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一个托洛茨基分子

下面是纳•桑穆加塔桑同志写给锡兰《每日新闻》，答复该报上阿马拉达萨·费尔南多先生两篇文章的两封信。——《红旗》杂志编者

答一个托洛茨基分子-激流网

一

当我阅读到四月六日贵报上阿马拉达萨•费尔南多先生关于今年三月苏联侵入中国边境事件所发表的混乱和糊里糊涂的托洛茨基观点时，我觉得好笑。

托派思想总是混乱和糊里糊涂的。因为他们无法举出世界上有那一个国家是奉行托洛茨基的教义的。因此他们处于能够批评和谴责一切事物和任何人的“轻松愉快”的地位。

我觉得最好笑的是，费尔南多先生在这篇文章里是如何“偷偷摸摸地”对托派一贯攻击的对象——伟大的革命家斯大林所施加的攻击。

同帝国主义者和一切国家的反动派一样，形形色色的托洛茨基分子甚至在斯大林逝世后仍然憎恨和污辱斯大林的名字，他们像斯大林在世时那样害怕他。对斯大林同志来说，沒有比这更高的赞扬了。

费尔南多先生在他的文章里偷偷摸摸地放进一个完全捏造的说法，说列宁要托洛茨基代替斯大林担任布尔什维克党的总书记。

这是帝国主义者和托洛茨基分子煞费苦心散播的一个神话。这大概是引自曾经多次出版的著名的列宁“最后遗嘱”吧——在这里头列宁对斯大林同志提出了某些批评。

但是，让我们首先指出，斯大林是在一九二二年首次当选为布尔什维克党的总书记的，那时列宁还在世。

毫无疑问，列宁那时在党内享有几乎是无限的权力。如果他曾经想过托洛茨基比斯大林更适合当选为党的总书记的话，他早就这样做了。

但是他并沒有这样做。意味深长的是，这是因为托洛茨基不是布尔什维克党的一个老卫士，他仅仅在十月革命前两个月才参加布尔什维克党，而斯大林则是同列宁在一起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共同创建者。

托洛茨基于一九一七年八月参加布尔什维克党以前曾不断同列宁发生争执，十月革命以后仍然是这样。列宁在布尔什维克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曾经不得不扬言要对托洛茨基采取纪律制裁。

关于列宁要以托洛茨基代替斯大林的那种说法的唯一凭据就是在列宁逝世后由他的孀妇所透露出来的所谓最后遗嘱。

甚至这个遗嘱也沒有建议让托洛茨基当总书记。遗嘱里面有某些从来没有向斯大林当面提过的批评。

尽管如此，一九二四年四月，在列宁逝世后第一次召开、有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两人出席的党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宣读了列宁的这一遗嘱。

布尔什维克党是在听取了列宁对斯大林的这一批评后继续选举斯大林当总书记的，只有自己想当选为总书记的托洛茨基一人投反对票。

诚然，斯大林犯过某些错误，包括他对中国局势的某些估计。但是，人们不会只看到玫瑰花园中的粪堆，而看不见整个玫瑰花园。

用两分法来对待斯大林的工作，就能看出他的功远大于他的过。

我们还要记住，他所从事的是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使人惊奇的不是他犯了一些错误，而是他建设了社会主义，并成功地捍卫了它。

他基本上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

在边界冲突问题上，费尔南多先生的观点甚至更加混乱。费尔南多先生不能看到下列二者之间的区别:列宁主张推翻本国参加帝国主义之间战争的封建政府，在这种政府统治之下，土地、工厂和一切生产资料都属于地主和资本家所有；斯大林（列宁在反对外国干渉的战争日子里也是这样）则主张捍卫工人的社会主义祖国，这时候土地和一切生产资料都是属于工人的了。

不错，布尔什维克政府的最早措施之一是废除一切由俄罗斯各沙皇强加于他们的弱小邻国的不平等条约。就欧洲来说，这一措施已经实施了。

但是由于某些原因，一八六〇年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却没有废除。在这一点上没有理由归咎于斯大林。因当时列宁还在世，托洛茨基是外交部长。

中国的同志们说，在一九四九年，革命在中国取得胜利后，这个问题本来能够解决，这样说是正确的。但那时候这一问题并不迫切。当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存在着一个有争执的边界时，边界问题是能够和平解决的，事情并不迫切。

