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
列宁：《给财政人民委员部》（1922 年 2 月 22 日）《列宁全集》第 35 卷第 552页。
除了无产阶级以外，没有一个阶层会容许官僚机关完全民主化，因为其他一切阶层（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一般“知识界”）都与官僚有联系，都与俄国官僚有亲属关系。谁不知道，在神圣的俄罗斯，激进派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派的知识分子很容易变为皇朝政府的官吏，变为以在官场范围内有所“裨益”而自慰的官吏，变为以这种“裨益”来替自己的政治冷淡态度，替自己阿谀刑棍皮鞭政府的行为辩护的官吏？只有无产阶级，才绝对敌视专制制度和俄国官僚；只有无产阶级，才与贵族资产阶级社会中的这些机关没有联系！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根本敌视并坚决反对它们。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1897 年底），《列宁全集》第 2 卷第 290—291 页。
一下子彻底消灭各地的官吏机构是谈不到的。这是空想，但是一下子打碎旧的官吏机器，立刻开始建立一个新的机器来逐步消灭一切官吏机构，这并不是空想，这是公社的经验，这是革命无产阶级当前的直接任务。
资本主义使“国家”管理机关的职能简化了，使我们有可能抛弃“长官职能”，把全部问题归结为无产者组织起来（成为统治阶级）以全社会名义雇用“工人、监工和会计”。
我们不是空想主义者，我们决不“幻想”一下子就可以不要任何管理机关和任何服从，这种由于不了解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而产生的无政府主义幻想，是与马克思主义根本不相容的。实际上这种幻想只会把社会主义革命拖延下去，直到人们变成另一种人的时候。我们不是这样，我们希望由现在的人们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现在的人们没有服从、没有监督、没有“监工和会计”是不行的。
但是所需要的服从，是对一切被剥削劳动者的武装先锋队——无产阶级的服从。国家官吏的特殊“长官职能”可以并且应该在一天之内就开始用“监工和会计”的简单职能来代替，这些职能现在只要有一般市民水平的人就能胜任，只要发给“工人的工资”就完全能够执行了。
我们工人自己将以资本主义创造的成果为基础来组织大生产，将依靠自己的工人的经验，建立由武装工人的国家政权维护的最严格的铁的纪律，将使国家官吏成为不过是执行我们的委托的工作人员，使他们成为负有责任的、可以撤换的而且是领取普通薪金的“监工和会计”（当然还要用各式各样的和具有各种水平的技术人员），这就是我们无产阶级的任务，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以后，就可以而且应该从这里开始做起。在大生产的基础上，这个开始自然会使一切官吏机构逐渐“消亡”，使一种不带引号的，与雇佣奴隶制不同的秩序逐渐建立起来，在这种秩序下，日益简化的监督和统计表报的职能将由所有的人轮流行使，然后将成为一种习惯，最后就不再成其为特殊阶层的特殊职能了。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有一位聪明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认为邮政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范例。这是非常正确的。目前邮政是按国家资本主义垄断组织形式组成的一种经济。帝国主义逐渐把所有托拉斯都变为这种类型的组织。这里压在那些工作繁重、忍饥挨饿的“粗笨的”劳动者头上的仍然是那个资产阶级的官僚机构。但是社会性的管理机构在这里已经准备好了。只要推翻资本家，用武装工人的铁拳粉碎这些剥削者的反抗，摧毁现代国家的官僚机器，我们就会有一个排除了“寄生虫”而拥有高度技术设备的机构，这个机构完全可以由已经联合起来的工人亲自使用，雇用一些技术人员、监工和会计，付给所有这些人的工资，也像付给所有“国家”官吏的工资一样，将相当于工人的工资。这就是对一切托拉斯的具体、实际而且立即可行的任务，这样做会使劳动者免除剥削，并估计到了已经由公社实际开始了的试验（特别是在国家建设方面）。
