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40年代，不少来华的西方人对中国共产党感兴趣并到访了中共根据地，他们在根据地的经历以及关于这些经历的作品，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促成许多人了解、向往中共。这些西方人为什么亲近中共？他们如何理解中共？要回答这两个问题，除了从他们自身的立场与想法中寻找答案外，更重要的是揭示其立场的来源或立场形成的机制，而这便与20世纪前半段的若干国际性的历史趋势有关。
当时，西方人关于中共和根据地的写作塑造了红色中国经典的正面形象，这也是我们现在对当时共产党的诸多认识的来源之一。但若更仔细地看，这些作者的身份、背景，以及对根据地的体验都相当不同，他们对红色中国的描述其实有多个层次。本文不求全面详述这些作品，而是选择三类在出发点、视角、经历与兴趣上完全不同的写作加以讨论，重点是探明各类写作背后的不同立场及其形成的渊源。本文以斯诺开篇，他是考察西方人书写红色中国不可绕过的人物，同时也代表了现代新闻的立场与方法。第二部分探究一位有机会比斯诺更早为中共立传的作者弗来敏，他代表了一种当时颇为老派、正在逝去的关注中国的目光。第三部分讨论两位英国人的晋察冀之旅，特别关注照片这类图像材料如何呈现晋察冀的地理与风景，以及照片表达的晋察冀根据地的气质。
斯诺：现代新闻的发现之旅
长征后的中共成为舆论热点，得力于1936年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在陕北的采访和《红星照耀中国》（RedStar Over China）的出版。长征之前，红军很少能在国内媒体上介绍宣传自己，国内的知识界和中产阶级受国民党宣传或中产阶级报刊的影响，亦对中共和红军的印象不好。1长征结束后，毛泽东意识到共产党需要有新的形象，因此在红军到达陕北不久，就产生了大力宣传长征的愿望，其主要目的是赢取外界对红军的援助。1936年3月中共中央打算向参加过长征的同志征集关于长征的文字，编辑长征回忆录，但因不紧迫就搁置下来。到8月份，毛泽东和政治部主任杨尚昆联名向各部队发电征稿：“现有极好的机会，在全国和外国举行扩大红军影响的宣传，募捐抗日经费，必须出版关于长征[的]记载。”2这个好机会，就是斯诺的到访。
1928年斯诺来到上海，在美国人办的《密勒氏评论报》工作，两年后在云南、东南亚和南亚做了一次长时间的旅行，1933年到了北京，在燕京大学新闻系任教。斯诺的这些经历，不是外国人在异域的漫游旅行，无论在上海、北京，还是东南亚、印度，他的身份与行动都有一个鲜明的专业背景，即新闻业。斯诺的本科教育在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完成，这是世界上第一所专门的新闻学院，可以说，来中国前，斯诺在美国接受了当时世界上专业性最强的新闻学教育。20世纪前半期，美国在东北亚的新闻行业几乎完全由这个学院的毕业生主导3，斯诺称之为“密苏里的新闻垄断”4。初来中国的记者斯诺，天然地处在一个已经形成并在壮大中的中美新闻行业交往合作的网络中：密苏里新闻学院院长威廉斯（WalterWilliams）的介绍信帮助他拓展在华美国媒体圈的人脉与工作机会；《密勒氏评论报》的老板约翰·鲍威尔（John Powell）是他的校友；以1933年移居北京为界，在中国的前五年，斯诺依靠密苏里圈子在远东新闻领域的牢固网络，逐渐在英语媒体中站稳脚跟，为他们提供中国消息；1933年他受聘至燕京大学新闻系当讲师，这所学校的新闻系由斯诺的母校援助建设，同时他还继续为中国和美国的英文刊物做中国观察员。在燕京大学的几年，斯诺赶上了因日军南进激发的激烈的学生运动，通过运动的学生，斯诺接触到了不少左翼人士，这些左翼不是他在上海认识的左翼知识分子，而是一些拥有组织身份的干部，这些干部的身后就是当时已经完成了长征的共产党与红军。5
概括而言，1928-36年的八年里，依托密苏里新闻业者的关系，斯诺发展起一个惊人的社会网络。这包括稳固的英语媒体圈子；在上海结识的宋庆龄，以及包括鲁迅在内的中国左翼文学家们；以燕京大学为中心的学院氛围浓厚的在京美国社群和基督教圈子；北京高等学府中明显左倾的爱国学生。这意味着，在1936年赴陕北前，斯诺已经有了八年的在华经历，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对东亚、中国和共产党的判断。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将看到，这些判断不是斯诺一个人的想法，而是分享着上述他的不同社交圈的政治态度。并且，斯诺的政治态度与他的记者身份，特别是他在这个身份之下对中国的观察，是直接关联的。