但是，在斯大林逝世和现代修正主义赫鲁晓夫集团在苏联上台执政之后，在这一集团统治下的苏联实行资本主义复辟之后，以及在这一修正主义统治集团开始在一切国际事务上同美帝国主义相勾结并参与美国包围中国的全球战略之后——这一战略以起自日本，经过菲律宾、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亚、印度、苏联，又回到日本的各个军事基地来包围中国，这就构成了对中国的严重威胁。

今天的苏联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不仅表现在它实行了资本主义复辟并同美帝国主义、印度反动派、印度尼西亚刽子手和日本军国主义者建立友好关系，而且也表现在它侵略捷克斯洛伐克和目前对中国实行边界冒险的行动上。

但是中国不是捷克斯洛伐克，捷克斯洛伐克是由现代修正主义者统治的，这些修正主义分子要求他们本国的人民不要抵抗苏联的侵略。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并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烈火煅炼的七亿中国人民不是好惹的。保卫中国这个世界革命的堡垒和根据地，这不仅是有关中国人，而且是有关全世界一切革命者的事情。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现代修正主义之间所进行的意识形态斗争（费尔南多先生把它解释为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冲突）并没有帮帝国主义的忙。

这个斗争使整个国际革命运动重新得到活力，并给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种反动派以致命的打击。

当然，苏联的群众定将从现代修正主义的祸害下把自己解放出来。他们必将进行另一次十月革命，恢复列宁和斯大林时代的革命历史。

中国的群众已经在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和以他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光辉领导下解放了自己。

他们并不需要费尔南多先生或在某些国家内仍然点缀着政治舞台的个把托洛茨基分子为他们效劳。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二日

二

在离开将近一个月又回到锡兰岛上来的时候，我的注意力就被阿马拉达萨•费尔南多先生的一篇文章吸引住了。这篇文章是对我答复他的信的一个答复。我相信你们会慷慨地让我再有一个答复他的机会。

我不想占用你们过多的篇幅。但是费尔南多对我的答复包含着这么多的历史谬误，我不能不加批驳就让它过去。

首先，我得指出，费尔南多先生没有对这一事实表示异议。即斯大林是在一九二二年即列宁在世时当选为布尔什维克党的总书记的。

其次，让我们谈谈所谓列宁的最后遗嘱。事实上这是由列宁口授，写给即将举行的布尔什维克党代表大会的一封信，这次大会后来在列宁逝世后于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三日至三十一日举行。列宁要求在大会上宣读这封信。斯大林自己这样做了。

费尔南多先生引证了列宁信中适合他要求的那些部分。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那封较早和主要信件中有关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如下的描述：

列宁说：“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另一方面，托洛茨基同志，正像他在交通人民委员部问题上对中央进行的斗争所证明的那样，不仅具有卓越的才能，也许他还是现在中央中最能干的人，但是，他过分自负，过分热衷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

“现时中央两位卓越领袖的这两种品质，会无意中造成分裂，如果我们党不采取措施防止，那分裂是会突然来临的。”

这样，人们可以看到，列宁写这封信同后来他写信的附注的动机是一样的，就是害怕发生一次分裂，他是正确地预见到这个分裂的。人们必须从这个意义上阅读这些信件。

列宁从来沒有如费尔南多先生所说的那样讲过： “所以我向同志们建议撤掉斯大林的这个职务，指派一个在一切方面都优越于斯大林的人来接替这一职务。……”列宁说的是，“另外指定一个人担任总书记，这个人在各方面同斯大林一样只是有一点强过他，就是更耐心，更忠顺，更和蔼，更关心同志，少任性等等”。他从未用过“优越”这个词，这个词是从费尔南多先生丰富的想象中迸发出来的。

费尔南多生对托洛茨基的才能谈了很多。这是毫无意义的。曾经有过许多做了各种事的能人。在我们本国的托派圈子里出现过一些“智多星”，但他们却无法使 “新闻法案”在国会中获得通过。资产阶级有过他们自己的能人。温斯呑•邱吉尔就是一个特出的例子。但他却是彻头彻尾的反动派。仅仅有能耐是不够的。必须要有布尔什维克主义，这是很重要的。沒有布尔什维克主义，有才能也是沒有用的。

费尔南多先生老是断章取义。列宁从来沒有说过 “不应该因托洛茨基的非布尔什维克主义而反对他”。列宁说的是：“我只提醒一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十月事件当然不是偶然的，但是这种事件也可以少归罪于他个人，正如非布尔什维克主义可以少归罪于托洛茨基一样。”

