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她亲手拔了丈夫的呼吸机

前些日子，我们一群护士朋友在一起闲聊。已经工作4年的刘瑜跟我们讲了个故事，一个关于求生的故事，一个在医院里来说再简单不过的故事。

以下为刘瑜口述。

最后，她亲手拔了丈夫的呼吸机-激流网

11床患者还是没救了。

他是因上消化道大出血被送进ICU的，来的时候吐了很多血，一整片床单都被血染透了。饶是经过大量补液、输血，他生命的危浅颓势依旧无法逆转。

几小时后，他再次大吐血，整个人都几乎给吐了个干净，吐到最后，心跳骤停。

我们立即给他建立多个静脉通道，做心肺复苏，推注肾上腺素、西地兰……抢救半小时后，他的呼吸心跳还是未能恢复。CPR（心肺复苏术）几个循环做下来，我已满头是汗，别的同事很快过来换下了我。

我拉了条塑料凳坐下，静静地看着躺在病床上的患者。他已完全失去生气，脸上毫无血色，身体干瘪枯索，在他的斜上方，监护仪上的心电图呈一条直线。死亡的味道逐渐从他身体里散发出来，穿透了我口罩的聚丙烯纤维层，精准抵达我颅内最敏感的神经末梢。

我很清楚，他没救了。

抢救进行到30分钟左右，病员通道那边忽然传来嘈杂声。没一会儿，七八个穿隔离服的男男女女从那边涌出，径直朝11床走来——看来电话通知2小时后，患者家属们好歹算是到了。

我以为，接下来无非就是在重症病房里上演了千百遍的流程：医生宣告患者死亡，家属悲恸大哭，签死亡通知，穿五领三腰的寿衣，送遗体去殡仪馆火化……在这里，患者各有各的死因，死后的流程却大抵相同。

谁知这一次，事情脱离了我的预想。家属到了之后，一把拨开了要跟他们讲解情况的医生，一群人围到还在抢救中的11床患者床边看了半晌，接着一番窃窃私语，再接着便是几人从兜里掏出手机开始拍起了视频，拍摄期间还不断变换走位，变换镜头倍数，似乎生怕遗漏了什么。

这番操作搞得我们一头雾水，正待反应，他们又连珠炮似的问：“这根管子里为什么有血？”“你们这输液瓶里走的是什么药？”“这个机子是用来干什么的？”“那个医生，脸转过来一点，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

其余医护人员都还在参与抢救，我只得站出来跟他们一一解释，并劝说他们拍摄视频的时候最好不要站太近影响抢救。原以为这样便算完了，谁知抢救到45分钟，医生宣布患者死亡后，家属们又开始问：“你们从开始到现在一共抢救了多久？”听到回答后，有人马上低声提醒：“快百度下，看看符合规定不……”

“不用百度了，按规定抢救半小时就可以宣告死亡的。”管床医生觑他们一眼，脱下橡胶手套，嘱咐护士将这些抢救仪器撤下并整理死者遗容。

家属却登时全围了上来，嚷着不许撤走仪器，更不许动死者一下。在多番沟通无效后，他们拒绝在死亡通知上签字，拒绝将死者送去停尸房，一群人将参与抢救的医护人员团团围住，开始呼天抢地起来，干嚎着：

“好好的人送到医院来就没了……”

“我们家属还没到你们就开始抢救，都没经过我们同意……”

场面一时混乱不堪，我三两步走到护士站那儿，准备打电话给科室主任。号码还没拨出去，一个实习护士走到我面前，说有人找。

我抬头，一个中年妇女正站在她身后，皮肤黝黑，矮瘦，脸上纹路很深——是我近几天负责护理的16床患者的老婆，张敏霞。因她并未像其他患者家属那样每天按时来探视，我与她只见过一两次，交流甚少。

见我看她，她扯了扯衣角，冲我局促一笑：“刘护士你好，我是吴全波的家属，16床。”

我说我记得，您有什么事吗？她顿了顿，递过来一个塑料袋：“那啥……你还没吃饭吧？我过来的时候在路上给你买了炒饭。我看你们平时比我男人他们工地上那些还累，就给你买了两份，不是啥好饭菜，你千万莫嫌弃。”

