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如等同志对我的《民主是手段，靠的是专政》一文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这里就其几个核心问题加以回复。
一、无产阶级的民主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条件
风雨如同志文章的第一部分所表述的观点，我基本上是认同的，或许由于我的表述“一个阶级的专政可以没有民主……”不够准确，产生了一些误解。更准确的应该是：“剥削阶级的专政，比如奴隶主、地主或资产阶级法西斯的专政可以没有政治民主，但是所有的民主政治都离不开专政。”我向来认为没有无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的专政，只是我的那个文章里说的是没有群众监督的专政不是无产阶级的专政，说的还是这个意思。无产阶级的性质决定了无产阶级专政必须以无产阶级的民主为条件，否则它推动的运动就只能是改朝换代而已。
当然除了政治民主以外还有团体的民主靠什么来维护的问题，比如无产阶级内部的民主也离不开阶级的组织纪律，否则多数不尊重少数或少数不服从多数，阶级内部的民主必然被破坏，阶级的分裂必不可免。
以上说的是原则，但是无产阶级政权建立之初，其任务必然更多的集中于镇压反革命而非监督新政权。这期间无产阶级民主的表现主要是翻身解放了的无产阶级得以当家作主，不再受资产阶级的奴役，以及支持和组织农民兄弟打土豪分田地。监督新政权的民主措施只能是在革命风暴基本过去后，在新政权相对稳固下来后才能广泛地展开。即便如此，无产阶级内部的民主也是不可或缺的，典型的表现如延安时期数黄豆的选举。
但是风雨如同志把十月革命期间列宁为了强调无产阶级政权两个基本特征时说过的“无产阶级民主＝无产阶级专政”的话不加解释地照搬到今天就难以说服被主流思想左右的打工人。我们说同一个货币有两面不等于正面与反面是一样的，就像我们不能说出生和死亡是一回事一样，虽然人人都有生死的过程。风雨如同志后面引用毛主席的话才解释了两者的关系，即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民主与专政的对象确实不一样，虽然两者都是无产阶级政权的真实写照。相比之下，声称没有民主就没有文革是同义反复，因为文革就是无产阶级民主的具体表现。
此外，风雨如同志的一些错误的论述或许是表述有误，比如说：“只有对人民实行民主，人民才能拥护这个政权。”毛主席说的是“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而不是“对”人民实行民主，两者相差十万八千里。当家作主的人民在内部实行民主不需要外界的恩赐，这是其一；其二不是为了人民拥护一个政权才“对”人民实行民主。民主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具体表现，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必要手段，是保障无产阶级专政不变色的必由之路。这些我想风雨如同志应该是认可的。
二、民主的获得来自非民主的手段
风雨如同志文章的第二部分我有异议。他所引用恩格斯的话，尤其是列宁1903年的话：“没有政治自由，几百万人民就没有联合起来的可能”，有断章取义之嫌。凡是读了列宁原话的应该明白列宁说的是没有政治自由就不可能“合法”地把工人组织起来，而不是说除了合法的手段以外没有其他组织人民的方法。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成功都否定了后者。
马列主义的论点都是有具体指向和条件的，离开恩格斯和列宁那些话的历史背景和语境，孤立地、绝对地看那些话就是荒谬的。比如，按照风雨如同志对恩格斯和列宁原话的理解，那么蒋介石4•12大屠杀以后共产党人的首要任务仍然必须是争取“政治自由”，否则无法动员群众，这可是导师说的呀！然而，这不正是毛主席批评过的本本主义吗？难道武装斗争不是争取“政治自由”的具体行动吗？难道没有“政治自由”就不能动员群众吗？历史的答案是否定的。
理论误用的害处甚于没有理论。认为导师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论点的真理性在于它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反映了社会运动的客观规律。靠引经据典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往往是一种唯心主义的方法，马恩列毛的方法是靠摆事实讲道理而不是靠引经据典。
好像风雨如同志也发现了自己的论点与革命实践相矛盾的地方，因而就添加了一个“‘井冈山道路’已经不再具有现实意义”的限制条件。可这个限制条件也就直接否定了他引用的那些马列语句的绝对性。
滠水农夫同志发文参与民主问题的探讨时错误地断言我与风雨如同志“争论的焦点之一是在资产阶级统治的条件下，无产阶级要不要争取资产阶级民主的问题”。
