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威廉·罗宾逊
翻译︱杜平、李鹏程、韩珊
校对︱菜菜、光耀、小古
“我可以告诉你们，我有警察的支持，军队的支持，‘特朗普骑士（Bikers for Trump，支持特朗普的哈雷摩托骑手发起的政治运动）’的支持，”今年3月，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发出了这样的警告，当时他刚虚张声势地发布了美墨边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的指令。 “我有强硬的支持者，但他们通常不会表现出他们的强硬——除非他们的忍耐达到极限，到时候后果会非常严重。”
统治者使用国家暴力对付政治对手的危机从未离我们远去。新法西斯主义、独裁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和运动，尤其是以美国的特朗普主义为代表，近年在世界各地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这引发了一系列关于法西斯主义是否已经再次崛起的辩论。
法西斯主义，无论是其传统的二十世纪形式还是其二十一世纪的变体新法西斯主义，都是对资本主义危机的一种特殊反应，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之后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以及二〇〇八年的金融危机之后的世界形势。
全球资本主义正面临着一场有机性、整体性的危机。这既是一个棘手的经济结构层面的危机，即过度积累的危机；也是一场政治层面的危机，因为它触及了资本主义政治体系的合法性和资本主义国家的霸权，将要成为一个挑战资本主义制度的一般性危机。
这场前所未有的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导致了世界各地严重的两极分化，一方面是左翼反抗势力和民众力量的增强，另一方面是极右翼势力的兴起乃至出现了公开的法西斯主义倾向。法西斯主义是资本主义为了挽救自身的整体性危机而采取的反应，无论是二十世纪还是二十一世纪的法西斯主义都有着共同的阶级特征，但是本世纪的世界资本主义及其危机又有着与上个世纪大不相同的历史特征。
全球资本主义危机与全球警察国家出现
为了应对七十年代的结构性危机，资本进入了全球化时代。这为世界资本主义跨入一个新的跨国的或全球的阶段铺平了道路。这个新阶段的特点是真正的跨国资本的崛起和全球一体化的生产和金融系统的出现。通过全球化，一个新兴的跨国资产阶级 (TCC) 试图打破民族国家对资本盈利的限制，并在世界范围内向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改造阶级和社会力量关系。
全球化可能解决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危机，但它为新世纪新的、更深层次的过度积累的危机创造了条件。全球化将资本从民族国家的调控和再分配中解放出来，这导致了全世界前所未有的社会两极分化。根据乐施会（OXFAM）的数据，二〇一五年，全球前1%的人类拥有了世界一半以上的财富，前20% 的人类拥有世界财富的 94.5%，而其余80%的人则只能分到剩下的4.5%。
全球财富极端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大多数人贫困加剧、被剥夺程度加深,这些意味着跨国资产阶级找不到可靠的消费和投资渠道来消耗其积累下的大量剩余商品。二〇〇八年的大衰退标志着过度积累的深刻结构性危机的开始, 过去积累下的资本再也无法找到有利可图的再投资渠道。
近年来, 新自由主义国家建立了几种相互关联的机制, 以在整体停滞的环境下维持资本积累。第一是通过债务驱动增长。第二条与第一条密切相关，即通过紧缩、救助、企业补贴和赤字支出等手段重新分配公共财政资源，让政府直接或间接地将财富从劳动人民转移到跨国资产阶级手里。第三是升级金融投机。第四是持续投资已被高估的科技行业，该行业目前处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前沿, 并且正在推动着全球经济的数字化进程。
但从长远来看, 这些机制都无法解决资本主义过度积累和政治合法性的危机。跨国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理人中有许多人担心, 这场危机将导致不可控的从下而上的叛乱。前所未有的全球不平等在未来只能通过更加高压和无处不在的社会控制系统和镇压制度来维持。资本主义对社会控制的政治需求和对持续积累的经济需求一致地呼唤这样一种镇压性的社会体系的出现。
跨国资产阶级(TCC)以战争、冲突和镇压作为资本积累手段获得了既得利益。全球警察国家，指的是统治集团为控制全球工人阶级和过剩人口或真实、或潜在的反抗而推行的，无处不在的大规模社会控制、镇压、和战争体系。但它也指全球经济本身是如何越来越多地依赖于这些战争、社会控制和镇压体系的发展和部署。在这个过程中发展上述体系仅仅是为了获取利润并在经济停滞不前的情况下继续积累资本，我称之为军事化资本积累，或镇压型资本积累。
