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0万卡车司机完成了全中国76%的货运量。2016年，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在十天内搭乘三辆卡车，从深圳经广东、湖南、重庆、贵州、广西到达柳州。在2500公里的公路之旅中，司机们讲述了在路上行车、吃饭、睡觉、打牌、做爱，以及与盗匪周旋的故事。
孤独之旅
棕榈树在身后消失，取代它们的是一排排阔叶树木，道路渐渐崎岖起来。深圳到湖南的旅行一路平静。张耀峰和我坐着他的解放牌半挂卡车里，一路在国道和省道上穿行。到清远时，天已经黑下来。货车进入连州境内后便全是山路。之后卡车沿着山路曲折前行，慢慢翻过险峻的南岭，进入湖南省蓝山县境内。
卡车司机与记者的搭配恐怕在哪里都不太常见。一个月前我从生活了10年的北京搬到广州，我的生活过于平静乃至乏味，也许迁徙可以给生活增添一些让人提神的色彩。这个决定大约只花费了半天的时间。在此之前，一位朋友曾兴奋地跟我讲起他从北京出发，经内蒙、宁夏、甘肃、新疆、西藏，最后到了云南的环游经历。这个故事的特别之处仅有一个，那就是他的交通工具是沿路搭乘的长途大卡车。
公路之旅路线图
很难确定朋友的故事与我心血来潮的决定间有无联系。不过他提到旅途中遇见的形形色色的司机让人印象深刻——他们经历丰富，见识过很多故事，或者他们本人就是故事。在大众媒体产生之前，这些远行者是人们获取远方信息的来源。如今他们地位不保，因为人类早已习惯通过各种屏幕来认识世界，媒体一出生就从远行者手里抢走了讲故事的话筒。
然而时过境迁，多年后终于轮到我们要承认报道的各类套路已令人厌倦。在搜肠刮肚寻找新故事的时候，我忽然意识到，这些从水手、商队那里继承游荡者身份的货车司机正是我的目标。
确切地说，我期待跟随司机们体验一种古老的产生故事的方式。中国公路总里程在2014年底已达到446.39万公里，相当于环绕地球四十多圈。3000万名货车司机在这些公路上承担了中国四分之三的运输任务。朋友告诉我，他们不只在公路上驾驶货车，也在公路上吃饭、睡觉、打牌、做爱，甚至与盗匪周旋。我知道司机们的故事会很精彩，也曾多次梦想搭上一辆货车，跟着司机去往未知的远方。但朋友提醒我他们并不太愿意接纳陌生人，原因是他们经常遇到小偷。
直到今年4月，通过物流公司的朋友介绍，我认识了半挂车司机张耀峰。他一直跑深圳至重庆线，为富士康运送原料和配件。这几天，他又准备从深圳运集装箱前往重庆。碍于物流公司朋友的情面，他同意搭我同行。4月14日，蛇口开始下起蒙蒙细雨，我遇见张耀峰的时候，他正在深圳蛇口SCT码头外，等候装货的电话通知。他背靠驾驶椅，双脚搁在方向盘上，举着手机看电视剧《青春集结号》，借此打发出发前的时间。
永连公路连接广东连州与湖南永州。此路曲曲折折，盘山而上，常常沿着悬崖前行，被称为“死亡公路”。这条公路1997年建成通车后，已发生多起特大交通事故。据永州市交警部门统计，仅2008年10月至2010年3月一年半的时间里，共发生大小交通事故2553起，死亡170余人。这正是我们当晚穿行之路。山路狭窄，弯多，坡急，浓雾弥漫。张耀峰的车在过去十年里无数次驶过这条路，但他还是减缓了速度，翻越南岭比计划中慢了半个小时。
我们花了两个多小时翻越南岭，巍峨的高山被我们渐渐甩在了身后，车窗外只有一片片低矮的山丘渐次掠过。永连公路（S216省道）忽然变得开阔、笔直，两车道变成了四车道，不久，路两旁甚至出现了一排排路灯。