塑料袋里装着两个透明打包盒，一盒芽菜肉沫炒饭，一盒鱼香肉丝炒饭——倘若我没见过她蹲在病房门口就着凉水啃馒头的样子，我倒真的不会对这两盒炒饭太过在意——我赶忙推辞，她却执意要塞给我。僵持几分钟后，她直接将盒饭放在我面前的桌上，脸上露出了几分孩子气：“我放这儿了，你忙完记得吃。”

我还没反应过来，她已转身朝16床走去。16床那儿，吴全波呈15°卧位躺在病床上，扭着脖子也朝这边咧嘴笑。

吴全波是两周前住进来的。

他36岁，个子不高，黑瘦，据说读了两年初中，后来家里没钱就辍学了。辍学没几年，他跟同村的姑娘结婚生子，等在农村的几亩地里已翻捡不出未来生活，便将两个孩子放在老家给父母养，带着妻子来到城市。

跟绝大多数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一样，他们只能在工地打工。在这里，他们有了栖身之所，有了劳动报酬，仿佛这个城市完全接纳了他们一般——如果不出事的话。

半个月前的午后，烈日灼灼，吴全波在工地上搬材料漆桶，结果不慎被履带式起重机的吊具砸中。当时干活的人少，加上吊具太重，拖延了不少时间。等到被救出来的时候，他已在重物下埋压了半个多小时。

工友们急匆匆抬他到医院里来。诊断很快下来，吴全波的病情说明后头列了半张纸：全身多处皮肤挫伤，高血钾症，肌红蛋白尿，休克……

做完基本检查，吴全波被紧急送进手术室，当时他老婆张敏霞还刚得知消息往医院赶，术前的字都没人签。好在吴全波术后病情稳定下来，很快被送入了重症监护室。

张敏霞赶来医院时已然哭成了泪人，看到全身插满各种医疗管道的丈夫，她又伏在床边结结实实地痛哭了一场。

我们明白，她的痛哭里，有担忧，有后怕，还有对不菲费用的惶然无措——按理说，吴全波这属于工伤，费用不必她担心。可当初吴全波来工地打工是没签合同的，现在出了这事，包工头听到风声便跑路了，工程承包商又拒绝负责，没人出来承担吴全波的治疗费。那天工友将他送来医院时，连住院费都是欠着的，更别提后续的手术费和治疗费。

我第一次接管吴全波是在四天前。

他刚来时肾脏受损严重，经过几天治疗已有好转，为了更直观了解他肾脏的恢复情况，医生下了医嘱，让我将他的每小时尿量做精确统计。

那时院内为了节省开支，用的还是最便宜的普通集尿袋，刻度粗糙。为了得到最精准的数字，科室内准备了不少50ml小量筒和红色小塑料桶，专门用来测量患者尿液。我蹲在吴全波床边，打开集尿袋的底部小塞，将带有少量酱油色的尿液引入量筒里。集完尿并读数后，我正要将量筒里的尿液倒入塑料桶里，吴全波忽然敲了敲床栏，喊了声：“护士妹妹……”

我冷不丁被吓了一跳，手里的量筒晃了几晃，有尿液飞溅出来，溅到了我没被口罩挡住的额头上。

我深吸了口气，心中劝自己淡定，“不过是一些水和无机盐罢了”，然后抬起手肘用衣服擦擦额头，仰着脸问他：“有啥事吗？”

他嘟囔着：“护士妹妹，麻烦你……”

入科时，吴全波喉头阻塞，医生给他做了气管切开术——也就是在喉咙的甲状软骨那儿开个口，放置气管套管，并从那儿接上呼吸机的管子。现在他的自主呼吸恢复了，可还没完全达到气切封管的指征，所以还保留着切口，说话的时候，声音有一大半都从气切处漏了出去，像破风箱一般，只听见粗粝的气流声。

我说没听清，他只好又慢慢说了几遍，我这才好不容易从这沙哑的、断断续续的音节中领悟到他的意思：“……你想吃水果？”

