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列斯论工人阶级：科学技术和法律被用来反对工人

科学和技术也被用来反对劳动

在资本和土地反对劳动的斗争中，前两个要素比劳动还有一个特殊的优越条件，那就是科学的帮助，因为在目前情况下连科学也被用来反对劳动了。例如，几乎一切机械发明都是由于缺乏劳动力引起的，哈格里沃斯、克伦普顿和阿克莱发明棉纺机尤其是如此。劳动需求的急剧增长总会引起发明的出现，这些发明大大地增强了劳动力量，因而就降低了对人的劳动的需要。1770 年以来英国的历史不断地证明了这一点。棉纺业中最近的重大发明自动纺纱机，就完全是由于对劳动的需求和工资的提高而引起的，这个发明使机器做的工作增加了一倍，从而减少了一半的手工劳动，使一半工人失业，因而也就降低另一半工人的工资；这个发明破坏了工人们对厂主的反抗，摧毁了劳动在和资本坚持作实力悬殊的斗争时的最后一点力量（参看尤尔博士《工厂哲学》第二卷）。诚然，经济学家说，归根到底机器对工人是有利的，因为机器能够减低生产费用，因而能替产品开拓新的更广大的市场，这样，机器最终还能使失业工人得到工作。这完全正确，但是劳动力的生产是受竞争调节的，劳动力经常威胁着就业手段，因而在这些利益出现以前就已经有一群寻求工作的过剩的竞争者在等待着，于是有利的情况变成了泡影，不利的情况，即一半工人突然被剥夺生活资料而另一半工人的工资被降低，却决不是虚构出来的，这一点为什么经济学家就忘记了呢？发明是永远不会停滞不前的，因而这种不利的情况将永远继续下去，这一点为什么经济学家就忘记了呢？由于我们的文明，分工无止境地发展起来，在这样情况下工人只有在一定的机器上从事一小部分固定的工作才能生存，成年工人几乎在任何时候都根本不可能从一种职业转到另一种新的职业，这一点为什么经济学家又忘记了呢？

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43 年底至 1844 年 1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624—625 页。

因为机器就其本身来说缩短劳动时间，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延长工作日；因为机器本身减轻劳动，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提高劳动强度；因为机器本身是人对自然力的胜利，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人受自然力奴役，因为机器本身增加生产者的财富，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生产者变成需要救济的贫民…”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发表于 1867 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卷第 483 页。

因此，文明的一切进步，或者换句话说，社会生产力（也可以说劳动本身的生产力）的任何增长，——例如科学、发明、劳动的分工和结合，交通工具的改善，世界市场的开辟，机器等等，——都不会使工人致富，而只会使资本致富，也就是只会使支配劳动的权力更加增大，只会使资本的生产力增长。因为资本是工人的对立面，所以文明的进步只会增大支配劳动的客观权力。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 年—1858 年 5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上第 268 页。

正像只要提高劳动力的紧张程度就能加强对自然财富的利用一样，科学和技术使执行职能的资本具有一种不以它的一定量为转移的扩张能力。同时，这种扩张能力对原资本中已进入更新阶段的那一部分也发生反作用。资本以新的形式无代价地合并了在它的旧形式背后所实现的社会进步。当然，生产力的这种发展同时会使正在执行职能的资本部分地贬值。只要这种贬值通过竞争被人们痛切地感觉到，主要负担就会落到工人身上，资本家力图用加强对工人剥削的办法来弥补自己的损失。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发表于 1867 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卷第 664 页。

但是，机器不仅是一个极强大的竞争者，随时可以使雇佣工人“过剩”，它还被资本公开地有意识地宣布为一种和工人敌对的力量并加以利用。机器成了镇压工人反抗资本专制的周期性暴动和罢工等等的最强有力的武器。用盖斯克尔的话来说，蒸汽机一开始就是“人力”的对头，它使资本家能够粉碎工人日益高涨的、可能使刚刚开始的工厂制度陷入危机的那些要求。可以写出整整一部历史，说明1830 年以来的许多发明，都只是作为资本对付工人暴动的武器而出现的。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走锭精纺机，因为它开辟了自动体系的新时代。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发表于 1867 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卷第 476—477 页。