车上的电子表数字已经跳过24点，新的一天开始了。张耀峰连打了一串长长的哈欠。他抬起左手，胳膊肘靠在左侧车门上，拳头撑着脑袋，右手扶着方向盘继续开车。有那么几次，我看见他偶尔眯着眼睛，脑袋忽地前倾，像要砸在方向盘上，但很快又抬了起来。我有些害怕，赶紧大声问他“到蓝山县还有多久”，一边递给他一支香烟。他挪了挪身体，把左手放回方向盘上，右手接过烟点着，深吸了一口，回答道：“半个小时吧。”他已经开了近12小时，其中有半小时停车吃饭的时间。根据交规，连续开车4个小时便是疲劳驾驶。
“又累，又不安全。”张耀峰说，很多年前他就不想跑长途车，但要养家糊口，自己快50岁了，别的也不会。“不干这个，又能干什么呢？”
张耀峰身材高大，司机们都叫他“河南大个儿”。他是60后，出生于河南驻马店农村。他有一对儿女，家里原来的条件并不好。他种过地，也在矿上打过工。2006年，他看到亲戚、朋友中有人开长途货车赚了钱，决定离开家乡，跟着他们到深圳给人做司机。5年后他有了几万元积蓄，又借了一笔钱，买了一台二手半挂车，两年不到便报废，之后又买了一辆二手车。驾车十来年，收入近百万。“比在工厂还是要强得多。”他对我说。
几年前，他用这些年积攒的钱，在河南老家盖了一间带院子的新房。这让他颇感自豪。2015年秋天，他的二手车又不能开了。这回他向银行借了30万元，买了辆解放牌半挂车——他的第一辆新车。每月的还款额是1万多元，按照他的规划，两年不到便能还清。
不过，他有时候感觉自己只是在给银行和物流公司打工。在深圳，私人大货车不能入户，货车司机大多挂靠在物流公司名下。很多人每趟运输大部分由所在物流公司配货。为了拿运价高的活，经常要给公司领导、调度员送礼，还可能遭遇吃回扣。张耀峰不喜欢这样，却也身不由己。
张耀峰很勤奋，他几乎每天驾驶时间都超过16小时。他的朋友也都是货车司机，大多数跟他一样，为了省钱，不请司机轮流开车，而是一人开完全程。节省的代价是更加疲惫，也更加无聊。一些司机带上妻子出车，聊天，做饭，洗洗衣服。张耀峰的妻子跟过车，不习惯，又回家了。他常常靠聊电话度过漫长的孤独之旅，也让自己保持清醒。我们这次行程中，他很多时候都在跟司机朋友或者家人打电话。谈话的内容是拉完货去哪儿喝酒、吃什么、朋友刚钓到的鲤鱼如何烹饪……这样的闲聊，每个月要花费他五六百元话费。
4月15日凌晨0点30分，我们的卡车来到了蓝山县城的边缘。张耀峰把车停下来加油。离开加油站，他又打起了哈欠，重新点了一支烟。几分钟后，把烟蒂扔到车外，开始嗑瓜子。他说，嘴巴一直动着，可以防止打瞌睡。
对长途货车司机来说，疲劳与孤独就像黑色的影子一样常伴左右。他们每天都在和这些影子斗争，依靠香烟、槟榔、红牛、咖啡、浓茶，当然，也包括一些违禁品。
扭屁股的大货车
过了蓝山县城后，公路上有一辆大货车左扭右扭，像个醉酒的大汉，沿着S型的轨迹缓慢前行。跟在后面的司机不停按着大喇叭，大货车方才“惊醒”，回归“正途”。张耀峰踩住刹车，“这样的车一般都是司机打瞌睡了，不要离它太近，一直按喇叭就好了。”司机们戏称其为“扭屁股的大货车”。
疲劳随时都会降临于张耀峰这样的长途货运司机身上，他们每天会尝试以各种方法去抵抗。张耀峰的方法是不停地抽烟、嚼槟榔，或者嗑瓜子。他说，他一天要抽两包烟。香烟一直是最受司机们欢迎的提神之物。几乎每个长途货车司机都是老烟枪。
几天后，我在重庆遇见长途货车司机张可元，他在公路上奔跑了17年。在抽烟上他从不亏待自己。他从驾驶室的一个小柜子里拿出一包缅甸烟，兴致勃勃地让我尝尝，“你闻闻。”那是几个月前他运货去云南，在中缅边境的免税店买到的。他开始与我讨论起跑车时见识过的各种国内外香烟，以及各地人的抽烟习惯。“古巴的雪茄就是好”，“云南人喜欢拿着很长的竹筒抽。”一边说着，一边为自己点上一支缅甸烟。他指着透明过滤嘴中积淀的黄色焦油说，“你看焦油含量很高。”他买了专门的烟具用来过滤焦油。但他并不打算戒烟：“我不嚼槟榔，更不吸毒，只好抽烟。”