虽然他还未完全恢复，但医生说他目前已经能少量进食。隔壁的管床护士提醒我说，昨天他家属来过了，好像买了一袋苹果，就搁在了床头柜下面。

我蹲下打开柜门一看，却忍不住轻吁了口气——这哪里是水果，分明就是一袋垃圾。塑料袋里堆放着六七个苹果，拳头大小，个个皱巴巴的，早已失去了水分，还遍布深褐色的烂疤。

我以为，这大约又是一个快被家属放弃的患者。想了想，起身告诉他：“昨天的水果坏掉了，你老婆说等会儿给你拿新的过来。”他点头冲我笑了笑，脸上有之前被晒脱的皮子和新长出的粉肉，十分扎眼。

我在外卖APP上点了份水果，然后拿起笔开始写护理记录单。上个小时尿量那栏，我原本填了“77ml”，后来忽然想到额头上的几滴，便又加了1ml上去。管床医生走到我面前，将记录单拉过去看了看，不住点头，说：“不错，恢复得挺好。”转而又嘱咐我：“一会儿他家属来了，记得叫我过来。”

我说行。

过了规定的探视时间，直到深夜，吴全波的老婆还是没有来，接下来的两天里她也再没有来过。

为了不让吴全波情绪低落影响恢复，我只得每天做完护理工作之余，陪着他聊聊天，削点水果给他吃。他似乎也并不在意老婆不来看他，也十分积极地配合治疗。

科室的实习生们对吴全波很有好感：他总能在这沉闷压抑的环境里呈现出最温和的一面，对每个人都笑眯眯的，实习生刚来的时候很多操作都不熟练，给他做护理时有时会弄疼伤口，他也不生气，反而哑着嗓子教他们怎么给自己换气切纱布，还关心他们有没有工资，惦记着帮他们写表扬信。

说起来，吴全波也的确是我们科室最让人省心的患者了：无论是翻身擦洗，还是吸痰拍背，再难受他都不乱动，吸痰时，管子刺激到他气管引发剧烈咳嗽，他都拼命控制住，有时控制不住咳了几声，痰液从切口处喷溅到护士身上，他之后总会不停地在纸板上写“对不起”、“麻烦你了”，脸上全是歉意，仿佛一个做错事的孩子。

闷了好几日，周日傍晚总算迎来了一场雨。

写完一沓护理文件，我一边舒展筋骨一边往窗外看，外头天光渐暗，视野里全是一片水雾。对面街道上亮起了路灯，仿佛在一碗浊水里洇开的一抹黄，更远处，几只飞鸟扑棱着翅膀掠过，连叫声里都裹着潮气。

病房里比外面还静。这里的患者们要么昏迷着，要么做了气管切开无法说话，要么躺在床上一言不发地看着往来的医护人员。只8床的老大爷还像往常一样在那儿背毛主席语录，背到兴起时，就拉过一旁的护士，问她知不知道“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根本动力和基础”，护士一边换尿袋一边说“知道知道”，他又说，“你们就在创造历史，你们都是伟大的，你知不知道”，护士说：“我知道，但是夸我没用，一会儿该吃的药你一点儿都不许剩。”

我正乐不可支，吴全波几天未曾露面的老婆却突然来了。

此时早已过了规定的探视时间，张敏霞按了病员通道外的门铃，说想来探视吴全波。

我隔着门从窄窄的玻璃窗口看她。她手上捏着把暗红色的雨伞，伞身有几个破洞，一支断裂的伞骨支棱在半空中，身上衣服大半都淋湿了，一股股雨水从她手臂淌下来。她身边还跟着个小男孩，八九岁的模样，脸红扑扑的，瞪着一双亮晶晶的鹿眼仰脸看我，煞是可爱。

我开了门，递了两套隔离服和口罩脚套给她，她很快双手接过去道了谢，我才注意到她手上还提了个塑料袋，扎着口，不知装的什么。

从病员通道进大病房，需要经过一段长长的走廊。我带着他们从那儿走过，过道里有家属在吵架，一个中年妇女像拔河一样拼命拽着一个年轻男人的衣服，哭声极其刺耳：“他是你爸爸，你必须救他！”有医生在一旁劝，说要不再多找找亲戚朋友借点钱，你父亲这病情还是有希望的。年轻男人登时怒目而视：“有希望那你出钱救呗，反正你不是医生吗，不是救死扶伤吗？”

