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流按：一般我们认为法西斯主义的产生与垄断资产阶级的崛起和资本主义危机相关，多产生于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形态过渡的进程中。关于中国30年代的法西斯主义，以往的研究者多认为是舶来品，本质上和德意起源的法西斯主义无太大差别，并因“水土不服”而导致最终失败。而克林顿的《革命的本土主义——1925—1937年中国的法西斯主义与文化》一书驳斥了中国的法西斯意识形态是西方和日本舶来品的论述。中国法西斯分子赞同德意的国家资本主义，却谴责他们对弱小民族的欺凌。国民党右翼的矛盾态度体现了半殖民地国家政治精英，一方面控诉帝国资本主义的扩张，另一方面却渴望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的矛盾心理。这样的矛盾也使得中国法西斯主义的案例更加具有典型性。右翼精英们急切的现代化欲望，往往导致他们更加激进地推进秩序和等级，不惜采取压迫和暴力手段，而这种暴力和压迫，往往是以“发展”和“现代化”为名义进行的。本文为我们理解中国30年代的法西斯主义提供了新的视角。
【内容提要】近期美国学者麦吉•克林顿的研究《革命的本土主义——1925—1937年中国的法西斯主义与文化》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脉络下，考察20世纪30年代中国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她强调，法西斯主义是一种极端的民族主义理念与实践；法西斯主义主张资本主义现代化，然而，它主张的现代化发展模式既不同于自由资本主义模式，又不同于共产主义阶级斗争的模式。该书为英美学界近年来，在近代中国法西斯主义和极端右翼文化政治研究方面，集大成之作品。本文拟从理论分析框架、右翼精英世界观、右翼文化革命理念、右翼对大众的争夺，以及史料运用等几个方面，介绍和评价该书。本文认为深入地了解30年代中国法西斯主义的历史，有利于我们理解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意识形态的复杂性，有利于我们将30年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置于两次世界大战的全球历史脉络当中，以审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关键词】右翼革命,法西斯主义,全球资本主义,CC派,蓝衣社
以往的研究多数认为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主义内生于德国、意大利、日本等资本发达的殖民帝国，而并非后发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柯伟林等研究者认为蒋介石领导的新生活运动是对德意法西斯主义运动的模仿，并非内生。[1]这些研究强调新生活运动的复古和保守的倾向，认为法西斯作为舶来之品与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产生冲突，导致国民党对德意法西斯的模仿要么十分拙劣，要么不能起到相应的效果，使该运动未能成功地动员中国民众并以失败告终。： Fascism and Culture in China， 1925-1937）在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脉络下，思考20世纪30年代中国法西斯主义的兴起。[2]她强调，法西斯主义是一种极端的民族主义理念与实践；法西斯主义主张资本主义现代化，然而，其主张的现代化发展模式既不同于自由资本主义模式又不同于共产主义阶级斗争的模式。在这样的全球视野下，克林顿探析了中国20世纪30年代蓝衣社和CC派的兴起。[3]她考察了蓝衣社和CC派如何推行一种以儒家等级忠孝理念为核心的民族“固有文化”，视这个文化为唯一的民族共同体来源，发动一场极端民族主义革命。[4]全书从多个面相呈现极端右翼“固有文化” 主张的形成与发展，着重揭示来自右翼的革命的文化思想动因，并在此基础上审视法西斯主义在近代中国的兴衰。
关于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左”和“右”的定义，在中文历史文献和研究中大致有两个脉络：第一个是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内部的“左派”和“右派”之分。这种区分是当时共产党的话语，联共的为国民党“左派”，反共的为国民党“右派”。这样的叫法，多见于政治史研究。[5]第二个脉络是30年代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艺运动”以及由国民党领导的、与之对抗的“右翼民族文艺运动”。左翼和右翼的区分在文学史研究中常见。[6]本文中出现的“右翼”，指称30年代出现的、对抗左翼社会革命的、主张激进民族主义革命的政治和社会力量。这样的政治和社会力量十分广泛，国民党右派精英CC派和蓝衣社最为典型。然而，正如克林顿指出的，右翼革命的支持者并不局限于CC派和蓝衣社成员，其表现形式也不限于民族文艺运动。克林顿意图在更广泛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的维度下，分析考察法西斯主义的兴起。
该书为英美学界近年来，在近代中国法西斯主义和20世纪30年代右翼文化政治研究方面，集大成之作品。本文拟从理论分析框架、右翼精英世界观、右翼文化革命理念、右翼对大众的争夺，以及史料运用等几个方面，介绍和评价该书，并指出克林顿研究与以往研究的不同和推进之处。本文认为，深入地了解20世纪30年代中国法西斯主义和极端右翼文化政治，有利于我们理解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意识形态的复杂性，有利于我们更加全面和准确地认识和理解同时期与之对应、对抗的共产主义和左翼革命文化的兴起与发展，更明晰地认识到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历史正义性。深入地了解30年代中国法西斯主义和来自右翼的革命，也有利于我们将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置于两次世界大战的全球历史脉络当中，以审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一、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和通往现代化的不同道路