争民主是人民为了主宰自己的命运而必须的。没有民主才争民主，争民主就不能靠民主，就像我们不能靠喝空水杯止渴、靠拽着自己的鞋带或揪着自己的头发提起自己一样。由此可见风雨如同志的说法“无产阶级如果不拿起民主武器，也无法夺回自己的民主地位”与实践不符。无产阶级必须利用资产阶级民主的武器，但是如果认为资产阶级的民主被剥夺了，无产阶级就只能束手无策地坐以待毙了，这种想法是错的。
风雨如同志应该知道除了民主的武器以外还有非民主的武器，比如美国工人的罢工权靠的是“赤手空拳”的工人通过非法罢工获得的，美国妇女、黑人的选举权和黑人子弟的教育权都是“赤手空拳”的人民靠长期的激烈的甚至流血的非法街头政治获得的。60年代几乎年年夏季都进行的城市暴动和去年席卷美国大小城市的“黑命攸关”抗议游行和暴动才是推进种族平等的武器。
历史上，每个阶级的民主权力基本上都是靠暴力革命或暴力反革命获得的，而且人民群众的民主要求往往就是改变所有制的要求。比如新民主革命看起来是把民主作为奋斗目标的，而实际上是要推翻三座大山、改变所有制的一场通过武装斗争而非民主的手段进行的革命。革命向来依靠的是“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
三、资产阶级民主的现状
风雨如同志以为“试想，如果世界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都有了充分的言论、集会、结社、罢工等等的自由（不是仅仅写在宪法上的），那么，当条件成熟时，资本主义还能存在一天以上吗？”
看来风雨如同志对西方民主的现状似乎了解得不多，也没有做什么调查研究，好像全部是基于百多年前马列原著对欧洲资产阶级民主的描述，以为世界各国资本主义之所以还能够存在，除了“条件”不成熟以外是因为那里的无产阶级没有“充分的言论、集会、结社、罢工等等的自由”所致。
殊不知，所谓的巴黎公社原则，在西方列强中基本上早已实现。那里的任何一个公民，要想发起一个罢免官员的公投，只要有足够的公民支持就可以实现。当然那里的官员也可以试图挫败这些公投，并且搞政治运动没有资金的支持是难以为继的，因而最终还是资本说了算。那里官员的薪金和高级技术工人相差不多，虽然腐败也屡见不鲜，但是太嚣张的也会被惩罚，毕竟那里的官员是资本的公仆而非主人。
或许风雨如同志对资产阶级民主的认识有误。在那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尤其是二战以后像北欧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他们实行的是实实在在的资产阶级的民主。它和无产阶级民主的差别就像象棋和围棋的差别一样，是“游戏”规则的差别。两者都有“言论、集会、结社、罢工等等的自由”，至于是否“充分”取决于各自的财力。从资产阶级的民主起到资本集团相互制衡的作用来说，它的民主是真的；认为这种民主能够起到劳资之间相互制衡的作用，它的“民主”是假的。
民主是做决策的一种手段。至于什么属于民主决策的范畴取决于需要决策的内容，比如自然科学的对错不靠民主，打仗就必须当机立断，也不能靠民主，其他决策的范畴多由所有制来决定。资产阶级的民主是建立在“能者多得、食利致富、财产继承”等等一系列资本主义信条基础上的也就是私有制基础上的民主，是享有言论、集会、结社等等自由的但终究是财大气粗的民主，是建立在资本集团内部老板独断专行、集团之间相互制衡基础上的民主，是工人有罢工权，企业有解雇权的民主，而不是打工人可以过问企业运作或批评企业领导的民主，不是工人可以在企业里实行言论、集会、结社等等自由的民主。
要懂得资产阶级民主的本质就必须懂得在比如老牌帝国主义的国度里，资产阶级民主的范畴是严格地局限在所谓的公共领域里，对公共与私有领域的界限法律有着比较清楚的界定。政治是公共的，经济是私有的，因而生产和商业经营都不属于民主的范畴。但是随着资产阶级宏观与微观利益的权衡，公共与私有领域的界限也会随之而改变。比如最低工资标准、劳工保护、环保条款等，这些过去都是属于私有领域的，外界无权过问的议题随着资本主义危机的不断出现，资产阶级被迫从宏观视角去面对，为了维护其宏观利益，这些议题不得不算在公共领域里，成为民主范畴的一部分。
与风雨如同志的断言截然相反，西方列强的民主制是非常发达的。大到国家元首的选举，小到社区的管理，都有一套民主的制度。比如靠地方税务支撑的教育，从如何征税到如何花费，老百姓参与的热情普遍地比较高。不像美国两党的赢者通吃制，大部分欧洲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是多党制，老百姓想什么、要什么从竞选中各党派所占的比例就能看出。但是由于选民的大多数目前还认同资本主义的基本理念，所以他们的民主要求一般地不会超越私有制的范畴，只是在公共领域里试图捍卫自己的权利，且他们的言论、集会、结社等等的自由在公共领域里还是相当充分的，比如席卷西方世界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一例。