初到上海，斯诺很多关于中国的想法源于美国在华新闻人持有的普遍观念，1920-40年代在华的美国记者特别关心日本、苏联和中国的区域局势，以及美国如何处理自己的东亚角色，英国在亚洲的强势让他们很在意，较晚来远东的美国人需要在各个方面和英国人竞争。《密勒氏评论报》的美国记者希望中国强大，反对其他国家对中国的独霸。斯诺的老板约翰·鲍威尔与国民党关系密切，非常支持蒋介石政府。斯诺认可这种“亲华”立场，但不喜欢国民党。作为记者，他的采访工作接触到的主要是社会底层和国民党官员。1929年，斯诺采访了绥远的大饥荒，在萨拉齐目睹了令人震惊的惨状，他看到“一些村庄公开地买卖人肉”6。采访灾荒对斯诺来说是一个偶然事件，但似乎正是这个偶然事件，奠基了斯诺对中国的基本感受。在随后几次和政府官员的交往中，国民党干部没能给他留下好印象。同时，1930年代欧洲迅速兴起的法西斯主义让斯诺警惕，而当时的国民党正大量地学习德国经验，斯诺逐渐把蒋介石与希特勒、墨索里尼归为一类。他后来在回忆录里说这一时期是在“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中选择了后者。7
1933年斯诺到燕大新闻系做讲师，认识了许多爱国学生，认为他们是真正能够改变中国的新的中国人。斯诺夫妇参与到学生们激烈的街头政治中，运动结束不久，斯诺获得了前往陕北的机会。在与左翼学生的接触中，斯诺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在随后对中共的访问中，斯诺沿着这个思路，发现了更有力量挽救中国的中国人。就像在“一二九”运动中尽力帮助学生一样，斯诺倾力维护处境艰难的中国共产党，并完成了第一本实地采访、报道中共的作品——《红星照耀中国》。
在去陕北前，斯诺对中共的兴趣主要在三个方面：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中共的社会政策，以及中共与苏联的关系。临行前，他给了中共方面一份问题清单8，这些问题提出的角度明显体现出斯诺作为美国记者的身份感，他是为美国媒体供稿的，面对的是关心中国政治、中美关系、共产党问题的美国人。因此，在中共如何对待西方国家的问题上，美国在华既有利益是他关心的重点。但是，当斯诺离开陕北时，之前的关心已退居次要位置了。在苏区逗留了近四个月，斯诺去了保安、吴起和红军在甘肃、宁夏的前线，见到了毛泽东、徐特立、林彪、林伯渠、彭德怀、徐海东、徐向前、陈赓等几乎所有重要的红军领袖。采访期间，中共全力配合斯诺，展示了各种有可能引起斯诺兴趣的东西。这意味着，斯诺获得了超越预期的巨大信息量，此前对中共与美国关系的关心不得不后退，让位给中共的革命历史。
斯诺1936年6-10月对陕北的访问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展开：谈话和观察。在前一种活动中，中共是主动方，向斯诺提供信息。在后一种活动里，斯诺是主动者，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他通过观察来判断和评价中共。而就成书后的《红星照耀中国》看，中共提供给他的信息毫无疑问成就了最有分量的几个章节：介绍共产党基本政策的“在保安”（IN“DEFENDEDPEACE”）、第一次向外界完整披露毛泽东生平经历的“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GENESIS OF A COMMUNIST）、介绍世界瞩目的红军“长征”（THELONG MARCH）、介绍陕西苏区历史、现状与政策的“红星在西北”（RED STAR IN THE NORTHWEST）。其中，最重要的当属毛泽东和斯诺的对谈。这是中共第一次完整讲述其革命历史。毛泽东和斯诺一共进行了5次谈话，主题分别是：毛泽东个人的经历、长征、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论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和世界事务。毛泽东还给了斯诺一份完整的自述，斯诺几乎没做修改就发表在各大英文报刊上。虽然1937年毛泽东还未完全建立绝对权威，但斯诺的写作已经使毛泽东成为舆论上中共的唯一领袖。不仅毛泽东的生平成为最先见报的重磅新闻，毛泽东的照片也广为流传。毛泽东的自述涉及他的个人生命史、共产党的成长史和中国革命史。斯诺发现在谈论江西苏区时，“毛泽东的叙述开始超出‘个人史’的范畴，逐渐升华为一个异常伟大的运动，虽然他在此运动中占主导地位，但却看不到作为个人的存在。”9毛泽东向斯诺梳理了陈独秀和俄国顾问鲍罗廷的错误、中共从秋收起义到古田会议、李立三的错误以及党从长征到陕北苏区的成功。权威的中共发展史与毛泽东的领袖形象共同诞生。
图 1：斯诺采访毛泽东的长文刊发在 1936 年11 月 14 日的《密勒氏评论报》上
