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把农民充分发动起来，无产阶级就不可能触动资产阶级制度
在革命进程把站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国民大众即农民和小资产者发动起来反对资产阶级制度，反对资本统治以前，在革命进程迫使他们承认无产阶级是自己的先锋队而靠拢它以前，法国的工人们是不能前进一步，不能丝毫触动资产阶级制度的。
马克思：《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1850 年 1 月—11 月 1 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403 页。
“劳动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的事情，对它说来，其他一切阶级只是反动的一帮。”
前一句是从国际章程的导言中抄来的，但是经过了“修订”。那里写道：“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自己的事情”，这里却说“工人阶级”应当解放——解放什么？ ——“劳动”。谁能了解，就让他去了解吧。
另一方面，作为一种补偿，后一句却纯粹引用了拉萨尔的话：“对它（工人阶级）说来，其他一切阶级只组成反动的一帮。”
在《共产党宣言》里写道；“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衰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
在这里，资产阶级作为大工业的体现者，对那些力求保持过时的生产方式所创造的一切社会阵地的封建主和中层等级说来，是被当做革命阶级看待的。所以他们并不是同资产阶级一起只组成反动的一帮。
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说来是革命的，因为它本身是在大工业基地上成长起来的，它力求使生产摆脱资产阶级企图永远保存的资本主义性质。但是，“宣言”又补充说：“中间等级……是革命的，那是鉴于他们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
所以，从这个观点看来，说什么对工人阶级说来，中间等级“同资产阶级一起”并且加上封建主“只组成反动的一帮”，这也是荒谬的。
难道在最近这次选举中有人向手工业者、小工业家等等以及农民宣布说：“对我们说来，你们同资产者和封建主一起只组成反动的一帮”吗？
拉萨尔熟知《共产党宣言》，就像他的信徒熟知他写的福音书一样。他这样粗暴地歪曲《宣言》，不过是为了粉饰他同专制主义者和封建主义者这些敌人结成的反资产阶级联盟。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1875 年 4 月—5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卷第 24—25 页。
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如果那样就太好了。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6 年 4 月 16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9 卷第48 页。
在联合的反革命资产阶级面前，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中一切已经革命化的成分，自然必定要与革命利益的主要代表者，即与革命无产阶级联合起来。
马克思：《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1850 年 1 月一 11 月 1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7 卷第 69 页。
毫无疑问，总有一天贫困破产的农民会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到那时无产阶级会发展到更高的阶段，向资产阶级宣战，关于这点暂且不提。
恩格斯：《1847 年的运动》（1848 年 1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第510 一 511 页。
没有工人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是不能完成的；如果工人阶级没有足够的力量来领导千百万受资本主义压制的、受折磨的、不识字的和分散的农民，社会主义革命也不能完成。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成就和困难》（1919 年 4 月 12 日）《列宁全集》第 29卷第 61 页。