张可元有一个朋友，也是长途货运司机。此人入行多年，他抵抗疲劳的方式有些与众不同。在驾驶中疲乏时，他喜欢来上一口，有时候是啤酒，有时候是白酒。他酒量很好，很少喝醉。偶尔开车时间久了，禁不住多喝几口，反而想打瞌睡，大货车在公路上忽左忽右，“扭着屁股”前行。这让我想起阿根廷导演费尔南多·索拉纳斯的电影《旅行》中，永远开着卡车在公路上“蛇行”的司机。我曾计划搭他的车冒险，但终究敌不过内心的胆怯。
长途货车司机中，开车时喝酒的人并不少，还有一些人甚至依靠吸毒抵御疲惫。几个月前，一名物流公司的调度员也曾跟我说起，他们公司有长途司机靠麻古（一种加工后的冰毒片剂）提神。为了在规定时间内到达目的地，司机们有时会不眠不休，连续十几小时甚至更长时间驾驶货车。这些年，张可元遇见过不少这样的人。“这种东西吸一次两天都不想睡觉，有的师傅跑的距离长，会买一点来吸。”
在深圳，曾有一名司机毫不忌讳地在张可元面前吸食。他在装着半瓶水的矿泉水瓶盖上凿两个小孔，分别插入两根吸管，制作的烟具像个水烟筒。再把一张锡纸卷成U型长条，放入一点磨成粉状的冰毒，对准其中一根吸管管口，用打火机在锡纸底下来回加热。不久，锡纸上的冰毒开始冒烟。他含着另一根吸管，深吸一口，轻轻呼气，白色的烟雾从鼻孔中飘出。跑车时间久了，张可元在其他地方也见过这样的场景。“他们大多是赶时间的时候偶尔花几百块钱吸一口，平时也很少这样。这么贵，有几个人消费得起？”对这些司机，张可元更多是同情。“我不会像他们，累了就停车休息，才不管那么多。”
张耀峰没见过司机吸毒，他谨慎表示“这事可能有”。凌晨2点，张耀峰终于把车驶入G55高速公路。此前，我们一直在广东、湖南的国道和省道上行驶。他说，这些路虽然危险些，但能省下数百元过路费。此时，距离永州城区不远了。他打了一下哈欠，拿出一颗槟榔放在嘴里，转过头告诉我：“我们今天晚上就睡在冷水滩服务区。”
车顶的飞贼
凌晨3点，张耀峰把大货车开进冷水滩服务区。他绕着车身仔细检查一番。一名五十多岁的男人走来问他，要不要帮忙看车。他指着我说：“不用，我们两个人，晚上自己轮流看。”他告诉我，请人看车要收费，然后上车锁死车门、车窗，躺上驾驶室的卧铺。每次离开货车，或者休息时，他都会格外小心。与那些两个司机轮流驾驶，或者夫妻档货车不同，他这样的单人货车很容易引来“油耗子”。
十几年的公路生涯中，他不止一次遭遇过“油耗子”。有好几个早晨，他起来发车，发现油箱里点滴不存。他过去听说过小偷偷油，但从未碰见，很诧异他们的手段。有次深夜，他在一个服务区停车休息时，目睹了这些人偷油的全过程。那天凌晨两点多，他看见一伙人开着经过改造的汽车，进入货车司机停车休息的地方，趁隔壁货车的司机在驾驶室熟睡，撬开油箱盖，用油泵抽，几分钟便抽干满满一箱价值约3000元的柴油，然后迅速开车离去。还有人专门卸备胎。他趴在驾驶室卧铺上，不敢吱声，因为曾经有司机发现车油被偷，下车阻拦，油耗子索性直接抢劫了他。
当天晚上，张耀峰收听广播，里面有一则新闻称：近日，106国道馆陶段、邯大线发生多起大货车失窃案，9名犯罪嫌疑人驾驶一辆无顶棚厢式货车，在行驶过程中，用挂钩将大货车与厢式货车固定后，偷窃大货车所载货物。
飞贼们不但偷油，也偷货物。几天后江西货运司机谢荣飞讲述了他的遭遇。有一次，他从广东运化妆品去云南，出发之前用篷布把车厢裹得严严实实。到目的地卸货，发现车顶的篷布已被割开了一道长长的豁口，十几箱化妆品不翼而飞。后来与同行聊天，他才知道货物是怎么不见的：小偷开车跟在大货车后面，直接爬到车顶，割开篷布，从上面往自己车上扔货，偷完就走。“我们车这么大，司机根本看不见后面。”那一趟货，谢荣飞损失了近万元。
运气差点的司机，还会遇上抢劫。这些天，我们遇见的一名江苏司机，跑福建至新疆专线。去年的一个晚上，他曾目睹一对夫妻被飞车抢劫。司机夫妇在服务区停车休息，睡在卧铺里，把包当枕头。一辆无牌越野车突然在卧铺窗前刹车，用锤砸碎玻璃，伸手将包拿走。车主还没反应过来，越野车已扬长而去。整个过程不过几秒钟。