克林顿批判地借鉴了新近的关于法西斯主义的研究，视“法西斯主义”为历史分析词汇。[7]首先，她指出法西斯主义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描述和诠释中国20世纪30年代CC派和蓝衣社等极端右翼文化政治。克林顿认为， 法西斯主义更精准地概括了他们对待自由民主的敌意态度。她在研究中发现这些蓝衣社和CC派组织的建立体现的并不是简单的复古和保守主义，其对待自由民主的敌意和由此产生的暴力均源于右翼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深度担忧。她指出，国民党右翼重提儒家文化，推崇等级、效率和男权，这是对上海、广东等经济发达地区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比如劳工运动、摩登女性、个人消费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做出的回应。博大精深的儒家文化传统往往在这样的诉求下被化约成等级、效忠和男权的元素集合体，并被标榜为“固有”民族文化，以此规训民众，排斥多元文化发展。既要现代化，又排斥现代化带来的社会、文化问题；凭借政党政治势力，以文化宣传、日常思想侵入乃至暴力的方式，来规避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危机，这种现象在30年代的欧洲和日本法西斯主义历史中十分常见。克林顿认为“法西斯主义”作为一个历史分析词汇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诠释蓝衣社和CC派对文化的偏好，在更广阔的30年代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境遇中考察国民党右翼文化政治的意义。
其次，克林顿指出，我们必须批判性地借鉴有关欧洲和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研究。就共通性而言，上海这样的“国际大都市”，其高度工业化带来的发达的大众媒体（印刷媒体、电影、广播）、密集的城市人口、开放的公共空间、多样思想文化等，使得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租界港口城市可以与柏林、罗马和东京等国际大都市相提并论。就其特殊性而言，我们需要充分认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资本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严峻的政治和国际环境。30年代国民党为了实现工业现代化和统一国家领土主权，必须面对帝国主义的殖民领土扩张、其对弱小国家资源的争夺，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殖民种族歧视。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扩张导致了中国的民族危机。克林顿强调，这样恶劣的国际环境，不仅仅使得资本后发、半殖民地的中国沦为“弱小民族”，也迫使国民党绞尽脑汁，加紧民族经济现代化和政权统一建设，尽快摆脱民族危机。在这样的全球视野下，克林顿研究中的CC派和蓝衣社所代表的政治主张和文化偏好，所体现的就不仅仅是国民党内部的派系差异和人事、权力斗争。克林顿试图证明，CC派和蓝衣社的兴起，说明了30年代中国在面临现代化和民族危机之时，也同样出现了民族主义极端化倾向，即法西斯主义倾向。克林顿的论断是，在强烈的民族危机和现代化理念的驱使下，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主义也有可能发展成为内生的极端民族主义，即法西斯主义。[8]
新近研究从现代国家治理社会的角度，审视国民党右翼倡导的新生活运动。这些研究关注国家如何通过规范公民个体行为和日常生活习惯，推进现代化进程 （behavior modernity）。[9]对于这种行为现代化的论说，克林顿指出，新生活运动虽然关注公民卫生和生活细节，但其本质是国家推行秩序和等级理念，提倡国家意志在社会行动上的精准体现；是心灵、道德和思想的服从，而不是个体行为的优化。克林顿提倡从国民党意识形态即其国家-社会组织形式的角度，来诠释新生活运动等右翼倡导的社会运动。她认为研究者的一大挑战就是要充分认识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国家意识形态的不确定性，即对中国这样的后发半殖民地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不做非历史的假设。她认为从30年代内忧外患的境遇来看，发展改良主义模式下的民族主义（developmentalist nationalism）有可能发生变异。她指出国民党右翼等倡导和组织的新生活运动体现的是极端民族主义还是发展改良的民族主义，这种争论没有停止过。曾参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罗易（M. N. Roy） 当年就曾尖锐地指出孙中山建国思想中的法西斯主义倾向。[10]近期美国比较政治经济学家格雷格尔（A. J. Gregor）回应罗易的说法，指出30年代中国经济落后，政治上被威胁，由此认为国民党右翼仅仅是推进经济发展的改良民族主义者，不是极端的法西斯主义者。[11]克林顿认为，与格雷格尔持有相似看法的研究的问题在于，它们还无法解释国民党右翼运动中体现出的保守主义倾向乃至暴力，因为它们只能将其归结为“偶发事件”。她认为这些研究忽视了30年代国民党在经济、文化和政治上所体现出来的、整体的极端主义倾向，无视右翼暴力。[12]她认为发展改良民族主义并不一定发展为法西斯主义，但是30年代日益紧张的政治环境，日本殖民扩张引发民族危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在全世界范围内蔓延，都能引发民族主义走向极端，发生变异。克林顿认为我们要充分认识到30年代意识形态的“不确定性”，以历史的眼光探索分析30年代的历史现象，比如蒋介石的幕僚、意识形态理论家戴季陶，如何在内忧外患的境遇下改写孙中山的《建国方略》，比如陈立夫为什么要在国难当头的时刻，提出“文化建设”的理论和实践纲领。[13]
克林顿认为，将法西斯主义作为历史的分析工具，不僵硬地运用这个概念，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分析国民党民族主义主张、中国现代化模式的流变，以及国家-社会组织形式。她指出，学界长久以来缺乏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意识形态和国家-社会形态开放性的研究，还未能充分揭示其意识形态的复杂性。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飞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渴望在历史中寻找中国现代化的足迹。比如对上海等条约口岸城市的研究，越来越强调民国时期文化和社会的多样性和开放性。克林顿认为对20世纪30年代的意识形态和国家-社会关系，历史学家应该抱有类似开放的态度。