西方列强的国内政治也必须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制衡理念主导的民主。这是因为在那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相互竞争的垄断资本集团，除了严重的危机以外，一般不会允许个别的政治寡头垄断国家的政治，严重的舞弊行为会引起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激化，而各个财团也都不是好惹的，都有招兵买马的能力。因而在列强国家里，政客忽悠老百姓虽然是一贯的，但是投票结果资本集团还是必须尊重的，否则有导致内战的危险。比如这次美国大选，在没有任何系统性舞弊证据的情况下，拒不服输的川普和川粉们仍然大喊舞弊，甚至冲击国会，威胁着美国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无论川普如何折腾，他的铁粉甚至建议军管或戒严，但是全部在世的10个前国防部长们一致公开声明，警告现役军人不要跟随川普走向违宪的犯罪道路。在美军参谋长已经多次声明不会参与竞选纠纷的情况下，作为陆海空三军司令的川普也不敢冒内战之险。
西方列强的民主制不光是为了协调资产阶级内部的利益冲突，同时它对缓和国内的阶级矛盾也起着重要的泄压阀的作用。除了通过转嫁危机来化解阶级冲突以外，人民群众的民主要求，凡是不违背资产阶级宏观利益的，比如妇女和黑人的选举权，比如最低工资标准、劳工保护和环保条款等等，他也迟早会接受，并以此化解阶级矛盾。同时他也善于把人民群众超出私有制允许的民主要求引导到党派政治的议会道路上去，比如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化解就是一例。风雨如同志所谓的“条件成熟”恰恰是当资产阶级再也不能通过民主的手段来化解阶级矛盾的时刻，也就是列宁所说的当统治阶级再也不能照旧统治下去，无产阶级再也无法照旧生存下去的时刻，而不是在民主制基础上的其他什么莫名其妙的“条件”。
与之相对照的是，连资产阶级内部相互制衡都无法实现的假民主往往集中在由政治寡头掌控的第三世界国家里。由于他们无法像列强那样转嫁危机，那里的统治集团普遍地要么依靠舞弊作假，要么就直接的靠政变、军管来维护其统治，印度或是一个例外。印度的资产阶级之所以能够成功的使用相对民主的方式维持自己的统治，或是由于他们可以利用种姓制度和近百个民族和语言的隔阂来瓦解无产阶级的斗争。印度的工人阶级之所以还能在比如2020年初组织2.5亿人参加的全国性大罢工是因为目前工会和罢工还是合法的，是印度资产阶级自信的表现。与风雨如同志的“设想”恰恰相反，正是那些民主匮乏之国，资产阶级的政权才最脆弱。
四、文革的结局并不是民主的匮乏所致
滠水农夫同志好像并没有仔细地思考我提出的论据，无视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相互制衡的民主理念与经济上社会化大生产过程所必要的相互协调是互不相容的这个基本事实，忽视了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政治和经济同属于一个统一的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民主范畴，不存在公共与私有领域之分，仍然坚持借用资产阶级的多党议会、三权分立、宪政等制度，回避这些制度在经济领域是根本无法实施的现实，甚至责怪无产阶级政权的丧失是民主的匮乏所致。以前说过的就不重复了，责怪民主匮乏的观点需要认真地对待。
实行民主的先决条件是多数必须尊重少数的意见，少数必须服从多数的决定。文革初期走资派打压造反派，剥夺造反派的话语权，违背多数必须尊重少数意见的原则。造反派得势后全国各地迅速形成势不两立的敌对阵营，两派的武斗从67年夏延续到68年夏，山西等地甚至延续到69年夏，广西的武斗甚至丧心病狂地炸毁援越物资必经的铁路和桥梁，经久不息的派仗和越演越烈的武斗违背了少数必须服从多数决定的原则。这些都证明文革的结局不是民主的匮乏所致，而是派性破坏民主的结果，就像美国的内战不是因为没有民主，而是南方奴隶主集团拒绝服从国会多数的民主决定所致一样。
很多当年参与打派仗和武斗的派系头目至今不愿意反思自己的那些派性作为对无产阶级民主的破坏是多么的严重，反而抱怨文革中“一打三反”和对5•16分子的清查，甚至企图拿周恩来做文革结局的替罪羊，就像跟随张国焘的徐向前临死还要为西路军的毁灭推卸自己的责任一样。很多曾经的革命家、造反派，乃至川普类的资产阶级政客都非常的“倔”，都是拒不服输的人。他们的民主观是他做主，否则都不是民主。像清华蒯大富那样顽强地对待走资派打压的硬骨头“倔劲”是革命英雄主义的表现，但是从个人或局部利益出发，谁的话都听不进去，像托洛茨基那样“倔强”地一意孤行“不断折腾”打派仗，就会成为历史的罪人。这才是文革失败的根本原因。无产阶级只有在掌握正确划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方法之后，才能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才能成为当家作主的统治阶级。
2021.1.14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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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阳和平。本文为激流网首发，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责任编辑：郭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