列宁：《国家与革命》（1917 年 8 月一 9 月），《列宁选集》第 8 卷第 212—213页。
如果在管理工作中存在着官僚主义的不良现象，那末我们决不隐瞒这种恶劣现象，而是要揭发它和消灭它。谁要是由于同新制度中的不良现象作斗争而忘记了新制度的内容，忘记了工人阶级建立了并领导着苏维埃类型的国家，那他简直就是不会思想，信口胡说。
列宁：《新时代，新形式的旧错误》（1921 年 8 月 20 日），《列宁全集》第 33卷第 6 页。
把反对官僚主义和发扬“工人民主”作为一项政治（内部）任务和“建设”任务。
列宁：《中央委员会工作总结报告提要》（1921 年 8 月 4 日和 7 日），《列宁文稿》第 4 卷第 49 页。
此外，还必须同官僚主义和官僚作风进行斗争，在这方面也需要取得胜利。达到这一目的的办法只有一个，这就是提高工人群众本身的觉悟和发挥他们的主动性。
列宁： 《在索科里尼奇工兵代表苏维埃全会…举行的庆祝大会上的演说》（1920年 11 月 7 日），《列宁文稿》第 8 卷第 317 页。
在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中，工人对我们的任何帮助， ——不管他怎么称呼自己，只要他是真心诚意地帮助我们——我们都是非常欢迎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让步”（带引号的让步），不管对我们提出怎样挑衅性的声明，我们还是要“让步”，因为我们知道，工作是多么困难。而解散国民经济委员会和管理总局，我们是不能照办的。有人说我们不信任工人阶级，不让工人参加领导机关，这完全是谎话。工人中只要有多少能够做些行政管理工作的人，我们都要把他们找来，并且乐于使用他们，锻炼他们。如果党不相信工人阶级，不让工人担负重要职务，这样的党是应该打倒的， —一把你们的话都说出来吧！我已经指出，这是谎话，我们苦干力量不足，对多少有些工作能力的人的微小帮助，尤其是工人的帮助，我们都是非常欢迎的。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这种人。因此出现了无政府状态。对于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必须支持， ——而这是需要几十万人的。
列宁：《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1921 年 8 月 8 日—16 日），《列宁全集》第 32 卷第 194 页。
有些同志来到莫斯科以后常常竭力拿“商品的外表”给人看，说在他们的农村中一切都很顺利。这样官僚主义地谈顺利有时简直令人作呕。其实很明显，没有而且也不会有顺利。显然，缺点是有的，但是不要害怕批评，应当揭露这些缺点，然后加以消除。要知道，现在问题是这样摆着的：或者是我们全党让非党的农民和工人来批评我们，或者是他们用暴动的方式来批评我们。格鲁吉亚暴动是批评。唐波夫暴动也是批评。喀琅施塔得暴动为什么不是批评呢？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我们不官僚主义地谈顺利，处理问题不采取官僚主义态度，不害怕批评并且让非党的工人和农民（要知道，他们亲身体验着我们所犯错误的后果）来批评我们，或者是我们不这样做，让不满情绪逐渐积累逐渐增长起来，到那时批评就会采取暴动的形式。
斯大林：《论无产阶级和农民问题》（1925 年 1 月），《斯大林全集》第 7 卷第30 页。
阻碍我们前进的最凶恶的敌人之一就是官僚主义。它生活在我们的一切组织里，不论是党组织、青年团组织、工会组织或经济组织。人们说到官僚主义分子的时候，通常是指那些非党的旧官吏，这些人在我们的讽刺画中通常被画成是戴眼镜的。（笑声）同志们，这是不完全对的。如果问题只在旧官僚主义分子身上，那末反官僚主义斗争就是最容易不过的事了。糟糕的是问题并不在旧官僚主义分子身上，同志们，问题足在新官僚主义分子身上，问题是在同情苏维埃政权的官僚主义分子身上，最后，问题是在共产党员中的官僚主义分子身上。共产党员官僚主义分子是最危险的一种给官僚主义分子。为什么呢？因为他以党员的称号来掩饰自己的官僚主义。遗憾的是，这样的共产党员官僚主义分子在我们这里并不少。