最倒霉的是那些不得不和新采用的机器竞争的工人。他们生产的商品的价格是由机器生产的同样商品的价格来决定的，而因为机器生产比手工生产便宜，所以和机器竞争的工人得到的工资是最低的。在旧式机器上工作的工人，如果他不得不和最新式的改良了的机器竞争的话，他的遭遇也是一样。当然，另外还有谁会来担负这种损失呢？厂主既舍不得扔掉旧机器，又不愿意受到损失，对死的机器是没有什么办法的，于是他就在活的工人身上，在整个社会的替罪羊身上打主意。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祝》（1844 年 9 月—1845 年 8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第 425—426 页。

经济危机对工人的打击

大工业创造了像蒸汽机和其他机器那样的工具，这些工具使工业生产在短时间内用不多的费用便能无限制地增加起来。由于生产的扩展这样容易，大工业的必然后果——自由竞争很快就达到十分剧烈的地步。大批资本家都投身于工业，生产很快就超过了消费。结果，生产出来的商品卖不出去，所谓商业危机就来到了。工厂只好关门。厂主破产，工人挨饿。到处出现了可怕的贫困现象。不久以后，过剩的产品卖光了，工厂重新开工，工资提高，生意也渐渐地比以往更好起来。但这是不会长久的，因为很快又会生产出过多的商品，新的危机又会到来，这种新危机的发展过程和前次危机完全相同。由此可见，从十九世纪初期以来，工业经常在繁荣时期和危机时期之间波动。这样的危机几乎定期地每五年到七年就要发生一次，它总是给工人带来可怕的灾难，激起普遍的革命义愤，并给整个现存制度造成了极大的危险。

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1847 年 10 月底—11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第 363 页。

工厂制度的巨大的跳跃式的扩展能力和它对世界市场的依赖，必然造成热病似的生产，并随之造成市场商品充斥，而当市场收缩时，就出现瘫痪状态。工业的生命按照中常活跃、繁荣、生产过剩、危机、停滞这几个时期的顺序而不断地转换。由于工业循环的这种周期变换，机器生产使工人在就业上并从而在生活上遭遇的无保障和不稳定状态，已成为正常的现象。除了繁荣时期以外，资本家之间总是进行十分激烈的斗争，以争夺各自在市场上的地位。这种地位同产品的便宜程度成正比。除了由此造成的资本家竞相采用代替劳动力的改良机器和新的生产方法以外，每次都出现这样的时刻：为了追求商品便宜，强制地把工资压低到劳动力价值以下。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1867 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497页。

法律只关心工厂主，但不保护工人

显然，法律只关心厂主，好像都是因为工人不好才处以罚款似的。其实谁都知道，往往工人没有任何过失就被厂主处以罚款，譬如说，厂主为了强迫工人更紧张地工作。法律只保护厂主，不让工作草率的工人给厂主带来损失，但是不保护工人，不管吝啬成性的厂主怎样盘剥工人。这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工人从别人那里是得不到援助的。他们应该自己考虑自己的问题和跟厂主斗争的问题。

列宁：《对工厂工人罚款法的解释》（1895 年 11 月），《列宁全集》第 2 卷第31 页。

只要工人们还依旧是工人而他们的敌人还依旧是资本家的时候，即使工人们把他们的雇主“扼住脖子”而国家并不“站在当中”，工人们也得不到什么，甚至比用结成团体和罢工的方法所获得的还要少得多，——这也是事实，这个事实甚至在柏林也可以看到。同样无须证明，以竞争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它的资产阶级国家由于它的整个物质基础，不能容许公民间除了竞争以外还有任何其他的斗争，而且一旦人们要“互相扼住脖子”，资产阶级社会和国家却不是以“精神”的身份，而是用刺刀武装起来出现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 年—1846 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8 卷第 418 页。