采访苏区前，在华的八年经历使斯诺形成了对中国政治的基本判断。他认同中共革命，不信任国民政府。这一方面体现了在华美国记者的普遍观点，另一方面，也和斯诺个人倾向左派的社交网络有关。我想再次强调，斯诺的记者身份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他的态度和行动。新闻的使命要求他见人所未见、写人所未写。斯诺的陕北行揭开了中共和红军的神秘面纱，他的采访和写作具有奠定范型的意义。在他之后，海伦·斯诺、福尔曼、史坦因等诸多西方记者的写作使“红色中国”成为持续性的话题，访问毛泽东则是所有接近中共的西方人的愿望。随着这些记者成为新闻和出版领域的远东问题专家，他们对更多人产生影响，通过他们接触中国的西方人难免产生与他们相似的立场。比如，奥登和衣修伍德受过史沫特莱、斯诺和艾黎的接待。他们在1970年代坦陈，当时关于中国的认识完全受西方记者影响，坚信共产党是中国之未来。10
去神秘的亚洲
在斯诺之前，英国泰晤士报驻华通讯员弗来敏（Peter Fleming）曾有机会成为历史性的访问毛泽东的第一人。1933年，他通过西伯利亚大铁路从莫斯科来到中国。1934年，他到了蒋介石的江西剿共前线，进而穿越江西、湖南、广东，以观察中国政治与中国共产党。在他之前，还没有外国人去过“反共”前线。尽管弗来敏当时还搞不清神秘且吸引人的中共领袖是叫“毛泽东”还是“毛东泽”11，但从他撰写的文章看，弗来敏对中共历史和中央苏区现状的把握相当周全。比如，他注意到江西的红军与上海的中共党的关系，了解苏维埃的土地制度、作战兵力等方面的情况，指出中共的党指挥军的特征，判断出红军将会离开江西，要么东进福建，要么北上。12弗来敏的这些文章部分发表在《泰晤士报》上，1934年以《独行中国》（One’sCompany: A Journey to China）为名结集出版。
图 2：《独行中国》初版本
当时，弗来敏拥有的信息非常珍贵，在关于中共的某些问题上，他自认为是“在世的最伟大的权威人士”，所掌握的信息“绝对是独家的，而且，我认为，是外国人所能掌握到的最准确的信息”。香港和上海的当局也都在急切地向他了解情况。13但弗来敏并没有太大的兴趣把红军制造成为新闻史上的经典，或凭借来自中共的独家信息一举奠定自己的声名。抗战爆发后，他在1938年访问了延安并在《泰晤士报》上发表了延安观感。14这篇报道对延安的教育、八路军、毛泽东和延安的整体风气，都不吝赞赏。但此时的延安已掀开了神秘的面纱，中共与红军这个题材已完全烙上斯诺的名字，西方记者后来的采访不可能再有一鸣惊人的效果与振聋发聩的影响力。但在四年前，1934年的弗来敏却没有像两年后的斯诺那样在报道红色中国方面取得开拓性的成功，《独行中国》的影响也远不及《红星照耀中国》，以至我们现在几乎不知道有他和这本书的存在。
如何理解这种影响力的落差？客观来看，如上文所言，《红星照耀中国》的成功有赖于中共和斯诺双方都具备的新闻运作意识。同时，斯诺拥有比弗来敏更好的接近中共的人际资源；而中共在统一战线确立后逐渐调整了政策，积极建立和发展与外界的联系。然而，同样重要的原因是，与有着极强新闻意识的斯诺相比，弗来敏怀抱的是一种更老派的探险兴趣。在来中国之前，弗来敏已在其他国家广泛旅行，旅行成果编辑成书，名为《巴西冒险》（BrazilianAdventure）。《独行中国》出版后，他继续在中国旅行，后在1936年出版了他最重要的作品《鞑靼通讯：从北京到克什米尔的旅行》（News FromTartary: A Journey from Peking to Kashmir）。显然，《巴西冒险》和《鞑靼通讯》是与斯诺的新闻写作截然不同的作品，当时著名的汉学家欧文·拉铁摩尔称弗来敏贡献了一种“独特的旅行书籍”15，而这种旅行属于弗来敏和拉铁摩尔所熟悉的一种朝向神秘未知的冒险传统。
从1930年代这个时间点回溯，西方人在中国的探险旅行是伴随着西方在中国的殖民扩张展开的。我们熟悉“资本主义从海上来”的说法：中国的东南沿海门户被迫敞开，中国自此被卷入全球化的经济与贸易里。广州、上海、青岛等城市吸引了很多西方人与他们的企业，成为传统中国与外面世界激烈碰撞的场所。在东部中国逐渐被世界认识的时候，一批在阶层上属于知识与文化精英的外国人开始关注中国的内陆边疆。到这一区域探险的法国学者保罗·伯希和（PaulPelliot）这样描述这种关注的发生：“俄国军队最终为进入那里廓清了道路。从此之后，地理大发现和考古大发现便接踵而至，层出不穷。”16发生在中国内陆边疆的现代探险由欧洲人主宰，在20世纪的头20年里极为活跃。一系列科学性的组织在中亚探险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往往是探险活动的发起者与赞助人。其中最重要的是各类“地理”学科的组织、博物馆和考古学会。