就拿我们党组织来说吧。你们大概已经知道斯摩棱斯克事件、阿尔乔莫夫斯克事件等等。试问，这是偶然的吗？为什么在我们党组织的某些环节中会发生这种腐化堕落的可耻事件呢？这是因为有些人把党的垄断弄到了荒谬的地步，压制了下层的呼声，取消了党内民主，培植了官僚主义。怎样来消除这种祸害呢？我认为要消除这种祸害，除了组织党员群众自下而上的监督以外，除了发扬党内民主以外，没有而且不可能有其他任何办法。激起党员群众对这些腐化分子的愤恨并且让他们有可能把这些分子撵出去，这有什么可以反对的呢？几乎是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
或者拿青年团来说。你们当然不会否认，在青年团的某些组织里有些彻头彻尾的腐化分子，向这些分子展开无情的斗争是绝对必要的。但是我们暂且不谈腐化分子。我们就拿最近的事实来说，青年团内存在着以个人为对像的无原则的小集团斗争，弄得团内乌烟瘴气。为什么在青年团里“柯萨列夫之流”和“索波列夫之流”要多少就有多少，而要马克思主义者却不得不打着灯笼去找呢？（鼓掌）这个事实不是说明青年团上层机构的某些环节正处在官僚主义的僵化过程中，又是说明什么呢？
而工会呢？谁会否认在工会里有的是官僚主义呢？在企业中我们有生产会议，在工会中我们有临时监察委员会。这些组织的任务是：唤起群众，揭发我们的缺点，指出改进我们建设的途径。为什么这些组织在我们这里没有发挥作用呢？
为什么这些组织不是生气勃勃的呢？工会里的官僚主义加上党组织里的官僚主义使工人阶级的这些极重要的组织不能发挥作用，这不是很明显吗？
斯大林：《在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1928 年 5月），《斯大林全集》第 11 卷第 60 一 61 页。
反官僚主义斗争问题。官僚主义的危险，首先在于它埋没了潜藏在我国制度内部的巨大的后备力量，使我们不能利用，它力图打消群众的创造主动性，用文牍主义束缚它，结果使党的每一新的创举都变成琐碎无聊的小事。其次，官僚主义的危险在于它反对检查执行情况，企图把领导机关的重要指示变成脱离实际生活的纸上空文。有危险的不单是而且主要也不是我们机关留用的那些旧官僚主义分子，而是——特别是——那些新官僚主义分子，即苏维埃的官僚主义分子，其中“共产党员”官僚主义分子也决不足扮演末等角色。我指的是那些把文牍主义的命令和“指令”奉为偶像的“共产党员”，他们力图用这样的命令和“指令”来代替千百万工人阶级群众和农民群众的创造主动性和自动精神。
任务在于击破我们机关和组织中的官僚主义，消灭官僚主义的“风俗”和“习惯”，为利用我国制度的后备力量，为发挥群众的创造主动性和自动精神扫清道路。
这个任务是不轻的。它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的。但是，如果我们真正想按照社会主义原则来改造我们国家，那就无论如何应该解决它。
在反官僚主义斗争中，党进行着四方面的工作：开展自我批评，组织对执行情况的检查，清洗机关以及从下面提拔工人阶级中的忠诚的工作人员参加机关工作。
斯大林：《联共（布）巾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1930 年6 月），《斯大林全集》第 12 卷第 286—287 页。
首先，党开展了广泛的自我批评，使群众的注意力集中在我们建设工作的缺点上，集中在我们各组织和各机关的缺点上。
……
其次，党组织了广泛的反官僚主义运动，提出了把异己分子和官僚主义分子从党、工会、合作社和苏维埃组织中清洗出去的口号。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在 1930 年 3 月 16 日关于提拔工人参加国家机关和吸收广大工人监督苏维埃机关（工厂自愿辅助运动）的著名决议就是这个运动的继续。大家知道，这个运动激起了工人群众高度的热情和积极性。开展这个运动的结果，党在劳动群众中的威信大大提高了，工人阶级对党的信任加深了，几十万工人加入了党，整个整个的车间和工厂的工人通过决议要求入党。最后， 开展这个运动的结果，我们的组织清除了许多保守分子和官僚主义分子，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摆脱了旧的机会主义的领导。
斯大林：《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1930 年8 月），《斯大林垒纂》第 12 卷第 273—271 页。
如果有一个中央委员在众目睽睽之下公然藐视中央委员会和中央一致通过的决议，那就不能要求工人遵守党的纪律。不能有两种纪律：一种是工人的纪律，另一种是要人的纪律。纪律应当只有一种。
