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助农场工人,抵制黑心老板

提问者:一开始你是如何对劳工事业产生兴趣,又是如何参与到劳工运动中去的呢?

艾伦:唔,我出生于1952年。所以……我生活的城市纽约在那时有着强而有力的社会运动,比如民权运动、反战运动,以及后来的女权运动和劳工运动。所以要了解这些基本的社会议题并感觉到我们的社会运转不灵是很容易的,并深感自己需要并能够为此付出行动。这就是那个时代的大环境。

所以当我长到15岁的时候,大概也就是1965年左右,一个比我略大一点的朋友邀请我参加一次会议听别人演讲。发言的女人是个来自加州的名叫德洛丽丝·许尔塔(Dolores Huerta)的墨西哥裔女人。她是正在壮大的名叫联合农业工人运动的群众运动的一份子。这也是进入现代后有史以来第一次,美国西南部和西部的墨西哥裔农业工人尝试着组织工会来进行某种程度的自卫。他们是移民,因此能享受到的法律保障非常薄弱。他们的工资很低,工作却很繁重;站在他们对立面的则是大工厂主和生产蔬菜水果的大种植园主们。

因此,联合农业工人运动在那时的策略就是组织针对加州葡萄种植业和红酒酿造业的全国性抵制,以给某些特定的种植园施加压力迫使他们承认工会并坐下来和工人谈判。我听了这些话之后就发言道:“噢,这听上去太棒了!我能帮忙做些什么?” 他们也希望有学生在周末的时候前往当地商户散播有关葡萄抵制运动的信息,并请妇女(主要是妇女到商店里来)参与抵制:“请大家不要购买来自加州的葡萄。因为我们正在尝试帮助那里的农业工人给种植园主们施压。”

我非常喜欢这项活动。我喜欢跟陌生人交谈。我对此感到非常兴奋。而且我总是乐于交谈的。另外我自认为是很不怕生、非常自信的那类人,所以我一点也不畏惧。那些妇女都很惊讶,一个小女孩,小女青年,居然有这样强烈的热情。因此他们就驻足听我发言,这样让我感到非常好。因此,这就是我第一次认真的介入到劳工运动中去。这也非常适合我,符合我的价值观。我的父母说在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就非常关心关于公平的问题,认为人们应该被平等对待。这就是我人格的一部分,我的天性。劳工运动也符合我的理念,我那时也热切的希望对社会公平议题产生兴趣。我猜它还非常符合我的工作方式,因为我乐于和别人交谈。这就是我的起点。

提问者:在那时,你还只是个高中生,对吗?只有15岁?

艾伦:是的。

提问者:那次座谈会是联合农业工人工会组织的吗?

艾伦:是的,而且顺带一提,那次罢工获胜了。很是花了几年工夫,但他们还是迫使种植园主们承认了工会并协商得出了一份合同,有史以来第一次,农业工人也赢得了一项劳动协定。

跑进“读书会”里面去了

提问者:然后呢,在这之后又发生了什么?

艾伦:唔,就在那段时间,唔,我的一个朋友说纽约市有个周末兴趣班可以学习马克思主义,你有没有兴趣参与?所以……你知道的,我说了没问题,于是我们就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每周六都坐火车前往纽约市参加那个课程。课程的讲师是个男人,是那时美国顶尖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名叫米歇尔·海灵顿。好吧,我那时当然没有太搞懂课的内容,但是我清楚的明白了有一种统一的理论和方式去认识世界、历史和我们当下社会,并帮助我们理清该做些什么。

对我个人而言,我总是在思考该为此做些什么,而不只是理解,要行动起来。因此,我觉得我在十五六岁的时候就爱上了马克思主义。而从那时起我对它的爱就持续了,你知道的,55年。这就是我指导性的世界观。

提问者:你坐火车前往纽约?我记得你家是在……

艾伦:我家就是那种城郊小镇,离纽约市并不太远,坐火车只要半小时就能到纽约。。我父亲在纽约市工作。

提问者:关于你在纽约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教育,除了你以外的其他学生是些什么人?这个学习小组是哪个政党或者左派政党组织的吗?他们有没有要求你们参与其他学习会以外的活动?