绕过这几个人，我护着小男孩往病房走，张敏霞在身侧向我详细询问着她丈夫这几日的病情。

我问她最近怎么不来探视病人，她神情黯黯，说：“回老家凑钱去了，好不容易才凑到4万块钱。”

“工地那边怎么说的？”我问。

她将乱糟糟的碎发往后拢了拢，一个劲儿摇头：“咋说，还能咋说，包工头跑了，老板（承包商）那边又不管咱，实在要逼死人了。”

再听她细说，我才知道这事儿的确相当麻烦。原本吴全波这情况应该由承包商去劳动局申请工伤，再根据伤残鉴定由承包商来给予赔偿。可眼下承包商并不配合，只能由张敏霞自己在一个月后去劳动局申请。

可申请工伤，首先得确定吴全波与承包商的劳动雇佣关系。可他来的时候又没签合同，对于张敏霞这种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村妇女来讲，光是想办法收集证据证明他们跟工地的劳动关系，就已经很是吃力了，毕竟在这之前，连申请工伤这事儿都是别人告诉她的。

说起来，这个工地的老板不知是流年不利还是自作自受：一个月前本地气温骤升至40度，工地上两个工人因严重热射病（中暑）被送来我科，来的那天便死了一个，另一个经过我们全力抢救活了过来，但也多脏器受损，落下一身病。

工地老板还没从这一死一伤的巨额赔偿里缓过气来，眼下又出了吴全波这事儿，估计真要赔偿，包几趟活儿的钱都抵不上。

沉默一会儿，张敏霞转头冲我挤出一丝笑容，问：“护士妹子，我前两天给我老公买的水果他吃完了吗，今天又给他买了点。”说罢，晃了晃手里的塑料袋。

想到那袋全是烂疤的苹果，我看了看她，犹豫了下才开口：“大姐，这病人吧，得补充营养，得吃好点的东西，你上次买的苹果全都烂透了，不能吃的。”

“能吃的，能吃的，疤子啥的剜掉就行了，”她摆摆手，急急解释着，还解开袋子让我看，“平时我们哪里吃过水果呢，这不是他病了才买的么——那些苹果你给扔了？”

“嗯，因为那个……我看着好像都不能吃……”我支支吾吾说道。

她连叹了两口气，低声惋惜道：“可惜了，那几个果子花了5块钱呢，早知道我自己就带回去吃了。”

我笑得抱歉又尴尬，不敢再多说什么，只得加快步伐朝病房走。

大病房里躺满了患者，乍一看，整个画面几乎都是白的：白茬茬的墙，各种治疗仪器泛着冷光，二十几个患者盖着白色的被子，脸色都比被子还白上几分。

医生正拿着刀给吴全波做感染部位的切开引流。一次性手术刀刀身过处，黄绿色的脓液从创口里流出，像变质的果酱。

医生做完治疗后随即离开，小男孩朝着吴全波唤了声“爸爸”，一下扑了过去。张敏霞将他从病床边拉起来，嗔道：“慢着点，别压着你爹了！”

一家人团聚，虽说环境不尽如人意，但这丝毫没影响到他们的喜悦。吴全波支着脖子朝儿子和老婆看，憨笑个不停，好像怎么也看不够。

张敏霞拉着丈夫的手，跟他絮絮讲家里的事，说小儿子现在长得快跟豪仔（大儿子）一样高了，“上回寄回去的裤子都短了一截，又得买新的了”；两方父母都挺好，“本来说要来城里看你，但他们年纪大了腿脚不好，我就没让他们来”；“医病的钱已经凑齐了，你不用担心，现在只管安心养病就是……”

夫妻俩说话的间隙，小男孩好奇地盯着一旁的治疗仪器，看了半晌，忽然伸出手要去摸，我吓了一跳，赶紧拉过他的手：“乖乖，这个不能碰呢……”

我的话还没说完，剩下半截被生生堵在了喉咙里——小男孩的手，只有4个手指。他的食指缺失了两个指节，只剩指甲盖大小的一团肉。

见我看着他，小男孩很快抽回手，低垂着眼缩到母亲身后去了。

张敏霞安抚性地摸摸他的头，跟我解释：“这是去年断的。”

