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人诗歌的百年沧桑

左翼诗歌与工人

1949年以前，不论高雅或艰深的旧体诗词，还是较为口语化和相对通俗的新诗，多半都与工人无缘。不管新文学运动的意义多么重大，对工人的直接影响都是微乎其微的。原因不难理解。旧中国的工人教育程度普遍很低，诗词固然写不来，新诗也一样是极少数知识分子的事。毛泽东等人能够多多少少把工农斗争接入诗词之中，确乎开辟了一个新境界。遗憾的是，假如把左翼文人空洞的“革命口号诗”剔除，我们会惊奇地发现：从20年代到40年代末，要找到表现工人形象，表现他们的劳动、生活、斗争以及工人革命的新诗乃至其它文学体裁，可谓难乎其难。

相形之下，殷夫是个异类。他写于1929年及其后的“红色鼓动诗”[1]，无疑是中国左翼诗歌的耀眼明珠，其中有现实的工人群体形象（但应该说，还相当不够）。这与殷夫当时直接从事青年工人运动、亲身参与罢工（并因此被捕）有关。他的小说《小母亲》，也能让人联想起同时代日本的小林多喜二等作家的工厂小说。1951年，开明书店出版了当时搜集到的殷夫的26首诗和4篇小说，编为《殷夫选集》，丁玲在序言中写道：“每首都像大进军的号音，都像鏖战的鼓声。……我们感得到被压迫的人们的斗争决心……诗人的感情是炽热的，它紧紧的拥抱着抗争的人们，他用力的握着真理，痛击那群卖国者，蒋介石以及他的党徒们！……我还没有读到过像他这样充满了阶级革命感情的诗。”这几句评论所揭示的问题，比丁玲本人想说的要更多。

丁玲从反面印证了中国左翼诗歌中，“充满了阶级革命感情的诗”倘非空白，也是凤毛麟角。然而丁玲想当然地认为，殷夫的敌人只是“卖国者，蒋介石以及他的党徒们”。她仅以国家、党派的立场看待殷夫。至于殷夫自己，则不仅在诗中喊出要“冲破那座资本主义的恶魔宫”[2]，“我们是资产阶级的死仇敌”[3]，而且自陈要“以铁、以血来与帝国主义，国民党各派，资产阶级，封建残余作战”[4]，也就是反抗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一切阶级压迫。丁玲自己有意或无意地规避了“与资产阶级作战”。但没有这种明确的观点和意志，就不会有殷夫那些“充满了阶级革命感情的诗”了。

殷夫身上还带有五四运动之后“个性解放”的特征，而不曾沾染官僚化“革命家”那种真真假假的禁欲气味。在《写给一个新时代的姑娘》的诗中，他颇为天真地写道：“姑娘，你是新时代的战士！／姑娘，你是我们的同志。／我们来合你握握手吧，／我们来合你亲亲嘴吧！”这在其他诗人那里，是鲁莽唐突、不可思议的。

1929年时，大革命已确定失败，多数工人逐渐趋向消沉。许多积极工人和革命青年不甘心失败，继续顽强工作：“我们真是昼夜奔忙，不放过一星半点儿的火种”，“我们从绝早到深夜，始终睁大着警觉的眼，向四周围查看一星星火点，想藉以造成燎原的局势。”[5]但是，尽管工人斗争并未中断，仍需要相当的时日来积蓄力量，恢复元气，才有可能导向“决战”。长远来说，革命必然到来，旧统治者、统治阶级必然垮台，这毫无疑问。但是，“压迫者必将灭亡”不等于“压迫者明天、明年就将灭亡”。即此而言，殷夫的诗并未真正探测到群众的脉博。他的“决战将至”的心态，不只是本身的热情和冲动所致，也有着莫斯科新指示的影响，也就是声称“革命高潮即将到来”，现实中表现为以党和积极分子代替群众，在盲动冒险中把前者推到统治者的屠刀之下。殷夫写到自己在厂门前向上班的工人散发传单时的遭遇：

一个巡捕拿住我的衣领，

但我还狂叫，狂叫，狂叫[6]

殷夫的狂热状态跃然纸上。许多积极分子因此入狱或丧命。他幸运地被同情他的“好巡警”放过了，但一年半后却不幸死于党内斗争与告密。1930年，莫斯科派遣王明之流的党棍前来接掌中国党的领导权。罗章龙等人于1931年初筹备了上海东方饭店党内会议，试图与米夫、王明一伙对抗，结果遭到英国租界工部局的大搜捕，导致35人被捕，其中23人被秘密杀害于龙华。殷夫和另外4名左联成员也在其内。[7]

盲动冒险时期，也是1949年之前唯一的“反资本主义”并与资产阶级公开对抗的时期。这以后，在种种名义下——抗日，新民主主义，等等——资产阶级重新被认定为需要团结、拉拢的对象。“阶级对阶级”的诗，意味着“极左”，在党的宣传员笔下自此消失。

这就是为什么丁玲们读不到也写不出“充满了阶级革命感情的诗”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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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如此，歌亦然。

聂耳创作于1934年的《码头工人歌》，主人公是“为了两顿吃不饱的饭”而日日夜夜流血流汗的劳动者，“在血和汗的上头，他们盖起洋房来！”“一辈子这样下去吗？不！兄弟们！团结起来！向着活的路上走”。可惜这种以求生存的劳动者的阶级斗争为主题的作品，相当罕见。后来的所谓“红歌”，几乎都算不上革命歌曲。事实上你很难找到革命歌曲，尤其是以工人革命为主题的歌曲，仿佛革命压根不曾存在过！虽然不同译本的国际歌从20年代起就已流传，但中国革命自始至终都没有产生自己的“国际歌”。即使像《咱们工人有力量》这样的歌，传递的信息也只是：工人为了解放而劳动（而不是斗争）；解放是社会性质、阶级性质不明的“全中国彻底解放”，就字面来说，完全可以不涉及社会关系的改造。

