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灿灿暖胸怀……”《红星歌》的前奏刚一起，观众便忍不住鼓起掌来，这一幕发生在国家大剧院。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6月29日晚，上海芭蕾舞团原创芭蕾舞剧《闪闪的红星》登台国家大剧院，拉开了3场演出大幕。《红星歌》《映山红》《红星照我去战斗》等经典乐段在指挥张诚杰和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的演绎下不时响起，瞬间将观众拉回到火热的战斗年代。

“《红星歌》大家比较熟悉，音乐一起，我们便很有共鸣。”高女士专门带着北京舞蹈学院附小的9岁女儿来看戏，两人均对舞剧结尾那段热血贲张的“行军舞”念念不忘，“上海芭蕾舞团的演员很专业，功底非常好，对女儿学习舞蹈有很正面的影响和帮助。”

“用舞蹈讲故事很难，把西方芭蕾和中国故事结合起来讲更难，这是一个很勇敢的尝试。舞剧把电影经典唱段融进去的尝试很成功，所以《红星歌》的主题一奏，大家立刻就鼓掌了，台下观众不一定懂舞蹈，但有这种红色情怀，听到音乐很容易共鸣。”

赵阿姨七十多岁了，因为家里有长辈当过红军，她对革命老区很有感情，“南方的映山红开起来漫山遍野，很有气势，舞剧用映山红来象征革命的火种，是一个有意思的设计。”她说。

将军人的阳刚和芭蕾的柔美嫁接

1972年，作家李心田出版了小说《闪闪的红星》，讲述了红军战士潘冬子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故事。两年后，同名电影上映，红遍大江南北，剧中音乐《红星照我去战斗》《映山红》《红星歌》更是传唱一时，流传至今。

44年后，上海芭蕾舞团把《闪闪的红星》排演成了芭蕾舞剧，于2018年10月在上海国际艺术节首演。

有《红色娘子军》《白毛女》这样的红色革命题材珠玉在前，编导赵明认为，《闪闪的红星》有改编成芭蕾的潜力，不过，与前两者侧重表现女性不同，《闪闪的红星》是一部强调男性力量的舞剧。

舞剧以长大参军的成年潘冬子为主角，行军路上的种种与儿时的记忆交织，少年潘冬子和已经牺牲的父母轮番闪回，带他回顾了自己的过往，他悲伤痛苦，却也因此更加坚定信仰，那就是为救起更多的母亲，守护更多的家庭而奋战到底。

两个潘冬子同时出现在舞台上，以蒙太奇手法诠释革命题材，有风险，但赵明觉得应该做这样的尝试。

“成年潘冬子不是简单地回忆，而是两颗心在一起碰撞、交融，两个角色是互相弥补的。少年潘冬子就像成年潘冬子的‘镜像’，展现了他如何在心中种下火种、留下红色基因的过程，等于是把他的内心翻出来给大家看。”

赵明说，如今的影视剧到处是碟中谍、戏中戏等蒙太奇剪辑，年轻人早已习惯这样立体的思维方式，如今的舞剧紧跟时代，也不再满足于简单地讲故事，而是追求内涵更丰富、层次更丰满的表达，“有些人看舞剧的思维还比较单一，还需要慢慢跟上这种叙事步伐，我们也在不断打磨和修改，希望缩小这个差距，让观众更好地走入这样一种叙事节奏。”

芭蕾起源于西方，古典芭蕾的小蓬裙和典雅的舞步深入人心，国内此前的红色革命题材芭蕾更注重表现革命的力量感，而与古典芭蕾风格截然不同。在《闪闪的红星》中，赵明试图将两者融合。

比如，潘冬子和红军战士统一身穿军装，舞步充满力量；扮演红五星的五位舞者却身着红色小蓬裙，舞姿里尽是古典芭蕾的优雅；映山红、竹林也被人格化，分别穿上粉裙和绿裙，做了浪漫化的表达。

这是一部以男性力量为主的舞剧，不过，赵明始终强调“刚柔并济”，阳刚的部分和柔美的部分各占一半。军人的精气神和芭蕾的浪漫美，存在极大反差，军人的表达需要刚，芭蕾要柔，这是一种矛盾，也是他面临的挑战。

