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的故乡，有着悠久的工人运动传统和历史，有一大批被后世熟知的与国际工人运动相关的思想家和革命家，比如威廉·李卜克内西（1826—1900）、奥·倍倍尔（1840—1913）、卡尔·李卜克内西（威廉·李卜克内西的儿子）、罗莎·卢森堡（她是取得了德国国籍的波兰人），也有一些大名鼎鼎的机会主义分子，如拉萨尔、杜林、伯恩斯坦、考茨基等，先后出现了一系列复杂的工人运动政党，比如“全德工人联合会”、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德国共产党；发生过一系列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思想论战，如马克思与拉萨尔的论战、恩格斯与杜林的论战、威廉·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等人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批判、列宁和考茨基的论战。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以及列宁本人都极大地受到了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而最后作为“学生”的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者通过“十月革命”取得了革命胜利，作为“老师”的德国革命者却在“十一月革命”后遭到了惨重的失败。

对比俄国和德国的革命史，最应当引起我们重视的就是俄国“二月革命”和德国“十一月革命”的不同结果。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在“二月革命”后，通过发动“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以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为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却在德国“十一月革命”后，遭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右派政府的镇压，最终“一月起义”失败，“不来梅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被颠覆，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也被杀害。

罗莎·卢森堡

一、德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发展与分化过程

1．“全德工人联合会”以及拉萨尔

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1825—1864），德国早期工人运动活动家，机会主义代表人物之一，“全德工人联合会”创始人。

1863年5月，德国十一个城市的工人代表在莱比锡城成立了“全德工人联合会”，拉萨尔窃取主席职位，他的机会主义观点被写入联合会的章程，成了这个组织的指导思想。1864年拉萨尔死后，他的继承人约·施韦泽和哈森克莱维尔等人先后领导“全德工人联合会”，仍然散布和执行拉萨尔主义。拉萨尔派控制了当时德国最大的工人阶级组织——“全德工人联合会”。

从1865年到1869年6月，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教育和帮助下，德国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奥古斯特·倍倍尔、威廉·李卜克内西等人在“联合会”内开展了反拉萨尔主义的斗争。但是，遇到阻力很大，最终，威廉·李卜克内西等人退出了“联合会”。拉萨尔的信条在他去世后的十几年间，一直被“全德工人联合会”即拉萨尔派信奉着。

拉萨尔对于政治经济学缺乏深入研究，尽管马克思多次向他解释过自己的理论，并请他帮助出版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但他始终不能理解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不懂得剩余价值规律和工资规律。在拉萨尔看来，国家是超越阶级的、凌驾于一切人之上的普遍利益的代表。因为拉萨尔认为国家是超阶级的，因此他认为通过国家的帮助，就能消灭资产阶级。拉萨尔宣称通过建立工人合作社就能够实现社会主义，而为了建设工人合作社，就必须依靠国家的帮助。在这里，拉萨尔所谓的国家，不是工人阶级执政的民主共和国，而是指当时的普鲁士王国政府。拉萨尔还宣称存在所谓“铁的工资规律”，他认为工资的提高会刺激工人生育更多的后代，随着过剩人口的增多，工资将又被拉回到原来的水平上。既然工资水平是无法得到提高的，那么工人就应该放弃旨在提高工资的一切斗争，如放弃罢工。拉萨尔还认为，无产阶级只要通过和平的合法的斗争、争得普选权，就可以把君主zhuan zhi国家变为自由的人民国家，因此没有必要进行政治斗争。

马克思认为，对于当时的德国来说，最首要的任务是推翻zhuan zhi制度，只要德国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愿意推翻普鲁士的zhuan zhi制度，无产阶级就要与他们一起进行民主斗争。尽管无产阶级可能不会因此而立即获得政权，却能为社会主义的实现奠定社会基础。拉萨尔却与zhuan zhi势力联合起来，要将工人变成维护zhuan zhi制度的帮凶。所以他提出，工人应该放弃夺取政权的愿望，实现社会主义要依赖于国家的支持。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德国工人运动中的拉萨尔主义采取了严厉的批判态度。马克思指出，“拉萨尔的全部社会主义在于辱骂资本家，而向落后的普鲁士容克献媚”，是一种地道的“普鲁士王国政府的社会主义”。

2．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与“全德工人联合会”（拉萨尔派）合并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

