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青年们
访谈者：嗯，在你进厂之前，你们的政治团体讨论过没有？
简：哦，怕是讨论过几百万次了。
访谈者：是讨论该做什么，还是讨论该怎么做？你们有过计划吗？
简：哦，这是个好问题。
访谈者：每个厂只去一个人？你们分散开，彼此互不联系？
简：不，不是的。我们密切联系。我们是这样干的。嗯，我们的团体叫“国际社会主义社”。我们的理念是大家应该到汽车厂、钢铁厂、电话公司和铁道上找工作，因为，你也明白，这些都是最关键的产业。当然，这些产业里也有工会。所以，有人去了印第安纳州的盖瑞市（Gary），到炼钢厂干活。许多人去了底特律。我们的理念不是说每个厂去一个人，而是去两三个。
有时我也不知道我们有多少人当了汽车工人，在底特律也许有二十个，所有下厂的都是激进分子，而不是原先就在工厂做工的工人。所以，我们开了很多很多很多会议，研究该怎么开展工作。我们管这个叫汽车业党团（auto fraction），所有进汽车厂的人都算进这个党团里。不过，在你自己的厂里，你也要跟自己的人碰面。我们也经常邀请工人参加这种会议。所以，你懂的，我们经常讨论怎样才是正确的道路。而人们一般也会像我在自己的厂里做的那样，创办一份自己的报刊。
访谈者：你们有没有讨论过，进厂后要在多长时间内保持低调？你们会制定纪律吗，比如说规定某人在半年或一年内要低调，然后才开始作事？
简：你明白的，我们肯定在事前就讨论过这些问题了。但我不记得有严格的纪律。但我记得我们都不太有耐心，因为当我和厂里的另一个人开始办报的时候，我进厂才四个月，没有人跟我说不要这么做。所以我想，你懂的，我们是希望能在短期内就把革命搞起来。所以我觉得我们不够耐心。
访谈者：你有没有告诉你的同志，你都干了些什么？
简：嗯，我应该是说过，进了那家工厂的不只我一个，还有两个女同志是和我同时进厂的。但她们的政治经验没有我多。我经验比较多，但她们没我多。所以我在那个小组里算是领头的。就像我说的，我们遇到了另一个组织的一个人，就是戴夫。有意思的是，我们还碰到了另一个人。他多年前就从工厂退休了。他当过工会主席，但他也是激进分子，一直是社会主义者。于是，他也和我们碰面了。这很不同寻常。也就是说，每个厂里都有一些人共事。而且一般来说大家都会办一个报刊，就跟我在自己的厂里办的很像，报上你可以讨论不同部门里发生的事情，批评工会或者公司。
有时我们会共同发起行动。有一次行动，因为实在太傻了所以我至今还记得，我们要求全国工会举行特别大会，专门讨论失业问题。我说这次行动很傻，是因为工人们根本不在乎全国工会，或是根本不知道全国工会的存在，对于全国工会是否召开大会也完全没有兴趣。我不知道我们是怎么想出这个馊主意的，但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工厂里采取行动了。你懂的，他们把这件事发布到他们的小报上，我们要发起特别大会。然后，没过多久，我们就放弃了。但我记得还有别的事……我们那时还一起干过别的什么事吗？还是说我们更多关注自己厂里的事？这我都记不太清了。
但是，我可以肯定的说，当讨论全国合同的时候，那是进行宣传运动的大好时机。我们总是反对全国合同，因为它总是不够好。在工会妥协之前，我们会说我们已经反对过了。你懂的，工会在1979年开始降低实际工资，但这是在那之前。那时工资还是能上涨的，但我们还是可以说涨得还不够。这就是我们一块干的一些事。那时我们还跟其它工厂的人一起成立了一个全国性团体，叫做争取更好合同联盟。所以那时工厂里有许多许多许多来自不同团体的激进分子，有毛派团体，有托派团体，他们不总是在一起合作。他们总是有不同的主意。
访谈者：那时进厂的学生有没有几千人？
简：好问题。全国可能有几千人。可能也只有一千人。我无法确定。
访谈者：大公司，像是通用汽车，也注意到了这条路线了吧。我指学生们的。
简：是的。
FBI，FBI……
访谈者：政府呢，你懂的，他们也知道你们在做的事请？
简：我不清楚政府有多关注。我怀疑政府是不是真的会关注我们。
访谈者：他们担心学生们干的事情吗？
简：这很有趣。我是说我们并没有越线太多。或许联邦调查局在关心吧。我觉得他们很可能在关注我们，但也许他们干的并不好。他们应该没有对每个人都了如指掌。我不这么认为。但是没错，我认为联邦调查局知道这件事并且关注了，但我不确定有多关注。其它人可能比我更了解这些。我确定公司是了解的。你要知道他们派过一个督察到所有工厂里说，小心点，如果有学生摸样的人来应聘，仔细检查一下他们的履历。我不确定他们具体如何反应的。