马可于1947年创作这首歌的经历，就表现了党及其宣传员如何回避工人所关心的“翻身”问题。在刚刚解放的东北佳木斯一座大工厂里，文工团员为工人演唱《翻身五更》，内容是农民协会会员联合起来斗倒大地主。

老工人问：“你们有没有工人翻身的歌？给咱们唱一个。”

“这个……我们还没有编出来呢！”马可面露窘色地回答。

这时，一位老师傅唱起了自己编的《工人四季歌》：“……秋季里来菊花黄，工人翻身自己把家当。成立了职工会，参加了自卫队，组织起来那么有力量。”

老师傅朴实的歌声感动了马可，促使他为工人创作了这首“战歌”。但是歌中只剩下空洞的“解放”。像成立职工会，参加自卫队，以及“工人翻身自己把家当”这样的内容，完全不存在。更让人遗憾的是，这位老师傅自己编写的《工人四季歌》既没有传播开来，甚至没有流传下来。

早年的工人歌谣

“我们的劳苦大众历来只被最剧烈的压迫和榨取，连识字教育的布施也得不到。”[8]但工人虽不“写”诗，仍然留下了自己的诗与歌——不是诗词或新诗，而是民谣、歌谣。部分是采取传统民歌、山歌的形式，部分则是采用流行小调，自编新词。不是写在纸上，而是口口相传，或由老工人教给新工人。有些歌谣在众口传唱的过程中，有所扩充和修改，形成了不同版本。1948年初申新纱厂工人罢工的时候，就有女工把当时的流行歌曲《你这个坏东西》改编成《我们要配给品》来唱，深受其他工人的欢迎。某些歌谣至今还被我们时常引用，比如“吃的猪狗食，卖的骡马力”。

这些歌谣，部分刊载于当年的左翼刊物（其中有些应为知识分子所作，或改写）；更多的歌谣，要到1949年后，乃至21世纪，才被有系统地收集、记录下来[9]。不过，相当数量的工人歌谣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及时采集，早已湮没失传。

尽管如此，留存下来的这座宝藏仍然堪称富饶。仅仅在大生纱厂（一、二、三厂及副厂）就采集到百来首工人歌谣[10]，涉及工人劳动、生活、恋爱、斗争的方方面面，颇为精彩。

和流传山野的民歌相比，这些工人歌谣有更多更深的苦恨沉重，极少欢愉和解脱，也很少“太阳尽向西边落，不知落了几大堆”的俏皮劲——也许除了些有关恋爱的歌：“榔头锉刀月下老，锭子把手攀相好”。对这些没有田土或被迫离开田土去“做厂”的“脱根人”来说，找一条生路并不容易：“纱厂做工苦巴巴！若有地皮老三百，勿来结断头，勿来扯烂纱。”为了进厂，还得给工头送礼：“卖脱棉袄穿夹袄，借得铜钿送人情，杀鸡杀鸭请荐头，指望做工有出头。”并且对多数工人来说，这意味着要在厂里服终身的苦役：“嘴吃黄连苦一时，厂里做工苦一世”。

工厂里，“工头哨声激耳朵，领班面孔鬼见怕。夏天车间象蒸笼，寒天弄堂穿冷风”。打骂罚款是平常事。工人吃的是自带的硬梆梆的菜团和馊饭，往往伴着碎纱吞下，吐出时能带出血。每天早出晚归，劳动过程紧张得往往连大小便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但做足十二小时的苦工却吃不饱饭：“车子转得冒火星，小妹饿得面色青”。因为过度劳累，女工甚至也要抽烟提神。碰上开工不足没活干，工人就发急，“有柴有米也罢了，缸空甏空怎得了”，想让工头安排点活，只好送礼。每天出厂还要严格抄身。如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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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所憎恨的层层压迫者——老板，厂长，领班，工头，门警，等等——当然都是嘻笑怒骂的对象：“造只山歌骂骂伊！”用一位老工人的话说：“上了谣谣儿的总不是好人。”

阶级对立的现实和压迫之深重，孕育了朴素的阶级意识，这在歌谣里传达了不少：

“厂里越转越富，屋里[11]越转越苦。”

“做工格工人瘦了，开厂格股东胖了。”

“大生富，工人手里苦；大生发，工人头上刮。”

“叹口气，想勿通：发财人勿动，勤力人穷！”

“做工勿如狗，想想火来头；大亨一只狗，天天肉馒头。”

这些工厂歌谣已完全没有农村生活的内容，面貌也大不一样，但它同样保有与劳动、生活的直接密切的关系，不吐不快、随兴而发的创作状态也一脉相承：

山歌呒本句句真，唱好两句停一停，

辫子甩出第三句，眼乌珠一转四句成。

——《山歌句句真》

小妹山歌顺口溜，口口声声兴自由，

三天勿唱喉咙痒，五天勿哼肚里闷。

——《山歌顺口溜》

这当然不等于说歌者不讲究“技巧”。相反，没有相当的敏捷、机智和锻炼，是达不到随兴而又富于意味的水准的。在现当代文艺作者——包括工人作者——当中普遍存在和刻意维持的“个人化”创作状态，作者与读者的明确分界，“自我”与“社会”的冲突，艺术目标与社会功用之间的隔离与矛盾，在这些歌手当中还不存在。

