到出版界的孤陋，教育界的沉寂，感到张勋的复辟“是极自然的现象”，于是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投身大革命的一代知识青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是由新文化打造的新的政治主体。大革命后的左翼知识分子由学术、教育、文学、艺术入手改造社会的愿望，反映了知识分子对文化改造社会功能的深刻体认，他们相信文化对于政治具有某种再造能力，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宝贵遗产。

结语

那些国民党左派的青年，以阶级分析的眼光看，都是一些“小资产阶级的知识青年”。他们幻想以非暴力革命和较少的流血牺牲，达到政治的革新、社会的进步，这是他们在经历了大革命失败，目睹青年的鲜血浇灌大地之后，寻求个人出路，探索国家、社会前途的一个自然的结果，有其历史合理性。跟随他们的生命、情感体验进入历史，有助于看清当时中国社会、政治中各种对抗性的力量斗争、结合、转化的过程，以及那个时代的青年探索人生、社会命运的历程。

国民党政权在汪蒋合作之后，本有足够的空间来回应革命青年的诉求，但南京当局始终无视左翼批判思想的合理性，视一切激进运动为共产党的煽动，视民众的合理诉求为“反动”而镇压，以“剿共”、“抗日”合法化其暴力独裁统治，对于包括中共和改组派在内的各种左翼组织，施以了残酷镇压。1929年7月25日，蒋介石致电上海龙华警备司令熊式辉：“近来各地共党及改组派活动甚剧；上海为活动中心，若不严厉处办，无以镇压反动，肃清上海共党及改组派。其就获有据者，应即处决为要。”这反过来更助长了国民党内和社会中腐恶势力的蔓延，促使有血气的青年纷纷向共产党靠近，撼动了国民党的统治。

大革命后的国民党左派青年，是国民革命的“剩余物”，他们的思想主张、政治口号、主体人群，在组织上、政治上，都与国民革命有传承关系。国民党左派虽然反共，却是共产党参与塑造的，他们对中国社会的阶级分析，对中国革命纲领的设计，所秉持的唯物史观，均体现了国共两党政治文化的融合，而不同于那些“非革命”的“中间道路”。但国民党左派的政治文化中，又有完全不同于苏俄和中共革命文化的部分，它是整个中国革命光谱中的一环，可以让我们更深地理解中国革命的丰富性。

长按二维码支持激流网

为了避免失联请加+激流网小编微信号wind_1917 

（作者：李志毓。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责任编辑：郭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