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的思想谱系

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体系像是对话性的多声部叙事，林林总总的女性主义派别之间虽然存在理论分歧，其思想或目标却存在重叠，就连发展脉络与中心人物也有时空上的交集。

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勃兴伴随着20世纪60年代的女性主义运动而起，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中，女性主义的理论建设逐渐走向成熟。不论是外部的批评还是内部的辩论都没有阻止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发展的步伐，反而令其在发展过程中博采众长，逐步建立起一个多元并存、多学科渗透的思想体系。

自由女性主义

自由女性主义的理论基础是自由个人主义，认为个体具有理性且受自由意志支配，理性不分种族和性别。自由女性主义不主张推翻现存的经济社会秩序，而是强调通过对现有法律进行改革而实现女性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和同工同酬的权利。自由女性主义为男女两性相互认识、相互尊重并一同建设地球美好生活提供了理论平台。然而，自由女性主义仍存在不少理论上的缺陷。首先，它只局限于白人中产阶级经验，忽视种族和阶级差异。其次，自由女性主义对于理性的一味强调与对身体的忽视和排斥，意味着这种建立在“头脑—身体”二元对立基础上的理论并没有完全摆脱男性价值中心主义，因此势必会引发其他流派女性主义理论的出现。

激进女性主义

Radical一词在英语中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激进的”，二是“根本的”。激进女性主义的“激进性”和“根本性”体现在，它相对于自由女性主义而言更具“革命性”和“彻底性”。它认为女性受压迫的根源是男权制，而不是法律体系。男权制是一切形式压迫的根源。因此，女性主义要想实现平等，必须对男权社会进行根本变革和秩序重组。

激进女性主义内部分为两大阵营。一是“激进文化女性主义”，二是“激进自由女性主义”。前者将身体作为关注的焦点，认为男性通过统治女性身体来实现对女性的压迫。要想从根本上改变女性的附属地位就必须通过“生物革命”使女性从生育的功能中解放出来。激进文化女性主义认为，应弘扬女性文化价值观，女性所表现的关怀、合作、群体意识应成为建设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可持续发展关系的有效途径。

激进女性主义从男权制、生理差异等独特角度对女性的受压迫根源进行了重新阐释，也提出了建设性的目标和对策，在争取女性堕胎自由、反对色情制品实践方面也功不可没。但它视所有男性为敌人的极端主张和对性别决定因素的片面强调不仅招致了其他流派的猛烈批评，也引起阵营内部的分歧。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是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结合的产物，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解放理论为基石，认为女性解放与社会主义的目标一致。劳动的性别分工或按性别的劳动分工（gender division of labor）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讨论的焦点问题。朱丽叶·米歇尔（Juliet Mitchell）利用马克思的生产和再生产、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使用价值与剩余价值的概念框架，揭示妇女的无偿家务劳动是资本主义社会使妇女处于从属地位的经济根源。她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通过意识形态，迫使女性从事只有使用价值没有交换价值的家务劳动，因此女性主义者主张将家务劳动社会化，将其转化为社会创造利润的形式。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理论强调社会关系包括阶级、性别、地域等各种形式的关系，而且认为各种社会关系相互联系和制约。同时，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又是马克思主义精神在性别平等领域的继承和发扬，成为探讨女性地位、作用和贡献的重要理论工具。

精神分析女性主义

20世纪70年代，女性主义运动如火如荼之时，女性主义者却感到前所未有的困惑。一方面，女性在很多领域取得了独立、平等的地位，但另一方面，女性本身还是摆脱不了对男性的过分依赖。女性主义者甚至开始怀疑：难道男权真是生理决定的吗？是否存在其他理论能够解释女性为什么不能毅然决然地走出旧日的阴影？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概念为女性主义学者提供了解开谜团的钥匙，从而发现性心理的发展是对人的生物性进行社会阐释的过程。

受雅克·拉康（JacquesLacan）理论影响的露丝·伊瑞盖瑞（Luce Irigaray）、朱丽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海伦·西苏（Helene Cixous）是代表法国精神分析女性主义的“三剑客”。针对语言对于个体身份的构建作用，她们提倡建立“女性语言”（l’ecriture feminine）的文学理论。如果男性语言倾向于理性、清晰、逻辑性，那么女性语言则是非逻辑的、非线性的。事实上，无论是“女性书写”或“女性语言”都是一种不能被界定、只能意会的“语言”，它所表达的更多是向男权挑战的姿态和立场，是一种颠覆男权传统的策略，而不是一种物理的存在。