我并非因洛茨基是一个非布尔什维克而指责他。我只是说明一件为列宁所证实而费尔南多先生也已承认的事实。我用这一点来说明托洛茨基不是一个老布尔什维克，因而沒有权利象斯大林那样成为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列宁从来沒有用暗示或其他方式建议由托洛茨基代替斯大林。如果列宁有这种想法，他定会用文字把它下写来——他在一切其他事情上都是这样做的。

费尔南多生说列宁听凭布尔什维克党的良知去选择一个继承人。正是这个良知，使党代表大会在听取了列宁对斯大林的批评以后，仍然选举斯大林为总书记、而只有托洛茨基投反对票。列宁的信是由斯大林本人在会上宣读的，其中包括关于他的粗暴的一部分。宣读信件以后斯大林坐下来评论说：“是的，我对那些想分裂列宁的党的人是粗暴的。”

我想，毛泽东同志所明智地采取的那一种方式。就解决党领导的继承人这类问题的正确方式，鉴于苏联的教训，毛泽东同志让中央委员会和全党就由谁来继承他这一问题进行讨论，并作出了一致的决定。

我还必须举出列宁对托洛茨基所作的一个使人难忘的性格描述，列宁有一次把托洛茨基称为犹大什克•托洛茨基（见《列宁全集》第十七卷第二八页。犹大是基督敎《圣经》中出卖耶稣的叛徒。——译注）。我在这里只举出列宁的几段话。列宁说：“参加俄国马克思主义运动较久的人，都很熟悉托洛茨基这个人物，所以用不着对他们多说了。但是年轻一代的工人不知道他，所以不能不谈一谈，因为他对于那些事实上也动摇于取消派和党之间的五个国外小集团来说是一个典型人物。”

接着，他对托洛茨基在各个时期采取的不同政治立场作了详细的分析。其中列宁评论说，“在一九〇四—— —九〇五年间，他离开了孟什维克而采取了动摇的立场，时而同马尔丁诺夫（“经济派”）合作，时而标榜荒唐的左的‘不断革命’。”

他的描述是这样结束的：“这种典型（如托洛茨基——作者注)带有过去历史阶段和历史形态渣滓的特色，在过去俄国群众性的工人运动还处于沉眠状态，任何一个小集团都可以‘自由地’自命为派別、集团、派別组织，一句话，自命为可以谈论同他人联合的‘强国’。”

“必须使年轻的一代工人淸楚地知道他们是在同什么样的人打交道：这种人抱着一种难以置信的野心，根本不愿理睬党从一九〇八年起就确定和规定了的对取消主义的态度的决议，拫本不愿考虑事实上已经使大多数人在完全承认上述决议的基础上统一起来的俄国现代工人运动的经验。”（以上几段引文均见《列宁全集》第二十卷第三四六一三四七页。）

关于中苏边界问题，我只要举出X X在“九大”报吿上所援引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对中国政府的宣言》。一九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苏维埃政府宣布：“以前俄国历届政府同中国订立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一切俄国租界，并将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残暴地从中国夺取的一切，都无偿地永久地归还中国。”

这里沒有到“一当建立起一个稳定的政府”，就归还所夺取的一切领土。这只是费尔南多先生所炮制出来的一种诡辩，用以解释为什么当列宁在世和托洛茨基处理外交事务时沒有实现归还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为什么要归咎于斯大林呢？

中国革命（胜利）以后，当斯大林在世时，这个问题从来沒有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两国之间存在着友好关系。斯大林逝世后，中国政府于一九六〇年八月二十二日和九月二十一日建议就这个问题举行谈判。一九六四年举行了会谈，但沒有结果。因此就出现了目前的情况。

费尔南多生答复的其余部分包含这样多的谬误，要对每一点谬论都加以批驳将不胜其烦。因此，我将只批驳他的一些主要的论点。

(一）因为中国同巴基斯坦建立了友好关系，费尔南多先生就找中国的岔子，谴责中国是十足的伪善和机会主义。这么说他也要谴责列宁了，因为列宁曾经同德国帝国主义签订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顺便提一下，托洛茨基曾不断的大力反对这一和约）。同样地斯大林也曾经同希特勒签订了一个协定取得了暂时的缓和，从而避免陷入对一切敌人同时进行斗爭的境地。事实证明他是正确的，这一协定是在英法政府拒绝建立共同反对希特勒的共同阵线之后签订的。列宁、斯大林和毛所做的都是同毛最近所宣布的——“利用矛盾，爭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政策相符合的，——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政策。