法律规定了城市和农村，计件劳动和日劳动的工资率。农村工人受雇期限应为一年，城市工人则应在“自由市场”上受雇。支付高于法定工资的人要被监禁，但接受高工资的人要比支付高工资的人受到更严厉的处罚。例如，伊丽莎白的学徒法第十八条和第十九条规定，支付高工资的人，监禁十天，而接受的人，则监禁二十一天。1360 年的法令加重了处罚，甚至授权雇主按法定的工资率通过体罚去榨取劳动。把瓦匠和木匠相互联系在一起的一切结合、契约、誓约等都被宣告无效。从十四世纪起到 1825 年废除禁止结社法止，工人结社一直被认为是严重的犯罪行为。1349 年的劳工法和以后的一切类似法令的精神清楚地表现在这一事实上：国家虽然规定了工资的最高限度，但从来没有规定工资的最低限度。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发表于 1867 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卷第 807 页。

在真正的工场手工业时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相当强大，因而用法律来规定工资已经行不通而且没有必要，但是人们为了防备万一，还不想抛弃旧武库中的这件武器。在乔治二世八年，除国丧期外，伦敦及其近郊的裁缝帮工的日工资还禁止超过二先令七点五便士，乔治三世十三年颁布的第 68 号法令还授权治安法官规定丝织工人的工资，在 1796 年，治安法官关于工资的命令是否也适用于非农业工人，还需要经过高等法院的两次判决来确定；在 1799 年，一项议会法令还规定，苏格兰矿工的工资要根据伊丽莎白的一项法令和 1661 年及 1671 年的两项苏格兰法令来规定。在此期间情况有了多大的变化，这可由英国下院的一件前所未闻的事情来说明。在这里，四百多年来人们都是制定法律来规定工资绝不能超过的最高限度，而在 1796 年，惠特布雷德建议用法律规定农业短工工资的最低限度。皮特表示反对，但承认“贫民的状况是悲惨的”。最后，在 1813 年，规定工资的法律被废除了。自从资本家以其私人立法来管理工厂，并依靠济贫税把农业工人的工资补充到必要的最低限度以来，这些法律就变成了可笑的反常的东西。但是劳工法中有关雇主和雇佣工人之间的契约以及解约期限等条款，直到现在还完全有效，这些条款规定，对违约的雇主只提出民事诉讼，而对违约的工人则提出刑事诉讼。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发表于 1867 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卷第 808～809 页。

单是在一极有劳动条件作为资本出现，在另一极有除了劳动力以外没有东西可出卖的人，还是不够的。这还不足以迫使他们自愿地出卖自己。在资本主义生产的进展中，工人阶级日益发展，他们由于教育、传统，习惯而承认这种生产方式的要求是理所当然的自然规律。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组织粉碎一切反抗；相对过剩人口的不断产生把劳动的供求规律，从而把工资限制在与资本增殖需要相适应的轨道以内，经济关系的无声的强制保证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超经济的直接的暴力固然还在使用，但只是例外地使用。在通常的情况下，可以让工人由“生产的自然规律”去支配，即由他对资本的从属性去支配，这种从属性由生产条件本身产生，得到这些条件的保证并由它们永久维持下去。在资本主义生产在历史上刚刚产生的时期，情况则不同。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了“规定”工资，即把工资强制地限制在有利于赚钱的界限内，为了延长工作日并使工人本身处于正常程度的从属状态，就需要并运用了国家权力。这是所谓原始积累的一个重要因素。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发表于 1867 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卷第 805—806 页。

资产阶级平时十分喜欢分权制，特别是喜欢代议制，但资本在工厂法典中却通过私人立法独断地确立了对工人的专制。这种法典只是对劳动过程实行社会调节的资本主义讽刺画，而这种调节是大规模协作和使用共同的劳动资料，特别是使用机器所必需的。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发表于 1867 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卷第 465 页。

