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列斯论工人阶级：工人的阶级意识提高的途径

阶级觉悟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

从前空想社会主义者只注意到最终目的，并为这个目的所眩惑而完全忽视或者否认在他们眼前展开的现实的工人运动；现在某些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则恰好相反，他们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只放在自发的工人运动及其日常需要方面。当时（五年以前）俄国工人的阶级觉悟是很低的。俄国工人还刚刚从百年大梦中觉醒过来，他们的眼睛习惯于黑暗，当然看不到第一次呈现在他们面前的世界里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当时他们没有什么大的需要，他们的要求也不高。俄国工人还只是要求稍微增加工资或缩短工作时间而已。至于必须改变现存制度、必须消灭私有制、必须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对于这一切，俄国工人群众是一点也不了解的。他们也不大敢想到结束全俄人民在专制政权下所过的苟延残喘的奴隶生活，不大敢想到人民的自由和人民参加管理国家的问题。就在这个时候，俄国社会民主派的二部分人认为自己的职责是把自己的社会主义思想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另一部分人却醉心于经济斗争，醉心于局部地改善工人生活状况的斗争（例如缩短工作时间和提高工资），甘愿把自己的伟大职责、自己的伟大理想完全忘掉。

这后一部分人也像他们西欧的同道者（所谓伯恩施坦派）一样地说：“对我们，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工人阶级究竟为了什么进行斗争，他们根本不去过问，只要有斗争就行了。

斯大林：《俄国社会民主党及其当前的任务》（1901 年 11 月—12 月）。《斯大林全集》第 1 卷第 13 页。

让资产阶级去激发最落后的人吧，让资产阶级去翻掘某个地方的土壤吧，而我们却要在这片土壤里孜孜不倦地播下社会民主主义的种子。在西方各国，资产阶级为了同专制制度作斗争曾经不得不唤起人民的政治自觉性，但是它同时又力图在工人阶级中间撒播资产阶级理论的种子。我们的任务就是：利用资产阶级的破坏专制制度的工作，不断地教育工人阶级懂得自己的社会主义任务，懂得自己的利益和资产阶级的利益是绝对不可调和的。

列宁：《抵制布里根杜马和起义》（1905 年 8 月 16 日），《列宁全集》第 9 卷第 167 页。

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纲领教育了无产阶级政党，同样应当以它来教育我国千百万劳动者。我们作为思想上的领导者聚集在这里，我们应当向群众说：“我们教育了无产阶级，我们总是首先以确切的经济分析为出发点的。”执行这个任务，不是发表一个宣言。第三国际的宣言——这是号召，这是宣告，这是要人们去注意摆在我们面前的东西，这是向群众呼吁。你们要设法科学地证明，你们有经济基础，你们不是在沙滩上进行建设。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你们就不要制定纲领。要做到这一点，只有重新审查我们十五年来的经历，除此而外，没有别的方法。十五年前我们说社会革命行将到来，而今天我们已经实现了这个革命，这难道是在削弱我们吗？这是在巩固和加强我们。全部问题在于：资本主义变为帝国主义，而帝国主义导致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一个枯燥的和很长的过程，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把它走完。但在纲领中指出这一过程是必要的。

列宁：《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1919 年 3 月 19 日），《列宁全集》第 29 卷第 164—165 页。

我们绝对必须承认，反对专制制度、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是工人政党的首要政治任务，但是我们认为要说清楚这项任务，首先应该说明现代俄国专制制度的阶级性质，说明摧毁这个制度不仅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也是为了整个社会发展的利益。指出这一点在理论上是必要的，因为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社会发展的利益高于无产阶级的利益；

整个工人运动的利益高于工人个别部分或运动个别阶段的利益。

列宁：《我们党的纲领草案》（1899 年），《列宁全集》第 4 卷第 206—207 页。

阶级政治觉悟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即只能从经济斗争范围外面，从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范围外面灌输给工人，只有从一切阶级和阶层同国家和政府的关系方面，只有从一切阶级的相互关系方面，才能汲取到这种知识。所以我们对于为了给工人灌输政治知识应当怎么办这个问题，决不能只是提出往往可以使一般实际工作者——尤其是那些倾向于经济主义的实际工作者——满意的那种回答，即所谓“到工人中去”。社会民主党人为了向工人灌输政治觉悟，就应当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应当把自己的队伍分派到各方面去。