斯大林：《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1924 年 1 月），《斯大林全集》 第6 卷第 14 页。
你刚才问我，在我们这里是否由一个人决定一切。我们的工人现在决不会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容忍一个人专政。在我们这里，最有威望的人只要不再得到工人群众的信任，只要失去了和工人群众的联系，就会完全垮台，就会一钱不值。普列汉诺夫曾经享有非常高的威望。结果怎样呢？一旦他在政治上跛了脚，工人就把他忘记了，就离开他并且把他忘记了。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也曾享有很大的威望，当然还不如普列汉诺夫那样。结果怎样呢？一旦他离开了工人，工人就把他忘记了。
斯大林：《和德国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的谈话》（1932 年 4 月），《斯大林全集》第 13 卷第 98 一 99 页。
同志们！你们应当记住，我们党是执政的党，那些不可靠的、同无产阶级思想背道而驰的、企图升官发财的分子往往整批整批地钻进我们党来，或者竭力设法钻进来，因而把腐化和守旧思想带进党里来。共产党员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设法保护党，不让这些分子钻进党里来。必须永远记住，政党的力量和作用，特别是共产党的力量和作用，与其说是取决于党员的数量，不如说是取决于党员的质量，取决于他们的坚定和无产阶级事业的忠诚。
斯大林：《关于共产主义在格鲁吉亚和南高加索的当前任务》（1921 年 7 月 6日），《斯大林全集》第 5 卷第 79 页。
如果党的政策不正确，如果党的政策和本阶级的利益发生冲突，可以不可以认为党是本阶级的真正领导者呢？当然是不可以的。在这种情形下，党如果想始终做领导者，它就应当重新审查自己的政策，应当改正自己的政策，应当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且纠正这种错误。只要从我们党的历史中援引一件事实就可以证明这个原理的正确，例如在废除余粮收集制时期前，工农群众显然不满意我们的政策，当时党就公开而诚恳地重新审查这个政策。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1926 年 1 月），《斯大林全集》第 8 卷第49 页。
党能不能欺骗自己的阶级即工人阶级呢？不，不能。这样的党是要被肢解的。正因为我们党没有权利欺骗工人阶级，它就应该直截了当地说：对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缺乏信心，就会使我们党放弃政权，使我们党由执政党的地位转到在野党的地他。
斯大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 1=次扩大会议》（1926 年 11 月），《斯大林全集》第 9 卷第 21 页。
第五个困难。这就是部分党组织和上会脱离工人阶级的广大群众、脱离这些群众的需要和要求的危险。 这种危险所以产生和发展起来，是因为在许多党机关和工会组织，其中包括各支部和各工厂委员会里，存在着官僚主义分子的恶势力。这种危险最近因“面向农村”的口号而加剧起来了，这个口号把我们组织的注意力从城市转向农村，从无产阶级转向农民，而许多同志不懂得在面向农村的同时，决不能背向无产阶级，不懂得“面向农村”的口号只有通过无产阶级、用无产阶级的力量才能实现，不懂得对工人阶级的要求采取漫不经心的态度，只能加深党组织和工会组织脱离工人群众的危险。
这种危险的特征是什么呢？
第一、我们的党组织和工会组织对工人阶级的广大群众的要求和需要失去敏感和不够关心，第二、不了解工人的自尊心和他们的统治阶级感觉已经提高了，他们是不能领受和容忍党组织和工会组织的官僚主义和文牍主义的态度的；第三、不懂得用考虑不周的命令去麻烦工人是不行的，现在的重心不是在这些“措施”上，而是在争取整个工人阶级对党的信任上；第四、不懂得如果不在工人中进行准备活动，如果不举行广泛性的生产会议，就不能实行稍微广泛些的涉及工人群众的措施（例如，在纺织区改行看管三台织布机制）。
这一切使许多党组织和工会组织脱离广大工人阶级群众，使企业中发生冲突。大家知道，不久以前在纺织区爆发的冲突，揭露出我们许多党组织和工会组织是存在着这一切毛病的。
斯大林：《问题和答复》（1925 年 6 月），《斯大林全集》第 7 卷第 174 一 175页。