工人的家离厂有几里甚至十几里地，夜里步行上班的时候，就一路唱歌壮胆。劳动时唱歌则可以解解厌气，稍去疲劳。青年女工唱得最起劲。车间里的青年女工越多，歌声就越多。

唱山歌也是诉苦，出气，排遣：“思量思量呒办法，口唱山歌散散心”，“罚脱角子啥希奇，唱只山歌出出气！”。

还有为数不少的抗争之歌，往往高亢动人，也是最弥足珍贵的部分。为了改善待遇，为了反对搜身，为了成立工会，每当斗争之际，这些工人歌手就以歌谣来激发士气：

小工要得不挨欺，志要坚来心要齐，

拉紧手来站一起，馒头不蒸争口气。

——争口气（大生一厂）

日班夜班起吆班，[12]东西河头站一站，

勿准啥人进大门，进勒大门杀囚犯。

——《起吆班》（大生二厂）

民歌传统当然不限于中国。法国诗人贝朗瑞和师从他的鲍狄埃，都是创作政治歌谣的好手。后者可谓工人政治诗歌的大师。此外，从英国宪章派诗人，到法国巴黎公社诗歌，歌谣体都是其中的主力。普通的读者和作者固然不容易对他们感兴趣，但一个有志于摸索工人诗歌前途的作者，仍能从中得到相当的感悟和启发。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工人觉醒之初所爆发出来的英雄主义，对我们来说已如隔世，但1927年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时期的歌谣《敢把皇帝拉下马》，那一往无前的气慨，斩钉截铁的声音，仍旧撼人心魄：

天不怕，地不怕，

哪管在铁链子下面淌血花。

拚着一个死，

敢把皇帝拉下马。

杀人不过头落地，

砍掉脑袋只有碗大个疤。

老虎凳，绞刑架，

我伲咬紧钢牙。

阴沟里石头要翻身，

革命的种子发了芽。

折下骨，当武器，

不胜利，不放下。

1949年后，歌谣创作在工人当中继续风行了一段时间，也为官方所提倡，但内容完全改观。赞美新社会，对党和领袖感恩与效忠，歌唱劳动、生产竞赛，歌颂劳模，批评或规劝领导放下“官僚主义”等等，成为新歌谣的主题，在新民歌运动中达到高潮。这类作品既有发自肺腑的成份，也有上层引导的因素，两者很难截然分开。就笔者目前所读到的作品来说，令人满意或感动的，并不多。尽管工人在歌谣中往往以意气风发的新社会主人的姿态出现，但“主人翁”意识是受限和被扭曲的。官方极力强调的是主人翁“责任感”，而不是工人管理工厂、社会的权力。“劳力者治于人”的事实，就是在这些歌谣中，也是抹除不掉的。

假如把视线转向邻居，读一读金日成时代的朝鲜“工人诗歌”，我们会看到，官僚层与工人之间的真实关系表现得特别露骨、夸张和肉麻：

少要慈父领袖操心，

多向慈父领袖报喜。

这是朝鲜工人阶级的

幸福、荣誉和生活的目的！（！！！）

我们的心脏用领袖的思想呼吸，

我们的心脏按领袖的意志跳动！[13]

不管如何宣称劳动创造了世界，劳动者是全社会的“衣食父母”，但这些傲慢的小资领袖对他们所代表的工人阶级实际上毫不尊重，而是公然的作贱、驯服、驱迫和折腾。

今天，来自农村的工人也很少再唱山歌，更不要说把工厂生活的场景编入歌中（但把流行歌曲的歌词加以改编是有的）。近三十年来，中国城乡群众创作了不少类似于打油诗、顺口溜的当代民谣，也很值得收集。2007年8至9月的香港建筑业扎铁工人罢工期间，一位绰号“四眼明”的工人写作了大量歌谣体的七言诗，如“工人不是做奴隶，工时加长又加长，人工减完又再减，工人肯定心唔凉”、“香港繁荣靠工人，奸商两手染血腥，吸血吸着成十年，大家攞佢来祭天”、“工人仍然心咁坚，不论坚持多少天，不达目的不停步，工人必有出头天”[14]，大概多少能让我们窥见香港“鲜为人知的另一面”吧。但总体来说，作为口头文艺的工人歌谣已近于绝迹，不难想像，将来取而代之的，会是更现代形式的工人诗歌与工人歌曲。

七、八十年代的“工人诗歌”

解放后的前三十年在文化艺术方面的成就，正如它在工业、科技、教育、卫生保健等各方面的成就一样，现在往往被官方和民间的主流舆论漠视，甚至抹杀。从商业广告和某些店铺的装饰画上，偶尔有被“古为今用”、改造过的毛时代宣传画，但我们未必能够知道，当年那些气势磅礴或生动灵敏的“工农兵速写”、工厂工地或农村生活速写（部分出自专业画家之手，部分是工人创作），清新明朗而富于创意的农民画，以及其它美术作品，曾经达到怎样的艺术高度。我们很容易想到知识分子所受的政治打压以至人身伤害，但是对新中国大规模和有系统地整理古籍、译介各国进步文学、古典文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著作的成绩，我们又知道多少？到了80年代中期之后，我们已经很难看到与各国工农斗争有关的文艺作品的新译本了。1957年版的《尤若夫诗选》[15]的译笔多么生动感人，今天我们只有粗制滥造的董继平版的译作。假如小林多喜二、德永直、尼克索、A．斯梯、鲍狄埃、希克梅特等人的小说、诗歌从未被系统地译成中文，今天还有谁来译它？只要看看港台出版物的书目，就很清楚了。此外，80年代以前的文学期刊中零星译介的各国工人斗争的诗歌、小说和其它作品也不少（不过，这些译介工作往往受到上层本位利益、外交需要和政治风向的限制和左右）。现今与将来的工人文艺，仍然能够从这些遗产中汲取丰富的营养。

但在文学创作方面呢？很不幸，成就微小得多。知识分子要么身居高位，要么在思想言论的禁锢之下噤不敢言。官方文人之丧失创造力，把握不了社会进程，也就毫不足奇了。同时，旧的上层阶级都已消灭，不再成为诗人、艺术家的来源。到了80年代，新生的商人还在从无到有。新一代民间诗人主要发韧于知青和工农。工厂、机关接着成了诗人们的谋生之地。不过，这一代人所写的工厂与工人题材的诗，目前所见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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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晓宇主编的《我的诗篇——当代工人诗典》收集了这代人的一些“工人诗歌”。其中梁小斌和于坚特别值得一提，前者写自己，后者聚焦于各种类型的工人。