司机们碰到这样的事，报警常常无济于事。“但你不报警，警察根本不知道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这位江苏司机说。很多司机则常常自认倒霉，告诫自己日后要更加小心，尽可能在人多的地方休息。
“小偷会偶尔有，抢劫很少见。” 张耀峰对治安仍持乐观态度。他给我讲完“油耗子”的故事，不久便响起鼾声。这天，我们一夜顺利。4月15日，早晨8点半，我们起来洗漱。9点整，我们没吃早饭，继续沿着高速公路开往重庆。
公路商店
我们沿着G65高速公路一路向西。相比国道复杂的路况，高速公路上显得有些过于单调。张耀峰打开广播，里面正播放着相声集锦。中午，我们到达怀化服务区吃午饭。
张耀峰停好车，带我穿过一排排停泊的大货车，走到服务区最深处的围墙后面。“爬上去，”他一边说，一边开始熟练地攀爬。围墙后面有一条小径，尽头隐藏着两家餐馆，只有长年经过此地的货车司机才会找到这里。相比于服务区内的餐厅，这里价格更低廉，人气也更旺，而且管饱。
饭馆的老板告诉我，他们的顾客都是长途货车司机。他曾在附近国道旁开餐馆，2012年底，G65高速公路（吉首至怀化段）通车后，国道车流减少，便搬到这里。“如果服务区把围墙堵了怎么办？”老板笑了笑：“到时候总会有办法。”
从深圳到怀化，我们大部分时候沿着国道、省道前行。在翻越蓝山时，张耀峰不时指着永连公路两侧一座座孤零零的房子说，以前这里都是附近村民开的餐馆和旅店，他也在这里过过夜。这些房子多为两层小楼房，也有极少数装潢精美的宾馆，每座房子前面都有数百平米的空地供大货车停驻。这些舍馆都价格低廉，可以玩牌，打麻将，晚上有人免费帮司机看车，给汽车加水。这里还提供小姐，她们大多年过30，“年轻的都去了宾馆。”张耀峰怀念起这条“死亡之路”沿线曾经的繁华，过去公路上的大货车很多，也容易出车祸。
2014年底，G55高速公路在这里通车后，路过永连公路的货车司机已经很少，两旁的餐馆、旅社几乎都已关门，也没有大货车在这里停车休息。“以前开这些店的村民一年能赚几十万，上百万。现在很多都不做生意了。”张耀峰说。
一名物流业内人士称，这两年经济环境整体下行，物流行业也跟着不景气，司机们货单、运价都少了，手上的闲钱少了，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这类公路商店的生意。他介绍，过去在河南等地一些国道沿线的村庄，男人们在外打工，女人们有的会在自己家里，接待过路的长途货运司机吃住，甚至陪睡。“有的村子都这样赚钱，也就没人说闲话。”不过，2012年以后，这种现象已经逐渐减少。
中午离开怀化后，我们一直在高速公路上。日落时分，货车进入重庆境内。张耀峰急着第二天上午在重庆卸货，一直在赶路，中途只休息了5个小时。第二天凌晨下起暴雨，他也没有停车。早晨6点，我们驶出高速公路，进入重庆城区。上午卸完货后，他匆匆前往另一个货场装货，当天又往深圳赶去。从深圳跑一趟重庆，他能收入9000元，但他还有20多万元按揭需要偿还，需要再跑近30趟。
我与张耀峰就这样匆匆告别了。他已经完成了物流公司朋友交给他的任务，但我要的故事大约才完成一半。临走前张耀峰给了我一个地址，在那里我将见到为司机提供服务的“小妹”。
驾驶室里的女人
我按图索骥来到位于重庆城北的华融货运交易市场。这是当地最大的货运信息交易市场，数千名来自全国各地的货运司机每天卸完货后，来到这里停车、休息，或者找活儿。市场内三幢厂房式的建筑内，聚集了数百家物流公司，提供各种货源信息，货车车主们只要花费两三百元，便可以在这里接到一趟运输货物的活儿。
