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除了叫母亲之外，还有自己的名字，自己的历史

“长女”，一家七口的免费劳力

一瓶牛栏山、几块父亲卤制的牛肉，这是母亲最为惬意的“下午茶”。在田间和灶前长大，“能吃能喝”大约是她从小劳心又劳力的副产品。

母亲出生那年，家里给她起名叫“美”，那时毛主席语录刚刚开始印在课本上。上学后，小美学习勤奋、成绩优异。雨中小路泥泞，满地的牛粪与泥土“水乳交融”，她也会光着脚，忍着浑身的鸡皮疙瘩，跑去上学。多才多艺的她作为文艺宣传队的骨干，就这样跑遍周边乡村演出。

吃了一个五分钱的大红薯，写了一篇命题作文，小美考上了乡里的中学。可入学不久，外婆就到学校，带她“卷铺盖回家”。倒不是因为家里穷上不起学。我的外公是乡镇干部，家里有汽车，粮食年产数千斤。可就是作为“长女”，她被认为要肩负一家7口的劳力需求。

小美对“辍学”早有预料，并试图自救。每天下学先下地，捡一书包的黄豆回家，生怕外婆说出那句话。这一切终究徒劳无功。

外公工作繁忙，外婆急需得力助手。小姨脾气倔强，笨手笨脚，挨打无数；两个舅舅被送往外地读书，尽管并无所成。胆大心细、吃苦耐劳的小美成了支撑家庭的最佳人选。

她们除了叫母亲之外，还有自己的名字，自己的历史-激流网图片来源：法新社

人还不过锄头高的小美彻底成为家里的主要劳力。割麦的季节，我的小姨跟伙伴们嬉戏，两个舅舅在地头乘凉，外婆要回家做饭。这个瞬间，小美就成了麦田里孤独的守望者。一个少女的花样年华勾勒成了黄土地上佝偻的身影。

外公永远有宴请不完的宾客，每年的粮食到年头全部吃光。母亲便要日复一日地“摆摊子、收摊子”，掌勺无数。在一旁看惯了推杯换盏，她也养成了一个习惯：从来不吃剩饭。

十几岁起，小美就跟着她父亲学会了喝酒，因为这是解乏的唯一方法。她父亲如今年近70，中饭、晚饭2两白酒依旧，这大约也是小美的现状与未来。

小美的青春在燥热的厨房里，在暴晒的天地间。虽然任劳任怨，但始终对没能上学耿耿于怀。多年之后，外婆说对不起母亲，后悔没有把母亲送去上学。听到这句话，母亲脸上并无波澜，只一句“后悔有什么用”。

父亲与母亲通过相亲结识，两个村子隔了一条河。父亲虽是村子里的大门大户，但家里也只是有地没钱的“穷地主”。他作为家里的老二，曾被送给未能生养的叔叔。

结果他的叔叔老来得子，最终父亲变成了有人生、无人养，连生日都无人知晓的野小孩。他从来没上过学，自小就跟石油工人混在一起，早早有了一身社会气。大约就是这样的痞气吸引了母亲。

24岁出嫁时，她步行走到了父亲一个人挖地基盖出的三间平房。等待母亲的，不是新生活，而是一成不变的劳动和饥饿。两个舅舅曾背着粮食到我家接济，母亲甚至捡过石油工人扔掉的白菜叶下锅。

更令人绝望的是歧视与无视。婆婆们不肯借5块钱给母亲，不肯帮忙带一会儿我，让母亲能有空做口饭吃。这对贫贱夫妻仿佛并不属于那个家庭的一员，连借钱养只羊都最后被盗。无数人曾在背后指指点点，一副天要绝人的架势。

为了生计，母亲尝试过所能做的一切，但从未离家。她一直陪在我和姐姐身边，看我们长大成材。母亲推着架子车走去周围乡村卖过水果，半夜背过近百斤的石油，卖过雪糕，开过小店。

从我记事起，母亲的身影只会在饭点出现，其余时间我和姐姐就被锁在家里，晚上已经入眠，她还没有回家。

临上小学的时候，父亲曾去往武汉打工半年，那也是他仅有的打工经历。那半年，家里的几亩田地完全交给母亲一人，麦子收割的季节，母亲叫来了娘家所有人，收割、装车、道场打麦，最后运输回家。

回家之后，母亲总要做顿饭款待大家，我蹲在堂屋的门槛上，看着一屋子的人坐着吃饭，母亲额前的几缕乱发在空气中勾勒出了一丝壮阔。

在三间平房里，我从未察觉到家里的贫穷。我始终觉得家中境况与周围无异，日常零食丰富，过年杀猪宰羊；丰收季节，全村人都一起面朝黄土，一起喝啤酒，共用小蹦子。

在我小学时候的一个夏天，父母外出，为了防止我和姐姐太热无人照拂，家里的老冰箱塞了满满的冰棍。后来我知道，父母拼尽了全力让我们衣食无忧，让我们学习之外，心无旁骛。

我初一时，家里开建新房。母亲告诉我，盖房时，家里存款仅有五万，但就在盖房期间，父亲攒了十几年的人品突然爆发，成为了家乡中石油分公司基建的小包工头。

那一年母亲不仅一人招呼盖房进程，每天还要做上两大桶饭，背到工地，同时用上了自己最为珍视的小学知识，晚上为父亲的工程记账。此后的数年，母亲都是白天做基建工人，晚上记账。她记性好，记账认真，每年的所有账目分毫不差。