今天看，这些探险活动具有考古学意义。但在当时，新疆是中亚地缘政治的敏感区域，俄国、法国、英国、德国等国家在亚洲大陆腹地的探险和科考活动，有明显的扩张与抢占势力范围的意图。这些活动发生的环境，在1927年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发生了很大变化。也许可以这样说，在20世纪初的十几年里，中亚地区尚未形成明确的国境线，人们关于中国西北几个省份的区域意识也跟现在不同，再加上内忧外患，特别是政治上的割据和列强造成的分裂，致使国家的内陆边疆出现相当大的松动。国民政府成立后，这一状况发生扭转，维护主权、领土完整与国家宝藏归属的意识大大提升，许多在西域探险的西方人受到国民政府的监管，亦有人被驱逐出境。17
这些在中国冒险旅行的人的身份是混杂的。他们是冒险家，是科学家，也是中国政治和社会的观察者，是对中国有感情、一定程度上介入了中国时局的人。他们留意到共产主义的问题。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新疆成为共产主义活动网络的重镇，而中国本土的共产党也在逐渐壮大。著名探险家斯文·赫定谈到过新疆共产主义发展的问题。18拉铁摩尔和弗来敏更进一步，拜访延安，一窥神秘的中共和毛泽东的真相。这是一个发现中国的混杂的时刻。当时西方人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书写，一部分属于像斯诺这样的报道，有很强的新闻性与政治倾向；另一部分则更多地与整个亚洲去神秘化的过程有关。弗来敏属于后者。
一些旅行和写作兼有这两个类型，比如美国人哈里森·福尔曼（Harrison Forman）的中国行。福尔曼的身份亦同地理科学组织有关。他是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摄影师、美国地理学会会员。1932年，福尔曼在西藏、青海、甘肃等地旅行，并出版了其藏地冒险的作品《穿越禁地西藏》（ThroughForbidden Tibet）。1940年，他的另一部作品问世。这本书有一个典型的异域冒险的名字：《追寻地平线——现代马可波罗的冒险》（Horizonhunter: the adventures of a modern Marco Polo）。这本书描述了福尔曼在大萧条时期来到中国销售军用和商业飞机，并以此为契机，在满洲、青岛、南京、上海、陕西、西藏、蒙古高原、兰州、陕北、日本、台湾、苏联和波兰的广泛漫游经历。福尔曼也到访延安并采访了朱德、贺龙等红军领袖，但他的兴趣并不是将延安或旅程中的任何一站做新闻专题式的呈现与写作。这本书的题目“现代马可波罗”表达了他的兴致所在。福尔曼在序言里定义了自己的旅行志趣：探索、冒险、远方。19
但是，到了1945年，福尔曼出版了一本专门写共产党解放区的作品：《北行漫记》（Report fromRed China）。1944年，经重庆政府允许，一批中外记者赴延安访问。这就是著名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福尔曼是记者团一员，他在中文世界里为人所知，主要就是因为这本书。与他之前的中国书写相比，这本书是非常典型的新闻专题性的作品。福尔曼在采访前递交了一份详细的给毛泽东的问题清单，并在书里详尽记录了他所观察到的共产党之于战争时局、中国政治和社会的意义。这本书很快就在1946年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它有一个《西行漫记》的姐妹篇式的名字：《北行漫记》。
弗来敏和福尔曼的例子提示我们，尽管都以红色中国为主题，但在时间上，探险漫游式的写作与新闻专访有先后之别。这一时间差与当时亚洲正在发生的一个历史趋势有关：国家边界与国家权力的意识正在崛起。在1930-40年代，那种来自地理发现时代的探险传统与现代新闻报道，都关注到了中共和红色中国，但呈现方式有很大差别。现代新闻从业者对异国的观看，比冒险家们更重视国家的意涵，更有意识地把对象处理为具有国际政治意义的话题。因此，斯诺创作的红军和毛泽东，既是新闻史上的典范，也构成了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的重磅事件。与之比较，弗来敏和福尔曼的漫游与写作更加个人化，也更浪漫主义。他们对红色中国感兴趣并意识到其政治意义，但却并不怀揣记者式的热情去处理这个题材。在新疆、陕北或中国其他地方的漫游，是当时对非西方世界去神秘化进程的一部分。红色中国在这些作品里，往往被一带而过。1930年代之后，亚洲国家的边界和主权愈发清晰起来，这在客观上使个人化的、不断穿越边界的探险与漫游活动越来越受限。无论是斯诺还是写作《北行漫记》时的福尔曼，他们在陕北的访问与后续的出版活动都预设并进一步加强了中国是国际政治中一个独立的现代国家的观点。中国共产党被他们认为是这个国家理想的领导集团。