因此，只要俄国还保存着现行政治制度（即人民毫无权利，不对人民负责的官吏和警察横行霸道），工人就不可能指望设立对他们有利的工业法庭。政府明明知道，工业法庭会很快地促使工人提出更基本的要求。工人选出代表参加工业法庭，就会马上看出，仅仅这样还不够，因为剥削工人的地主和厂主可以把他们的代表派到许多更高级的国家机关中去，工人就一定会提出召开全民代表会议的要求。工人使工厂事务和工人的需求在法庭上公开出来，就会马上看出，仅仅这样还不够，因为现在只有报纸和人民集会才能使这些东西真正公开，为此工人就要提出集会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要求。正因为如此，政府才把在俄国设立工业法庭的草案埋葬掉了！

列宁：《论工业法庭》（1899 年底），《列宁全集》第 4 卷第 271 页。

我们只得也在这里提醒一下，社会民主工党所要求的不是这种法庭，不是由官吏仲裁，而是建立由工人和厂主各选出一半代表组成的职业法庭。在政治上自由的国家制度下，只有这种法庭，才能在解释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方面，在预审关于发给残废工人恤金问题的控诉和要求方面，给工人以稍稍满意的仲裁。

列宁：《关于发给遭受不幸事故的工人恤金的法令》（1903 年 9 月 1 日），《列宁文稿》第 1 卷第 131 页。

①雇佣工人以工资形式取得的那一部分自己创造的财富，非常之少，刚能满足最迫切的生活需要，因此，无产者根本不能从工资中拿出一些钱储蓄，以备在伤残、疾病、年老、残废丧失劳动能力时，以及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紧密联系的失业时的需要。因此，在上述各种情况下对工人实行保险，完全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个进程决定的改革。

②最好的工人保险形式是国家保险，这种保险是根据下列原则建立的：（一）工人在下列一切场合（伤残、疾病、年老、残废，女工还有怀孕和生育，养育者死后所遗寡妇和孤儿的抚恤）丧失劳动能力，或因失业失掉工资时国家保险都要给工人以保障；（二）保险要包括一切雇佣劳动者及其家属；（三）对一切被保险者都要按照补助全部工资的原则给予补助，同时一切保险费都由企业主和国家负担；（四）各种保险都由统一的保险组织办理，这种组织应按区域和被保险者完全自理的原则建立。

③国家杜马通过的政府法案是与合理的保险制度所有这些基本要求根本抵触的，这个政府法案（一）只提到两种保险——事故保险和疾病保险，（二）只包括一小部分（最多也只有六分之一）俄国无产阶级，许多地区（西伯利亚，政府的修改方案中还有高加索）和许多特别需要保险的部门的工人（农业工人、建筑工人、铁路工人、邮电工人、店员等等），都被抛到保险范围以外；（三）规定的补助费少得可怜（完全伤残的补助最多，也只有工资的三分之二，并且工资是按低于实际工资计算的），同时保险费用的绝大部分都由工人负担：草案规定，不仅疾病的保险费要由工人负担，而且“小”——实际上是最经常的——伤残的保险费也由工人负担。这个新制度比现行的法律还要坏：现行法律规定，伤残的补助费完全由企业主负担，（四）保险机关完全丧失了独立性，处于官吏（“机关”和保险事务委员会的）、宪兵、警察（他们除了一般监视，还有权指挥它们的活动，调换它们的组成人员等）、企业主（实行事故保险的公司的所有企业主，实行疾病保险的工厂形式的伤病互助会，企业主有规章保证的对它们的影响，等等）的重重监视之下。