为了将二者更好地糅合，赵明对舞剧进行了数度加工，来到北京时，舞剧已经变了模样。其中，上半场大段行军舞蹈被他忍痛删去；红五星、映山红、竹林等几个大的核心舞段被强化，更加突出了芭蕾的浪漫和唯美；全新加入“潘冬子与红五星双人舞”“母子双人舞”，主人公成长历程里的精神力量、革命火种更为炽热。

演员从一开始就要百分之百入戏

上海芭蕾舞团首席演员吴虎生在舞剧中饰演成年潘冬子，而这个角色几乎是为他量身打造的。

“整个故事的开端和发展都在成年潘冬子身上，所以我压力比较大，因为自己表现的好坏会直接影响整部剧的呈现。”

吴虎生说，舞剧需要他从头串到尾，演出一个小时五十分钟，他在台上差不多一个半小时，几乎每个舞段都在场。

和其他舞剧相比，吴虎生在这部剧里的入戏也非常早，“序幕里已经出现我的第一段回忆，妈妈被烧死，这时候我就要百分之百入戏。以往很多舞剧尤其是古典芭蕾舞剧，男主角都有一个缓慢的适应过程，慢慢来嘛，最后半小时才会有一个很重要的舞段，这次我从一开始就要入戏，整体都在比较高涨、激情的情绪下表演，对内心的能量是一种考验。”

更考验的地方在于，成年潘冬子和少年潘冬子并存于两个空间，吴虎生的演出重心在舞台前区，但他的内心要时刻和舞台后区的表演同步。

“舞台后区有我回忆里的小冬子、我的父母，还有我儿时的场景。我要把我的表演和后区演员的表演融合在一起，让观众感受到所有故事都是在我内心发生的，而不是脱离的，很考验表演能力。”

赵明认为，芭蕾舞那种舒展和延伸，和军人身姿的挺拔是契合的，也因此，他直接用芭蕾的规格来排军姿，突出开、绷、直，男舞者们挎上步枪，舞步果敢坚毅。

“我们平时的芭蕾训练都很严谨，所以排出来的舞蹈，每个角度、每个方位都有标准，很规范，但要和军人的舞蹈融合，我们还是付出了很多努力，军人的舞蹈阳刚气更重，力量感更强，我们平时的节奏更慢、更柔美，不像剧中这么爆发。”

平时，吴虎生演的多是高贵优雅的王子，和他同台的男舞者也多是演达官贵人，大家大部分时候都是站着，但在这部剧里，红军战士有各种节奏的埋伏、急行、夜行，他们要像真正的战士一样匍匐、下蹲、倒地，表演难度提高了。

“导演以前是军区的，他会手把手教我们，男孩们都特别主动，学起来很快，因为大家喜欢跳这种热血的舞蹈。”吴虎生说，军事化的动作他们练几天就初步掌握了，但要把舞步固定下来，配合默契，达到最高标准，是几个月下来反复磨练的结果。

吴虎生的跟腱因此受了点小伤，“这是很正常的！”他几乎脱口而出，“排演新舞剧容易受伤，因为排练过程非常艰辛，每个动作都要试出来，要一遍一遍地去练。”

为了打磨他们的军人气质，“南京路上好八连”的战士们被专门请来团里，从首席到群舞，近80名舞者接受了包括站姿、敬礼、走路、行军、小跑步、站队形在内的训练，在汗水中淬炼军人的精气神，“没训练前我们都以为能轻松掌握，真正训练起来，才发现自己以前掌握的规范远远不够。”

此外，舞团还前往电影《闪闪的红星》拍摄地——江西婺源深扎采风，参观博物馆、踩竹排、逛竹林，为舞剧创排和角色表演汲取养分，“我们更清楚地知道自己是在什么环境、什么历史背景里跳舞，对角色有了更充分的想象。”

在表演中，吴虎生总会被故事和人物深深触动，“也许每个男孩小时候都有英雄梦，更重要的是，这是中国的故事，涌动在血液里的基因会瞬间调动起来。” 演了20多场《闪闪的红星》，吴虎生直言自己对革命先烈的感觉更浓烈了，平时也会下意识地去关注红军和革命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