访谈者：而发生的最糟糕的事情就是，你被炒鱿鱼了。
简：是的。
有人写了一本书：我们应该去工厂！
访谈者：我想知道，一开始在你们的政治团体里，你们下厂的长远目的是什么？革命吗？
简：是的，我们是这样想的，我可以给你一份我们的文件，有些长，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叫金姆·穆迪（Kim Moody？）的人，他是劳工运动的发起者之一。
访谈者：你们组织内的一个人？
简：是的。
访谈者：好的。
简：基层策略。他写了一些叫做基层策略的东西。就是说，他认为当时美国左派的问题并不在于工人阶级。左派全是学生。如果我们想要发动革命，很明显应当是工人阶级来领导革命。因此，我们革命者应当到工人阶级中去，宣扬社会主义思想。但要做到这一点，我们绝不能光站在工厂大门外推销报纸，尽管我们同时还要这样做。但我们必须在工会中建立一个敢打敢拼的、具有阶级觉悟的基层会员运动，就是说要鼓动、要罢工并反对老板。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工人的觉悟，并使工人成为社会主义者。
所以，这个策略就是要培养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最终促使工人入党，引导工人转向革命。而事情一直进展的很缓慢。我们都是，你懂的，是从反战运动中走出来的一批人，我们也习惯了这种大的运动。而且，大家对一切都太乐观了。不过这就是我们当时的想法。
工厂里的工人
访谈者：厂里的工人阶级是怎么看待越南战争的？
简：啊，这是个好问题。工人阶级，和整个社会一样，都是分裂的。
访谈者：学生因为这个成为激进分子，而工人呢？
简：嗯，民调显示，其实工人阶级比中间阶级更加反对战争。但是，只有支持战争的工人的形象和名声传了出去。有一件很有名的事，是纽约的一个建筑工人痛打了参加反战游行的学生。这就是工人在人们心里的印象。这件事不假，但总的来说，工人阶级更加反对战争的群体，因为战死的都是他们的子弟。我认识的一个人写了一本书，就是讲这个主题的，写得非常好。她记录下了所有这一切。工会的反战行动拖拖拉拉。但工会中的一些人，最后还是进行了反战行动。
所以，不管怎么说，我们的理念就是不要空谈，更要真的在阶级内部进行鼓动。所以，我们的思路就是，在每一个我们打入的工厂里，都要在工会里弄一个核心小组（caucus）。核心小组可以反对官僚，可以竞选工会职位，可以在车间做事，可以成为车间领袖。比方说，假如老板想加快你们工段的生产速度，你们就要鼓动大家反对。我们在成立核心小组非常成功。但在竞选工会职位这方面，我们就不太成功了，有一点点成果，但不多。我没能在这方面获得成功。我在那只干了一年，我没能走的太远。
所以，后来有些人开始泄气了，开始觉得事情的发展跟我们想的不一样。而且我不喜欢在工厂里工作。我想干些别的。所以，有些人就这样离开了。有些人坚持到他们退休。有两个人在底特律，你要知道，在那里的工厂干了三四十年，直到很老了才退休。呃，所以，不管怎么说，基层策略有趣的地方就是人们又开始谈论它了。但是就跟我昨晚说过的那样，他们是从不同的工会出发讨论这些。现在他们会说，我要当教师，我要当护士，我要当联邦速递工人。这就是他们如今对这个策略的看法。这个策略又被拿出来讨论了。
为什么我能坚持下去
访谈者：你是怎么下定决心坚持从事工人事业的？
简：就我个人而言吗？
访谈者：当时有一千多学生下了厂。他们中的大部分都很失望，回归了寻常生活。
简：我想说，没错，好吧，这是个好问题。我不确定是不是有一千人，大概只有五百人。我觉得不是每个人都进了工厂，也有人在医院或者别的地方找了工作。但是，没错，我得说大多数人都离开了这些岗位。有些人回了大学，拿到了更高的学位，然后你懂的。或者有些人只是换了别的工作。我会说他们中的大部分还是坚持当了激进分子，一直努力继续当政治人物。有些人也只是说，不，我再也不会搞政治了。但是大部分人依然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激进思想。也许他们的政治观点没有那么激进了，或者他们的做法比较温和了。但他们依然参加政治。
然后到了占领运动发生的时候，你懂的，占领华尔街。哇，我们这一代人超级高兴。当伯尼·桑德斯出来竞选总统的时候，你懂的，所有人都很开心。我有点惊讶，他们中的大多数依然没有参加他的竞选活动。我本以为我们这个岁数的很多人会这样做，但他们没有。我想这主要（？）是因为他们不想归属于某个组织。他们更习惯个体行动了。所以没错，时代不同了。