④在反动势力猖獗的现在，在反革命势力统治的时期，政府和资本家的代表经过多年预先谈判取得协议以后，也只会产生这样极端粗暴地嘲弄工人的最迫切利益的法律。只有彻底推翻沙皇制度，争得无产阶级自由进行阶级斗争的条件，才会实现真正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保险改革。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1912 年 1 月），《列宁全集》第 17 卷 448—450 页。

残酷的禁止结社法于 1825 年在无产阶级的威胁性行动面前取消了。虽然如此，但取消的只是其中一部分。旧法令某些美丽的残片直到 1859 年才消失。最后，1871 年 6 月 29 日的议会法令，在法律上承认工联时就认为消除了这项阶级立法的最后痕迹。但是，同一天颁布的一项议会法令，即关于惩治暴行、胁迫和侵害行为的刑法修正法令，实际上是以新的形式恢复了旧的状态。这种议会把戏，使工人在罢工或同盟歇业（结成同盟的工厂主同时把工厂关闭）时可能利用的手段都不按普通法来处理，而按特别刑法来处理，而这个刑法的解释权又操在担任治安法官的工厂主本人手中。两年前，同一个下院和同一个格莱斯顿先生，以人所共知的正直态度提出了一项取消一切反对工人阶级的特别刑法的法案。但是这个法案只二读了事，这样，问题就被搁置下来，直到后来，“伟大的自由党”同托利党结成联盟，竟然坚决反对扶它上台的无产阶级。“伟大的自由党”并不以这种背叛为满足，它还让一贯奴颜婢膝地为统治阶级效劳的英国法官把已经失效的禁止“秘密活动”法重新挖掘出来，用来对付工人的结社。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发表于 1867 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卷第 809 页。

法国资产阶级在革命风暴一开始，就胆敢再把工人刚刚争得的结社权剥夺掉。它在 1791 年 6 月 14 日颁布法令，宣布工人的一切结社都是“对自由和人权宣言的侵犯”，要课以五百利弗尔的罚金并剥夺公民权一年。这个法律用国家警察手段把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斗争限制在对资本有利的范围内，它经历了几次革命和几次改朝换代。甚至恐怖政府也没有触动它。直到最近它才被从刑法典中取消。采取这一资产阶级非常措施的借口是最典型不过的了。报告人列沙白里哀说：“工资比现在提高一些，使领工资的人摆脱由于缺乏必要的生活资料而陷入的绝对的、几乎是奴隶般的依赖状态，这虽然是应当的”，但是工人不应当彼此商定自己的利益，不应当采取共同行动来缓和自己的“绝对的、几乎是奴隶般的依赖状态”，因为他们这样做就会损害“他们从前的老板现在的企业主的自由”（使工人保持奴隶状态的自由！），因为进行结社来反对从前公会老板的专制，就是——猜猜看！——恢复法国宪法所取消的公会！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发表于 1867 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卷第 810 页。

在同警察国家斗争方面富有各种各样经验的西欧民主主义者早就把警察国家的这种政策叫做糖饼和鞭子。糖饼——这就是对各革命阶级施以小恩小惠，就是在经济上作一些让步，目的是在——这些阶级中引起纠纷，将其中一部分拉拢到自己方面来，迫使他们相信资产阶级政府对无产阶级的诚意和友爱。鞭子——这就是对所有自己不信任政府、而且还散布不信任的人实行警察迫害。鞭子——这就是对所有谋求工人阶级及其团体、集会、报纸、政治机构和机关的充分自由和完全独立的人实行控制。

列宁：《关于发给遭受不幸事故的工人恤金的法令》（1903 年 9 月 1 日），《列宁文稿》第 1 卷第 125—126 页。

只要闭口不谈这些问题，不谈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自由和平等的口号就是资产阶级社会的谎话和伪善，因为资产阶级社会只是在形式上承认自由和平等，工人、全体劳动者和受资本剥削的人，即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绝大多数居民，实际上在经济方面是不自由也不平等的。

列宁：《论意大利社会党党内的斗争》（1920 年 12 月 11 日），《列宁全集》第31 卷第 3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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