她说，去年的一个深夜，孩子奶奶忽然打来电话，接通半天却不说话，只是一个劲儿地哭。后来问了半天，老人才说，“豪仔在家把手指头给砍断了”，问她咋办。

张敏霞本以为孩子是淘气弄伤了手，恨不得把他狠狠揍一顿才解气，结果后来孩子奶奶才说，“娃是给家里帮忙宰猪草时不小心把手给砍了的”。

张敏霞夫妇将孩子连夜带到城里医院，医生看过之后，告诉他们，手指断得太彻底了，神经肌腱全数断裂，加上断指没保存好，创面也污染了，手术难度太大，得花不少钱。

“可我们哪有那么多钱，没钱啊……”张敏霞给我讲述的声音越来越小，最后归于沉寂。

沉默半晌，吴全波拉了拉老婆的手，一字一句在纸板上写：“这事儿怪我。等我好了，把债还清了，就努力攒钱给孩子，将来让他们考大学，不走我们这条穷路。”

探视结束，张敏霞带着孩子准备离开医院。走的时候，小男孩挥着少了一根手指的左手，对我笑得可爱：“姐姐再见。”

我冲他挥挥手，却如何也笑不出来。

唯一令人欣慰的是，吴全波渐渐好转了起来。他的气切处封了管，自己也能慢慢进食了，医生每天来到床旁辅助他做一些功能锻炼，他身体的各项机能开始逐渐恢复。

吴全波转出重症病房那天，张敏霞很是高兴，一个劲儿地朝我们鞠躬致谢，还说家里栽了两棵李子树，果子“可大可甜”，到时候熟透了，一定全摘了给我们送过来。

吴全波半躺在病床上，也冲着我们傻笑。那是我第一次在这对夫妇脸上看到如此幸福的笑容，即使欠下了一大笔债务，即使未来在这个城市的生活还是晦暗艰涩，可他们还是笑得那么开心。

不过也对，只要人好好的，其余的一切也就不那么重要了。

只可惜，世事无常。

一周后，我再次见到了张敏霞。

那时才凌晨6点左右，我赶着去上早班，走上楼梯，穿过等候区，却在那儿见到了张敏霞。她像铁铸般坐在地上，手里捏着张单子，半张脸浸在暗处，半张脸被过道灯光衬得苍白，没什么表情。

我走近唤了她一声，她缓缓抬起脸看着我，一脸茫然，像是一下老了十岁。

见她这样，再一看她手里捏着的是病危通知单，我心里一沉，说不出话来。

没想到，吴全波病情还是恶化了。转入普通病房后，他因卧床和长期营养不良，受压部位的感染忽然扩散，之前已经好转的尿量也急剧减少，出现了急性肾功能衰竭的症状。

张敏霞告诉我，之前东拼西凑的4万块钱已经没有剩余了，眼下吴全波病情恶化，她再也借不到钱来救他，或许只能等死了。

说这话的时候，她的眼里全是濒临崩溃的绝望，仿佛等死的那个人是她。

我问她：“工地那边还没信儿么？”

她捂着眼睛直摇头，说，她好不容易凑齐了证据交到劳动局，劳动局却说还得先做工伤认定，再做伤残鉴定，最后才能去申请劳动争议仲裁。可这一套程序下来，最快也得4个月才能拿到赔偿；而承包商那边分明是不想认账，要是他们两口子申请行政诉讼，不断上诉，这官司拖个一两年也不是没可能。

承包商拖得起，吴全波却拖不起。

我在那儿杵了半天，也没能想出什么说辞来安抚张敏霞。没多久，她抬起手肘在脸上蹭了一把，扶着墙起身跟我告别，说是馆子马上开门了，得马上回去打扫干净——她在一家饭馆当清洁工，一个月2800多块钱——仅抵吴全波在ICU里的三四天治疗费用。

那之后的几天里，我又重新接管了吴全波。一开始他的意识还算清醒，只是因为心力衰竭变得呼吸困难，大多时候都在用面罩吸氧，无法讲话。偶尔取下面罩，说的也只是：“我不想活了，让我死了吧。”