艾伦:是的,那些参加的人是些年轻的学生,大学生,但也有工人和老年人。我记忆里参加的人是多种多样的。学习会是一个政党组织的,我猜你可能会把它叫做一个政治团体而非政党。那个组织叫做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DSA。这个组织至今依然存在,而这个组织与雅各宾杂志的关系也十分紧密。

但是美国和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者都是在1956年以后才出现的。是在赫鲁晓夫上台,美国和俄国都谴责了斯大林之后。1956年赫鲁晓夫发表了一次批判斯大林的重要演讲。所以在那之后许多美国共产党员脱党了。他们与党决裂了。他们中的许多人参加或发起了这股民主社会主义势力。所以我们也把他们称为反共左翼。我从来没有喜欢过这些。

我不太尊重这个政治团体。我总是觉得他们错了。所以,我们自然可以批判苏联,但是对我来说那些有关共产主义的思想是正确无误的。所以我并不是民主社会主义者。我觉得我自己是革命马克思主义者。

父母挺宽容的……

提问者:你父母知道你参加纽约的讲座吗?因为这不是抵制活动,这是政治活动。

艾伦:是的,他们觉得这非常有趣。但我可以给你讲一件有趣的事。那时候,在我更年幼的时候,大概十二三岁,大约是1963或1964年。有一天我在图书馆里看到了一本杂志,封面上是一个漂亮的年轻女人,有着强而有力的外观形象。她的头上戴着红色头巾,坐在拖拉机上。我非常喜欢这个女强人的形象。所以我拿起这本杂志,津津有味地读起来。

我问我的父母,说我找到了这么一本杂志,非常有趣。我想订阅这份杂志,这样我就可以每个月都在家门口收到这份杂志了。而我父母总是在我任何感兴趣的方面给予支持而不是反对。他们很支持我。他们说,是什么杂志呀?我回答,哦,叫做《苏维埃生活》。于是他们说,没问题,但是问道,这份杂志会是怎么送到咱们家的呢?是装在信封里寄来,还是公开寄来呢?邮局和邮差是不是都能看到我们订阅了这份杂志?因为在那个时候,美国的反共浪潮依然非常凶猛。他们担心邮差看到我们订阅《苏维埃生活》并告诉别人。我父亲在政府工作,他对此很担心。但最后没有发生意外,这份杂志是装在信封里寄来的。

继续谈农场工人,以及那些农业资本家

提问者:让我们回到联合农业工人工会的话题上来。他们是如何组织罢工的呢?工人们自己是怎么参与到抵制活动中去的?

艾伦:嗯,这是美国历史上一段非常著名而又重要的故事。而且事实上,有不少书都是关于它的。另外,还有很多关于它的分析。我那时还是个很年轻的人,我没有直接参与到斗争中去,而且那场斗争发生在加利福尼亚,我没能和那些工人产生直接交流。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故事,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讲一些细节。

提问者:那些商店店主对这次抵制活动采取了什么反应?

艾伦:当然了,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麻烦,因为他们必须和种植园主做生意,付钱并购入葡萄和红酒。现在没有人去买这些葡萄和红酒了,这对他们来说可是个大麻烦。所以随着葡萄抵制运动逐步升级,这些商店店主也开始说:“我们对这些劳工斗争一点也不关心,这和我们没关系,我们只关心我们自己的利润。”所以他们就开始停止从加州购买葡萄和红酒,改而从别的地方进货了。这对抵制运动是非常有帮助的,这意味着抵制运动更上一层楼,已经使得种植园主们失去原来的生意了。

提问者:有没有商铺老板支持罢工和抵制?另外,支持工人的抵制活动好像很能吸引人,这类活动在那时很普遍吗?你是什么时候加入的抵制,这种活动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那时你被警察逮捕过吗?现在抵制好像已经被变得广泛使用了,在六、七十年代如何呢?是非常普遍的行动手段还是比较罕见的?