列宁：《怎么办？》（1902 年 8 月），《列宁全集》第 5 卷 390—391 页。

我们已经说过，工人当时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工人所需要的某些法令等等的信念。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由有产阶级中学识丰富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历史和经济的理论中成长起来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曾经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同样，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也是完全不依赖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而从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中自然和必然地产生出来的。

列宁：《怎么办？》（1902 年 4 月 1 日），《列宁全集》第 5 卷第 342—343 页。

既然社会主义意识是在科学基础上创造出来的，既然这种意识要由社会民主党努力从外面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那末很明显，这一切都是因为当工人阶级还是工人阶级的时候，就不能领导科学，不能靠本身的力量创造科学社会主义：它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经费来做这件事情。

斯大林：《略论党内意见分歧》（1905 年 5 月），《斯大林全集》第 1 卷第 101页。

究竟是群众向自己的领导者提供纲领和纲领的根据呢，还是领导者向群众提供？假若群众自己和群众的自发运动能向我们提供社会主义理论，那就用不着去护卫群众，使他们不受修正主义、恐怖主义、祖巴托夫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有害影响，因为“自发运动本身就会产生社会主义”。如果说自发运动本身不会产生社会主义理论（不要忘记，列宁所说的是社会主义理论），那就是说，社会主义理论是在自发运动之外产生的，是由具备现代知识的人在观察和研究自发运动以后得来的。那就是说，社会主义理论是“完全不依赖自发运动的增长”，甚至是违背着这个运动而创造的，然后才从外面灌输到这个运动中去，依照自己的内容，即依照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之客观要求而纠正这个运动。

由此得出的结论（实际结论）就是：我们应把无产阶级提高到能够认识真实的阶级利益，认识社会主义的理想，而决不是把这个理想琐碎化，或者使它去适应自发运动。这个实际结论正是建筑在列宁所奠定的理论基础上面。只要接受了这个理论前提，任何机会主义都沾染不上你。

斯大林：《库泰依来信》（1904 年 9 月），《斯大林全集》第 1 卷第 48—49 页。

现代的社会生活是按照资本主义方式安排的。这里存在着两大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它们之间进行着决死的斗争。资产阶级的生活条件迫使资产阶级去巩固资本主义制度，而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则迫使无产阶级去破坏资本主义制度，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和这两个阶级相适应也就创造出两种意识：资产阶级意识和社会主义意识。社会主义意识是适合于无产阶级的地位的。因此，无产阶级接受这种意识，领会这种意识，加倍努力地和资本主义制度作斗争。不用说，没有资本主义和阶级斗争，也就不会有社会主义意识。然而现在的问题是谁在创造、谁有可能创造这种社会主义意识（即科学社会主义）。考茨基说（我是重述他的意见）：无产者群众还处于无产者地位的时候，是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可能创造社会主义意识的。考茨基说：“现代的社会主义意识，只有在深湛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出来。”科学的代表人物是知识分子，其中包括那些既有时间又有可能来领导科学并创造社会主义意识的知识分子，如马克思、恩格斯等。显然，创造社会主义意识乃是少数社会民主主义知识分子的事，因为他们既有时间又有可能来做这件事情。

但是，如果社会主义意识没有在无产阶级中间传播开来，它本身又有什么意义呢？它不过是空话罢了！如果这种意识在无产阶级中间传播开来，情形就会完全不同：无产阶级就会认清自己的地位，并用加速的步伐向社会主义生活迈进。在这里也就出现了社会民主党（而不只是社会民主党的知识分子），它把社会主义意识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考茨基说“社会主义意识是一种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东西”，指的也就是这一点。

可见创造社会主义意识的是少数社会民主党的知识分子。而把这种意识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的则是整个社会民主党，它使无产阶级的自发斗争具有自觉的性质。

斯大林：《答社会民主党人报》（1905 年 8 月），《斯大林全集》第 1 卷第 144一 145 页。

当然，如果不加说明，并不是任何一个工人都能懂得纲领中说的一切东西的。社会民主主义学说是由许多伟大的社会主义者创立，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完成的，世界各国的工人受尽了千辛万苦才得到了我们需要利用的那个经验，我们需要作为我们纲领基础的那个经验。所以，工人应该学习社会民主主义学说，才能明了自己的纲领，明了自己的战斗旗帜上的每一个字。工人特别容易明白和领会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因为这个纲领所说的；全是每一个经常想问题的工人看见过、经受过的东西。随便谁都不应该被开始了解纲领时的“困难”所吓倒：每个工人愈能深入地阅读和思考纲领，有愈多的斗争经验，他就愈能充分地了解纲领。但是，每一个人都应该研究和讨论社会民主党人的全部纲领，每一个人都应该经常记住社会民主党人要求的是什么，他们对解放全体劳动人民的想法是什么。社会民主党人希望所有的人能都明确而彻底地知道全部真理，都能知道什么是社会民主党。