对于毒品和恐怖主义的虚假战争，对于移民、难民和帮派（以及更普遍的穷人、黑人和青年工人阶级）的隐性战争，边界墙和移民拘留所的建设，监狱-工业联合体的扩展，驱逐制度以及警察、军队和其他安全机构的扩张，是国家利润的主要来源。
跨国资产阶级（TCC）和国家机器试图解决由资本过度积累造成的经济危机并管控这场危机有关的政治状况，即试图推翻资本主义体系的全球反抗和其潜在力量的蔓延。因此，当前的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有一种内在的战争驱动力。历史上，战争曾经使资本主义制度摆脱了危机，同时也有助于转移人们对政治紧张局势和政权合法性问题的注意力。
全球警察国家和二十一世纪的法西斯主义是一丘之貉。全球警察国家创造了有利于法西斯势力增长的条件。
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的法西斯主义
二十世纪的法西斯主义涉及反动政权与国家资本的融合。相比之下，二十一世纪的法西斯主义涉及跨国资本与国家中反动和镇压性政治权力的融合——这是跨国资本专政的表现。
此外，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上台的法西斯主义以及那些在其他地方争夺权力失败的法西斯力量，其基本目标都是打破强大的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运动。但在美国、欧洲和其他地方，左派和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处于历史的低潮。在这些情况中，二十世纪的法西斯主义似乎是通过全球警察国家的扩张，对工人阶级以及传播中的群众反抗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
另外，全球警察国家的目标集中于强制排除过剩人口。强制排除的机制包括大规模监禁、监狱-工业联合体的扩展，无处不在的警务、反移民立法和驱逐制度、带门禁的社区、由私人安保军队和先进监视系统管控的贫民窟、无处不在的且往往是准军事化的警察、“非致命的”人群控制方法，以及通过文化产业和国家意识形态机构的活动，使全球资本主义的受害者变得丧失人性、危险、堕落和文化退化。
二十一世纪法西斯主义的社会基础
二十世纪法西斯主义的核心社会基础是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这个群体中很大一部分曾经历了社会地位的震荡，以及向下流动成为无产阶级的威胁。
随着无产阶级化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的加速，特别是在全球化时代，这些阶层在世界资本主义的核心中缩小到了小口袋的地位。二十一世纪的法西斯主义在全球工人阶级的历史特权阶层中寻求群众基础，例如发达国家的白人工人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中产，他们正面临着日益增强的不安全感、向下流动的阴影和社会经济的不稳定。
与其二十世纪的前身一样，该主义取决于在资本主义严重危机时期将大规模恐惧和焦虑转移到替罪羊社会群体的社会心理机制。这些替罪羊，例如美国和欧洲的移民工人、穆斯林和难民，南非的非洲南部移民，印度的穆斯林和低等种姓，巴勒斯坦/以色列地区的巴勒斯坦人，或在巴西皮肤较黑和不成比例的贫困人口。
极右势力能做到这一点，是通过仇外心理、神秘化的意识形态、理想化且神话了的历史、千禧年主义、军事主义和大男子主义文化的正常化，甚至美化战争、社会暴力和统治，以及对那些大多数弱者的蔑视而非同情的杂乱混合。这种新法西斯主义诉求的关键，是避免或扭转向下流动和社会不稳定的承诺，恢复一些稳定感和安全感。
二十一世纪的法西斯主义与其二十世纪的前身一样，是反动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的混合毒药。然而，在上个世纪和本世纪的法西斯主义之间，存在着非常重要的区别。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出现在民族-国家资本主义的高峰期，即使对所选群体以外的人发动了种族灭绝，但它确实通过社团主义的政策安排向部分工人阶级提供了就业、社会工资这些物质利益。在这个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时代，美国或其他地方几乎没有提供这种利益的可能，因此现在“法西斯主义的工资”似乎完全是精神上的了。