“人闲长指甲，心闲长头发”。但岁月终归不留情面，母亲那双小手，虽然仍无褶皱，但毕竟12岁开始与锅碗瓢盆摩擦，月子里化冰水洗尿布，拿过镰刀、锄头，揪过茶叶、菊花，摸过石油、水泥。几根手指已变形，一碰冷水就疼痛异常；双腿也因持续地站立、行走、奔跑，静脉曲张，多年难愈，不能常走。“终归也是残废了”。

我们的村子不大，本来地就不多，靠着石油分公司的占地补偿，村里人倒也都还凑合。可这期间，地里的粮食却越来越不值钱，早年务工回家的村民带回了令人惊愕的财富，村里的一部分田地被种上了树，打工的人越来越多。到近两年，村子里除了父母依旧坚守，基本已经空了。

过年时，健谈的母亲也变得不愿出门。大家已常年不见，见面之后，都是客套，言辞之间，尽是相互攀比。母亲时常纠结，这个时代是好是坏，曾经大家一样贫穷，但吃饭时，端着碗聚在村口，说说笑笑；现在大家都富裕了，但总有差距，于是似乎要拼个你死我活。

总被送来送去，感觉自己成了多余的人

阿兰是我的母亲。作为家中的长女，她是在六岁那年被送走的。那天像往常一样，她和邻家几个玩伴一起上山打猪草。当她背着一筐比她还要重的猪草，在暮霭中回到家时，姑姑已经坐在家中，桌上摆着一个布包袱。

当时我的外祖母对她说：“阿兰，从今天起你就到姑妈家去住吧。”

姑妈的婆家在河对岸，夫妻俩结婚十多年了，一直没能生下孩子。父母嘴上虽然嘴上说着姑妈家离镇上近，可以方便上学。但作为长女的阿兰心里明白，家里上面有两个哥哥，下面还有两个刚出生的弟弟妹妹。

她一直都怪自己，谁让自己家里穷。她怪自己不够努力，干得活儿不够多。回想起来，阿兰总觉得自己已经够幸运了，在几个哥哥的陪伴下，渡过了几年承欢膝下的童年时光。毕竟，在她熟悉的这片村落，把女儿送给没有子女的亲戚是很常见的事。而同村的莲妹，不到两岁就被父母送给了隔壁镇上一家当媳妇，一年到头也见不到几次。

那天，我的外祖母破天荒地炒了一碗白菜。几个舅舅们在一旁看着，一个人都没动。要搁在平时，一碗白菜，三个小孩动几筷子连汁都没有了。阿兰至今记得那满满一海碗的白米饭。“从小就没一次吃过那么多饭”，事隔几十年，面对我那已经颤颤巍巍的祖父母，阿兰喝了些酒，在家宴上笑道。

趁亲戚们开启了新的话题，阿兰低下头，擦了擦眼角的泪，仿佛又想到了那几年寄人篱下的生活。阿兰在姑妈家上起了小学。与自己目不识丁的父母比起来，姑父是村干部，膝下无儿无女，对自己也还算照顾。平日里除了在姑母家做农活，到了农忙时节，阿兰还得回家帮忙收割。

她们除了叫母亲之外，还有自己的名字，自己的历史-激流网图片来源：网络

小学四年级那年，姑妈生病去世了。姑父没过几个月，又娶了一个老婆，对阿兰的态度愈发冷淡了。小学五年级那年，姑父的弟弟过继了一个儿子给他。这一次，因为姑父觉得家里孩子“太多”，阿兰又被送了回来。

回村后，她总是害怕自己再一次被送走。周围的亲戚都有儿有女了，再被送走可能就要去很远的地方。为了让自己“更有用”，她很刻苦地学习，因为谁都喜欢学习好的孩子。

自打小学一年级开始，她就是整个村最会读书的孩子。全村的男女老少早早在祠堂占好位置等着放电视，她却从来不去。她习惯在油灯下读自己能找到的一切，刚过十岁就成了家里唯一的深度近视。

后来，阿兰到了镇上读上初中。每周末回家，我的外祖母会给她准备一小罐自制的腐乳，那是她一个星期的“菜”。多年后结婚生子，阿兰每天都要吃很多菜，很吃米饭和腐乳。她说要把小时候少吃的菜补回来。

阿兰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可升学的时候让全家犯了难。“你妈当时考上了普通高中，没钱读只能读中专”，外祖母擦了擦眼泪对我说。