克林顿认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法西斯主义的历史，为研究法西斯主义的历史提供了一个欧洲国家和日本之外的很好的例子。c
二、右翼眼中的世界
以往有关CC派和蓝衣社的研究重心之一是国民党内部的人事矛盾和权力斗争。克林顿的研究则注重考察国民党右翼趋同的世界观。她考察的精英不仅包括陈立夫这样的高层精英，也包括徐恩曾、贺衷寒这样的骨干精英。克林顿探究他们如何看待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和世界，以及他们眼中理想的国家-社会组织形式。这样的研究视角体现了克林顿对30年代法西斯运动的基本论断，即法西斯运动是全能政治（totalizing politics）的表现，其体现的不仅是个别政党领袖的意志，而且法西斯主义的社会组织形式也得到了更广大范围的精英与社会的认同。[15]
克林顿发现CC派和蓝衣社的精英不仅有相似的工程师和军人背景，而且都认为等级是实现高效、合理的现代社会的重要组织形式。他们都有志于建立一个强大的政府，借此推行等级制度。她用“等级合理化”（hierarchical rationalization）来概括这个理念。[16]这里克林顿运用了大量国民党右翼精英的教育和军事档案。比如，作者查阅了陈立夫在国共合作前夕赴美国匹兹堡大学攻读工程学硕士学位期间的相关文献。陈立夫赴美留学期间刚好是美国钢铁、石油产业迅猛发展的时代，而匹兹堡大学所在的宾夕法尼亚州，正是美国钢铁产业发源地。陈立夫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游历了美国东部和中部工业重镇，考察美国工业现代化生产生活。克林顿发现他的硕士学位论文和英文回忆录都详细讨论了F·W·泰勒所提倡的“科学管理”。泰勒强调劳工与管理阶层的合作，标准化的劳动生产，科学合理地安排生产。他目睹了标准化生产线上工人恶劣的工作条件和出现的针对华工的种族歧视，并对此表示同情。但是，他坚信劳工与管理阶层合作的必要性，坚信合理化生产能够帮助中国民族工业克服整体效率低下的问题。大革命期间，陈立夫被召唤到广州。在广州，他与支持阶级斗争和倡导阶级利益的活跃分子划清了界限。克林顿注意到，在这样一个军事、政治动荡的时期，陈立夫和他的兄长陈果夫极力推崇儒家等级文化。在蒋介石的军队到达上海之前，陈氏兄弟联合上海帮派攻击中共领导的上海工人运动组织。就此，克林顿指出，传统观点认为，国民党右翼勾结上海帮派，攻击共产党和工会组织是“背叛”国民革命。但是她强调，在以陈立夫为首的右翼精英眼中，这些举动恰恰是在为确立一个新的国家-社会秩序扫除障碍。他们坚信，等级和秩序能带来民族工业的发展。在他们眼中，排除阶级冲突、控制一切不稳定因素是天经地义的。克林顿指出，从法西斯主义全球史来看，利用流氓帮派清除共产工会是法西斯确立和巩固政权的典型做法。
克林顿发现，陈氏兄弟也利用等级合理化的理念发展自己的组织。与美国联邦调查局和苏联情报机构“契卡”不同，陈立夫组建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以下简称“中央调查科”），并没有挑选有专业人力管理背景和相关技术的人员，而是选取有留美经历，专业为工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人员。克林顿发现，这些成员往往都崇尚流线型的现代化管理理念，坚信等级和秩序能带来效率和整齐划一的发展。留美电气工程师徐恩曾归国后受陈立夫提拔，成为新成立的国民党中央调查科的骨干，参与领导了“清党”活动。也许正是在等级合理化理念的驱使下，中央调查科建立伊始就逮捕了一万六千多名共产党员。从1926年陈氏兄弟组建浙江革命同志会到1935年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CC派发展迅速。陈氏兄弟控制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并设立党务调查科和中央政治学校，以此来吸纳和培养青年干部。同时，CC派将党员分配到政府、军队、青年会、商会等组织中，担任高层和中层领导，监视这些组织的运行。在克林顿看来CC派的发展不仅意味着一个派系的发展强大，也意味着CC派主张的等级合理化理念和组织形式的发展与扩散。
以往研究已经注意到蓝衣社成员强调思想与行动的一致性。[17]他们在新生活运动中提出生活军事化和艺术化，主张身体的每一个动作、生活中每一个行为都必须是意识的精准体现，不能没有目标、没有组织纪律。克林顿认为蓝衣社成员的这种看法受到了其所受军事教育的影响。她发现蓝衣社成员就读的黄埔军校、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等军事学校的教育项目，都体现出一种赶超和发展主义的理念。这些教育项目设立的重要前提是中国军队与欧洲发达国家有一定的差距，中国军人的身体，甚至其一言一行，在这些项目设计者眼中都是推动中国军队现代化的具体出发点。克林顿引用了一份1925年左右苏联官方文献，此文件显示，苏联官方认为中国与欧洲国家有着很大的差距，落后的交通、不理想的政府财政状况，以及匮乏的后方资源，使得中国军队距离现代化军队标准和战争的要求有很大的距离；基于这个“差距”，苏联官方认为，黄埔军校的训练方案不需要向当时在工业化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的欧洲国家的军事理念看齐，仅仅教授一战前欧洲的军事器物，再加上思想政治即可。[18]为了让中国军官见识现代化军事，苏联官方提出黄埔学员毕业后要到工业发达的苏联或者当时的殖民国家（日本、德国）学习真正有关现代化战争的知识。由此，一批批黄埔军校学员毕业后被送往苏联、日本和其他欧洲国家深造。克林顿指出正是出于这种发展和赶超的理念，苏联、日本等国训练中国军官的学校十分注重对学员身体、日常生活和思想的规训，军人从思想到身体都必须是现代化的载体。她发现，贺衷寒以及很多蓝衣社军官受训过的苏联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就以推崇军人生活“合理化”著称。该学院创始人米哈伊尔·伏龙芝（Mikhail Frunze），因参与设计苏联红军的训练项目而著称。他强调“铁的军事纪律和高度的政治自觉”，强调对军人思想与行动一致性的训练。书中引用了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军人的回忆录中的一段话，其军旅生活是这样开始的：“每人一个热水澡，消毒所有衣服，把头发都剃得和脸上的皮肤一样干净，接下来是思想政治课。”[19]