俄国中世纪的半农奴制度的残余还异常强而有力（比西欧），它像一副沉重的枷锁套在无产阶级和一般民众身上，阻碍着一切等级和一切阶级的政治思想的发展，所以我们不能不主张反对一切农奴制度即反对专制制度、等级制度和官僚制度的斗争对于工人有巨大的重要性。必须向工人十分详细地指明：这些制度是怎样可怕的反动力量，它们在怎样加强资本对劳动的压迫，怎样欺压劳动者，怎样把资本束缚在它的中世纪的形式中，这种形式对劳动的剥削并不亚于现代工业形式，而且使解放斗争遭到极大的困难。工人应当知道，他们不推翻这些反动支柱就根本无法顺利地进行反资产阶级的斗争，因为只要这些支柱存在，俄国农村无产阶级（援助这个阶级是工人阶级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就始终不能摆脱闭塞无知的被压迫的状况，只能做痛苦的挣扎，而不能从事明智而坚定的抗议和斗争。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为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1894 年），《列宁全集》第 1 卷第 268 页。
十月革命的力量之一，就在于它和西方的历次革命不同，它把千百万小资产阶级群众，首先是把他们中间最强大的人数最多的阶层——农民团结在俄国无产阶级的周围。因此，俄国资产阶级就陷于孤立，失去了军队，而俄国无产阶级就变成了国家命运的主宰者。不这样，俄国工人就保持不住政权。
斯大林：《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民族政策》（1921 年 11），《斯大林全集》第 5 卷第 91 页。
我们在进行宣传鼓动时，经常碰到所谓农民——工人，就是同农村保持着联系、在农村有自己的亲戚和家属并且时常到农村去的工厂工人。关于赎金、连环保、地租等问题，连京都的工人也是经常关心的（更不用说乌拉尔的工人了，社会民主主义的宣传鼓动也已经开始在他们中间深入）。如果我们不注意正确指导到农村去的社会民主党人和觉悟工人，那我们就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
列宁：《我们党的纲领草案》（1899 年），《列宁全集》第 4 卷第 221 页。
工人政党要不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的教诲，要不犯重大的政治错误，就不能忽视农民中的革命分子，就不能不支持这些分子。至于俄国农民的革命分子能不能至少有西欧农民在推翻专制制度时的那种表现， ——这个问题，历史还没有答复。如果不能有这种表现，这也丝毫不会损害社会民主党的美名和它的运动，因为农民不响应（也许是无力响应）党的革命号召，这不是党的过错。不管大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怎样背叛，工人运动现在和将来都会按照自己的道路前进。如果能够有这种表现，而社会民主党却没有支持农民，那党就会永远丧失自己的美名，称不上是先进的民主战士。
列宁：《我们党的纲领草案》（1899 年），《列宁全集》第 4 卷第 213—214 页。
有人对我们说，立即夺取地主土地会破坏革命的“统一”，使社会上的“进步阶层”离开革命。
但是，如果以为不同厂主和地主争吵就能把革命向前推进，那就太幼稚了。
难道工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没有使厂主及共同伙“离开”革命吗？谁敢断言因为改善了工人的状况，缩短了工作日，革命就受到了损失呢？
农民自行耕种地主的土地并夺取这些土地无疑会使地主及其同伙“离开”革命。但是，谁敢说我们把千百万贫农团结在革命周围就是削弱革命的力量呢？
凡是愿意对革命进程起作用的人都应当彻底认清：
（一）工人和因战争而穿上军衣的贫农是我国革命的基本力量。
（二）随着革命的深入和扩大，那些口头上进步而实际上反动的所谓“进步分子”必然会“离开”革命。
如果要阻挠这种从革命中清除无用“分子”的有益过程，那就是反动的空想。
斯大林：《给农民土地》（1917 年 4 月）。《斯大林全集》第 3 卷第 34 页。
怎样同富农进行斗争而又不挑起阶级斗争呢？
我认为这个问题很含糊，所以是提得不正确的。这里指的是哪一种阶级斗争呢？如果指的是农村中一般的阶级斗争，那末无产阶级所进行的阶级斗争不仅仅是反对富农的。而无产阶级和全体农民之间的矛盾， ——这难道不是阶级斗争（虽然这种阶级斗争具有很特殊的形式）吗？无产阶级和农民现在是我们社会中的两个基本阶级，在这两个阶级之间存在着矛盾，固然，这种矛盾是可以解决的，并且终究是可以克服的，但这毕竟是引起这两个阶级之间斗争的矛盾，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斯大林：《问题和答复》，（1925 年 6 月），《斯大林全集》第 7 卷第 144 页。
我们认为农民是无产阶级在完成争取自由的事业中一个可能的主要的同盟者。我们全心全意、始终不渝地支持农民反对地主的半农奴制的土地占有制和俄国亚洲式的政治制度的斗争。我们决不同意那种认为在资本主义下有可能平均使用土地的幻想，决不允许对无产者利益和小业主利益之间的差别作任何微小的掩盖，……
列宁：《关于我们杜马党团的宣言》（1906 年 8 月 22 日），《列宁全集》第 11卷第 19 页。
工人——社会民主党人完全支持农民反对地主。但是小经济 （既使是平均的小经济）决不能使人类摆脱贫困，摆脱人剥削人和人压迫人的现象。为此，必须争取消灭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并代之以社会主义大生产。现在，世界各国千百万觉悟的工人——社会民主党人正在进行这一斗争。而农民只有加入这一斗争，才能在推翻了自己的第一个敌人——农奴主地主之后，再同第二个更加凶恶的敌人——资本权力进行顺利的斗争！
列宁：《在第二届国家杜马中关于土地问题演说的草稿》（1907 年 4 月 6—7日），《列宁全集》第 12 卷第 283 页。