晋察冀风光与共产党的品质
在斯诺访问陕北后，有若干其他燕京大学的教师进入共产党游击区旅行和访问。他们的足迹大多漫布于河北和山西，即当时的晋察冀，其中经济学教授林迈可（MichaelLindsay）和物理学教授班威廉（William Band）是最重要的两位。他们后来分别出版了记录其晋察冀旅程的作品《抗战的中共》（The UnknownWar：North China, 1937-1945）和《新西行漫记》（Two years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s）。201938-44年间，林迈可先后四次进入晋察冀，最后一次是在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燕京大学已无力维持的局面下，林迈可夫妇与班威廉夫妇一起逃难到晋察冀根据地，并在此逗留至1944年。本文不打算全面分析他们的行动，而是通过对其留下的关于晋察冀的照片和文字的考察，把握他们对晋察冀的某些隐晦却重要的判断。
林迈可的书以照片为主、文字为辅。照片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镜头对向了河北和山西的自然景观：山、水、林，以及自然环境中的村庄与人。比如图3，这是本书的第一张照片，横跨两页呈现了壮阔的太行山脉。图4是1941年林迈可夫妇逃离北京，向西南方向进入晋察冀游击区时路过的北拒马河河谷，这帧照片的元素很丰富，石屋、河谷、山峦、老树、马匹和八路军战士并置在一起，林迈可的构图也很用心，照片颇有意境。事实上，林迈可拍摄了相当多的河北和山西的自然景观，包括西山、河北小五台、狼牙山、晋冀交界的龙泉关、山西五台山、晋东南的太行山、永定河、沙河、唐河、滹沱河、拒马河、黄河、高粱地、玉蜀黍地、白杨林、中白岔村、西木桥村，以及未标注名字的若干山中小村。林迈可为什么会拍摄大量的晋察冀根据地的风景照？在这本讲述晋察冀抗战的作品里，这些自然风景的照片的意义是什么？
图 3：《抗战的中共》的扉页照片：太行山脉
在战时中国的地图上，北京离华北的游击区很近，从燕大校园往西不远，就进入西山范围。1941年底，林迈可夫妇和班威廉夫妇正是从此处的妙峰山开启了晋察冀之旅。抗战期间，林迈可先后四次在晋察冀旅行：第一次从北京南下，活动区域在河北中部；第二次主要是从任丘到高阳再到保定，然后继续往西，经阜平县到山西五台县，访问当时驻扎于五台的军区总部及司令员聂荣臻；第三次出北京往西南方向到达河北西部，随后跨过石太铁路到达山西东南；第四次从妙峰山往东南进入平西游击区，随后多次在晋察冀第一、二、三分区之间往返，1944年从河北温塘附近出发，经雁门关和晋绥根据地，渡黄河到达延安。
除第一次旅行外，林迈可其余三次活动都在太行山区。太行山属于砂岩中的嶂石岩地貌，由薄层砂岩和页岩形成，容易风化，因此太行山多丹崖绝壁和阶梯状陡崖，山脉临华北平原的东侧为断层构造，落差达到1500米左右。虽然今天的华北水资源紧缺，但在历史上，华北地区水域丰富，从太行山发源的河流众多，这些河流在山脉中自西向东横流并切出众多深险峡谷。同时，太行山虽险峻，但绝非未开化之地。众所周知，华北地区是古代文明的蓄含之所。太行深山中，自古已有以太行八陉为代表的交通孔道打通东西，山中众多的山谷、坝、塬和盆地上散布着小村庄。这些深山中的村庄也许不清楚外界世变，比如，林迈可在山沟里见到了明代装束的老妇。但战争实际上已经不允许任何山村有超然存在的状态，各种政治势力在太行山中展开争夺：日军已进入太行，而共产党的八路军和游击队则以这片崇山峻岭为家。
图 4：林迈可第四次进入晋察冀时拍摄的北拒马河河谷
在林迈可和班威廉的表述中，太行山川美丽、高贵、独一无二。林迈可夫妇的逃亡之旅以1944年从晋察冀到达延安告终。在延安，二人有了安定的居所和更重要的工作，但林迈可却坦言，虽然延安的物质条件比晋察冀好很多，但远不如晋察冀令人愉快。在他的描述中，这些不愉快包括延安荒凉的自然景观、机关的官僚作风和繁琐程序。林迈可的这类感受皆以在晋察冀的生活经历为参照对比：相对于华北前线，延安离战争较远，林迈可认为这导致延安的人们缺乏一种昂扬的竞争状态；延安人的生活比晋察冀要稳定得多，林迈可感到这种生活让人不在状态；他在延安也感受不到在晋察冀时人与人之间交谈的自由。21重庆也让人丧气。1940年夏天，林迈可第三次访问晋察冀后到了重庆，他描述这座城市气氛压抑、工作环境艰难。这些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重庆糟糕的气候：午夜气温高达35摄氏度，且非常潮湿，同时城市的建筑在空袭后的大火里炽烈地燃烧着。林迈可拍了一组重庆的照片（图5），传递了这座火烧火燎的城市的沮丧。22