附近旅社、餐馆林立。旅社很简陋，从4平米的单间，到十几平米的五人间，大小不一，一些房间为木板隔出，除了床、被子、拖鞋、垃圾篓、风扇和电视机外，别无他物，一个人每天的房费仅三四十元。一些当地人也会在货场附近的旧小区里开设家庭旅馆，环境比旅馆干净些。
夜幕降临，市场内外灯火通明，货车司机们纷纷涌入附近的小餐馆，一起喝酒聊天。来自江西的货车司机谢荣飞说，除了喝酒聊天，几十年来司机们的最大的消遣就是赌博。我们还在喝酒的时候，哗哗的麻将声不时从楼上传来。餐馆的二楼，各种旅馆的招牌闪烁着五彩的灯光，矗立在长长的走廊里。吃完晚饭，我们回到旅社，棋牌室里已经人满为患，搓麻将、打扑克、玩跑胡子的人围了一层又一层。找不到位置的回到房间玩牌，省吃俭用的司机们在这里一下子变得阔绰起来，一把输赢从几十块到几百块。
楼下的餐馆里依然人声鼎沸，马路边的临时大排档里也坐满了司机。一些没有赌博嗜好的司机，吃完饭则回到旅馆洗澡、洗衣。在公路上，他们没办法洗澡，很多人身上已经积了数天的汗渍。换洗完毕，有的人呆在房间看电视，聊天，有些人则去楼下的商店逛逛，或者坐在屋檐下发呆。旅馆服务员走来，询问那些落单的司机是否要找“小妹”。“很便宜，120一次，打个电话就到。”她微笑着推销旅馆的特殊项目。
这家旅馆只有一名“小妹”，住在附近民房里。服务员电话一来，她便拎着小包出门。几分钟之后便到了客人的房间。一单服务结束，她会沿着长长的走廊，挨个敲门，寻找下一个顾客。她那双高跟鞋哒哒哒敲击地面的声音，在这栋男人居多的小楼里，让人很难不注意到。
在我们打牌的房间门口，我见到了这名三十多岁的“小妹”。她五官端正，穿着黑色的罩衣和丝袜，涂了口红，身上散发出浓烈的香水味。这位自称姓周的女士只为司机们服务，她生长在重庆郊外的一个村子，相比当地那些大山深处的人家，算不上穷。她的童年没有过什么苦日子。她曾经在当地一家服装厂钉纽扣。工厂靠近公路，有时候，她会跟工友跑到公路边上的餐馆吃午饭。因为饭菜廉价，这些公路餐馆也吸引了很多司机停车就餐。在这里，她认识了一名东北的长途货车司机，8个月后周女士成了他的妻子。
周女士结婚后辞了工，有时也跟着丈夫走南闯北，为他洗衣做饭。这种冒险生活让她感到好奇和兴奋。直到有一天，周女士在丈夫的手机信息里发现他并不安分，经常找“小妹”，而且有外遇，愤而提出离婚。
回到重庆后，周女士曾经在一家超市做收银员。2010年，她看到长途货运司机越来越有钱，很动心，决定将自己的肉身出卖。周女士成为了曾经在丈夫手机里看到的“小妹”，这年她28岁。她每天多则十几单，有时一单生意也没有。每单除去给旅馆的分成，可以赚100元。最近两年，物流市场的不景气，也影响了她的收入，但足以让她衣食无忧。
有些司机找她的次数多了，渐渐成了她的朋友。2012年，一名来自江西的长途货运司机邹荣每次到重庆，都会找她服务。“他说喜欢我。但他在老家还有老婆孩子，不是我喜欢的那种。”周女士说。有一天，邹荣叫她跟车一起去福建，报酬2000元。周女士觉得他在开玩笑，还价3000元。第二天，周女士跟着他的货车去了泉州。在路上，她的工作主要是陪邹荣聊天打发时间，以及睡觉。到了泉州，邹荣带她逛街，给她买了很多衣服和包。
我遇见的很多货车司机告诉我，小姐跟车的事并不普遍，但常出现。“师傅们大多常年在外，远离家庭，很无聊，孤独。”周女士说，她身边的姐妹也有过跟车的经历，偶尔也会碰见“坏人”。一个姐妹跟着长途货车司机前往新疆，在甘肃境内，司机不满意“小妹”的服务，给了她3000元，把她扔在戈壁里。她走了十几里路才找到镇子。“太缺德了，”周女士提到这件事，面露怒色。