从社会力量的这种对比中必然得出一个结论：资产阶级既不可能成为革命的主要动力，也不可能成为革命的领袖。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够把革命进行到底，使革命取得彻底胜利。但是，也只有在无产阶级能够把大部分农民领导起来的条件下，才能取得这样的胜利。俄国当前的革命要取得胜利，只能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1907 年 5 月 25 日），《列宁全集》第 12 卷第 444 页。
没有绝大多数劳动者对自己的先锋队即无产阶级的同情和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实现的。然而这种同情和支持并不是一下子得来的，并不是由投票决定的，而是靠长期的、困难的、艰巨的阶级斗争争得的。无产阶级为争取大多数劳动者的同情、为争取他们的支持而进行的阶级斗争，并不以无产阶级夺得政权而告结束。在夺取政权之后，这种斗争仍旧继续着，不过换了另一种形式。
列宁：《向意大利、法国和德国共产党人致敬》（1919 年 10 月 10 日）《列宁全集》第 30 卷第 41 页。
第二帝国就是在统治阶级依靠着农民消极支持同无产阶级进行的积极斗争中产生的。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1871 年 5 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412页。
我想，我把农民叫做不很坚强的同盟者和不像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那样可靠的同盟者，你们是有些见怪的。我看得出你们是因为这一点而见怪的。
可是，难道我不对吗？难道我不应当直率地说出真实的情况吗？在高尔察克和邓尼金进攻时期，农民往往一会儿动摇到工人方面，一会儿又动摇到将军方面，难道这话不对吗？而在邓尼金和高尔察克的军队里，农民，自愿加入的农民还少吗？我并不责备农民，因为他们的动摇是由于觉悟不够。但我既然是共产党员，就应当直率地说出真实的情况。列宁是这样教导我们的。真实的情况就是：在困难的时候，当高尔察克和邓尼金向工人进攻的时候，作为工人阶级同盟者的农民并不一向都表现出十分刚毅和坚定的精神。
这是不是说可以把农民搁在一边，像某些根本不承认农民是无产阶级同盟者的糊涂同志现在所做的那样呢？不，不是这个意思。把农民搁在一边，就等于对工人和农民犯罪。我们要采取一切办法来提高农民的觉悟；教育他们，使他们靠近我国革命的领袖一工人阶级，这样，我们就会使农民成为我国无产阶级更坚定的更可靠的同盟者。
将来革命在西方爆发的时候，农民就已经完全坚强起来，并成为我国工人阶级最忠实的同盟者之一。
应该这样来了解共产党人对工人阶级的同盟者农民的态度。
斯大林：《关于工人阶级的同盟者农民》（1926 年 2 月），《斯大林全集》第 8卷第 90 一 91 页。
二、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之一是缺乏农民的支持
毫无疑问，中间阶层问题是工人革命的基本问题之一。中间阶层就是农民和城市小劳动者。被压迫民族也应该算在里面，因为它们中间十分之九是中间阶层。可见，按经济地位来说，这是一些介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层。这些阶层的重要性是由下面两种情况决定的：第一、这些阶层是现今各国人口中的大多数，或者至少是数量很大的少数，第二、它们是资产阶级从中招募军队以反对无产阶级的重要后备力量。 如果没有中间阶层首先是农民的同情和支持，无产阶级就不能保持住政权，在我们共和国联盟这样的国家内尤其是如此。如果没有使这些阶层至少保持中立，如果这些阶层还没有脱离资产阶级，如果这些阶层的大多数还是资本的军队，那末无产阶级就休想夺取政权。由此就产生了争取中间阶层的斗争，争取农民的斗争，这一斗争像一根红线贯穿在我们 1905 年到 1917 年的全部革命中，这一斗争还远远没有结束，还将继续进行下去。
1848 年法国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它没有得到法国农民的同情和响应。
巴黎公社崩溃的原因之一，就是它遇到了中间阶层首先是农民的抗拒。 1905 年俄国革命的情形也是如此。
以考茨基为首的一些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据欧洲历次革命的经验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间阶层，首先是农民，好像生来就是工人革命的敌人，因此必须采取比较长期的发展方针，使无产阶级成为各民族中的大多数，从而为工人革命的胜利创造实际条件。这些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据这个结论，警告无产阶级不要“过早”发动革命。他们根据这个结论，就从“原则上考虑”，把中间阶层完全交给资本支配。他们根据这个结论，向我们预言俄国十月革命必遭失败；他们的论据是：无产阶级在俄国人口中占少数，俄国是个农民国家，因此工人革命在俄国不可能取得胜利。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本人对中间阶层首先是对农民的评价完全不是这样。