列宁：《给农村贫民》（1903 年 8 月），《列宁全集》第 8 卷第 390 页。

近来，绝大多数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几乎是把全副精力用在揭露工厂情形的工作上面。只要回想一下《工人思想报》就可以知道；人们过分地忙于这种工作，竟然忘记这种工作本身其实还不是社会民主党的工作而只是工联的工作。实际上，这种揭露工作只涉及某一个职业的工人同老板的关系，而它所得到的成绩不过是使出卖劳动力的人学会较为有利地出卖这种“商品”，学会在纯粹商业契约的基础上来同劳动力的买主作斗争。这种揭露工作可能（在革命家组织适当利用这种揭露工作的条件下）成为社会民主党活动的开端和组成部分，但是也可能（而在崇拜自发性的条件下则一定会）产生“纯粹工会的”斗争和非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运动。社会民主党人领导工人阶级斗争不仅是要争取出卖劳动力的有利条件，而且是要消灭迫使穷人卖身给富人的社会制度，社会民主党代表工人阶级并不是只代表他们去同某一部分企业主发生关系，而是代表他们去同现代社会的各个阶级，同国家这个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发生关系。由此可见，社会民主党人不但不能以经济斗争为限，而且不能容许把组织经济方面的揭露工作当作他们的主要活动。我们应当积极从事在政治上教育工人阶级的工作，从事发展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的工作。

列宁：《怎么办？》（1902 年 8 月），《列宁全集》第 5 卷第 368—369 页。

试问，政治教育工作究竟应当有哪些内容呢？是否能单以宣传工人阶级与专制制度敌对的观念为限呢？当然不能。只是说明工人受压迫的事实还不够（也像只是向工人说明他们利益与厂主利益相对立的事实还不够一样）。必须利用这种压迫的每一个具体表现来进行鼓动（正像我们已经开始利用经济压迫的每一个具体表现来进行鼓动一样）。既然这种压迫是落在社会中各种不同的阶级的身上，既然这种压迫表现在生活和活动的各种不同的方面，包括职业、一般公民、个人、家庭、宗教、科学以及其他等等方面，所以我们如果不担负起对专制制度进行全面的政治揭露的工作，便不能完成我们提高工人的政治觉悟的任务，这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为了利用压迫的具体表现来进行鼓动，不是应当把这些表现揭露出来吗（也像进行经济鼓动时应当把工厂的黑暗现象揭露出来一样）？

列宁：《怎么办？》（1902 年 8 月），《列宁全集》第 5 卷第 369 页。

既然我们应当负责组织真正全民的揭露政府的工作，那末我们的运动的阶级性质又表现在什么地方呢？——那位狂热地崇拜“与无产阶级斗争保持密切的有机联系”的人一定会这样质问我们。并且已经在这样质问我们了。我们回答道：我们运动的阶级性质就表现在这种全民的揭露工作正是由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来组织的，就表现在进行鼓动时所提出的一切问题始终都要以社会民主主义的精神来加以说明，而决不容忍任何有意或无意地曲解马克思主义的现象，就表现在进行这种全面的政治鼓动的党把下述的各种活动结合成为一个不可分的整体：代表全民攻击政府，用革命精神教育无产阶级并保持无产阶级的政治独立性，领导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并利用工人阶级和剥削者之间自发产生的那些能把一批又一批无产阶级群众激发起来和吸引到我们的阵营中来的冲突！

列宁：《怎么办？》（1902 年 8 月），《列宁全集》第 5 卷第 401—402 页。

任何鼓动宣传如果没有被本国统治阶级的实际行动所证实，就永远不能使任

何一个国家的工人阶级革命化，即使这个国家的工人阶级是最革命的。

列宁：《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上的演说》（1920 年 5 月 5 日），《列宁全集》第 31 卷第 112 页。

我在那本书里难道不是多次地讲到，缺乏十分自觉的工人、工人领导者和工人革命家是我们运动最大的缺陷吗？在那里面不是说过培养这种工人革命家应当是我们当前的任务吗？在那里面不是指出过发展工会运动和创办工会的专门刊物的重要性吗？在那里面不是在拚命地反对把先进工人的水平降低到群众水平或中间分子水平的任何企图吗？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1903 年 7—8 月），《列宁全集》第 6 卷第 4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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