(二）中国产党在任何时期都沒有“解散它自己，让它的党员加入中国资本家阶级的政党国民党为普通党员。”

真实的情形是，在一九二四年，由孙逸仙博士领导的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它接受了三大原则，即一，同苏联友好，二，同中国共产党合作，三，改善工人和农民的生活。

中国共产同国民党建立了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从来沒有解散过，只是允许它的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这是完全正确的政策，因为两党合作后在广州成立了革命政府并开始北伐，从军阀手中解放了中国的大部分。

那时期中党所犯的错误是在统一战线内沒有保持党的独立自主。这就使得在孙逸仙博士逝世后继承他的蒋介石能够在一九二七年破坏了统一战线。这是当时的总书记陈独秀领导下所奉行的错误政策，陈独秀后来成了一个托洛茨基分子和叛徒。

不管怎样在一九二四年，共产国际的主席是季诺维也夫，一九二六年则由布哈林接替。在一九二七年之前，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沒有担负重要的职务。那么，为什么要咎归于他呢？

(三）如果一个人问问自己，锡兰平等社会党第一届中央委员会原来的委员现在还有多少留在党内——沒有经过任何淸洗就会得到一个淸楚的答案。这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所谓二十纪三十年代的淸洗，对于肃淸内部的敌人和第五纵队来说是必要的。如果沒有这样做，希特勒就会实现了对苏联的吞并，大门就会从里面打开。

内中可能有一些过火的做法。在法国大革命中也有许多无辜的人被处决了。但是历史并沒有停留下来记载这些过火的做法，它记载的是革命的伟大成就。

(四）斯林把社会民主党和托洛茨基分子描写为一丘之貉。社会帝国主义这个词是列宁首先用来描写社会民主党人的，它的意思是“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帝国主义”。德国共产党曾号召社会民主党人建立反希特勒的统一战线，但社会民主党人拒绝了这个号召。

(五）各共产党同其他反法西斯政党一起参加政府的政策，是在反对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斗爭中而不是在希特勒失败后提出来的。这个政策是正确和符合列宁的观点的。

(六）第三共产国际的解散是由于历史环境所造成，这样做使得每个共产党能够同它本国的其他反法西斯政党签订建立反对法西斯联合阵线的协议。

我相信当时的费尔南多先生总不会指责马克思解散了第一国际吧。这也是由于历史环境造成的。

(七）法国共产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参加戴高乐政府和交出武装是错误的。但是斯大林同这沒有关系。那时候沒有共产党的国际组织。不要把多列士的错误放在斯大林头上。

同样地，锡兰共产党参加锡兰国民大会党的行动是错误的。但是，那时候锡兰共产党同苏联共产党并沒有联系。建立联系是在斯大林逝世之后。锡兰共产党的这些行动违反了斯大林关于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早晚要分裂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买办资产阶级，另一部分是反帝的资产阶级，尽管是动榣的——的理论指导。斯大林认为后一部分可以成为工人阶级的暂时的和动搖的同盟者。

为什么要把克尼曼和瓦戴林甘姆的蠢事归咎于斯大林呢?

(八）费尔南多先生关于苏联的成就与斯大林无关的说法，使我记起了托洛茨基分子在希特勒进攻苏联后经常爱说的那种胡言乱语乱语。当红军撤退的时候，（他们说）这是由于斯大林主义的官僚机构的错误。当红军前进并粉碎了希特勒的军队的时候，（他们说）这是由于十月革命的成就或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所造成。

你看这是多么开玩笑？

(九）我不想用毛泽东思想教育费尔南多先生，因为这就象是对牛弹琴。

(十) 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的理论同毛所提倡的世界革命的理论毫无共同之处。

（十一) 托洛茨基主义的破产，在有目能视、有耳能听的人们面前，已经暴露无遗。我大胆地说，将来在苏联恢复名誉的绝不会是托洛茨基，而是伟大的革命家斯大林。

我所提到的“斯大林花园中的玫瑰”，就是斯大林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和挫败了国内外的颠覆活动捍卫了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他从事的是前人从没有做过的事情。

这就是为什么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过去憎恨他，而托派分子现在仍然憎恨和污蔑他的原因。费尔南多先生曾经听见过资产阶级报刊对托洛茨基说过一句刻薄的话吗？为什么没有呢？

一九六九年六月二十日

(原载锡共《红旗》杂志一九六九年二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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