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产阶级到流浪汉，只有一步之遥

据美国住房及城市发展部和「National Alliance to End Homelessness」的统计显示，在2018年的一个晚上，全国共有55万3千人处于无家可归的状态。其中，将近13万人来自加州，在50个州中排名第一。

对于大部分美国流浪者来说，这场「冒险游戏」，毫无乐趣，没有时限，不能退出。五十多万种不同的人生，唯一的共通点大概有且仅有一个——没有房子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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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选择

在Kristen还没有决定抛下一切开始流浪之前，她的男友Tom给她算了一笔账：如果Kristen立刻从她现在月租1650美元的单身小公寓里搬出来，不出一年，她就能付清身上所有的债务，还能拥有至少两万美元的存款。

Kristen当时34岁，在旧金山的一个广播台做着全职新闻记者。她要还的债并不算多，只有3500美元（约合近两万五千元）。但由于每个月的工资仅够得上旧金山地区高额的房租和日常开销，工作十年来，她一直没能拥有过存款。

Tom邀请Kristen搬到他家，这里的家，指的是一个帐篷。已经在流浪生活中的Tom并不是什么无业游民，他47岁，是一位全职电力承包商。

经过几周的考虑，Kristen答应了。她听取了这个只在她人生中出现了五个月的男人的建议，打包了行李，床绑在车顶，「把人生都塞进了一个船运集装箱」。

她最后回头看了看自己的小公寓，然后毅然决然地离开公寓，住进了旁边的塔玛派斯山上Tom的帐篷。那里是一片营地，是野营爱好者们常去的地方。

没有了厨房、没有了卧室，Kristen把一家健身房当成了家。拥有会员卡仿佛拥有了一切——早上起床，Kristen在那儿晨练、洗澡、开始在电脑上写稿子；晚上，她和Tom会在健身房大厅的沙发上瘫着休息，好像坐在自家客厅里一样自在。周末，他们离开健身房去背包旅行，欣赏日出、感受微风。

Kristen享受这种生活方式给她带来的自由和心理上的轻松感，但当危险降临、保护他们的只有那一层薄薄的帐篷布的时候，她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某一个晚上Kristen和Tom因为被噪音打扰，在营地和一群人起了冲突，这群「小流氓」威胁要把他们从帐篷里拽出来。他俩报了警，但警察的到来反而更激怒了这些肆无忌惮的人。

为了保证人身安全，他们在半夜一点钟偷偷溜出帐篷，穿着睡衣躲进了森林。

在那之后，扎营成为了过去式。Kristen和Tom搬进了车里，在铁和钢化玻璃的保护下寻找着安全感。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我们像是在秘密地活着，」Kristen没有想到流浪生活会如此艰难，「我害怕在半夜被警察发现，更怕被认识我们的朋友和同事发现我们的生活状态。」

无家可归的第四个月，Kristen受够了流浪。但也有一些好消息：她还清了3500美元的债，且拥有了存款。她租下了沿海的一间船屋，每月花1450美元重新买回了「有家的奢侈」，但比起加州普遍超过3000美元月租的一居室，这种「奢侈」依然显得小心翼翼。

然而，就连这种奢侈也在七个月后被打破了——Kristen被解雇，告别了闯荡15年的广播新闻行业，成为了一名自由记者。「但我绝对、绝对不要再过回我原来的负债生活，」Kristen和Tom一起搬到了一艘真正的小帆船上。

他们一边在船上生活，一边对它做着整体翻新，打算以后驾船出海。连航线他俩都计划好了，先到墨西哥，再闯荡太平洋，「感觉世界都在掌控之中。」在小帆船上彻底定居的她，现在是网站「The Wayward Home」的主编，为像她一样过着另类生活的人提供社群，也为看了她故事蠢蠢欲动的人答疑解惑。

400美元一个月的帆船生活，让Kristen彻底沉浸在了「live tiny」的快乐里。

这场流浪对Kristen来说，像一场冒险游戏。她开机、登录，掌控全局，虽也曾遇到危险，但更多的时候，她享受其中，并在游戏中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日子。

对Kristen来说，「无家可归」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主动选择；但对更多人来说，是一种迫不得已的生存境况。