梁小斌的三首诗《节奏感》、《前额上的玫瑰》、《一颗螺丝钉的故事》分别写于79、81、82年。作者当时是年青工人。在他眼中，那个时代是另一种“解放”的开始，很有理由（或无需理由）乐观。诗人的情绪是欢快的，他以“现代青年”自诩，“血管里迸进了自由的音符”，骑着永久牌新自行车追逐姑娘，干活时“模拟的是圆舞曲的小舞步”。他觉得“祖国”在“滞缓行进”，但是不要紧，“现代青年”有自己“固有的”而又是新的“节奏”，能够带领“祖国”走快一些……即使被小齿轮意外砸伤前额，作者仍写得轻快浪漫，把这起事故比拟成在战壕里“欣赏美丽的星星，而忘记了子弹”，而窗外就要“日出”了，“我感觉很好”。当然，有这种解放之感的，是个人，自我，而不是阶级。

于坚的相关诗作要多些，也更“写实”一些，有“罗家生”这样特殊的修理匠，有“女王”（现在要叫作“厂花”了），有来自高黎贡山的锻工，有在厂里混得很糟最后下海经商当了大款的年轻工人（“他说钱好找关键要看懂《人民日报》要相信党相信政府”。工人们都给震住了，“许多人一夜不眠”）。此外，还有《在烟囱下》和《锻工房》这种不无粗豪而又质朴的诗作。作者赞美“锻工是男子汉的工种”，而在现实中，它又是“全厂最下贱的工种”，被瞧不起的工种，是（领导们）“发配”“天不怕地不怕的好汉”的地方。而在“一九一七年／这些铁匠／是列宁旗下的一个班”……这结尾让人猝然一惊。

值得注意的是，于坚进厂是在1970年末。“工厂，在‘文革’时期，是仅次于乡村的流放地。我的工厂有许多右派，前电影演员、画家、芭蕾舞演员，以及各种旧时代地主、资本家和知识分子的后裔，这是些非常有教养的人，活的教科书，这些人成了我的老师。……这是一种特殊的工厂。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16]他的诗歌生涯由此开始。但起先写的是“爱情、生命、自然”，“上了大学，我才有能力处理工厂（题材）”。于坚出身于衣食无忧的教师与干部家庭，“在我青少年时代的封闭世界中，动手被视为野蛮和弱智”。工人师傅的视角正相反：“我记得第一天上班，我师傅说，你这双手怎么干活嘛，像葱一样白。”

这些难得之作，多多少少能够让我们对当年的工人处境与状态有所感知——官方意识形态的教化作用日益失效，人们开始重新审视现实、自我与他人。可惜这类诗作太少，涉及面也不够广。诗人们也或早或晚地脱离了工厂，从政、经商，或成为专职文人，跟工人就更没有什么关系了。80年代盛极一时的诗歌热潮也猝然退落。诗坛一如社会，总是哗众取宠和钻营奔竞之徒最吃得开。为此，诗人默默在1988年创刊的《劳动界》诗报上写下这样的题记：“人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一声声向诗坛贱价拍卖自己的嗥叫和献媚声；人消失了，人民被那些诗商和诗政客忘得一干二净。”

1988年的《劳动界》诗报

默默和他的朋友们，可以说是80年代最自觉的工人诗歌创作者。1988年底，他们共同编辑了一份《劳动界》诗报。这是一个几乎不发生什么历史影响的小事件，但也是“当代工人诗歌史”上的一朵奇异之花。

诗报呼唤“走向大地，走向人民”。他们的自觉努力，更反映出那个年代“工人诗歌”的困境。在《编后语》中他们写道：

虽然我们的劳动界命运和以前并没发生多大的变化，而且如今越来越显得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它的认识意义已经发生了很多很多的变化，而它的现实意义也变得越益复杂。这使得我们对劳动界多年来不断呈现的某些基本事实——受压迫和受奴役的事实，往往难以确认。即使有人对此确信无疑，但却很难从历史角度和社会现实方面，作出新的解释。事实上，我们对我们的历史，我们的现实和我们身处的社会在认识上，至今仍然处在无知状态中，毫无疑问，这种可怕的无知一直是在外界巨大的威力和威胁下，或暗中诱使下造成的。但我们耿耿于心的希望，是从目睹到的绝望之中来，从空前的迷惘和不满之中来。我们知道，要真正写好这样一种诗歌，单靠愿望是难能写就有任何意义的作品的。如何面对今天复杂而严峻的现实，是创作这种诗歌的前提……

他们的愤怒，源于和其他工人一样可以感受到的“受压迫和受奴役的事实”，但这个事实却“往往难以确认”，尤其是“很难从历史角度和社会现实方面，作出新的解释”。这使他们——事实上也使相当多的工人——陷入“绝望”、“空前的迷惘和不满”。

现在，我们可以具体地辨别这种“难以确认”的“迷惘”——工人到底是“主人翁”呢，还是国企的受雇者？剥削是否存在？如果不存在，为什么工人仍普遍过得那么贫穷？如果存在，它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剥削有什么不同？工人解放了吗？如果是的，那么对他们所受的全方位束缚和压迫该如何解释？如果不是，那么怎样算是解放？……最后：工人的前途在哪里？

诚然，不论过去还是现在，上述问题都很少是明确和全面提出来的，而只是一些含糊的疑问或感受，烟云般缭绕或闪电般划过工人的脑际与胸间。没有答案。不论在中国，还是苏东，所有这些陷入历史僵局的国家的工人，也都没有找到答案。

我们且以默默为例，解析那个年代的工人诗歌所能达到的境地。

“真正的无产阶级诗歌一直很少，在中国诗坛更少。我一直有这方面的抱负。”默默的这个抱负，结晶为写于1987年的“一些自认为的无产阶级诗歌，自己觉得满意的《牙膏厂女工》、《女浴室爆炸》、《工资》、《奖金》[17]、《被钢水吞没的父亲》”。[18]这是一些精心构思之作，文字精炼朴实，灌注了诗人深刻的情感和思索。“在中国‘民间’诗歌界，这样的声音乃是异数”。[19]