1869年8月，威廉·李卜克内西、奥·倍倍尔在爱森纳赫城召开代表大会，成立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即爱森纳赫派。爱森纳赫派参照第一国际章程的原则制定了自己的党纲，宣布参加第一国际，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1875年5月22日至27日，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选出的代表在德国的哥达城召开合并代表大会，选举了统一的党中央领导机构，决定把党的名称改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1890年哈雷代表大会上，改称德国社会民主党）。

马克思、恩格斯支持两派的合并，但主张在拉萨尔派放弃自己的错误观点时才能合并。但爱森纳赫派的领导人没有听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劝告，不仅与拉萨尔派合并成立了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而且与拉萨尔派共同起草了一个具有明显的拉萨尔主义思想的纲领草案，这就是带有机会主义色彩的“哥达纲领”。

当马克思和恩格斯得知他们的老朋友威廉·李卜克内西所领导的爱森纳赫派在纲领草案中采用了许多拉萨尔派的提法时，便压抑不住内心的愤怒。马克思写了著名的《哥达纲领批判》，恩格斯也写了一封措词尖锐的批评信。马克思的学生和追随者威廉·李卜克内西等人在接到这些批评之后，认为从当时德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在合并时作出一些妥协、保留拉萨尔派的某些提法，还是必要的，便没有采纳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见，德国两大工人派别就这样实现了统一。两派合并后的党的领导机构中，拉萨尔派占了多数。

统一后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由于遍布各地的基层党组织发挥了巨大作用，党的力量得到很大发展，党在群众中的影响也不断扩大。1876年党拥有23种报纸，到1877年就骤增到41种，并有14个印刷机构。在1876到1877年的议会竞选中，党所得的票数由1874年的35万多张增加到49万多张，即增加了36%。

群众运动的成就和工人政党的壮大，使统治阶级感到惊恐。1878年10月间，德意志帝国议会通过了当时的首相俾斯麦提出的“镇压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的法令”（简称“反社会主义者非常法”）。这样一来，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就被置于非法的地位。这项法律一直实行了12年。

对于“非常法”的实施，德国党由于事先缺少足够的准备，因此在斗争条件急剧改变的情况下，一时陷入政治动摇和惊慌失措。一些混入党内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经不住考验，表现出这样、那样的机会主义倾向。

3．德国党内反对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

从1875年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成立以后，马克思、恩格斯在指导欧洲各国工人运动的过程中，对德国党内先后出现的形形色色的右倾机会主义进行过认真的批判。

在“非常法”时期，德国党内的赫希伯格、施拉姆、伯恩斯坦三人共同署名发表了《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一文。他们鼓吹说，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不应该是片面的工人党，而应该成为“一切富有真正热爱精神的人”的“全面的党”；无产阶级不能靠自身的力量取得解放，而应该服从“有教养的和有财产的”资产者的领导；不应当以暴力革命吓跑了资产者，而应当声明“走合法的及改良的道路”；为了争取更多的资产者合作，党还应当把党的纲领无定期延缓，而把全部力量、全部精力用于最近的目标，用于各种琐碎的事情，用于议会活动上。他们竟然要党向俾斯麦表示忏悔，“因为它完全不必要地增加了资产阶级的怨恨”。后来，赫希伯格、施拉姆、伯恩斯坦被称为“苏黎世三人团”，因为他们三人当时流亡在瑞士苏黎世，通过他们主编的党报来散布他们的观点。

马克思、恩格斯无情揭露了“苏黎世三人团”，指出这批人正是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赫希伯格原来是一个银行家的儿子，他“是靠自己的钱捐资入党的，是一个温情脉脉的没出息的人”。在他出钱主办《未来》杂志时，做过银行职员的伯恩斯坦担任他的秘书，并写文章宣传社会改良主义，而施拉姆不过是一个“好心的庸人”。这些人钻到党里来不是立志参加无产阶级革命，而是要按照他们的观点来改造党、来指导工人运动。

1880年8月，在瑞士维登召开了地下党代表大会，大会对“哥达纲领”做了很重要的修改，删去“只用合法手段来达到一切目的”的一段，决定今后将使用“一切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是非常值得称道的。同时，大会决定撤销“苏黎世三人团”所担任的党报《社会民主党人》的编辑职务。但是，维登大会以后，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以议会党团为据点，时常抬头，企图以改良主义的政策代替革命的政策，把党变成俾斯麦的御用工具。自此，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潮取代了拉萨尔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潮，在德国党内占了上风。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势力的不断露头，是德国党后来蜕化变质的先兆。