访谈者：你们这一代学生，亲自下到工厂里，你们是这样做的第一代人，没错吧？现在，有些年轻人，特别是社会主义者，他们开始试着当教师或是找个后勤岗位，他们能从你这里获取建议。你们是第一代人，对吧？在那时，你们没法找到二三十年前就进厂的人了。
简：还是有一些。因为你知道有些人，唔，比如事实上，我提到的那个和我们同在一个工厂里的男人，就是通用汽车厂那个。还有其他跟他年纪差不多的人。你懂的，那时他们都有七十多了，过去都是工厂工人。在底特律有个家伙叫马蒂·格莱伯曼（Marty Gleiberman？），他向许多激进分子开课讲授马克思主义。
有个人叫欧文·鲍尔（Owen Bauer？），是我们的导师。所以说没错，人们还是可以找到一些老人给我们提供一些……
访谈者：如果他们依然年轻，能进厂，能找到各种基层工作的话。
简：好吧，他们有些人真的这样干，像你说的这样。而且我觉得他们中有些人无论如何都会干到这一步，就像我刚才说过的那个，欧文·鲍尔。他是德国移民，而且你懂的，我不知道他过去是不是当过工人，还是说他是因为激进的理由才进厂的。我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但是没错，他们理解我们。他们很久以前就参加过某个政党。也许他们已经脱党了，但他们以前入过党。所以，他们很明白我们是什么人。他们觉得我们就跟他们自己一样，你懂的，年轻的、愿意做点实事的社会主义者，他们也很愿意帮助我们。
访谈者：你要知道，在中国我们可没有这种人。也许我们就是第一代人。
简：是的，要知道，在美国存在着很深的代沟，因为有些人是在三十年代进的厂，而直到七十年代都再没有这样的事，七十年代之后才又出现过进厂潮流，然后又没了，直到现在才又出现。
访谈者：你们也许有一种传统。但是我们没有这样的传统。
简：没错，但还是有很多人在工厂工作，对吧？
访谈者：是的。她想了解对你个人的理由，你为什么坚持工人阶级事业的理由。
简：好吧，像许多许多许多人一样，我是因为越南战争而变得激进的。那个时候，我开始觉得，这个制度有什么地方不对劲。我记得那时有一种……我上到大学时，有一种叫做自由大学（free university）的独立学校。那并不是真的大学，只是教授各种激进课程的学习班。而且我记得去上这些课时，那个老师就会谈到“建制”（establishment），他用的就是这个字眼。而建制就是坏的。这让我深受震撼。没错，是有一个建制，然后我们必须做点什么跟建制有关的事情。而我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你明白的，我是从高校毕业的，我想当激进分子，但我对该做些什么毫无思路。
然后我见到了社会主义者，他们知道该怎么做。你懂的，他们不光知道该做什么，特别是国际社会主义社。他们还有一个计划。我还是毛派的时候，我曾打算加入一个组织，但那个组织好像觉得，到随便一个工厂里找个工作就行，在哪里找工作，找什么工作，都无关紧要。但是，国际社会主义社的想法就不一样，他们认为，一定要选对产业，然后一起在这些产业里面搞工作。我觉得这个计划要好得多。你懂的，我们中的许多人会加入汽车工业，然后我们会建起一个汽车党团。我们会讨论该做些什么。在钢铁工业里也一样。所以，我觉得，这比随便进一个工厂打工要好得多了。
唔，我好像跑题了。我打定主意要成为社会主义者，我就觉得要做些最重要的事情。有意思的是，有些和我讨论过基层策略的年轻人说，你知道吗，彻底改变自己的人生轨迹，到工厂做工，这不是很奇怪吗，你的父母会怎么说呢？然后我想了想，我不记得跟父母讨论过这些，也不记得有什么奇怪的感觉。我是说，这的确是改变，但这不像他说的那么疯狂。所以，我们开始进厂的时候，大概是二十四五岁。所以，也就是刚离开大学几年。而且我们是独立于父母的。我们不和他们住在一起，也不依赖他们。而且我的父母一点也不支持我进厂。他们不是激进分子，他们是保守派。所以，好多年了，这些事我都没跟他们讲太多。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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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彼得格勒来信。责任编辑：培天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