与林迈可夫妇同行进入游击区的班威廉夫妇对晋察冀和其他地区进行了更鲜明的对比。他们这样描写1944年离开延安经四川至重庆一路的观感：“过惯了华北生活的人们，走到这里，几乎像置身于史前的时代。水牛像小恐龙，各处奔走着爱笑的农民像原始人类，使我们自己的骨节也渐渐有僵化的感觉。在一个镇上，有一串农村小伙子都被粗绳捆着，由几个大兵押着走，这就是依照国民政府颁布的征兵法令弄来的壮丁。最后到达重庆，这个大都市是一切罪恶的成果，放在古老常青的乡村之中，显然极不相称。”23
在林迈可和班威廉对晋察冀与其他地区之间存在重大反差的观感中，自然环境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如气温、湿度、空气、景观和物候。但是，显然并非纯粹的华北风光战胜了延安、四川和重庆，而是一种关于晋察冀的综合体验，让他们感到满足并深深怀念。这种体验既关乎风景，也关乎人，即华北共产党的干部、士兵和根据地的农民。在林迈可和班威廉的体验中，风景与人互作诠释。他们能把握环境，也能理解人，他们所体认的晋察冀根据地山中的旅程和生活，不但不是狭隘和枯燥的，反而呈现为亲近壮美的自然胜景带来的震动与领略当地生活所产生的无穷快乐。他们既身处于晋察冀之中，又以外人的身份观察着此间的风光、物候与人事，他们在作品里对晋察冀的赞美，反映了这块根据地独特的品质。
图 5：1940 年夏天，林迈可在重庆拍摄的战争状态下的城市
图 6：1943 年 5-9 月，林迈可一家生活在河北阜平县中白岔村
图 7：1943 年 9 月，为躲避日军的大规模进攻，林迈可一家转移至深山中的西木桥村
在太行山中，林迈可和班威廉都醉心于山村。林迈可精心选择了一些角度拍摄了几个小村庄，比如图6的中白岔村和图7的西木桥村。这些山村无一例外都风光秀美，成就秀美的最重要因素是村舍格局与建筑完全融汇在周围包括山石、树木和地形在内的环境中，农业的田园风光也与自然景观相当匹配。林迈可无疑有此敏感，他在拍摄这些乡村时，把镜头拉远，把包容乡村的整体格局与气氛都拍进照片。事实上，在本文论及的不少西方人的写作中，倾心于中国的农业风光是一个共性。比如弗来敏乘飞机在沈阳附近俯瞰到的大地：“那些精心分割的四四方方的土地非常对称、经济。沟渠阡陌犹如尺子画就，纵横交错，分割着深浅不同的绿色庄稼。格局精美，浑然天成，是无数年代和悠久传统逐渐形成的产物，它令人百看不厌，就像量身规划的新兴的英国花园般的郊区和美国小镇那样规则。它赋予这片土地以一种尊严，让你对这儿的人民怀着敬意。”24农业劳动有天然的自然属性，比其他的人类劳动更容易与风景融为一体，成为欣赏的对象。同时农业劳动也诉诸高度的理性、规划、忍耐与坚持。弗来敏看到的阡陌交错的农村风光，正是这两者结合后呈现的景观，中国人的特点和气质就在其中。
图 8：八路军行军，五台山区，1938 年 4 月
图 9：晋察冀风景，河北中部，1938 年夏
图 10：聂荣臻主持部队会议，五台县，1938年夏
班威廉在晋察冀群山中的乡村里似乎感受到更幸福和愉快的景致，他描述这样的风光、人事与情绪：
在前一天我们还漫步于麦田中，沿着小渠走过那长着大柿子的小村落，又沿着一条小径走过一座枣树丛，小径之旁是一座小山，小山上种着荞麦，一条一条的作阶梯形。我们见到那些美丽的昆虫在疯狂地采吸着花蜜；我们自己也呼吸了些醉人的枣花香和荞麦花香。我们又攀登了那座看上去像一只大癞蛤蟆的小山，在山巅上瞭望山谷里的景色，举首仰视，可以见到飞鸟在有节奏地飞翔着。这时节大地、禽兽和人类已与大自然结合成为一首和谐的诗篇。金色的麦已快成熟了，在阳光中闪闪地发着光。25
我们是为了这里的人们在社会方面已有了显著的进展而欢乐；是为了令人喜悦的春天气氛而欢乐；我们乃是在与那个可爱的乡区里的一切生物们，如载胜鸟、欧掠鸟、喜鹊、苍鹭等等共同欢乐；我们途经一个长而迂回曲折的山谷，山谷两旁满是正在开花的杏丛，我们走过这样的山谷，一路上满心欢乐；我们又途经一个叫做龙王堂的富有画意的小村落，村中有一所构造坚固的庙，隐藏于柿树丛及大块的多苔藓的山石之中，我们为了有机会走过这样一个小村落而感到欢乐；我们途经散发着清香的麦田，又经过两岸栽植着百合且绿叶成荫的河渠，我们为途经这样的所在而欢乐……26
关于根据地军事、民主、合作社或军民抗战的文献不计其数，班威廉写的这些抒情性很强的文字，虽不涉及历史事实诸方面，但在对风景、光色、静物和气味的描写里渗入了对晋察冀根据地气质的把握。我们可以用一系列形容词来说明这种气质，比如自然、愉快、和谐等。但在根本上，使太行山里的山石草木具有意义的，是八路军与村民在其中的活动。晋察冀的自然地理和物候，因此都携带着这里的八路军、游击队与普通农民的气质，所以在林迈可拍摄的照片里，我们也能看到与上面的抒情段落一样的气氛。