克林顿发现，贺衷寒等蓝衣社精英的军事主张涉及工农业发展、科学技术、劳工组织形式等方面。其主张无所不包的同时，又有强烈的排他性。蓝衣社认为，民族的复兴、军事力量的壮大，必须通过发展国家资本主义。他们提倡国家主持重工业，控制矿产、钢铁、石油等生产，发展科技和自然科学。同时，他们也认为国家必须整治私有经济，抑制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虽然蓝衣社内部对于农业发展有不同意见，但都坚持国家主持农业生产机械化，由国家组织农业生产。蓝衣社认为，已有的、以农村和农民为本的小农经济模式是“封建残余”，不利于中国现代化和国防建设，因此，必须抑制其发展，直至其消之。[20]克林顿认为，蓝衣社的国防建设主张体现了其发展民族资本、排除一切不利于民族资本发展的现实因素的愿望，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
无论是基于泰勒的科学管理，还是铁的军事纪律，克林顿指出，CC派和蓝衣社都认为等级和精英领导模式能够带来效率、秩序和发展。她指出，在这种“等级合理化”世界观影响下发展出的国家社会组织形式，鼓励发展资本主义和全方位的现代化，强调民众的参与。但是，这样的大众动员和民众参与，本质上捍卫等级和秩序，抵制来自底层的、自主的想法。右翼精英们急切的现代化欲望，往往导致他们更加激进地推进秩序和等级，不惜采取压迫和暴力手段，而这种暴力和压迫，往往是以“发展”和“现代化”为名义进行的。[21]
三、革命的本土主义：传统与现代并存和作为主体的民族
开篇提到，以往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使国民党右翼对德意法西斯的模仿不得要领，这是导致新生活运动不成功的主要原因。对此克林顿指出，国民党右翼虽然倡导儒家传统文化，但并不考虑儒学和儒家自身的历史发展语境，而是突出其等级忠孝的元素。另外，克林顿强调国民党右翼并不因循守旧，不是传统主义者（traditionalist）。她书中分析了大量的CC派和蓝衣社的旗舰刊物，如《汗血周刊》等的图像文本。她发现这些右翼印刷媒体中的图像善于运用20世纪初流行的现代几何图案（art deco）和人体美学来传递信息，诠释其法西斯主义主张，比如《前途》1933年1月刊的封面，这个图像也被克林顿选来做这本书的封面。他们还运用留声机、印刷媒体和电影去动员民众。这些都证明右翼精英极度现代。与此前研究新生活运动意识形态的学者德里克一样，克林顿必须诠释国民党右翼文化运动中体现出来的“传统”与“现代”的并存。[22]克林顿认为其关键是要探究国民党右翼糅合现代与传统的逻辑在哪，其中政治是什么，谁将从这样的矛盾糅合中受益。克林顿认为只有回答了这些问题，我们才能更好地评价和估量新生活运动等右翼文化运动的成败和意义。
克林顿指出右翼精英信仰和推崇儒家文化，但我们必须注意到，在他们眼中儒家文化变成了唯一能够代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是“民族精神”的归属。[23]也就是说，儒家文化变成了一种排斥别种文化的力量。克林顿指出儒家文化是右翼民众动员的重要资源。首先，其等级思想和忠孝理念，为缓和劳工问题和阶级矛盾，提供了重要的文化资源，也有助于为民族工业培养驯服的劳动力。其次，它也提供了抵制共产主义运动、阶级斗争的本土话语。最后，提倡儒家等级和效忠理念，也是对经殖民地通商口岸城市传入的自由主义和个人消费享乐主义文化的回应。复兴等级和忠孝的儒家理念，右翼就得以推行其“等级合理化”的意识形态，得以既反击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思想，又抵制自由资本主义滋生出的多样文化与个人主义。右翼精英以一种既传统又进步的姿态出现，既守护民族文化，又推进民族现代化。克林顿将这样的文化政治称为“革命的本土主义” （revolutionary nativism）。[24]右翼精英将儒家等级、忠孝文化定义为民族文化和精神的唯一核心，并以此为依据，排斥其他现代化发展路径、压制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社会文化表征。由此，克林顿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寻求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语境下，诠释德里克此前提出的右翼传统与现代糅合的矛盾。[25]德里克的解释强调国民党对左翼和共产党阶级文化的抵抗，而克林顿的诠释更加强调国民党右翼发展民族资本的欲望和民族国家的主体性，以及由此产生的排他性。笔者认为，克林顿的论说更加全面和深入。
老一辈美国亚洲学研究的一个经典论断是，亚洲国家文明悠久，其发展出的民族文化特质往往决定了其现代化模式乃至其国家-社会组织形式。[26]克林顿指出，这样的论断放在20世纪30年代的语境下是十分值得商榷的。一战末期的经济危机、劳工社会运动，以及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都严重地挑战了既有的自由资本主义体系。寻求何种现代化路径以保持可持续发展，国家如何与社会发生关系，国家在经济生产中如何发挥作用，国家如何在这样的境遇下诠释民族文化，这些，在20世纪30年代，是每一个追求生存和发展的国家所必须面对的问题。因此，克林顿认为历史研究者在考察30年代政党国家的各种举措时，必须带有一种历史的、比较的视野，不做非历史的假设。就此，她强调，我们在探究30年代国民党右翼关于民族和文化主张时，有必要弄清楚是谁在给文化和承载文化的社会赋予宏大的定义，他们主张何种形式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不同主张之间的关系如何，以及谁从中受益。
四、争夺大众：媒体、文学与艺术
克林顿不仅从精英世界观和文化思想方面探究右翼文化政治的形成，还从大众动员、媒体、文学、艺术等方面考察社会文化运动中体现出的右翼文化政治。也就是说，克林顿在书中从思想、文化、社会这几个方面一以贯之地解释右翼文化政治。以往研究描述蓝衣社暗杀等暴力行动的同时，较少注意到蓝衣社同时期十分密集的文化宣传活动。克林顿注意到从1932年到1935年，中国有两百多个为法西斯主义做文化宣传的刊物是蓝衣社资助、领导的。[27]蓝衣社信奉暗杀暴力的同时，也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开设书店，发行报刊，进行文化宣传。