1883年，马克思不幸逝世。1895年，恩格斯不幸逝世。1899年，伯恩斯坦抛出《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反对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等原则，主张阶级合作和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传播改良主义等修正主义思潮。在当时，德国党内的主要领导人和著名理论家，无论是倍倍尔、威廉·李卜克内西、卢森堡、蔡特金，还是考茨基，都坚决批判了伯恩斯坦的观点。但是，党没有对修正主义首要分子给予及时的纪律制裁。

二、社会民主党的进一步分裂和德国“十一月革命”

1．德国社会民主党分裂为右派、“中派”（独立社会民主党）和左派（斯巴达克同盟）

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后，西欧各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稳定、“繁荣”的时期。19世纪70年代、80年代，以及90年代初期，西欧各国的工人运动虽然不断发展，但基本处于积蓄力量的“蛰伏期”。

但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世界进入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断蔓延，政治危机也不断出现，战争阴云笼罩着欧洲。然而这时，第二国际各国党内机会主义倾向却日益滋长。首先是1899年法国独立社会党人米勒兰入阁事件促使各国社会民主党内出现激烈争论并日益分裂为两大派别。在德国，随着党的领袖倍倍尔1913年8月逝世，党的领导权正式落入右派艾伯特等人之手，1913年艾伯特任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社会民主党首领们公开支持本国政府进行帝国主义战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明显地分为三派。以谢德曼、艾伯特为代表的右翼公开投靠帝国主义政府，主张“保卫祖国”；以斯巴达克派（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蔡特金、梅林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左派主张同社会沙文主义者决裂，反对“保卫祖国”，认为“主要的敌人在国内”；以考茨基、哈阿兹、伯恩斯坦为代表的“中派”则在左派和右派之间进行调和，主张二者实行统一，他们主要为右派的叛变进行辩护，但有时候也向左派靠拢。

1917年4月，“中派”同右派分裂，在哥达城召开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成立大会。斯巴达克派决定参加独立社会民主党，以便在党内开展争取群众的工作，同时保持斯巴达克派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

2．德国“十一月革命”的过程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德意志帝国的经济陷于崩溃，国内阶级矛盾空前尖锐。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德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日趋高涨。1918年11月3日，德国基尔港的水兵反对同英国舰队作战，举行起义，并建立了全德第一个工兵代表苏维埃，揭开了“十一月革命”的序幕。革命浪潮迅速席卷全国，柏林、汉堡、不来梅、莱比锡和慕尼黑等地的工人和士兵奋起斗争，成立工兵代表苏维埃，对厂矿企业和一些政府机关行使革命权力。11月9日，柏林数十万工人和士兵举行武装起义，推翻了霍亨索伦家族的统治，末代皇帝威廉二世逃往荷兰。武装的工人和士兵控制了整个首都，斯巴达克派领导人卡尔·李卜克内西在群众大会上宣布成立“社会主义共和国”。由于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权被右翼掌握，革命胜利果实落入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领导集团手中。这个集团的领导人F·艾伯特和P·谢德曼等人组成了“人民全权苏维埃”，但是没有触动旧的国家机构和军队，留任了大批原来帝国的官员和将军，对内保护私有制，对外敌视苏维埃俄国，并采取种种欺骗和镇压手段，竭力设法把轰轰烈烈的革命群众运动平息下去。新成立的艾伯特政府发表了所谓“告人民书”，宣布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人民享有集会、结社和新闻自由；年满20岁的男女均有选举权，给失业者发放救济金，等等。但是，“告人民书”只字不提逮捕战犯、镇压反革命、没收垄断资本的企业为国家所有、没收容克地主的土地分给贫苦农民等问题，反而宣布政府保障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并作为政府的主要任务。这样，容克地主和资产阶级的统治基础依旧保存了下来。因而，艾伯特政府自称是“社会主义”的，但其实质仍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府。

1918年11月11日，在柏林召开了斯巴达克派领导人会议，会上决定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斯巴达克派的基础上组建“斯巴达克同盟”，同盟的成立客观上在创建德国新型革命政党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了一步。

1918年12月16日，在柏林召开全德苏维埃代表大会。在出席的485名代表中，右派控制的社会民主党的代表288名，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代表87名。左派组织斯巴达克同盟当时还是独立社会民主党内的一个派别，它的代表只有10名。在大会上，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竭力要求恢复“和平与秩序”，主张召开立宪的国民会议，成立正式政府。“中派”对这些要求表示支持。斯巴达克同盟的代表提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和“成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口号。