图8-11是林迈可拍摄的八路军和游击队的日常：行军、放哨、开会和渡河。根据地部队的这些活动我们不陌生，但林迈可的照片突显了一个很少被论及的话题：八路军和游击队在晋察冀根据地的生活，是一种与自然高度协调的活动。这些照片关心优美的自然，但显然不是唯自然论的，更无意赞美和抬高大自然的任何原始特征。根据地的官兵漫布在高山、大川、盆地、平原之上。根据地的村庄是自然环境中协调的一部分，村庄里的农民或军队，他们的政治、文艺及日常生活往往就地展开，尊重和善用自然条件。这些活动有很高的质量，班威廉盛赞这里的话剧“竟是成熟的第一流表演，使我们大为惊奇”27。根据地的军民在活动中非常投入，班威廉观察开会的士兵，“我们觉得很奇怪，那些农村里出来的兵士们怎能长时间静听着他们长官们一个个演说而感到无限的兴味的。他们有的坐在石头上，有的在木头上，有的就在泥土上，一坐就是好几个钟点，长官们的演说有的非常长。并且各个方言不一，但是他们全神贯注地听着，毫无倦意。”28在林迈可和班威廉的感受里，晋察冀的基调并不止于共产党八路军克服艰难的环境、坚持民族抗战，而是呈现出了一种囊括了环境和人的整体性的昂扬气质。
班威廉将这种昂扬称为“伟大的民族精神”：
刚好是星期日，司令部亦没有人来找我们。我们在上午充分休息之后，下午沿了河边慢慢散步，走到一条铺满清沙的幽径，四周尽是崖石。坐下来，静看河流中野鸭在冰块上嬉戏。听了潺潺水声，看到高山美景，心神陶醉了。……我们开始明白，这许多年的战争已经逼使这般苦难中的人民过着如何的生活。常年吃的东西不外是玉蜀黍、胡桃和萝卜干这些不够滋养的食物，碰到疾病，既无医药，碰到日本兵队的烧杀和抢掠，又不易抵御；但是他们生活的意志万分坚强，克服了一切艰苦，就是在看到我们这些外来的生客时，在他们饱经风霜的脸上仍旧显出快乐的笑容，这是何等伟大的民族精神啊！29
班威廉感受到的伟大的民族精神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挑出这段话的三个关键点，一是壮美的自然，二是朴素的生活，三是快乐的精神。这三点的融合正是上面图8-11中，林迈可拍摄的照片呈现出的气氛的内核。我认为，林迈可和班威廉在太行山中领略到的民族精神首先是一种人在自然之中、人与自然合作的特征。班威廉在他的旅行记中描述了这些山野之中的军人：“中共军队的领袖们是一群奇特的异类。他们过的是一种艰苦奋斗的生活。作战时，他们采用的战略绝不是坐在安乐椅上吸着雪茄而后产生的那种战略，也不是在黑暗的地下室里或脏污的阁楼上经热烈的密商而决定的那种战略。他们大都曾在高山峻岭、深林大川中生活，又都是英勇的农民阶级的儿子。他们都有一种干脆的性格，这种性格在大都市的居民中是很难找到的……”30正是这样的八路军，特别是其高级干部，他们在高山峻岭中的艰苦卓绝的生活里，养成了与大自然雄壮、包容的一面相匹配的性格。这种性格构成了这个政党的风格，晋察冀的军民们也由此创造了一种异常活泼的新的人的存在状态。同时，林迈可和班威廉也在根据地农村感受到了恬静的太平景象，游击不意味着动荡，这些农村象征着根据地所拥有稳定、安宁的心灵。
结语
1930年代，红色中国的许多访问者对中共并没有特殊的关心，红色中国在他们的作品里是一带而过的曝光，尽管有时候这些曝光携带着巨大的信息量。在冒险家谈论红色中国的背后，是他们对一般中国的兴趣，对东亚和亚洲的兴趣，以及对地球上所有还未被科学探险所揭秘的地区的兴趣。19-20世纪之交发生在中国内陆边疆的科考探险活动，大多侵害了中国的国家主权。随着中国建立现代国家进程的展开，这种随意跨越国境的活动逐渐被禁止。西方人转而通过现代新闻业的方式进入并了解中国。斯诺所接受的教育、他明确的职业意识和《红星照耀中国》的成功，正是新闻业运作的一个典范。这种新的方式带着前所未有的宣传力度，吸引了国际社会对中共的极高关注，也成功地塑造了红色中国政治领导集团的形象。
林迈可和班威廉对晋察冀根据地的探索，则呈现出一种与斯诺不同的“红色地方”。抗战文化的地方性在时下的研究中受到很多关注。但是，这里的“地方”可能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地方主义和地方性概念，而直接与某一地的地理和风景相关，具体地说，与晋察冀的游击生活和山村环境相关，并映射出根据地的人和集体的状态，体现了共产主义者追求真实与完满人生的理想。
红色中国对于20世纪的历史意义无疑极为重大。本文尝试通过考察抗战期间投向中共根据地的这三种国际性目光，呈现红色中国的多重形象，由此扩展我们对相关话题的理解。
注释：
1 高华：《红军长征的历史叙述是怎样形成的？》，《炎黄春秋》2006年第10期。
2 参见《〈红军长征记〉影印本》“序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3页。
3 从1920年代到1946年，密苏里大学毕业的在中国和日本工作的记者多达41人，见JohnB.Powell, “Missouri Authors and Journalists in the Orient”, Missouri HistoricalReview, Volume 41 Issue 1, October 1946, pp.45-55.