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把农民抛开，让他们在政治上完全受资本支配，并且大叫大嚷地夸耀自己“原则性很强”，可是马克思，这位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原则性最强的马克思主义者，却坚定不移地劝告共产党不要忽视农民，要把他们争取到无产阶级方面来，要保证在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中取得他们的支持。大家知道，在五十年代，在法国和德国的二月革命失败以后，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并通过恩格斯转达德国共产党说：
“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决定于是否可能有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
这是对五十年代的德国这个农民国家所说的话，当时德国的无产阶级人数极少，并且不如 1917 年俄国的无产阶级那样有组织，德国的农民由于自己所处的地位，不如 1917 年俄国的农民那样愿意支持无产阶级革命。
毫无疑问，十月革命是“农民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完满结合，关于这种结合，马克思已经不顾一切“有原则性的”空谈家的反对而论述过了。十月革命证明，这种结合是可能的，而且是可以实现的。十月革命证明，只要无产阶级能够使中间阶层首先是农民脱离资产阶级，能够使这些阶层由资本的后备力量变为无产阶级的后备力量，它就能够夺取政权并保持政权。
斯大林：《十月革命和中间阶层问题》（1923 年 11 月），《斯大林全集》第 5卷第 279—281 页。
1871 年，欧洲大陆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都没有占人民的多数。当时只有把无产阶级和农民都包括进来的革命，才能成为把真正的多数吸引到了运动中来的“人民”的革命。当时的“人民”就是由这两个阶级构成的。这两个阶级因为都受“官僚军事国家机器”的压迫、摧残和剥削而联合起来。打碎这个机器，摧毁这个机器， ——这就是“人民”，人民的多数，即工人和大多数农民的真正利益，这就是贫苦农民同无产者自由联盟的“先决条件”，而没有这个联盟，民主就不稳固，社会主义改造就没有可能。巴黎公社曾为自己开辟过实现这个联盟的道路，但是，由于许多内部和外部的原因，没有达到目的。
列宁：《国家与革命》（1917 年 8 月—9 月），《列宁选集》》第 8 卷第 204 页。
三、工人阶级在工农联盟体系中的领导作用
只有进行彻底的阶级斗争的雇佣工人的独立组织，才能把农民从资产阶级的影响下夺取过来，并且对它说明小生产者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处的地位是毫无出路的。
列宁：《农民和工人阶级》（1913 年 6 月 11 日），《列宁全集》第 19 卷第 199页
但是我们所捍卫的不是工人阶级和农民的任何一种联盟。我们所主张的是领导作用属于工人阶级的这种联盟。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工人阶级在工农联盟体系中的领导作用，被剥削的劳动群众就不可能战胜地主和资本家。我知道有些同志是不同意这一点的。他们说，联盟是好事情，但是，为什么还要工人阶级的领导呢？这些同志大错特错了。他们错了，因为他们不懂得只有久经考验和最革命的阶级即工人阶级所领导的工农联盟才能取得胜利。
为什么普加乔夫或拉辛所领导的农民起义失败了呢？为什么当时农民没有能够把地主赶走呢？因为他们没有而且当时也不可能有像工人阶级这样的革命领导者。为什么法国革命是以资产阶级胜利和早先被赶走的地主的返回而结束呢？因为当时法国农民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像工人阶级这样的革命领导者， ——当时领导农民的是资产阶级自由派。我们国家是世界上工农联盟战胜了地主和资本家的唯一国家。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过去领导并且现在继续领导我国革命运动的是在战斗中久经考验的工人阶级。只要破坏我们的工人阶级领导权这一思想，工农联盟就会完全垮台，资本家和地主就会重回自己的老巢。
正因为如此，我们应当保持并巩固我国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
正因为如此，我们应当保持并巩固工人阶级在这个联盟体系中的领导。
斯大林：《关于苏联经济状况和党的政策》（1926 年 4 月），《斯大林全集》第8 卷第 129 一 130 页。
社会民主党对自由派和农民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态度，应当根据俄国革命的经验来确定。否则，我们就不会有原则性强的、坚定的无产阶级的策略。顺便说一句，决不能把“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理解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不同的阶级或政党的合并。不要说是合并，就是任何长期的协定，都会危害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政党，削弱革命的民主斗争。农民必然会在自由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摇摆不定，这是它的阶级地位所决定的，我国革命在各个不同的斗争领域都提供了许多这样的例子（如抵制维持杜马选举，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中的劳动派等）。无产阶级只有执行革命先锋队的绝对独立自主的政策，才能使农民同自由派断绝关系，使它摆脱自由派的影响，并在斗争过程中领导他们，从而真正实现“联盟”，也就是农民进行革命斗争条件下的联盟。只有无情地批评劳动派的缺点和动摇，而不是奉承他们，只有宣传共和主义的、革命的农民政党的思想，才能实现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是真正为了战胜共同敌人而不是为了玩弄联合和协议的联盟。