我想起他最初住到ICU时，有护士夸他是我们科室最乖最配合的病人。他朝我们笑，末了，拿过给他准备的纸板和笔，写：“我想活啊，太想活了。”

可现在他却说，我不想活了，让我死吧——他哪里是不想活了呢，只是早已走到了倾家荡产的末路，自己觉得再没有生存的资格。

这天去医院的路上，我在电话里跟朋友聊着吴全波的事儿，感慨科室里有个病人求生欲很强，现在却没钱治疗了。她却很快打断我，语气平平问道：“穷，为什么还求生欲强？”

这句话让我出现了一瞬间的恍惚：四周是乌泱泱的人群，那些笑着的，面无表情的，吵闹的，安静的，美的丑的，全都随着明晃晃的日头朝我扑了过来。

这日光之下，有人生，有人死，有人痛苦，有人欣愉，而这一切都并不相通。

我正要跟她辩论，另一通电话却忽然打了进来——是其他科室的护士，带来了个好消息：有个患者家属想资助吴全波。

资助原因再简单不过：吴全波之前病情好转转入了普通病房后，那个科室正是全院人满为患的地方，走廊两侧全是紧挨紧凑的加床，中间仅留出不足30cm的空间供人通行。吴全波转科那天运气不差，病房里刚好空出一个床位，便让他住了进去。后来床位紧缺，有个老年患者被安置到了走廊加床那儿，平日里走廊往来路过的人从无间断，家属想给老大爷喂个饭都是难事。吴全波看见了，便主动提出把病房里的床位让给老大爷，自己搬到了加床上睡着。

就是这么个小得不能再小的事儿，老大爷一家人却觉得受了他恩惠，一直在心里惦记着，平时会给吴全波夫妻俩点个饭，还带去一些他们从未见过的营养品和高档水果。再后来，吴全波转入ICU，那家人在护士那儿打听到他病情加重没钱治疗后，当即跟护士表示，要无偿赠送吴全波5万块钱治疗费。

护士这边惊诧不已，他们却不甚在意：“那位大哥是好人，好人就该有好报，不能让他因为没钱就放弃治疗了。反正我们家也不差这5万块钱，还不如拿出来做点好事了。”

科室护士这才想起来，那家的老大爷平时用药都是进口的，俩儿子在市里开了几个门店，生活应该还算宽裕。

这5万块钱，加上科室给吴全波筹集的3千块钱，勉强能让吴全波再多撑一段时间。我们将这笔钱交给张敏霞时，她一直哭着鞠躬，好半天才抬起一张涕泪横流的脸，说：“这钱我一定还你们，砸锅卖铁也会还的。”

我们反复跟她讲，这钱是无偿赠与，不用还，她还是咬死一句话：谁的钱都是辛苦挣的，不还我良心不安，下半辈子都抬不起头了。

资金缺口补上了，吴全波的情况却每况愈下。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他的意识不再清醒，频频烦躁和谵妄，在经过利尿、气管插管和每周4次的腹膜透析后，他的病情仍是未能好转，渐入绝境。

张敏霞每晚8点左右下了班，就带着孩子赶来科室陪着丈夫，有时坐在床边一言不发，有时跟他讲一些家长里短，每每讲到双眼通红讲不下去了，才木然起身离开医院。

吴全波一家被逼到绝境，是在一个烈日炎炎的下午。

那天张敏霞正好休息，赶在规定探视时间来了科室。来探视患者的家属很多，每个病床旁都围了两三个人，或喂食物，或低声交谈。

张敏霞带着大儿子来到病床前时，我刚给吴全波做完口腔护理。他早已陷入昏迷，不再因嘴里的气管插管而难受得一直挣扎，成了全科室最安静的病人。他手上和脚背上都插着留置针，五六种药物从细细的输液管汇入他体内，像是涓涓细流浸入了沙漠，毫无回应。若非他胸廓的轻微起伏和心电监护上的各组数字，很难让人相信他还活着。

管床医生很快走了过来，大致讲解了病情后，他犹豫着告诉张敏霞，吴全波的情况越来越糟了，很可能撑不过一周，“再加上你们已经欠费两千多，我觉得，治疗意义不大了”。

医生其实都不愿意说“治疗意义不大了”这句话。大多时候，这句话只是某些患者家属的遮羞布，当他们不再愿意为患者付出金钱或精力时，就会旁敲侧击引导医生说出这句话，然后名正言顺地放弃治疗——即使那位患者求生欲还很强，即使他还有许多生存可能。