在《牙膏厂女工》中，诗人用牙膏来比喻日复一日且终生被压榨的女工，“清晨挤我，挤出了利润／挤出了一辆辆桑塔纳轿车……晚上挤我，挤出了剩余价值／挤出了一座座我永远住不起的宾馆”，“雪白了你们一付付牙齿／永远说着真善美的谎言”——这里有较多的80年代的特征。这个“你们”，不是具体的资本家（那时候资本家作为阶级还未完全成形），而是更宽泛意义上的统治者、压迫者，如《被钢水吞没的父亲》中“以真理名义撒谎的报纸和电视屏幕”。《安全奖》的结尾“银光闪闪的国徽／梦里才来照耀我们”，也有着类似的指向。

《工资》是一束不断被摘走的鲜花，被摘去造导弹，“养着目光如鹰的边防军／养着终日捧着茶杯的科长处长／养着那些整天无病呻吟的文痞／养着终日口念仁者爱人的教师”，以及“支援世界革命”，“支援穷省和老区人民”，“盖酒吧宾馆耸入云霄”，直到“剩下一束光秃秃的枝条”。

最后我们节衣缩食

已经十年了

讨不起一个老婆

《被钢水吞没的父亲》围绕着死于一起事故的老钢铁工人展开。

今天是端午节

一个诗人因为忠君跳河而死

你忠于什么呢？

你高大的身躯一走向高炉

知道吗，父亲

你就是走向一种忠于

什么时候是主人，父亲？

只有回到家里

在蜗居里

你忠于什么

你没来得及思考

你麻木的脸庞

你表情悠久的脸庞

就是一部一翻就完的中国工人史：

只有剥削，没有斗争

只有压迫，没有反抗

工人并非“主人”，没有考虑过“忠于什么”，“心里只有一个日子／领工资，拿奖金”，而工资是微薄的，住的是“平均三平方米的小屋”。他们只是顺应现实，“麻木”地活着。在作者看来，这个延伸到80年代的旧体制，对工人来说也是压迫性的，工人仍旧是需要反抗——但缺少反抗——的被剥削者。

默默“1964年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工人家庭。学校毕业后，曾在钢铁厂、橡胶厂做工”，“他熟悉劳动人民的生活，真切地为他们写照、抒情、哀悼、歌唱”[20]，痛恨剥削压迫，痛恨资本主义。他深信毛泽东发动文革就是为了造那些压迫者（官僚层）的反，但他对工人经历的了解，使他不像许多人那样热衷于吹嘘毛时代工人的“主人翁地位”、“高工资”和各类保障。他当然也知道，以前“一般干部甚至厂长的工资都不一定有工人高，他们就是能够玩弄女工”（如《女浴室爆炸》一诗所写），但这对工人来说，显然也不等于就是平等或民主。大概因此，他有时又无奈地认为：“毛主席其实到头来只是建立了国家资本主义。”

诗中某些地方读来有夸大之嫌。比如“中国工人史”事实上从头到尾是一部抗争史，只不过有起有落，绝不能说成“只有剥削，没有斗争；只有压迫，没有反抗”。我们只能理解为诗人热望于工人能够奋起。又如，“终日口念仁者爱人的教师”也不像现实中的普通教师，而更像是广义的教化者角色。真正的教师固然不从事物质生产，最终是由产业工人（以及农民）来养活的，但教师除了承担“思想教化”之外，主要是承担提高学生文化知识水平的任务，并且其中多数人在多数时候都拿着很低的待遇。

我们也不能认为默默和他的同道们所抒写的工人境遇是全面的。现实并不是非黑即白，而是种种矛盾的结合体——旧体制就是工农革命与官僚化反动因素的混合体。后来的历史进程还表明，不管我们怎么为工人（或工人为自己）所受的深重的剥削与压迫而叹息呼喊，但在压迫者眼中，劳动群众永远有进一步压榨——直至抛弃、毁灭——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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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岗年代的诗

和所有其他阶级一样，中国工人的处境、地位、感受和意识也经历了种种变迁，阶级内部也有着种种分化和交错的轨迹。

90年代开启的国企私有化与工人下岗潮，一直延续到21世纪之后多年。即使在未被私有化的国企，“减员增效”也一样严酷推行，“干部贵族化，职工奴隶化”的现代企业制度在逐步搭建起来。历史的僵局就此打破。工人不是没有过奋勇抗争，但总体来说，仍然是犹豫、消沉、迷惘的，并且终归挫败。当代民谣《新长城谣》中的“咱们工人有力量，三千万人齐下岗”透出其中的苦涩。这种消沉，可以用默默的一句题记来形容：“无产阶级没有梦。”苏东各国的工人也相似，普遍而深重的社会灾难，并没有带来普遍有力的反抗。要站在本阶级立场来看待自身与社会，探寻前途，还需要长久的磨练。

改制事件或下岗工人的身影，常常见诸诗歌作品。比如王小龙《老厂的雾》就是其中的精彩之作，是众多国企“改制史”的一个典型，一个缩影：厂长的待遇和地位如何在国企改革中一步步窜升，最终侵吞和拍卖了工厂，而“我的师傅，我的师兄弟／这个没有雾气只有热浪的夏天／一张张面孔在扭曲和蒸发”。

袁新的《人在黄河口》是一组令人动容的抒情诗，在遥远的追忆中深藏哀伤与愤怒。其中的《那一年》，镜头对准“黄河口的一片野洼子里”的一位石油工人，他“蹲下身子，用宽厚温热的手掌”捧起“偷油人遗弃在地上的原油”：