列宁：《谈谈对俄国革命的估计》（1908 年 4 月），《列宁全集》第 15 卷第 39页。
社会民主党作为无产阶级的政党，在一切场合，一切情况下都应当不懈地努力把农村无产阶级独立地组织起来，并向他们说明，他们的利益和农民资产阶级的利益是不可调和的，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责成所有党组织；
（a）要在广 泛的各阶层人民中间进行宣传，说明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是对农民所采取的能够改善他们的处境的一切革命措施，直至没收地主、官府、教堂、寺院和皇族的土地在内，给以最坚决的支持；
（b）要提出立即组织革命农民委员会的必要性，作为在农民中进行鼓动的实际口号以及使农民运动具有高度自觉性的手段，委员会的目的是实行有利于农民摆脱警察官僚和地主的压迫的一切革命民主改革；
（c）为了瓦解专制制度并支持对专制制度的革命冲击，号召农民和农村无产阶级举行各种各样的政治性游行示威，集体地拒绝交纳赋税，拒绝服兵役，并且不执行政府及其走狗的决定和命令；
（d）努力把农村无产阶级独立地组织起来，并使他们在社会民主党的旗帜下同城市无产阶级融合在一起，使他们的代表加入农民委员会。
列宁：《关于对农民运动的态度的决议》（1905 年 5 月 8 日），《列宁文稿》第1 卷第 346—347 页。
在农民的俄国，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本性就是这样：只有农民起义取得胜利——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这种胜利是不可想象的——才能不顾资产阶级自由派内在的反革命性而把这个革命引向胜利。
列宁：《论俄国革命的“本性”》（1908 年 4 月 8 日），《列宁全集》第 15 卷第11 页。
在 1917 年 8 月底，当十月革命的准备工作正以全力进行时，列宁在《农民和工人》这篇专论中写道：
“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才能推翻君主制度， ——这就是我们的阶级政策在当时（指 1905 年而言。 ——斯大林注）的基本定义。这个定义是对的。 1917 年 2月和 3 月再次证实了这一点。只有领导着贫苦农民（即我们党纲所说的半无产者）的无产阶级才能以民主的和平结束战争，医好战争创伤，开始实行那些已成为绝对必要而刻不容缓的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 ——这就是我们的阶级政策在现时的定义。”（见《列宁全集》第 4 版第 25 卷第 258 页）
这一点不应了解成这样。似乎我国现在是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专政。这当然是不对的。我们是在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专政的口号下走向十月革命的，并且我们在十月革命中在形式上实现了这个口号，因为我们当时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实行联盟并和他们分掌过领导权，虽然事实上我国当时就已经是无产阶级专政，因为我们布尔什维克在当时是占多数的。可是自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盲动”以后，自我们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联盟破裂以后，当领导权已完完全全转到一个政党即我党（我党是不和而且不能和其他政党分掌国家领导权的）手中的时候，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专政在形式上也就不存在了。这在我们就叫做无产阶级专政。
斯大林：《论党在农民问题上的三个基本口号》（1927 年 4 月），《斯大林全集》第 9 卷第 192—19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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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马恩列斯论工人阶级》。激流网整理录入，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责任编辑：还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