代表大会通过了两项剥夺工兵代表苏维埃自身权力的决议：（一）把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行政权和立法权全部移交给艾伯特政府；（二）规定1919年1月19日举行国民议会选举，经选举产生的国民议会将取代工兵代表苏维埃，此前则由艾伯特政府行使国家的全部立法和行政权力。此后，艾伯特政府加强了对革命群众的镇压。党内分歧致使独立社会民主党人退出政府。

3．德国“十一月革命”的失败

斯巴达克同盟较早就清醒地认清了艾伯特政府的面目，进行了广泛的宣传鼓动工作，力图把革命引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轨道。但斯巴达克同盟本身存在着很大的弱点，无法实现自己提出的正确的革命纲领。斯巴达克同盟组织小、盟员少，这时，柏林的盟员只有几百人，汉堡还不到70人。更重要的是尽管斯巴达克同盟在组织上已进行改组，但它仍然不是一个独立的革命政党，仅仅是作为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内的一个部分，这就妨碍了它开展自己的革命活动。斯巴达克同盟没有在工人、士兵中单独建立基层组织，与各地的联系也不多。因此，斯巴达克同盟在各地工兵代表苏维埃中仍处于少数的地位。

阶级斗争的实践，使以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为首的左翼认识到在组织上同机会主义分子彻底决裂的必要性。1918年12月29日，斯巴达克同盟在柏林召开全国会议，决定建立一个独立的党，并于12月30日至1919年1月1日，在柏林召开了德国共产党建党代表大会。卢森堡作了关于党纲问题的报告。大会决定以她起草的《斯巴达克同盟要求什么》一文作为党纲的基础。德国共产党的成立，标志着德国工人运动的一个重大转折，鼓舞了德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斗志。

1919年1月5日，为抗议艾伯特政府免除独立社会民主党人担任的柏林警察总监职务，首都工人举行盛大示威。翌日，示威发展为总罢工和武装起义，参加群众达50万人。德国共产党坚定地领导了这场战斗。l月8日，艾伯特等人宣布“总清算的时刻到来了”。接着，反革命大肆屠戮革命工人，一百多名起义者被杀害，许多群众受伤。11日，政府军队在右翼社会民主党人诺斯克率领下开进柏林，对工人进行血腥屠杀。15日，德共领袖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惨遭杀害，德国革命进入低潮。2月，政府在德国的魏玛城召开国民会议，艾伯特当选德意志共和国第一任总统，社会民主党右派彻底篡夺了革命果实。

柏林工人一月罢工虽然失败了，但是“十一月革命”的火焰并没有熄灭。

早在1918年12月，德国不来梅地区的工兵代表苏维埃就拒绝承认全德工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关于把政权交给国民会议的决议。反动政府企图解散不来梅的工兵代表苏维埃，不来梅工人发动武装起义，粉碎了反动政府的阴谋，并于1919年1月10日宣布成立社会主义共和国，建立了由共产党员3人、独立社会民主党3人、士兵代表3人组成的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不来梅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实行了民主改革，提高了工人的工资，增加了失业津贴，还建立了对付资产阶级报刊的新闻检查制度。不来梅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坚决要求艾伯特、谢德曼政府辞职，并拍发电报向苏维埃俄国致敬。

艾伯特政府非常仇视不来梅苏维埃政权。在镇压了柏林工人一月罢工以后，诺斯克又命令“志愿队”进攻不来梅社会主义共和国。不来梅工人向汉堡工人告急求援，但是汉堡工兵代表苏维埃中的右派社会民主党人极力阻挠，使援救工作难以实现。恩斯特·台尔曼不顾右派社会民主党人的破坏，率领工人武装驰援不来梅。可是，领导铁路工人罢工的社会民主党人借口运送台尔曼的援军会“破坏罢工”，拒绝提供交通工具。台尔曼的工人武装只好徒步前往，未能及时赶到。2月3日，诺斯克所属格斯登堡师的军队击败了不来梅的工人武装，不来梅社会主义共和国被反革命武装所颠覆。

德国巴伐利亚地区的工人阶级掀起了“十一月革命”的最后一个高潮，建立了巴伐利亚共和国。1919年4月7日，独立社会民主党宣布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成立。4月13日，慕尼黑驻军发动叛乱，推翻了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政府。共产党人领导广大工人举行总罢工，打败了反动军队，于4月13日晚建立了以共产党为首的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采取了一系列剥夺资产阶级的革命措施。巴伐利亚苏维埃政府把铁路、银行收归国有，对工业生产和产品分配实行工人监督，建立肃清反革命的非常委员会，并组织了红军。但是右翼社会民主党政府对此恨之入骨，决定对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实行镇压。5月1日，政府军队开进慕尼黑。经过几天的殊死搏斗，红军和革命工人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有几百名革命者被杀害，6000多人被逮捕和监禁。5月2日，反动军队占领慕尼黑。