艾伦:好的,关于第一个问题,没有商铺老板支持罢工。商铺老板们对罢工很不满。至于抵制这个战术,这是个比较新颖的战术。那次还是第一次对消费品进行全国性的抵制。而这后来演变成了一个很好的战术。他们在加利福尼亚工人手上首次被有效运用,因为他们的工作条件实在是太差了。人们也因为抵制活动而了解了他们的糟糕处境,并被此打动。

第二点,关于工人自己。他们被老板压迫的非常厉害,所以不得不在加州发起罢工。他们被送进监狱,被警犬攻击,被警察和牢头恶霸殴打。他们中的许多人被遣返回墨西哥,在那里他们的生活状况甚至更糟。所以,由于那里的工人是如此的强大而足智多谋,媒体曝光了这些冲突。所以对于我们这些支持抵制的学生或消费者来说,我们感到我们实打实的在帮助这些工人。这也是它成功的原因。

但我也得说现在的绝大多数抵制活动是不成功的。这一招如今不灵了。而且我个人不会选用消费者抵制战术。我有很多理由说它是浪费时间的蠢行。但对那些支持抵制的我们这样的人来说,我们没有身陷任何危险之中。我们没有做非法的事情。我们中的绝大多数是学生,所以我们从来没有被警察找过麻烦。有时商铺店主会强迫我们离开。

提问者:你的父母和同学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艾伦:是的,而且他们以此为荣。

提问者:为什么?

艾伦:因为他们认为这说明我有自己的原则。我在为一些重要的事物出头。我认为他们对此是感到光荣的。可能一部分是因为我是犹太人。我的祖父母,正如我所说的那样,是19世纪80年代迁入美国的俄国人。因为在俄国犹太人遭受很严重的压迫。而且再后来,在二战起间,你知道的,纳粹党也杀害了六百万犹太人。当我长大后,这就是所有人都了解并面对的事实了。这是我世界观的一部分。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认为许多犹太人,尤其是美国境内的犹太人,在那个时候都是很能向那些争取自身权益的人提供支持的。

提问者:在这之后呢?你是怎么进一步参与其中的?

艾伦:在高中时,我也非常积极参与反战运动。这是反对美国对越战争的运动。我同时也非常积极参与民权运动。这些运动在大概六十年代中后期都是十分强势的。所以比如说在我的高中里,我也组织过学生罢课。我们会发起反对学校的罢课,有时候就只是因为除了这些社会力量以外我们学生也没有别的力量了。你必须尽可能的扰乱你能扰乱的一切。所以,我们会组织罢课并要求我们有叫做自学的学习会的权利。自学是有关越南战争的流行新教育模式。

因此,我们很快了解到美国帝国主义,尤其是关于其在东南亚的行径和美国的经济结构。我们为什么卷入了这场在东南亚的战争?理由是什么?通过这一切我们也开始学习共产主义,好吧,还有民族斗争。民族斗争也意味着反殖民、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和特别是在东南亚的共产主义起义。这对美国左派,特别是其中的年轻人来说,是一个见识急剧扩展的时期。我在大学期间继续组织反战活动。同时我也有了机会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我非常幸运地得以认识很多教师,青年教师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们在我思想形成的过程中起到很大的帮助作用。

所以在大学期间,我总是在不断发展自己的理论和组织实践。也正是那个时候我开始了解和研究中国。那个时候,太多太多的美国青年左翼都是毛主义者。我们对中国革命很感兴趣,并且受到其很大的启发。当我从大学毕业时,也就是1974年,越南战争也结束了。那是一场很可怕的战争,但我们觉得我们真的得以改变了很多美国人的思想,并成功迫使政府结束了战争。因此,我们觉得自己发挥了作用。但随后我认识到最重要的工作并不是这些国际议题,而是要参与到工人阶级的斗争中去。在那时我决定参与到劳工运动中去,就在我大学毕业之后。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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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伦的故事:从关心社会到走进工厂(一)-激流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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