克林顿对右翼媒体、文化宣传的研究，大量借鉴了已有的研究成果。她借用“媒体场域”（mediasphere［s］）的分析工具，视大众媒体为一个动态的博弈场。[28]她展示了右翼媒体精英如何与流行媒体、左翼争夺大众，试图改变和引导大众的流行趣味。20世纪30年代中国印刷媒体市场竞争十分激烈，《申报》和《良友》画报这类提倡民主、自由和开发多样化的流行杂志颇有市场。此时聚集在上海的左翼知识分子、文化人，更是创建了一批有影响、受欢迎的大众刊物。对于30年代的媒体现状，克林顿指出，右翼抱有一种看似十分矛盾的态度。一方面他们不喜欢大众媒体给予的多样、自主的文化空间；另一方面却积极运用大众媒体参与市场竞争，试图博得大众欢迎。与此同时，右翼还提倡政府管控大众媒体，不惜使用暴力手段压制自由媒体。克林顿认为，右翼对媒体的矛盾态度，源于他们想统一“民族文化”。然而，30年代中国领土主权割据，殖民通商口岸特有的、多重主权独立性，以及其殖民地资本的发展，都使得不同的思想、文化在中国共生。克林顿指出，虽然法西斯意大利和纳粹德国都出现了文化思想封闭的状况，由于30年代的中国（特别是通商口岸城市）特有的历史境遇，中国并没能出现类似的文化思想封闭状况。但是克林顿同时指出，这并不代表国民党没有采取手段打压多种文化和思想的滋生，实际上，国民党右翼，与欧洲法西斯一样，也采取了激进的暴力手段实施文化统治。
蓝衣社信奉暗杀暴力，也搞文化宣传。克林顿认为这实际上并不矛盾。比如，她注意到，右翼暗杀史量才和柔石等左翼知识分子和文化人士的同时，《前途》和《社会新闻》等右翼期刊持续刊登大量文章，宣扬右翼革命理念、法西斯美学，提倡为民族复兴牺牲。克林顿选取了蓝衣社旗舰刊物《前途》第1卷第8期（1933年）做专著封面，认为这个封面很好地展示了右翼媒体是如何引导大众美学趣味的。[29]这幅印刷画以现代几何图形和红黑现代印刷色彩对比，再现周代六艺之射、御。图中勇士手持拉满的弓箭，在火红的太阳下，随战车驶向远方。血红色的马车、战士和太阳，与黑白各半的背景形成鲜明的对比。几何线条结合红、黑、白的色彩对比，非常巧妙地将传统儒家射、御理念与现代战争中器物和人的理念结合在一起。马儿扬起前蹄、弓箭拉满，预示着前方会有一场激烈、血腥的战争。这幅印刷画传递的信息十分鲜明：着眼未来、复兴民族。这样的法西斯美学及其传达的民族精神，可以说是间接地为蓝衣社的暴力“正名”。
陈立夫、陈果夫等政治精英倡导“文化建设”，提出建设“民族文艺”。陈果夫甚至撰写了一部他眼中的“理想小说”，将其命名为《新人物》，并发表在《新生命》期刊上。 针对这样的现象，克林顿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为什么国民党政治精英，在20世纪30年代内忧外患的状况下，觉得有必要以文学和艺术的方式来表达、实现其政治诉求？他们提倡的“民族文艺”的内涵究竟是什么？她从四个方面回答了这个问题：
第一，她将右翼政治精英放回到近代思想史脉络当中，强调右翼精英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借鉴李孝悌、刘禾等的研究，克林顿指出，清末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就有倾向将文化概括成一个可以讨论、评判的，有整体性的对象，以此推动或延缓社会变化。[30]这种概念化倾向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达到顶峰。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批评，使得“文化”从士大夫个人修养转变为一个具有社会学和人类学意义上的概念。关于文化、传统和知识的不同看法也随之出现。更重要的是，知识分子对待文化、传统和知识的看法，往往与如何组织大众以及国家-社会组织形式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可以说，“五四”之后，中国知识分子从左翼到右翼都认识到文化与政治是紧密相连的。蓝衣社和CC派成员多数都受过中等以上的良好教育，青壮年时期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20世纪30年代他们慢慢成长起来，成为国民党骨干。克林顿指出，在这些右翼精英眼中，包括电影、漫画等在内的广义文艺载体是塑造、培养民族大众的重要场域。[31]
第二，克林顿指出，作为五四运动继承者的一份子，右翼精英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认识到文化在推动或阻碍社会变革过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但是，他们与左翼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有着重要区别。通过对蓝衣社右翼艺术家的分析，克林顿总结道，两个群体都认为：文艺是政党宣传、规训大众日常生活的重要武器；文艺作品表达的意思必须清楚、明确，决不能让受众产生任何疑惑。两个群体虽然都对自由资产阶级文艺抱有不满，但有截然不同的视角和主张。左翼往往注重揭露资产阶级自由文艺的阶级性，抨击其忽略劳工大众教育水平和日常生活。相比之下，右翼则认为资产阶级文艺作家，往往不能认识到其倡导的自由文化本质上是受市场控制的。右翼还抨击由放任市场衍生出的自由主义。另外，克林顿还指出，左翼、共产党知识分子都批判传统文化；相比之下，右翼精英却试图建构、推广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民族文化”。最后，克林顿将右翼“文化建设”和“民族文艺”的主张放到更广阔的，封建王朝向现代民族国家过渡的视野下。她指出国民党右翼精英在大革命后，试图建立一个领土主权、文化和政治全方位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主体。这个民族国家主体必须能够面对20世纪30年代的严峻挑战，包括全球帝国殖民扩张、世界范围内的资本危机以及共产主义革命浪潮。克林顿认为，国民党30年代的文化政策并不仅仅是防御、抵制共产党左翼意识形态（德里克的观点），其“文化建设”和“民族文艺”的主张更加体现了右翼精英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主体的欲望。克林顿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德里克对国民党新生活运动意识形态的研究。