去年，周女士在旅馆遇见了一名东北司机，小她9岁。东北小司机有一辆自己的平板大货车，常到重庆运货，请了一名同乡与自己轮流开。小司机常买衣服送她。服务次数多了，她喜欢上了这名小司机。这是她入行后第一次对客人动心。几个月后，东北青年聘请的司机因为家里盖房，暂时回了老家，他一个人开车，便把周女士带上车。他们一路从重庆到山东，又从山东运货到新疆。连续3个月，两人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大货车的驾驶室里。周女士一路给青年司机洗衣做饭，颇为体贴。她想起若干年前陪前夫出车的场景，觉察到自己已经很多年没有体验过小两口的生活，更加卖力地照顾这名东北司机。“我就是他女朋友，”周女士说，她觉得这是她这些年最快乐的一段时光。
她甚至设想过将来与他成家。但去年年末，东北小司机突然从她的生活中消失，两人断了联系。“大概是结婚了，”周女士低头细语。34岁的她渴望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庭。
第二天，我坐动车前往成都，希望搭一辆顺风大货车去西藏昌都见一个藏族朋友。没有人愿意载我。“都不认识你，哪知道你是好人坏人。”一个司机跟我说。
“动次打次，有劲！”
我只能返回重庆，准备找车经贵州、广西返回广东。在重庆，我住进了游文森经营的“司机之家”。35岁的游文森曾在深圳一家物流公司工作，认识很多长途货运司机。2011年，他回到重庆老家，在曾家镇的一个旧小区开了一间家庭旅馆，专门接待在重庆修整的货运司机，包吃包住，一人一天50元。司机们称之为“司机之家”。
4月20日早晨，同住在“司机之家”的刘锦利夫妇要去取货，我坐着他们的半挂车到重庆团结站铁路码头。这一天，有三辆车准备运货去柳州，再返回深圳。在这里，我见到了张可元。也许是年纪相近的缘故，我们很是聊得来。他愿意载我同行。
张可元的一副眼镜让他在司机里很是醒目。他今年35岁，四川邻水县人。17岁时，在广州的一间工厂经历了短暂的流水线生涯，不适应，之后便回家帮别人开农用车、厢式货车和煤车。2003年，他到深圳买了二手货车，开始跑长途货运。他说，年轻时修车，电焊损坏了眼睛。现在，他在路上最大的乐趣是与妻子打电话，聊微信。
驶出重庆十几个小时，因为太过无聊，我拿出手机放摇滚乐队痛仰的《公路之歌》。张可元说声音大才有劲，让我连上他货车的蓝牙。很快他便摇头：“你的歌不得劲啊，软绵绵的，打瞌睡。”“你喜欢哪种？”“我喜欢听DJ。”他兴致勃勃地解释，就是酒吧里放的那种，“动次打次，有劲！”我默默关掉了手机。
这天晚上8点多，张可元把货车停在都匀服务区，吃完餐厅里的25元自助餐，便回车睡觉。第二天凌晨4点，我们沿着210国道前行，不久进入广西境内。公路两侧的地貌渐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贵州棱角分明的大山，变换为相对低矮圆滑的丘陵，平地也越来越开阔。
4月21日早晨6点半，我们到了210国道与G75高速公路交汇的广西省南丹县拉者村。这一带弯多坡长。两个月前，张可元的朋友驾驶大货车经国道路过此处，因为雨天路滑，撞上了高速公路路基。张可元一边说起这事，一边踩了踩刹车。
几分钟之后，路面的车辆渐渐慢下来，最后再也不动，堵成了一条蔓延几公里的长队。“前面出事故了，”张可元凭经验判断。我们在车里等了二十多分钟，公路上滞留的车越来越多。张可元开始煮开水泡面，两碗泡面，半包榨菜，这是我们两人的早餐。一个小时过去，救援车才赶来。我下车走了约500米，越过漫长的车队，看见两辆大货车已迎面撞在一起。其中一辆货车的驾驶室严重扭曲变形，保险杠、车门掉在地上，正被救援车拖行到公路边。另一辆货车驾驶室与货箱折叠成90度，前脸面目全非，油箱趴在地上，路面铺满了大小金属碎片。一名正在拍照的工作人员介绍，其中一个司机疲劳驾驶，开车过线撞上了另一辆车。