他的动作从容不迫

他的神色平静安详

仿佛受伤的不是他

而是他掌心里那些不会说话的石油

几滴鲜亮的血打在地上

几棵青翠的芦苇摇曳在风里

他说　油是国家的

就是被打死

也不能让坏人抢走一滴

我相信他

相信他的话

如果你连一个石油工人都信不过

在这个世界上

你还能相信谁

那一年不是这一年

那一年的天空明亮

那一年的大地干净

那一年的想法单纯

那一年的词典里没有下岗　买断

这位石油工人无疑是一个时代群体的缩影，是我们一度熟悉过的某种类型的工人。他的信念早已随风远去，但他早年的忠诚并非“愚忠”。当他说“油是国家的”，我们不难感知，他同时在认定：国家是自己的，人民的，劳动者的。这种国家意识，80年代之后开始瓦解，而在这个群体被出卖之后，终于破碎。当诗人以一种极端的信念肯定“如果你连一个石油工人都信不过／在这个世界上／你还能相信谁”，我们读到的，是被叛卖后的沉痛；当他写下“那一年的天空明亮／那一年的大地干净／那一年的想法单纯”的时候，我们读到的，是在今昔对照中不堪回首的怀念。

阿曲强巴因所在的北京某国企于1992年实行市场化改制而下岗。他从事过劳工权利宣传。他的《给辽阳的工人们——轭》（1994年）[21]，是一首为流汗劳动兼流血斗争的工人群体所写的感人的当代颂歌，带有狄兰·托马斯的风格印记，也是他唯一的“工人诗歌”[22]：

为自己的兄弟们受难的时候，千万不要反悔

为那些在机器旁流汗的人蒙难

为那些奉献出自己的劳动和思想的人受苦

为那些塑造了人类又以自己的辛勤劳动为人类造福的人

为那些在锁链的束缚下奋进的人

为那些自由和不自由的神圣劳工

为他们付出自己的血和生命决不要反悔

不幸的是，诗人在政治意识方面相当幼稚和落后，竟至于对反动的美国劳联头子龚帕斯有关劳资和谐的演说大喝其彩。

对国企工人境遇的全面抒写，沉戈是佼佼者。[23]下岗后他外出打过工，因此对私企工人的状况也颇为熟悉。他后期的诗歌近乎完全的口语化，往往达到挥洒自如、酣畅淋漓的境地，表现出强烈的抗争意识与工人本色。如《我的长征》写他值夜班时，在动力车间的空气压缩机巨大的轰鸣声中构思一首诗，以此展开他愤怒的、惊人的、荡气回肠的抒情：

……一首诗它是沉默的

是无能为力的，是可怜可耻的

是假公济私的，是不务正业的

是开小差的，是干私活的

是每一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是资本在原始积累是国企在倒卖在转手

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是让农民破产让更多的老百姓流离失所

是让工人下岗让他们先穷下去

是在一个颠倒黑白的世界

我在做着一份黑白颠倒的工作

是在一个巧取豪夺的年代

我在做着一个防小偷的巡逻工

我走过灯火通明的机加车间

走过霓虹闪烁的总部办公大楼

我没有抓到什么小偷小摸什么国贼大盗

甚至没有什么顺手牵羊什么杀人放火

现在是和平年代是太平盛世是安居乐业

没有五岭乌蒙没有金沙大渡没有雪山草地

头上没有敌人的飞机狂轰乱炸

地上没有敌人的日夜围追堵截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是国企是工厂已悄然完成了改制

就象一个巡逻工，已悄然走到了黑夜的尽头

就象一首诗，也已悄然写完

但他的思想武器主要是自由主义，并且始终难以摆脱或超越他在“精神初恋”时期接受的这些意识。对国企私有化浪潮，他怀着深深的忧虑乃至厌恶，却又茫然不知如何应对。但他诗里也有许多从现实生活和经历中直接提炼的思考，包括对工人之获得自由的状态的真实梦想。这些才是他诗中真正可贵之处。

和阿曲强巴一样，沉戈对市场经济抱幻想，同时寄望于民主。前者意味着对资本主义和资本家的幻想，后者与工人抗争及前途的关系，则并不清楚。这种心态，在国企工人中相当常见。现实中，它表现为对改制和私有化的幻想。不少国企工人希望借此摆脱日益专横而腐败的官僚，而不是诉诸自我组织与抗争。但改制的结果，不管是官员私吞，还是与私企外资合伙侵吞，或者交给外资收购重组，最后总是冷酷地将工人扫地出门。[24]国企工人自我组织与抗争意识的匮乏，消沉和“迷失”，莫此为甚。就全体而言，中国工人是一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阶级，同时也还是一个迷失的、尚未“找到自我”的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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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诗人：冷却的火山岩[25]

“春天的故事”的另半部分，是外资如潮涌入，私企遍地开花。加入世贸之后，中国更是开启了新一轮的大规模工业化，成功融入了全球产业链。当全球资本主义长久深陷于停滞与衰落，中国却在多年的经济高增长与大繁荣中逆世崛起（相形之下，苏东各国复辟的结果是大规模的非工业化）。与这一进程相伴的，是90年代起日益壮大的打工潮。来自农村的工人，迅速成为新一代工人的主体。关于他们所受的磨难，笔者不拟详述。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承受了各国工人都遭遇过或正在承受的严酷的资本主义剥削。

“打工诗歌”就是从这个群体之中诞生的，21世纪初开始受到官方扶持，在广东作为“品牌”推出。但这样一来，广义的“打工诗人”可以指全体打工者当中的诗人，狭义的“打工诗人”则仅指围绕着这个“品牌”聚集起来的那些诗人。“打工”是个颇为含混的概念，为种种骑墙和投机行径大开方便之门。《劳动法》中的“劳动者”，在现实中可能是资方代理人，而非真正被剥削被压迫的生产者。但“打工”一词使得各色人等易于混迹其间。“打工诗人”正是这么做的。它的核心，是已“通过努力打工拼搏或写作改变命运”[26]的一些人，大多侪身企业中层、高管、报纸刊物编辑、记者的“精英”，甚至官方头衔挂了满身。他们也极力争取诗商、“民间”诗坛和评论家的认可，跟所谓“中国打工皇后”的“安子姐”打得火热，甚至在《打工诗人》报上为这位洗脑有术的大老板搞了一整个专版。