第三，克林顿还考察了右翼提出的“走向大众”的口号和实践，并审视了右翼精英如何接触大众及其面临的难题。克林顿借鉴已有的欧洲和日本法西斯主义文化研究，从受众、口味和媒介等方面做了分析对比。她发现，国民党右翼精英的民族文艺内涵复杂，而且自相矛盾；这点与欧日法西斯主义相似。国民党右翼认为如果民族文艺作品过多地强调眼前和现实，这样的文艺会使整个民族失去前进的动力，不是好的宣传和动员；然而，降低文化产品内涵，走商品化路线，由此产生的欣赏性，却有可能使大众认为自己有文艺鉴赏力，而不听从精英的引导，这不利于精英领导的民族复兴运动。整体上，克林顿认为，国民党右翼的大众动员体现了比较明显的精英主义，而这个倾向也使得右翼精英在大众动员中困难重重。克林顿指出，一方面，右翼精英始终认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有一个统一的、涵盖整个中国的、可以识别的民族文化，由此，右翼否认当时中国的社会阶层和文化差异；然而，另一方面，他们在动员过程中又不得不面临30年代中国大部分国民不识字、没文化的现实，不得不面对生产力和科技等各领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这个矛盾都使得右翼文化动员成效有限。正如克林顿指出的，包括孙中山在内的国民党领袖在民众问题上一直认为需要由“先知先觉”的精英引领和教化“后知后觉”的大众，这样的精英主义导致他们在动员的过程中很难与大众沟通。如果克林顿对于右翼精英大众动员的论述成立，笔者认为，与国民党的文化运动相比，同时期活跃在上海等国统区的左翼和共产党知识分子的革命文化活动更接地气，比国民党右翼技高一筹。[32]
关于采取何种媒介推动文艺运动，CC派和蓝衣社都否定了传统的戏曲和书画，而采用了电影和广播。他们认为，这样的现代大众媒体更有利于激发民族主体性。克林顿指出，电影是融合阶级差异的有效媒介，也有利于克服识字教育水平不均的问题。陈立夫对电影情有独钟。他在1933年发表的《中国电影事业》中指出，中国知识界应该批评并抵制好莱坞电影。克林顿注意到，与左翼对好莱坞电影的评判相似，陈立夫提出物质和精神的区别。但是陈立夫此时却提出电影要“提高品位”，促进民族融合，而不是追逐商业利益和宣扬物质主义。[33]陈立夫确信，民族文艺的实现依靠知识分子创造出贴近大众生活、能体现民族精神的文艺作品，知识分子必须要“走向大众”。他认为，中国绝大多数人需要获得更多的科学知识，但是只有一小部分能够成为科学家，为民族和更伟大的事业作贡献。因为绝大多数人没有时间学习科学，那就需要这一小部分科学家、知识分子选取资料，将这些资料做成影视剧本，放映到屏幕上，让更多的人学到科学知识，为民族作贡献。陈立夫认为电影科技十分强大，它能够帮助启蒙民族大众，提高民众教育水平。克林顿这里强调陈立夫重视电影等媒介，并不仅仅是对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反抗和竞争，还是为了发展、建立具有更高教育程度、能够为民族复兴作出贡献的民族主体。虽然陈立夫关于民族电影的论述颇有见地，但克林顿认为，直到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前夕，国民党的民族文艺运动并没能有效地动员大众。她发现，右翼所谓的民族电影和文学不仅不能深入大众，而且缺乏教育色彩。她还发现，很多文化产品仅仅是知识分子自己能够看懂。克林顿认为，从整体来看，右翼动员大众失败的重要原因在于他们企图寻求精英与大众、传统与现代的统一与平衡。他们的结果与欧洲和日本法西斯主义一样，失败了。[34]
第四，右翼民族文艺运动中的暴力。克林顿指出右翼的民族文艺运动由国家代理，有着明显的暴力性质。国民党右翼以暴力的手段排斥、打压左翼知识分子和文化人。她运用徐恩曾的回忆录并借鉴魏斐德的研究，讨论了国民党对丁玲的软禁，以及文化人史量才之死。[35]此前有关丁玲的软禁和史量才之死，已经有很多的研究。克林顿的讨论强调国民党文化政治的内在矛盾，即国民党右翼在大力推行文化教育的同时，认可暴力而且频繁使用暴力侵害知识分子和文化人。她指出，国民党认可对知识分子施加暴力，说明国民党认为打压、屠杀知识分子精英可以震慑无知识的大众，可以加快整个民族统一。克林顿指出，也正是这样的文化政治使得国民党倡导的“民族文化”招来诸多知识分子的批评，不得人心。克林顿指出，在戴季陶等国民党精英看来，20世纪30年代一些民主人士左倾并不是出于对这样的暴力和国家机器的反抗；相反，民族人士的左倾是共产党意识形态渗透的结果。在这样的逻辑下，他们对左倾的民主人士的判定是，他们丧失了气节，阻碍了民族统一。正是这样的文化政治也使得国民党右翼理直气壮地以民族统一为由，打压更多民主人士。克林顿这里再度回应德里克的研究，指出国民党右翼的法西斯文化政治，并非仅仅是为了抵制左翼文化，而是一种极端的民族主义。
五、各章节主题、史料运用和一些问题
本书的语言准确且生动。比如，书中用“雕刻散沙”（sculpting the loose sand）来描述右翼的大众动员，突出右翼动员的决心和现实中的力不从心。[36]全书共五个章节，分别关注国民党右翼的形成、右翼文化革命理念、国民党剿共军事文化宣传、新生活运动，以及民族文艺运动。从思想、文化和社会等面向剖析右翼文化政治。这本书有鲜明的问题意识，融合了政治、文学、电影、社会、美学等多维度的现有研究，糅合了文字、影像等多种形式和体例的史料。其历史叙事呈现图景，彰显肌理。
书中运用了一些国内鲜见的史料，包括美国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以及国务院有关蓝衣社的档案，还包括陈立夫匹兹堡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陈立夫英文回忆录（特别是其中关于宾夕法尼亚矿场经营、劳工组织形式、种族主义的见闻和评论）、徐恩曾回忆录、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训练国共合作中国军官的记录等。对于非典型史料的发掘与运用，是克林顿这本书的一个特点。她不仅关注高层精英，而且挖掘右翼骨干和媒体知识分子；不仅深入分析右翼策划的流行刊物，而且探究国民党右翼选取某种媒介和表现形式的历史动因，揭示其大众动员的机制。书中大量借鉴了近20年英语世界近代中国史的研究成果，梳理和批判地借鉴了欧洲、日本有关法西斯社会运动的经典研究。更值得一提的是克林顿的研究还运用了很多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中文学界的研究，比如杨天石对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的研究，徐有威对力行社和《前途》的研究等。[37]克林顿对于国民党民族文艺运动的讨论更是充分肯定并借鉴了文学史学界倪伟、张大明等的研究成果。[38]
克林顿的研究也有一些值得提高和推进的地方。比如，她对于右翼革命社会动员失败原因的分析，侧重于揭示其文化政治内在逻辑的矛盾性。她指出，右翼精英试图走向大众，迎合大众，但其精英主义却仅仅希望大众们走到一起，各负其责，而不是成为自主的人民主体。他们利用儒家等级、忠孝文化动员大众，却不考量大众识字水平和文化差异，更不认为民众能够成为自主的人民。她的分析相当有启发性，然而笔者在阅读中整体感觉其论说和分析还需要建立在更加充分的历史场景再现的基础上。[39]