8点40分，事故现场终于清理出一条狭窄的通道，车辆开始通行，我们重新上路。我把现场拍的两张照片发给张可元。“只是小事故，”他不以为意地下结论。他递来手机，给我看他在今年2月去云南瑞丽途中拍的一段视频：一辆满载的大货车在一处180度拐弯时下坡，瞬间起火，升腾起浓浓黑烟。
这样的场景我在重庆见到过。两天前，在吉林籍长途货车主张俊利的住处，他给我展示了自己几年前遭遇一场车祸时的照片。2009年5月，张俊利的两辆大货车运了二十多台全新大众汽车，从长春前往重庆4S店。半年前，他加入长途货运行列，花费近90万元购买了两辆新解放牌挂车，一辆全新，一辆二手，请了4个司机轮流驾驶。他们翻过秦岭之后，经过一段数十公里的连续下坡道路，因为频繁踩刹车，而且载重较大，刹车和轮胎温度过高，冒烟起火。
张俊利在后视镜里看到后面起火，吓得赶紧喊司机停车，拼命跳下去跑远，打电话求救。轮胎上的火苗很快点燃了货车，紧接着油箱、电瓶相继爆炸，货车上装载的小汽车也纷纷起火爆炸。消防队赶来，也不敢靠近。所有人看着整辆车被烧完。“小汽车上的铝制发动机都烧化了，最后车底下全是铝块。”这场大火烧毁了张俊利的那台二手货车、一段高速公路，以及车上的12台小汽车，包括奥迪A6、迈腾和速腾，总价值四百余万元。最终他自己给4S店赔付了30万元，搭上了一辆车，保险公司承担了剩余损失。
这次事故改变了他的一生。出事之后，为了消防队的一纸火灾证明，在汉中耽搁半个月，最后花了1000元才搞定。后来在重庆办理火灾理赔期间，他的货车擦到了马路牙子，城管围着他，要罚款，甚至推搡他。张俊利盛怒之下，从驾驶室里取出一把防身用长刀吓唬城管。他因此在重庆劳教了数月。如今，他已经成为中国知名的上访户。
在中国公路上，每天都在发生各种交通事故。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测算，2014年全国道路交通死亡人数约为3.43万人。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据则是，中国每年因为道路交通事故死亡者超过20万人，远远高于中国官方数字。
各种道路两侧，人们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安全标语。有的严肃警示，如“危险路段，减速慢行”，“超载超速，危机四伏”；有的委婉建议，甚至颇为有趣，比如“劝君驾车不要忙，免得娇妻守空房”，“朋友开慢点，你爸不是李刚。”离开南丹事故现场不久，我们沿着210国道继续前进，依然要经过许多弯道、陡坡。其中，进入一处急弯前的路旁，放置着一辆损毁严重的面包车，上面竖立的标牌上写着：“前面拐弯处超车死亡14人。”那个带下划线的数字似乎随时准备上调，具有一种特殊的震慑力。
穿制服的人
车祸和伤亡，司机们因为见得多反倒没我这么大惊小怪。我想起在那些车上拿酒当水喝的司机，也许在半醉半醒间猝然离去也是他们预期中的一种结果。在张可元的车上，我发现司机们更为在意的是别的事。
驶离南丹县境不久，我们转入了323国道，进入河池市金城江区，时间已经到了上午11点半。张可元原本计划中午到达目的地柳州，突然发生的车祸，让他决定在河池市上高速公路。
我们快到河池城区的时候，国道上的不少大货车开始相继停在路边。很快，停靠的车队越来越长。“又出车祸了？”我问张可元。“你看其他车都照常开，只有大货车停了。前面一定有交警查车。”他判断。我们往前走了几百米后，果然在对面车道路旁的大树下，停着一辆警车，4名交警坐在车内，或盯着路上的车，或仰头休息，或玩着手机。再往前开数百米，我们看到马路对面也停靠着数十辆大货车，司机们多在休息。
“这些大货车司机停这里干什么？”我很好奇。
“他们在等交警下班了再过去。”张可元说：“我的车装的是标准码头柜，不超长、宽、高，也不超重，欧洲标准，交警不会拦，这些停着的车都不是标准集装箱，一过去就要罚钱，他们总能查出问题。”