可现在，管床医生却对张敏霞说，“治疗意义不大了”。

张敏霞听到了这句话，也听懂了这句话。她微张着嘴，盯着病床上的丈夫，眼里空洞如开了个豁口，所有的晦涩都往里灌。

不知过了多久，她忽然开口，声音像是被掐住了嗓子一般：“不治了。”

“你说……不治了？”我有些惊讶，但似乎又替她松了口气。

“嗯，不治了。”她定定看着我，点了头。

“行，”医生也长长地舒了口气，“那等会儿你跟我去办公室签个……”

还没等医生说完，一道刺耳女声蓦然打断了他的话：“啊呀，咋能不治了啊，这可是你丈夫，是你一家的顶梁柱啊。这家里男人倒了那还像个家吗？你砸锅卖铁也得救他啊……”

我皱着眉转头看去，是13床老太太的儿媳妇——说起来，他们家也算是真正意义上的“砸锅卖铁”了，为了支付昂贵的治疗费，他们卖了房租房住，大部分钱扔进医院，连个响儿都没听着——老太太病情并未好转。这儿媳妇几次犹豫着问我们“能不能放弃了”，她丈夫便立即在一旁跳脚，骂她心毒，说她想让他以后被所有亲戚戳脊梁骨。

“可不是么，”隔壁床的家属抱臂凑过来，也忍不住插话，“你们看看，我爸这都80多了，一身的毛病，一年到头都是住医院里的，我还不是没嫌过他累赘，给他用的药也全是进口的。你老公还这么年轻，更得治啊……”说这话的时候，那床的老大爷躺在病床上掀起眼皮看了她一眼，嘴唇翕动，似乎想说他在医院住了快半年，他女儿也不过只来看过一两次的事儿。

这番诘难似乎一下成了宣泄口，更多的病人家属加入了这场声势浩大的劝说，他们争相倾吐着为病人所付出的所有艰辛，以此佐证自己的坚持和张敏霞的自私。说到最后，有人将小男孩搡到众人面前来，七嘴八舌嚷道：“小朋友，快劝劝你妈妈呀，不然你以后没爸爸了！”

小男孩猛地缩到张敏霞身后，缺失一根手指的左手死死抓住母亲的衣角，目光惊惶。

张敏霞抚着儿子的背，喃喃道：“我没办法，没办法了呀，实在没钱了，欠了一大堆债，还得养两边的父母和两个孩子，以后的日子都不知道咋过了……”

“没钱简单啊，现在那么多筹款平台，随便上传点资料就能筹不少钱的。”一个中年男人大声嚷嚷道——前些日子他母亲病重，他不愿意因为治病降低自己家的生活水平，便拿着病危通知单第一时间在众筹平台上筹了30多万——到他母亲治愈出院时，实际只用了8万多，这家不但没因病返贫，反而因病致富了——当然，这是后话。

张敏霞仍是摇头：“我欠不起债了。”

“这钱是爱心人士捐的，不用还的。”有人跟她解释。

“不行，”张敏霞怔怔地看向丈夫，忽然流下泪来，“别人跟我家非亲非故，凭啥拿辛苦钱来救我老公？没这样的道理的。”

我在一旁看着，心里也堵得慌。早在两天前，吴全波的管床医生就主动给张敏霞复印了病历本，想让她在众筹平台上筹点治疗费，还嘱托我教她怎么上传身份证、怎么写“文案”。可我拿着复印件找到张敏霞，她却拒绝了我，语气绝望又迷惑：“我自家的人病了，为啥要别人掏钱来救咱？”

她无法理解我们的好意，正如我们无法理解她的选择一般。

人群最终还是散了。散的时候，我听到那中年男人在低声嗤笑：“这男的摊上这么蠢的老婆也是倒霉了。”

吴全波死在3天之后。

那天上午，他已24小时内呈无尿状态，血压和心率统统垮掉，瞳孔开始散大。夜班护士给张敏霞打了电话，催她赶紧来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