打工诗人之中，不乏优秀的作者和作品。张守刚早期的许多诗作（特别是组诗《打工十年》和《坦州的最后抒情》至为感人）、家禾的《好员工》、枫子的《火烧大岭山》等等，都可以编成供其他打工作者甚至普通打工者欣赏、学习的诗歌教材。[27]《工人诗歌1号》（2007）的《卷首语》这样介绍过张守刚的诗：

他的诗作，对打工生活有着相当贴近和全面的描绘，并且始终透着打工者之间同呼吸共命运的朴素情感。这种可贵的情感，不是从上面来“关注底层”的文人们所能拥有的，而在许多拼命向文人们靠拢的“打工诗人”那里，则丧失得干干净净。

“拼命向文人们靠拢”以及投机钻营的结果，当然是锐气尽失。剥削压迫被含糊其辞的“命运”、“苦难”所代替；愤怒和抗争要小心翼翼，掩饰包装，或导入安稳的航道。核心人物之外的其他打工诗人也难免如此。这些年下来，我们见证了许多颇有潜力的打工诗人如何或快或慢地褪色。但是，仅仅褪色，并不意味着作者就有望“通过写作改变命运”。上升的通道窄如羊肠。结果呢？用一位工人诗人的话说，他们的“作品中充满自轻自贱的伤痛”。总之，狭义的“打工诗人”们成了火山喷发后，冷却并堵塞在火山口的岩石。当然，几块石头并不足以阻挡火山的继续喷发。

不过，即使撇开投机心理和“通过写作改变命运”的动机，多数打工诗人还是会自觉不自觉地托庇、同化于官方、民间文人的旗下，顶多是力求与对方“平等相待”。走火入魔者更是满口“米沃什这么说布罗茨基那么说博尔赫斯曾经说过”云云，让人哭笑不得。这道理，马克思一早说过：“占统治地位的意识，正是统治阶级的意识”。中上层阶级的文化相对发达和强势，传播广泛，当代工人诗歌则处于边缘之边缘，未能形成自身的传统，和稍为强大的磁场，加上社会气氛普遍保守，使得工人作者们缺乏有利的成长氛围和持久明确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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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者个案：许立志

2014年10月1日跳楼的富士康工人许立志，是一个“通过写作改变命运”的让人痛心的失败案例。小许高中毕业后出来打工，到过珠三角多个城市，开始形成打工者命运与共的朴素意识：

看啊，那个广州的卖鞋郎

中山的维修学徒，深圳电子厂

流水线上卑微的作业员

生活的变迁，不过是从甲城到乙城

从地摊到工厂

曾经我还不知，与我相似的人有千千万万

我们沿着铁轨奔跑

进入一个个名叫城市的地方

出卖青春，出卖劳动力

卖来卖去，最后发现身上仅剩一声咳嗽

一根没人要的骨头

——《失眠》（2011-8-27）

2011年2月，小许进了富士康，签了三年合同，之后开始写作“打工诗歌”。他给厂报《富士康人》投过“向上健康”的诗，给《打工诗人》投“正宗”的、多少有些稚气和青涩的打工诗歌，然后受邀参加聚会。作为年轻的后起之秀，他被誉为“打工诗歌接班人”。小许仿佛看到希望，买了本《写稿赚钱18技》。他参加深圳的诗会。他给深圳中心书城写自荐信，但未被录用。他也接触了其他“民间”诗人，在伊沙主持的《新世界诗典》上发过一首以死亡为主题的《悬疑小说》。这类影响的结果，使他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旧有的“打工诗歌”套路，文字娴熟了，思路和想像力拓展了，但常常有“迷失自我”的危险，某些作品跟诗坛上普通小文人的无聊之作一样不痛不痒，甚至有卖弄之嫌。他继续创作“打工诗歌”，在各种报刊上发表过，但更多的作品屡被退稿，因为“太过阴暗”。他在网上结识的女友毕业后去银行工作，跟他分了手。[28]在富厂的三年间，他从普工升为线长，仅此而已。但他实在不愿在工厂熬下去了，尤其害怕上夜班：

我想在凌晨五点的流水线上睡去

我想合上双眼，不再担忧熬夜和加班

——《远航》（2013-12-20）

每个夜班过后

偏头痛就会悄然降临

为此我苦恼了整整三年

——《杀死单于》（2014-1-15）

此外他还患上“咳嗽、喉痛、腰弓以及失眠”。在诗中他提到自己的胃痛。他“忍受着生活”。离职前他刚刚写过一首《我的工友们之“发哥”》：

几经波折，你进了这家世界头号代工厂

从此站立，打螺丝，加班，熬夜

烤漆，成型，打磨，抛光

包装机台，搬运成品

每天一千多次地弯腰直腰

拉着山一般的货物满车间跑

病根悄然种下而你一无所知

直到身体的疼痛拉着你奔向医院

你才第一次听到了

“腰椎间盘突出”这个新鲜的词组

每当你笑着说起这些病痛和往事

我们总被你的乐观感动着

直到年底聚餐，醉醺醺的你

右手握着酒瓶，左手竖起三根手指

哽咽着说：

“我还不到三十岁

还没交过女朋友

还没成家立业

这辈子，就算完了”

不管是发哥们，还是他自己的境遇，无疑都是警示。合同到期后，他离开工厂，离开“这昼夜不分的刑场”。[29]此后半年四处求职，但没有找到别的工作，不得已又回到富士康。他的沮丧和绝望可想而知。当诗歌评论家秦晓宇联系上他，并将他列为纪录片《我的诗篇》中的十位诗人之一，小许却拒绝了。他基本中断了和诗友们的联系。大概他已感到，对他来说，诗歌无法带来个人出路，连救命稻草都不是。当他再次落笔，萦心绕魂的只有一个主题：死亡。