对于大部分美国流浪者来说，这场「冒险游戏」，毫无乐趣，没有时限，不能退出。

Kristen在她的帆船上

两种身份

「人们对流浪者总是带着一种刻板印象，他们总认为只有那种吸毒又酗酒的懒蛋才会流浪，」Ellen眼里写满疲惫，「但我，一个拥有硕士学位的大学教授，依然无家可归。」

太阳落山了。美国加州的天气是舒适的，哪怕冬天最冷的时候，气温也在十度左右徘徊。加州圣何塞州立大学的教授Ellen收好手头正在批改的论文，等因为腰伤失业的丈夫Jim和他们的两条狗狗来接她下班。

他们坐进银灰色的沃尔沃小轿车，两个人、两条狗，驶向回家的路。

驶过几个街区，Jim把车停在了一座教堂旁边。他打开车门，开始在旁边支起一个帐篷。与此同时，在车里的Ellen摇上车窗，放倒座椅，铺好毯子，脱下外套挂在窗外做窗帘，把东西在车顶的收纳箱里放好，动作一气呵成。

像自2007年开始的几千个夜晚一样，56岁的Ellen和66岁的Jim要在车里过夜。这辆老旧的沃尔沃小轿车，是他们十几年来生活着的「家」。

夜里，他们用纸杯、塑料袋和婴儿湿巾代替卫生间的一切功能。这对夫妇从救助站收养的两只狗狗分别守护在他们身旁：一只在车里陪着Ellen，一只睡在帐篷里，和因为身高太高车里挤不下、只好支帐篷的Jim同床共枕。

Ellen可以驾轻就熟地在「大学教授」和「无家可归的流浪者」两种身份之间无缝切换。白天的她在讲台上探讨英语文学，和所有教职工一样在食堂吃饭；晚上的她戴着头灯窝在副驾驶上备课、判作业，然后在同一个空间里度过整个夜晚。

太阳升起了，又是新的一天。Ellen戴上项链、穿上西装外套，将一头红棕色的卷发在脑后绑好，遛过狗狗，顶着蓬松的刘海奔向校园。走上讲台，她耳朵上的珍珠耳环依然精致，全然看不出另一个身份作用在她身上的痕迹。

从中产阶级到流浪汉，只有一步之遥-激流网 Ellen在车内的生活

五十万个破碎的梦

从一个有家的人的角度看这些流浪者，「吸毒」、「酗酒」、「懒惰」、「失业」、「有精神疾病」这样的词总是和「无家可归」挂钩。

但就像Ellen所说，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针对加州乃至整个美国流浪者群体的各种调查研究表明，这55万3千人处在不同年龄段、有着不同的肤色、习惯不同、收入不同、工作不同、健康状况不同、性向不同，有的像Ellen一样有着体面的工作和稳定的收入，有的像Jim一样失业且疾病缠身，也有的像Kristen和Tom一样乐在其中。

五十多万种不同的人生，唯一的共通点大概有且仅有一个——没有房子住。

「每次我跟新的学生说起我的情况，空气都会变得死一样寂静。」面对自己的学生，Ellen从不会刻意隐瞒自己无家可归的事实，「我会跟他们说，他们的父母可能离无家可归也只有一张支票、一次变故、或一场大病的距离。」

Ellen从小就被一个不太富裕的家庭收养。她努力学习、听话懂事，并对美国梦的奥义深信不疑——只要肯努力，任何人都能顺着梯子爬上去。不说爬到最顶端，也至少能在中间的位置过上舒服的小日子。

父母双双去世之后，Ellen辞去了十五年来的技术行业行政工作，决定重拾梦想，走上学术道路，并在2009年拿到了本科毕业证。随后，她经教授推荐去读了圣何塞州立大学的研究生。2013年，年过半百的Ellen从圣何塞州立大学拿到了英语文学硕士学位。

有教书梦想的Ellen选择了留在圣何塞当一名教授。有热情、有工作、有收入、有爱人，那时她觉得生活充满了希望，美国梦的实现好像近在眼前。

但生活总是处处充满意外。

被大学聘用的Ellen没有想到，入职六年来，她的头衔依然只是「兼职教授」。圣何塞州立大学是一所公立学校，一般来说，美国公立大学得到的校友捐款比私立学校要少很多。所以为了节约成本，像其他公立大学一样，圣何塞大学雇用了很多像Ellen一样的兼职教授，并通过卡一些硬性指标来故意延后他们的转正。这意味着，全职教授能享受到的一切权利Ellen都没有，包括医保和比她现在工资多一倍的月薪。