精神分析女性主义理论提出的很多设想固然振奋人心，同时也为女性解放提供了全新视角，但它也存在不少问题，如其乌托邦色彩就遭到学界的批评。精神分析女性主义难以解决女性的实际问题，表现出政治上的无能。

生态女性主义

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生态女性主义是性别研究与生态伦理学相结合的理论流派，既强调女性主义和生态批评在理论上的相互借鉴，也强调女性解放与生态保护之间在实践上的鱼水关系。这一概念由法国女性主义者弗朗索瓦·德·欧本纳（Francoise d’Eaubonne）率先提出，后于20世纪80年代形成一种时代思潮，并迎来了20世纪90年代的蓬勃发展。生态女性主义强调女性与自然之间天然的亲密联系，认为女性的受压迫和自然的掠夺背后是几千年来占统治地位的男性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通过对这种男权思想的批判，生态女性主义者志在打破这种根深蒂固的等级制二元关系模式，建立一个多元复杂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世界。

后殖民女性主义

当第二波女性主义高扬“全球姐妹联盟”（Universal Sisterhood）的大旗，誓将普天下所有受压迫的女性聚于麾下时，有色人种女性对此提出了质疑和抗议。她们认为，这种盲目乐观的“全球姐妹联盟”口号掩盖了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中的种族主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之前的各种女性主义理论，不管是自由女性主义还是激进女性主义，其实质都是以白人、中产阶级女性为参照点的理论，这有悖于女性主义本身的逻辑，因为，如果男人不能代表人类，白人女人也不能代表所有女人。强调女性受压迫的普遍性，但不能以忽视不同种族和阶级女性经历的特殊性为代价。

后殖民女性主义的理论贡献主要有：一是促使后殖民理论关注性别问题，清楚认识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与男权制的共谋关系，将国家和民族解放与女性解放密切联系起来。二是质疑西方女性主义为第三世界女性的“言说”，突破其欧洲中心主义，重新认识和评价第三世界女性。从20世纪70年代发展至今，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经历“批判”和“建构”两个阶段，前期主要是批判西方白人女性主义和后殖民理论，后来走向建构后殖民女性主义自己的分析方法。在认清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女性之间的差异基础上，后殖民女性主义开始致力于推动两者的对话和联合，寻求全球化背景下女性主义的新策略。

跨国女性主义

跨国女性主义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提出的一种新策略。苏珊·弗里曼（Susan Stanford Frieman）指出，以往的女性主义理论过分强调女性内部不同种族、不同阶级、不同宗教之间的差异，从而掩盖了不同群体求同存异的可能。“跨国女性主义”并非“全球女性主义”（Global Feminism），因为后者有推崇西方女性主义为普适原则的嫌疑。关于跨国女性主义在全球化时代的任务，美国布朗大学王玲珍教授曾指出：“跨国女性主义需要一种具有批判性的、全球的、多层次的女性主义政治与实践视角，并致力于在女性中建立一种跨国的政治联盟。但要实现这些目标，必须不断抨击以四海皆准和不均衡关系为模式的女性主义活动，并且认识到，父权制的霸权不是靠一种模式建立起来的，而是在不同的文化和不同时期呈现不同的形态。”

面对当代社会中全球化给女性主义提出的新问题，苏珊·弗里曼提出女性主义进一步发展的新思路，即建立“游弋式的女性主义”（migratory feminism）。它是动态的跨界的女性主义，强调身份形成中的互动性、交往性、混杂性、混合性。“游弋式的女性主义”不在两极之间作单选，而是在其间做动态的游弋，这或许有点乌托邦，但可以是一种努力的方向。

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发展至今，经历了几次重要的范式转型。这些范式转型见证了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成长，勾勒出其对权力、身份和社会变革的理解逐步走向成熟的轨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从关注现实的经验世界入手，从包括去殖民运动、种族平权运动、生态主义运动、同性恋运动在内的各种运动中获得启示，并且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将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后结构主义、生态理论、族裔理论、后殖民理论等的思想精华兼收并蓄。从发轫至今，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与各种理论联姻，与各种实践结合，在多种学科间穿梭，这种“跨界”和“创新”的姿态彰显出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在知识革命和知识传播中的先锋作用，为中国女性主义理论建设提供了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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