小许的不幸遭遇，既是普通打工者的缩影，也表现了一个“打工诗人”的特殊困境。后者带来的希望幻灭后的痛苦，是促成他走向死亡的重要因素。他在2011年已表露出的打工者之为命运共同体的意识，后来并未有进一步的深化和发展。从郑小琼或其他人的诗中，他学来了“祖国”和“耻辱”[30]，作为空洞的发泄，对现实中劳动与资本日复一日的对立和对抗，却几乎毫不触及，对打工者的历史出路，也几乎毫无思索。就此而言，“打工诗人”出色地履行了“冷却并堵塞在火山口”的职责。

最后，不妨举近期一个相反的例子来对照，看看有幸被主流看上的作者又如何？郭金牛的《纸上还乡》既获官方诗歌奖，又获首届国际华文诗歌奖，后者的46名评委还是“中外包括美英德等国的资深诗人和理论家”。这只能表明，“民间”与国际（官方姑且不提）的资深人士所自矜的“艺术性”、“深度”对工人作者来说，是怎样的陷阱。事实上，作者只是学得一手当前流行的某类诗风，卖弄到“打工题材”上而已。即使是某些能够看出“写得用情”的诗作，也没能摆脱那种轻佻的文人气息。

工人诗歌：为工人而写

今天，1949年的革命遭遇了无休止的恶毒的诋毁，工人的角色则遭到彻底的漠视和敌视。但不管怎样，这场革命不是白革的。在未经群众性革命洗礼的落后国家里，比如印度，包括种姓制度在内的大量历史垃圾始终未能扫除；文盲遍地；饥荒久存；城乡厕所的短缺导致普通群众习惯于随地大小便，许多人因此患上痢疾，甚至死去；新任总理的印度版“全民爱国卫生运动”还前途未卜。相比之下，中国劳动者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明白无误地表现为1949年的革命遗产之一。早期的工人往往要借知识分子之手，写下自己的苦痛和诉求。今天的维权者多半能够自己动笔。从事文艺创作的工人，也许比例不高，但从绝对数来说，大概比以往任何时期都多。但是另一方面，工人的主心骨——作为阶级的自我意识，却有待树立。这也是工人诗歌，以至工人文艺的根基所在。

1949年以前的工人诗歌，主要以口头文学（歌谣）的形式存在。“作者”与“读者”不分彼此，也无隔阂。今天的工人作者，在工人中间则往往显得“另类”，甚至不敢让其他工友知道自己写诗。作品的发表渠道，也对工人写作的方方面面构成重大限制。这些都是权力与资本在“文化”与“劳动”之间划下的深沟。不难想像，假如存在着工人自己的组织，自己的刊物，自己主导和开展的集体文艺活动，目前的许多障碍就很容易克服。敏锐而有才能的工人作者，将更有机会发展自己的感情、思想与风格，把握与满足工人的集体需要。也只有通过这条道路，孤立的工人作者们，才能真正回归集体。

许多工人作者和许立志一样，只读到高中。优秀纪实文学《我是一朵飘零的花》的作者也是如此。这完全不妨碍他们写出有血有肉的佳作。能够在风格上独树一帜的，不乏其人，比如从事建筑装修行业的逆舟，他的总题为《民工部落》的优秀诗歌也许得益于“不要对我们之乎者也……我们学不来那假斯文”的质朴心态；珠三角打工者的铁努图的诗，文字或有粗砺之处，但是带着撼人心魄的苦痛和压迫感；另一位创作力强劲、风格率性而敏锐的南方打工者何剑声，表现出全方位刻划打工生活的才能；表现出顽强斗志、几乎可称为当代左翼工人诗歌的重塑者的梁彦选；江苏国企诗人绳子在诗歌和散文（或散文诗）方面都留下不少厚重有力之作；阿丁（又名“小字不识”）的《我们是机器》、《福龙港》等诗篇颇为令人震撼……

但我们远不能说：当代中国的工人诗歌已达到某种高峰。相反，它似乎更像是遇上了某种瓶颈。我们已谈到“打工诗人”以至打工诗歌的没落，谈到它所面临的主流诗坛的日益同化。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坚守自我”难乎其难。工人诗歌的诞生，往往还是偶然的、自发的。作者们通常并未形成自觉的作为工人来写的意识和为工人而写的信念。表现在理论或观念上，“艺术性”、“深度”、“写得好”等泛泛之谈，往往能够迷惑住工人作者，使他们忘掉了“工人”这个根基——我们不是要做抽象的诗人，而要做工人诗人；我们寻求的，不是一般的“艺术性”，而是工人文艺的艺术性；不仅仅是为了“把诗写好”，而且是要“把工人诗歌写好”，以服务于与我命运与共的工人们。

2015年9月

[1] 这以前，殷夫的不少诗作就能写得感情饱满、有血有肉。

[2] 殷夫《五一歌》（1930年4月25日）

[3] 殷夫《我们是青年的布尔塞维克》（1930年，五卅纪念）

[4] 见殷夫1929年底所写的论文《过去文化运动的缺点和今后的任务》。

[5] 王凡西《双山回忆录》。

[6] 殷夫的诗《一九二九年的五月一日》（1929年5月5日）

[7] 可参看罗章龙《上海东方饭店会议前后》（1981年）、哈罗德·伊萨克斯《草鞋脚》序言（1973年）、夏济安《五烈士之谜》（1962年初版）。他们都认定或推断是王明一伙借刀杀人，向工部局和国民党告密。虽然王明们完全可能干出这类勾当，但现有的证据还“没有最后证实”此事。

[8] 鲁迅《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1931年。

[9] 见各省编撰的《中国歌谣集成》。

[10] 见《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南通市文联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第1版。

[11] 屋里，即车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