到了中专毕业分配工作的时候，因为家里没关系，成绩优异的阿兰被分配到了偏远的厂医院。几个成绩中等的室友反倒是进了市级大医院，毕业后步入了不同的人生。

厂医院的工作非常辛苦，但阿兰第一次有了宿舍，拿到了工资，还相亲找了个对象。这次，她终于不会再被送走了。婚后，厂里让她从单身宿舍搬到子母间。夫妻二人买了两把竹椅，那是他俩为新婚添置的唯一家具。

在那个下海和下岗一样流行的年月里，阿兰的厂改制了，厂医院快半年没有发工资。那年我小学二年级，她带我去书店买教辅资料。各个科目的习题和读本加起来要一百块。当时一个月工资三百块的她左挑右捡，留下了五十块。回家的一路上，她都在不停地责怪自己：“妈妈没用，书都买不起。”

后来企业卖给了私人老板，可厂医院的问题迟迟无法解决。没有地方接手，厂里想把医院转给私人承包。阿兰就这样要被再一次送走了。但有谁会看得上一个边远厂区的小医院呢？在之后几年里，这家小医院只能自负盈亏。她也经常干了好几个月都没有工资。

母亲的大半辈子都是这样被送来送去，就像一个多余的人。

一个夏天的夜晚，她发现了丈夫出轨的蛛丝马迹，叫来了周边所有的亲戚。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她那么歇斯底里。“我哪里做错了，我哪里做错了”，她对着一屋子的男人咆哮着。

没有人回应。几个亲戚在一旁拉扯着她，让她顾及面子和孩子，想开点。人前开朗倔强的她，那刻是那么的无力，那么的别无选择。

其实她从来没有做错过什么，但却永远都在责怪自己。

她一天搬运几千斤胶料，养大了我

我妈叫荔英，是个“铁姑娘”，1958年生的。那一年全国开始了大跃进，好多男人做不到的事她都能信手拈来。小时候，我捧着饭碗，看着电饭锅被掀开，我妈一双赤手迅速伸进去，端出不锈钢制的汤盆，疾走放到饭桌上。

她们除了叫母亲之外，还有自己的名字，自己的历史-激流网铁姑娘。图片来源：李世南

后来她向我解释道，自己做了二十年的硫化工，早就练就了一身耐热的本领，这些只是小儿科而已。

那一刻我不得不承认，我不知道“硫化”该怎么写，甚至不太了解我妈。

她18岁就开始进橡胶厂做硫化工，每天工作服、工作帽和手套全副武装，耐着四五十度的室温作业。为了保证机器温度，工业落地电扇只能远远远地吹着，根本挡不住机台上扑面而来的滚滚热浪。

“消暑茶”是这屋女人唯一的防暑工具。一天下来汗流浃背，连内衣裤都是湿的。

我妈说她的车间很大，还没走到一半的位置，就已经看不清站在前门的人。车间里最显眼的莫过于各式机器和模具，排列规整，笨重刚硬。人站在前面渺小而脆弱。

一不留神，有的同事蹭到机器的喉管，咝一声，皮肤红了，肉也熟了。“这种小伤疤太常见啦，家常便饭，就当是机器亲你咯，还有……被机器砸伤手指的，没戴工作帽被风扇攥扯住头发的”，我妈顿了顿，“这些就不讲了，总之很多很多，都是皮肉受苦”。关于过去的话题刚刚开启，我妈就生怕自己说太多，赶忙转移话题，不情愿再回想细究。

荔英在珠三角某市西郊那片村落长大、工作。父母都是藤厂的职工，家里人多，日子过得并不宽松。

快到八岁时，荔英才去上学。学校老师找上门说“人人都要上学，你不能不读”。她就只好背着患有严重哮喘的弟弟去上学，坐在教室最靠后门的角落。弟弟一哭就哄，哭大声了就到外面的沙地，哭停了再回课室学习，做完一大堆家务才能做作业。

那时的小荔英每天还要上山打柴，用镰刀割草，或者到河涌里摸蚬，“冬天只有零下几度，赤寒，手脚都要麻掉了”。

等到高中入学报名的时候，荔英已经17岁了，超过入学年龄。加上家里穷，自然就没继续读书了。于是她一边等分配工作的通知，一边在家里帮“做工”。

那是文革后期，我外公外婆工作的藤厂招家属工。荔英没学上了，就去当“一元军”。“因为每天的工资是一块二毛一天嘛，做一些简单的辅佐工作。”

大半年过去，只有荔英还没等到分配，“当时心里可慌了”。跑去劳动局查，才知道档案落在抽屉底，最后只能分配到离家半小时脚程的橡胶厂。

刚入职那阵，刺鼻的胶味让荔英完全受不了。她每天头痛、掉眼水，为此闷闷不乐了好久。

“都是命啊，运气不够，一开始势头就就输人一截”，我妈叹了一口气，“读书是这样。工作分配也不顺，单位不好……”，她的小眼睛瞅着电视，厚双眼皮耷拉着，细短的睫毛眨着落寞……

“唉，总之说起来就是惨。反正都是做着做着就惯了，环境改造人。”

她们除了叫母亲之外，还有自己的名字，自己的历史-激流网图片来源：腾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