过去十年，随着中国高速公路发展迅速，越来越多的长途货运司机因为便利性和安全性，开始走全程高速。不过，在一些地段，因为当地高速公路过路费高昂，以及近两年运费下降，部分驾驶员出于成本考虑，重新行驶在国道、省道等公路上。这些公路也是检查站最多的地方。
江苏一名货车司机称，执法人员通常一摆手，就大概知道是罚多少钱。超高、超宽、超重、超车肯定要罚款。有时候，甚至灯光、车牌、挡风玻璃不干净也要罚。“交警罚小钱，路政罚大钱。”他说这是他的经验，“有时候什么都不开罚单，好像交‘过路费’，沦为行业潜规则。”随着年纪增大，他已经学会妥协。
张俊利并不喜欢公路执法人员。他说自己买车一年多，罚单过了两万元。让他彻底不喜欢这个群体的，是他在内蒙古遭遇的扣车事件。2010年初，他从长春出发，运载4S店小汽车途经呼和浩特附近一段公路，被当地交警拦车检查。他被开了一张罚单，没有名义。张俊利不知道为什么罚款，要求交警提供罚款由头。后来，交警认定他的货车改行（指车辆高栏增加、车体加长、轮胎加大等），罚款一万元。他拒绝受罚，车辆被交警扣在一家停车场内。张俊利连续多天找交警理论，没有结果，4S店则一直催他交车。他一气之下把货车上的小汽车悉数卸下，全部堵在停车场入口。
张俊利的举动引来当地民警。警察调出他的资料，发现他曾遭受过火灾，甚至曾与重庆城管发生纠纷，并因此劳教一百多天，怕他惹出事端，帮他说服交警。“他们最后还了我的车，也没罚款，耽误了我7天时间，赔4S店一笔钱。”
在路上遭遇罚款多了，张俊利渐生逆反心态。曾经有一次，他刚进高速路入口，交警说他的车超长，要求罚款，让他停车。他不接受，踩着油门跑上了高速公路。一辆交通警车一直在身后追着他，就像警匪片中的场景。“我碰过一名路政（执法人员）说我违规，要罚钱，我给了他500块钱，他直接说，你这500块钱我们哪够分啊。”张俊利不再愿意与执法人员打交道。2010年下半年，他卖掉了自己的货车，离开了这个行业。
“被拦下的车，或多或少会有点问题。”张可元每年都要上交数千元罚金。过了河池城区，张可元把车开上了高速公路。一个半小时后，我们到了柳州卸货点。厂房里排满了等待卸货的汽车。“昨天到的车都没卸货，我的车要到明天了。”
我与张可元告别回到广州。我想自己就像路边一棵香樟树一样在司机们的视野中迅速消逝。后来张可元告诉我，他并没有按计划返回深圳，而是临时接了一单运往广西梧州的货。他现在几乎只要有钱赚的活儿都愿意接，不再苛求运价高低。他希望能多赚些钱给妻子。只是痛恨物流公司用油卡抵运费，让他白白损失了一些钱。
2012年以后，增值税政策改革，物流公司支付给货运司机的运输费，不再是全额现金，至少一半是以加油卡抵付，而且这种趋势日益严重。“公司通过这种方法逃税，我们却要吃亏，要自己拿油卡打折换现金，现在有的油站还不收油卡。”有时候，他会对这个行业感到悲观。提前透支身体、长期吸烟、火灾等各种不安全因素带来的恐惧，让35岁的张可元多次想不干这一行。
张可元后来发微信给我说，如果我以后去云南等地旅游，他愿意免费搭我。这让我想起自己在人生各个阶段认识的那些朋友。这些天，他从蛇口拉装了集装箱，依然从深圳出发去重庆，开始了他的又一次公路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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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剑。来源：南方周末。责任编辑：郭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