在这方面，二十一世纪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建立在非理性的承诺之上——提供安全感并恢复稳定，是感性的，而不是理性的。这个承诺是一个不会也无需区分真相和谎言的事业。比方说，特朗普政权关于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公开言论就与它的实际政策没有任何关系。特朗普经济学的第一年涉及到放松管制（实际上粉碎了原先正常的状态），削减社会开支，废除福利国家的剩余资产，私有化，对公司和富人的税收减免，以及扩大国家对资本的补贴——简言之，是服用类固醇激素的新自由主义。
特朗普主义与德国国家资本和法西斯国家融合的方式有鲜明的区别，它试图为美国国内（以及世界各地）的跨国资本创造巨大的盈利机会。特朗普治下的白宫呼吁那些受到倒退的税收改革、前所未有的放松管制和一些将使世界上所有在背后行动的集团受益的限制性关税壁垒的诱惑的世界各地的跨国投资者在美国投资。
最后，对于二十世纪和现在任何二十一世纪的法西斯主义来说，一个必要的条件就是法西斯运动在公民社会中的传播，正如我们在全世界所看到的那样。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与国家的反动政治力量融合在一起。二十一世纪的法西斯主义和全球警察国家包含了公民社会中的极右势力、独裁势力和新法西斯势力、国家中的保守和专制政治势力以及跨国资本的三足鼎立。
特朗普主义和二十一世纪法西斯主义
在美国，法西斯运动自世纪之交以来，在公民社会和政治体系中通过共和党右翼迅速扩张。特朗普被证明是一个有魅力的，能够激励和鼓舞从白人至上主义者、白人民族主义者、民兵、新纳粹和三K党，到宣誓者（一股右翼的非党派联盟）、爱国者运动、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和反移民的治安组织的新法西斯力量的人物。
这些群体的影响达到了几十年来从未见过的程度，因为他们在特朗普白宫以及全国各地的州和地方政府中获得了立足点。准军事主义在这些组织内部蔓延，并与国家镇压机构重叠。
特朗普主义和其他极右翼对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反应，是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不稳定条件下重新确立国家合法性的一次矛盾的尝试。
国家面临着促进领土内跨国资本积累的需要和实现政治合法性的需要之间的矛盾。因此，世界各国正经历着螺旋式的合法性危机，这种合法性危机产生了一种令人困惑的、看似矛盾的危机管理政治，这种危机管理政治呈现出字面意义上的冲突的或是不一致的要素。
这种反复无常的危机管理也有助于解释极右翼和新法西斯势力的复苏，他们支持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的言论，即使他们也正在推动新自由主义的发展。在美国，跨国资产阶级（TCC）对特朗普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很满意，但在他的傲慢、小丑般的行为和新法西斯政治倾向上存在分歧。
用普鲁士伟大的军事战略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的话说，“战争是政治的延伸”，特朗普主义，以及世界上其他不同程度的极右翼运动，都是资本主义全球化通过其他方式的延伸，即通过不断扩张的全球极权国家和新法西斯主义运动的扩张。
然而，特朗普的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政策是没有实质基础的，它几乎完全是象征性的——因此，他狂热的“筑墙”言辞的重要性，对维持一个国家可以提供很少或根本没有物质贿赂的社会基础具有象征意义。
正如二〇一六年英国脱欧公投和呼吁退出全球化的欧洲右翼民粹主义运动的兴起所证明的那样，在大众和工人阶级，以及更注重国家利益的精英阶层以及右翼民粹主义者中，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强烈反对的确在加剧。但新法西斯团体在民间社会本身并不等同于法西斯主义作为一种制度。要想出现法西斯主义，这些集团必须与资本和国家融合，但跨国资产阶级（TCC）对经济民族主义没有兴趣。
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导致的法西斯并非不可避免。一个法西斯集体能否成功凝结，取决于未来几年社会和政治力量之间的斗争如何展开。为了抗击全球警察国家和二十一世纪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取得成功，就必须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但是，任何广泛的反法西斯联盟战略都必须以重振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全球资本主义及其危机的批判作为指导，引导工人阶级的解放政治能够战胜二十一世纪法西斯主义的潜在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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