克林顿的研究也让人注意到一些十分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比如，克林顿指出，多数蓝衣社成员来自长江三角洲相对富裕的家庭。1924年后这些年轻人陆续加入黄埔军校，毕业后到日本、苏联的军校求学。这与早期中共党员经历颇为相似。正如克林顿注意到的，这些右翼青年，在苏联和日本留学期间，他们既没有接受苏联的共产主义思想，也没有接受日本的军国主义思想。贺衷寒等右翼青年在国内求学，和在苏联、日本留学期间都接触过马克思主义，甚至曾与共产党同窗在苏联共同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然而，他们最终没有接受共产主义，归国后甚至成为杀害中共党员的刽子手。克林顿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日本和苏联的军事化训练，虽然使得这些青年日益激进化、革命化，但没能使他们产生超越自身阶级的革命理念。[40]但是，我们究竟该如何解释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青年的激进化，何以同时期出现青年的极左和极右的两种倾向，左翼青年和右翼青年如何出现，这些都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革命的本土主义——1925—1937年中国的法西斯主义与文化》是一部优秀的学术著作，值得从事民国政治史、社会文化史、革命史研究的学者阅读借鉴，期待这本书的中译本早日与读者见面。
【注释】
[1]［美］柯伟林：《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陈谦平等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版；Fredric J. Wakeman， “A Revisionist View of the Nanjing Decade： Confucian Fascism， ”The China Qualterly， Vol. 150， No. 2 （June 1997）， pp. 425-428。亦见刘文楠对于美国学界关于新生活运动研究的简单梳理，刘文楠：《近代中国的不吸纸烟运动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11—115页。美国学界关于国民党右翼法西斯运动的主要研究还包括［美］易劳逸：《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流产的革命》，陈谦平、陈红民等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版；Arif Dirlik， “Ideological Foundations of the New Life Movement： A Study in Counterrevolutio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34， No. 4 （1975）。
[2] Maggie Clinton， Revolutionary Nativism： Fascism and Culture in China， 1925-1937，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7.
[3] CC派是国民党内以陈立夫、陈果夫为首的实力派系。1927年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前，曾选拔了大批干部，准备分派各地就任。这些人聚集在上海时，蒋介石委托陈立夫、陈果夫把他们组织成“浙江革命同志会”。1928年春，蒋介石又授意陈氏兄弟把该组织扩大改组为“中央俱乐部”（英文为Central Club，简称“CC”；也有一说“CC”是二陈的缩写）。陈氏兄弟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部为核心，把持国民党的党务系统，并组织“党务调查科（处）”和“中统”特务组织，监视镇压共产党人、其他进步团体和进步人士，为巩固蒋介石独裁地位起了很大作用。参见张宪问、方庆秋、黄美真（主编）：《中华民国史大辞典》，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921页。
[4] “固有文化” 为国民党右翼文化建设运动用语。克林顿将“固有文化”翻译成“native culture”，并将之作为全书的题目即“Revolutionary Nativism”。为了符合中文语境，本文将其翻译成革命的本土主义，而不是固有主义。参见Maggie Clinton， Revolutionary Nativism: Fascism and Culture in China， 1925-1937， p. 5。
[5]关于国民党流变的新近研究，参见李志毓：《关于“国民党左派”问题的再思考（1924—1931）》，载《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10期，第72页。
[6]关于20世纪30年代右翼民族文学运动的综述，参见徐瑞岳（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纲》上册，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1年版，第363页。
[7]欧美历史学家普遍认为法西斯主义从理念到实践都是一个矛盾的集合，比如法西斯主义政权谴责布尔乔亚阶级的同时，又与布尔乔亚阶级出身的保守派形成联盟；法西斯的政治理念既能吸引无知光头党，也能吸引知识分子；法西斯主义既鼓励男权文化，又主张更多女性的参与；既呼吁回归传统，又为现代科学技术所着迷等。这个矛盾集合的特性使得对法西斯主义历史的研究颇具挑战性。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主张在全球资本主义的脉络下，理解、分析和认识“法西斯主义”的共性及其本质，更好地理解这样的一个充满内在矛盾的政治理念如何在两次世界大战间的这个时刻，得以凝合不同力量和超越文化鸿沟，动员、说服了历史上规模宏大的精英与大众、社会与政治力量。与此同时，这样的分析框架也并不排斥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德国、日本等具体国家兴起的特殊背景和特点。克林顿在研究中批判地借鉴了新近的欧美法西斯主义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英文世界对法西斯主义历史的研究的相关梳理，参见Kevin Passmore， Fascism：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2002， pp. 10-32。本注释引文见该书11页。
[8]Maggie Clinton， Revolutionary Nativism： Fascism and Culture in China， 1925-1937， p. 4.