4 Edgar Snow,Journey to the beginning,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58, p. 31.
5 关于斯诺的经历可参见S.Bernard Thomas,Season ofHigh Adventure: Edgar Snow in China,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California Press, 1996, pp. 73-77; Robert M. Farnsworth,Edgar Snow’s Journey South of theClouds,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1991; 范雪：《到陕北去：燕京大学学生对斯诺〈红星照耀中国〉的翻译与接受》，《文艺理论与批评》2016年第4期。
6 LoisWheeler Snow, Edgar Snow’s China: A Personal Account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Compiled fromthe Writings of Edgar Snow, New York: Landon house, 1981, p. 99.
7 EdgarSnow: Journey to the beginning, pp.134-138.
8 这些问题有：对帝国主义总的方针、中国（原文如此）苏维埃对帝国主义条约的态度、是否承认北京条约及国民党所订之条约、外款承认与否、对外国教师之转变是否承认他的财产、中国对美国政府及群众希望些什么、对美国关系、中国赤化以后是否在莫斯科统制下、中国与各国反法西斯者能否结成同盟。参见程中原：《有关斯诺访问陕北的史实补充和说明》，《党史文汇》1998年第4期。
9 Edgar Snow, RedStar Over China, New York: Grove Press, Inc., 1968, The first revised andenlarged version, p.172.
10 见Journey to a war的前言、再版序言。W. H. Auden and Christopher Isherwood,Journey to a war, London: Faber, 1973. pp.6-8.
11 Peter Fleming, One’s Company: A Journey to China, London: Jonathan Cape,1934, p. 185.
12 参见彼得·弗莱明：《独行中国——1933年的中国之行》，侯萍、宋苏晨译，南京出版社，2006年，第131-137页。本文注释中提到的弗莱明、弗来敏皆为PeterFleming的不同中译名。
13 同上，第216页。
14 彼得·弗来敏：《红色的延安》，原载哲非译：《红色的延安》，言行出版社，1939年，第28-45页。本书收录于孙照海选编：《陕甘宁边区见闻史料汇编》第一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
15 Owen Lattimore, “Review Work: News from Tartary”,Pacific Affairs, vol.9, No.4, 1936, pp.605-606.
16 伯希和：《高地亚洲3年探险记》，载《伯希和西域探险记》，耿昇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页。
17 参见杨镰：《斯文赫定及其〈亚洲腹地探险八年〉》，载斯文·赫定：《亚洲腹地探险八年，1927-1935》，徐十周、王安洪、王安江译，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19页；耿昇：“译者的话”，载《伯希和西域探险记》，第1-41页。
18 关于抗战之前新疆的局势及共产党的影响等问题，参见斯文·赫定：《丝绸之路》，江红、李佩娟译，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76-293页。
19 Harrison Forman,Horizon hunter: the adventures of a modern MarcoPolo, New York, R.M. McBride & Co., 1940, p.13.
20 Michael Lindsay, The Unknown War: North China, 1937-1945, London:Bergström and Boyle Books Ltd., 1975; Claire Band andWilliam Band, Two years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Press, 1948. The Unknown War一书初版本的封面上印有“抗战的中共”的中文标题，本文此处沿用这个标题；班威廉的书的中译本标题是《新西行漫记》，此处沿用这个译名。
21 Michael Lindsay, “Yenan, May 1944-November 1945”,in The Unknown War：North China, 1937-1945.
22 Michael Lindsay, “Chungking, 1940”, in The UnknownWar：North China, 1937-1945.
23 班威廉、克兰尔：《新西行漫记》，斐然、何文介、吴楚译，新华出版社，1988年，第359页。
24 弗莱明：《独行中国——1933年的中国之行》，第61页。
25 班威廉、克兰尔：《新西行漫记》，第143页。译文有改动。
26 同上，第204页。译文有改动。
27 班威廉、克兰尔：《新西行漫记》，第85页。
28 同上，第63页。
29 同上，第65-66页。
30 同上，第141页。译文有改动。
长按二维码支持激流网
为了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关注网站的老师和朋友，激流网现推出会员制度：详见激流网会员办理方案
为了避免失联请加+激流网小编微信号jiliu1921
（作者：范雪。来源：文艺理论与批评。责任编辑：邱铭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