另一个意外，是她和Jim的健康状况。曾经是蓝领的Jim因为腰伤失了业，并因此再没能找到工作；而流浪多年，Ellen本人的健康状况也令人堪忧。腰间盘突出、骨质疏松，再加上兼职教授略显鸡肋的医保，一来二去，这对夫妇半辈子的存款都在医院消失殆尽。

多年间，Ellen一直试图和学校行政部门和医院理论、争取权益，但得到的只有一年比一年冷漠的回复——不是Ellen的境况不值得同情，而是她的故事太过于普遍了——美国教育局的研究数据显示，全美180万大学教师，只有不到30万拥有终身任职，剩下150万教师中，像Ellen一样薪资低、得不到基本权益的有接近100万人。

「我爱教书，但我对它的热爱好像也不足以支撑我继续在车里过活了。」Ellen无奈地说。

从中产阶级到流浪汉，只有一步之遥-激流网 Ellen和丈夫Jim

阳光背面

圣何塞所处的区域，是以高新技术而闻名世界的硅谷。这里，谷歌、Facebook、苹果、Adobe，上千个响亮的名字在加州的阳光下散发着光芒。但在阳光的背面、在身价上千万的高科技人才看不见的阴影里，数以千计的家庭正在无家可归的流浪中挣扎。

无家可归的人居住的房车所组成的车队在西海岸随处可见。硅谷地区的中心、排名第六的斯坦福大学东校门外、离谷歌公司总部不到一英里的地方等等，有着上百个房车聚集地。

对于这些房车的数量，没有人知道确切的数字。人们只知道，硅谷精英阶层和其他普通人经济地位间有着断崖式的差距。而这些路边随处可见的房车，正展示着在断崖底部苟延残喘人们的抗议。

他们中的有些人在餐厅做服务员、做厨师，有的是木工、电工、水管工、保安和园丁，也不乏医院的护工或医师助理。很多研究者以他们为对象做过不完全统计，美国「National Coalition for the Homeless」的主管MeganHustings说，有高达40%—60%无家可归的人有着稳定的全职或几份兼职工作。

Saldana在硅谷的两家酒店里做厨师兼服务员。她凌晨5点上班，晚上10点才会回到房车里。住在房车里的决定是她和三个成年的儿子一起做出的——与其每天通勤跑大老远，还不如就在离工作近的地方凑活住下。

「然后存钱，为了一个更光明的未来存钱，」Saldana说这话的不久前，她刚刚从一场「城市清理」中脱身，从上一个停车点被赶到了这里。

Saldana房车队列的月租金在1000美元左右，而在一街之隔的公寓，一间两居室的月租金是3840美元。

她的三个二十多岁的儿子都在附近的面包店工作，也都住在不同的房车里。Saldana偶尔想带儿子们去看电影、去高级的地方吃饭，但却要面对残酷的事实——她51岁了，依然无家可归。

加州伯克利大学参与的研究表示，过去的这20年间，硅谷中产阶级工人们的工资下降了14%，但与此同时，年收入前10%的科技工作者的工资却有了30%的增长。

「我们努力工作服务那些搞科技的。」Saldana发出疑问，「那谁来管我们呢？」

Saldana和这些住在房车里的人们，似乎正和「家」进行着一场追逐战。

追逐战的结局显而易见，但没有人敢停下脚步——「请假？开什么玩笑。少工作哪怕一分钟都完蛋，有那歇着的时间，我人生估计就没希望了，」一个住在房车里的保安这样说。46岁的他，每小时能挣到16美元，他拼命加班工作，可以拿到4万美金的年薪。

但这连一半都还不到——有估计称，如果想在圣何塞过上买牛油果吐司不眨眼的小资生活的话，年薪至少需要达到8万7千美元。

这样的天价导致了Kristen工作十年没有存款的窘境，解释了Saldana年过半百依然只能在房车应付的无奈。当然，对于年薪2万8千美元、身上还有读硕士学位时欠下的14万美元学生贷款的Ellen来说，也只有两个字，绝望。

这些居住在阳光背面的人们努力向上攀爬，但梯子上阶级的相对位置却好像永远静止。

长期的流浪生活让Ellen变得体质虚弱，还曾两次感染脑膜炎。这让她在与别人的接触中异常小心：「请相信我，我真的很爱你们，」她会一边跟学生说话一边拿出自己随身带着的免洗洗手液，「但我只能从远处爱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