德国“十一月革命”至此结束。正如毛主席所说：“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

三、德国革命与俄国革命的比较

1．德国革命和俄国革命具有以下共同点和不同点

对比德国和俄国的共运史，最应当引起我们重视的就是德国1918年的“十一月革命”和俄国1917年的“二月革命”的不同结果。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在“二月革命”后，通过发动“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以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为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却在德国“十一月革命”后，遭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右派政府的镇压，1919年的“一月起义”也遭到失败，“不来梅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也被颠覆。我们首先承认这两次革命具有各自的不同情况，其成败原因也不只一个。但是这两次革命具有很多共同点，是可以进行对比分析的。

第一、两国革命的背景都是本国当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遭受了重大的军事失败，国家暴力机器受到巨大损失，统治力大大削弱。

第二、两国革命最初都是以士兵、工人的自发反抗——兵变、罢工开始的。

第三、旧政府（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和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在这种自发革命中，摧枯拉朽般地轰然倒塌，新的政权还没有建立起来，而旧的统治秩序已经崩溃，出现了一定时期的无政府状态。

第四、工人运动中、工人政党中的左右两派，在旧秩序瓦解前后都曾进行过你死我活的斗争。（说左右两派也许不够确切，因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除左派和右派之外，还有一个“中派”；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但是，另外还有一个号称社会主义、自称代表贫苦农民而实际上代表小资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党。）虽然我们可以认为右派实质上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他们曾经是工人运动中的一支领导力量。

第五、两国革命中都建立了苏维埃，而自发革命阶段，各地苏维埃都曾掌握在右派手里。当然，德国社会民主党右派迅速与容克地主军官团达成妥协，一开始就牢牢掌握了政权和军权，之后便镇压工人运动。掌握了各地苏维埃的俄国孟什维克则相对软弱，先是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一度合作，1917年“七月流血事件”之后，孟什维克在群众中失去威信，布尔什维克则掌握了工人运动的领导权，各地苏维埃转而支持布尔什维克。

2．德国革命的基本教训：最初，爱森纳赫派放弃原则同拉萨尔派合并，就存在隐患。尔后的议会党团和“苏黎世三人团”，以及伯恩斯坦修正主义思潮，都没有彻底清算

1875年的时候，马克思、恩格斯严厉批评了爱森纳赫派领导人的无原则合并，威廉·李卜克内西和奥·倍倍尔丧失政治警惕性，受了机会主义的欺骗。而且，合并后也没有清除机会主义思潮。19世纪80年代，以议会党团和“苏黎世三人团”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潮开始在党内泛滥；19世纪90年代，伯恩斯坦修正主义思潮在党内泛滥，都没有得到及时的清算。1918年“十一月革命”爆发，党内右派窃取革命果实，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机会主义思潮长期侵蚀党组织肌体的结果。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党内的右派分子已经赤裸裸地投靠德皇政府、替当局鼓吹帝国主义战争，用“保卫祖国”的口号欺骗工人为资产阶级政府卖命。此时，党内的革命者就应当彻底和机会主义分子决裂，建立独立的组织开展工作，以揭露战争的性质、争取更多群众。1917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中派”同右派分裂时，斯巴达克派决定留在“中派”主导的“独立社会民主党”内部，作为一个派别开展活动。这种决定对于尔后的历史产生怎样的影响，积极效果和消极效果之间的权衡，值得认真思考。

而在俄国，“布尔什维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作为一个政党而存在，是从1903年开始的”（列宁语）。早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上，由于组织路线上的分歧诞生了布尔什维克。在1905年，布尔什维克已经独立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三大”，修改了党章，贯彻了列宁主义的组织路线。1912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六大”上，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形式上彻底决裂，成为独立的政党。因此布尔什维克按照列宁主义的组织理论从1903年到1917年为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进行了长达14年的准备工作。

反观德国革命者，无论在对党内修正主义展开思想批判方面，还是在组织上争取独立性方面，都是被动、迟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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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旗帜中流 评论员。来源： 旗帜中流2018。责任编辑：邱铭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