最近我们党的工作人员由于“面向农村”的口号而渐渐把工人忘记了，他们忽略了在面向农村的同时，我们不能背向城市，首先不能背向无产阶级。这同样是一分钟也不能忘记的新事实。应当记住，近来工人阶级的自信心和自尊心特别增长和加强了。这就是我国统治阶级的主人翁感的增长。同志们，这是我们整个工作中最巨大的成就，因为工人阶级已经感到自己不仅是劳动阶级，而且是领导阶级，它是能够创造奇迹的。由此应当得出结论说，哪一个共产党员在自己的工作中不注意到无产阶级的这种主人翁感，他就是一点也不了解新环境，严格地说，他就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他就一定会失败。因此，我们在讲到“面向农村”的口号时应当同时记住：工人阶级是负有实现这个口号的使命的基本阶级，只有工人阶级成为国家的真正的领导力量，这个口号才能实现。因此，党的当前任务就是要使我们党的地方工作人员终究会懂得：绝对必须用最关心和最慎重的态度来对待工人阶级在物质上和文化上的一切需要。
斯大林：《答斯维尔德洛夫大学》（1925 年 6 月），《斯大林全集》第 7 卷第 177一 178 页。
现在我来谈谈我们某些同志和某些组织把民主问题偶像化，把民主看做某种绝对的、超出时间和空间以外的东西的问题。我想以此说明，民主不是某种在一切时间和一切条件下都一成不变的东西，因为有时候实行民主是不可能的和没有意义的。为了使这种党内民主成为可能，就需要有两个条件或者两类条件，即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没有这两类条件是谈不上什么民主的。
第一、必须使工业发展起来，使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状况不恶化，使工人阶级在数量上增长起来，使工人阶级的文化水平不断提高，使工人阶级在质量上也增长起来。必须使党这个工人阶级的先锋队首先也在质量上，而且首先是靠吸收国内无产阶级分子增长起来。为了能够提出真正实行党内民主而不是在纸上实行党内民主这个问题，这些内部性质的条件是绝对必要的。每当我们党的机关把自己的触角仲进国家管理机关的各个部门时，它往往不得不使这些机构中的党的工作和国家机关的路线相适应。具体地说：党必须对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教育，必须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同时也要征收粮食税，进行某种运动，因为没有运动，没有党的帮助，国家机关是不能完成自己的任务的。我们的工作人员在这里是处于两条火线中间：一方面必须纠正按旧方式活动的国家机关的工作路线，另一方面必须保持同工人的联系。而我们的工作人员在这里往往自己也官僚主义化了。
斯大林：《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1924 年 7-1 月），《斯大林全集》第 6 卷第 9 一 11 页。
不懂得工业，不研究工人的生活，不倾听工人的要求和需要，不懂得合作社、工会和俱乐部工作，就不能在城市中进行领导。但是能不能一下子就做到这一切呢？很遗憾，不能。要把党的领导水平提到应有的高度，首先需要提高党的工作人员的水平。现在应当把工作人员的质量放在第一位。但是要一下子提高党的工作人员的质量，并不那么容易。遗憾的是，那种不去熟悉业务而急于求成发号施令的旧习惯，依然存在于党的组织中。正因为如此，所谓党的领导有时就退化成一堆可笑的谁也不需要的命令，退化成不触及任何人和任何事物的空洞的和口头上的“领导”。这就是削弱和降低党的领导的最严重危险之一。
失去党的领导的危险所以会引起党的瓦解和蜕化的理由，一般说来就是如此。
斯大林：《问题和答复》（1925 年 8 月），《斯大林全集》第 7 卷第 1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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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马恩列斯论工人阶级》。激流网整理录入，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责任编辑：还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