[9]Federica Ferlanti， “The New Life Movement in Jiangxi Province， 1934-1938，”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 44， No. 5 （September 2010）， pp. 1-40；［日］深町英夫：《教养身体的政治——中国国民党的新生活运动》，深町英夫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
[10]M. N. Roy，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in China， Calcutta： Renissance， 1946.
[11]A. James Gregor， A Place in the Sun： Marxism and Fascism in China’s Long Revolution， Boulder， CO： Westview， 2000.
[12]Maggie Clinton， Revolutionary Nativism： Fascism and Culture in China， 1925-1937， p. 12.
[13]Maggie Clinton， Revolutionary Nativism： Fascism and Culture in China， 1925-1937， pp. 14-15.
[14]关于国民党右翼法西斯主义的典型性，克林顿在她这本书外的单篇学术文章也有详细讨论。参见Maggie Clinton， “Ends of the Universal： The League of Nations and Chinese Fascism on the Eve of World War II，”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 48， No. 6 （2014）， pp. 1740-1768。
[15]关于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运动的经典理论研究，参见Roger Griffin（ed.）， Fasc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16]Maggie Clinton， Revolutionary Nativism： Fascism and Culture in China， 1925-1937， p. 41.
[17]对此比较有代表性的论述，参见Arif Dirlik， “Ideological Foundations of the New Life Movement： A Study in Counterrevolution”。
[18]Maggie Clinton， Revolutionary Nativism： Fascism and Culture in China， 1925-1937， p. 39.
[19]Maggie Clinton， Revolutionary Nativism： Fascism and Culture in China， 1925-1937， p. 40。克林顿对蓝衣社军事教育的讨论，参见 Martin C. Wilbur and Julia Lien-ying How， Missionaries of Revolution： Soviet Advisers and Nationalist China， 1920-1927，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20]Maggie Clinton， Revolutionary Nativism： Fascism and Culture in China， 1925-1937， p. 41.
[21]Maggie Clinton， Revolutionary Nativism： Fascism and Culture in China， 1925-1937， pp. 41-42.
[22]Arif Dirlik， “Ideological Foundations of the New Life Movement： A Study in Counterrevolution，” pp. 945-980.
[23]“民族精神” 为国民党右翼文化建设运动用语。
[24]Maggie Clinton， Revolutionary Nativism： Fascism and Culture in China， 1925-1937， p. 17.
[25]Arif Dirlik， “Ideological Foundations of the New Life Movement： A Study in Counterrevolution”.
[26]对这样的现代化理论论述的总结与讨论，参见Harry Harootunian， History’s Disquiet： Modernity， Cultural Practice， and the Question of Everyday Lif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0， Preface。
[27]Maggie Clinton， Revolutionary Nativism： Fascism and Culture in China， 1925-1937， p. 8， Note 18。统计数据出自Dooeum Chung， Elitist Fascism： Chiang Kaishek’s Blueshirts in 1930s China， Burlington， CT： Ashgate， 2000， pp. 146-147。
[28]Maggie Clinton， Revolutionary Nativism： Fascism and Culture in China， 1925-1937， p. 8。关于“mediasphere”的论述，参见Andrew DesForges， Mediasphere Shanghai： The Aesthetics of Cultural Productio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7， Introduction。
[29]Maggie Clinton， Revolutionary Nativism： Fascism and Culture in China， 1925-1937， p. 5.
[30]Maggie Clinton， Revolutionary Nativism： Fascism and Culture in China， 1925-1937， p. 168；Hsiao-ti Li， “Making a Name and a Culture for the Masses in Modern China，” Positions： East Asia Cultures Critique， Vol. 9， No. 1 （2001）， pp. 29-68；刘禾：《跨语际实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8年版。
[31]Maggie Clinton， Revolutionary Nativism： Fascism and Culture in China， 1925-1937， p. 162.
[32]Miao Feng， “Education as a Continuation of Revolution： Everyday Life and the Communist Education of Petty Urbanites in 1930s China，” Twentieth-Century China， Vol. 42， No. 2（May 2017）， pp. 138-160.
[33]Maggie Clinton， Revolutionary Nativism： Fascism and Culture in China， 1925-1937， p. 174.
[34]Maggie Clinton， Revolutionary Nativism： Fascism and Culture in China， 1925-1937， pp. 176-177.
[35]［美］魏斐德：《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梁禾译，南京：江苏出版社2007年版；徐恩曾：《我和共党斗争的回忆》，未刊（这是1953年的一次访谈，该出处由克林顿提供）。另可参见徐恩曾等：《细说中统军统》，台北：传记文学社1992年版。
[36]Maggie Clinton， Revolutionary Nativism： Fascism and Culture in China， 1925-1937， p. 181.
[37]杨天石：《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徐有威：《1930年代力行社眼中的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以〈前途〉杂志为例》，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编）：《一九三零年代的中国》上卷，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第146—159页。
[38]倪伟：《“民族”想象与国家统制——1928～1948年南京政府的文艺政策及文学运动》，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张大明：《国民党文艺思潮：三民主义文艺与民族主义文艺》，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版；吴怡萍：《抗战时期中国国民党的文艺政策及其运作》，台湾政治大学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
[39]另外，书中个别注释不够准确。比如，书中引用的韦慕庭（Martin Wilbur）和夏连荫（Julia Lien-ying How）著作书名应为《传教士的中国：苏联顾问与中国的民族主义，1920-1927》（Missionaries of Revolution： Soviet Advisers and Nationalist China， 1920-1927），而不是《传教士的中国：苏联顾问在民族主义中国，1920-1927》（Missionaries of Revolution： Soviet Advisers in Nationalist China， 1920-1927）。参见注14。又如徐恩曾的回忆录已经发表，而不是原著注释中标注的 “N.P.” （未发表）。参见注35。
[40]Maggie Clinton， Revolutionary Nativism： Fascism and Culture in China， 1925-1937， p.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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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冯淼。来源：《开放时代》2018年第4期。责任编辑：黄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