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革命者的死亡

向警予是中共早期的领袖，在湖南溆浦县出生，读过师范，杨昌济称赞她“颇有抱负”、“性情亦厚”、“可谓女教育界之人才”。后来接触过她的共产党人说“她对吃的穿的日常生活琐事不多注意。她对当时那些好装饰、不关心政治的知识妇女是很鄙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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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许多新文化运动培养出的优秀青年一样，她刻苦学习，努力探寻国家出路，上学期间就与同学一道走上街头，宣传反对袁世凯的卖国“二十一条”，毕业后更是直接创办了县立女校。她作为一个女性对封建礼教对女子的束缚有着深刻的体会，从溆浦县立女校校歌可以看出她的女性视角“美哉！卢峰之下溆水滨，我校巍巍矗立当其前。看，现在已是男女平等。天然淘汰，触目惊心！愿同学作好准备，为我女界啊，大放光明。”

办女校还是遇到很多困难的，况且通过教育也改变不了当时的社会。就在溆浦女校困难日增的时候，毛泽东和蔡和森在长沙成立了新民学会，蔡和森当时负责去北京组织湖南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向警予听到此事后，当年冬天就赴京联系女子赴法勤工俭学的事情。

向警这予到北京的时候恰巧是1919年，大家都知道这一年发生的一件大事情。5月的时候她带着溆浦女校学生参加了支援“五四”运动的游行，并在烈日下发表演说，带头烧毁日货。在9月的时候终于找到了组织，加入新民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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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成长过程总是曲折的。在向警予转向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新民学会是一个关键的时期，新民学会使“长沙城的先进知识分子和进步青年第一次在一个团体里组织起来”。

赴法勤工俭学不仅使向警予成为了马克思主义者，还收获了爱情。“1920年1月15日，在赴法的轮船上，经与蔡和森多次谈话，开始抛弃教育救国思想，倾向共产主义，同时与蔡和森发生恋爱。”婚后，向警予在给陶毅、任培道的信中写道：“妹与蔡君已有恋爱结合”。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也是这样强调的。由于向蔡二人在恋爱过程中经常交换诗作，互相勉励，共同向上。后来便把这些诗篇结成集子在法国出版，题为《向上同盟》。所以大家都把他俩的结合称为“向蔡同盟”。1920年11月，毛泽东在给罗学瓒的信中说：“我听得‘向蔡同盟’的事，为之一喜，向蔡已经打破了‘怕’，实行不要婚姻，我想我们正好奉向蔡做首领”。在这里，所谓“不要婚姻”，就是不要建筑在封建的，资本主义制度基础上的婚姻制度。就在这封信里，毛泽东同志写道。“以资本主义做基础的婚姻制度，是一件绝对要不得的事，在理论上是以法律保护最不合理的强奸，而禁止最合理的自由恋爱，在事实上，天下无数男女的怨声，乃均发现于这种婚姻制度的下面。”毛泽东的这些论述，既是对旧的婚姻制度的有力批判，也是对实行自由恋爱结合的“向蔡同盟”的热情赞颂。在法国的日子里使向警予更加坚定的信仰共产主义。

当时的中国妇女运动还处于萌芽期，部分知识妇女热心于参政及女权运动，各地有女子参政协会、女权同盟会的组织。她们的主要目的是在取得女子参政权及在国会制定宪法时，在宪法上取得一切男女平等的权力。可是这些妇女团体总是软弱无力，没有群众，只有几人几十个人开开会，发发通电，上上请愿书。向警予那篇著名的《女子解放与改造的商榷》就明确指出妇女运动不能专注于一小部分中国女子身上，而是要把占大多数的劳动妇女发动起来，这就给当时的妇女运动灌输了崭新的思想，从而突破了当时资产阶级妇女运动的藩篱，给当时的妇女运动指明了方向。

向警予因为在法国经常发起运动，制造大新闻，比如发起要“生存权、求学权”的”二二八”运动，要不就带领学生把里昂中法大学占领了，结果他们被法国人赶回了中国。不过他们也在多次的斗争经历中锻炼成长了。

在法国就关注妇女运动的她在回国后的第一年就入了党，二大的时候还担任了中共中央妇女部首任部长。“知识妇女和劳动妇女相结合，才能使妇女运动成为群众运动。”这是向警予在做妇女工作时一直坚持的宗旨。

妇女因为家庭寒苦，丧失了父与夫的靠山，在环境逼迫下不得不跳出经济的附属地位而与无产阶级男子一样卖力生活。

向警予首先认为女权运动的本意在于免除性的压迫，发展男女平等的本能，争回妇女应有的人权，说到底，是为全体妇女争取普遍的权力、普遍的地位，而不是只为少数人争取权力和地位，更不是性的战争。不把大多数劳动妇女发动起来，妇女就不能获得解放。

向警予在思想上对女权运动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但是她却很讲究领导艺术，坚持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在她参与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妇女运动决议案》中提出“党在指导这一运动中，必须注意：第一不要将此运动视为小姐太太或女政客们的运动。第二，阶级主义色彩不要太重太浓，致使有些阶层的妇女望而生畏。”

当时城市女工在帝国主义和资本家压迫下，受苦最深。向警予要求青年学生利用一切机会创办工人夜校，不仅给工人文化上的帮助，更重要的是讲解政治时事。中国共产党在召开一大以后，便以组织工人运动为中心，领导和发动的全国工人运动达到了第一次高潮。在这个高潮中大量女工参加了罢工斗争。占妇女中大多数的劳动妇女因为“大工业的发展把她们成千整万的聚在一块，使他们天然的易于组织和战斗”。据1922年统计，女工罢工的次数达18次，参加罢工的工厂60多个，罢工人数3万多人。

“如果没有一批极其优秀的革命家作为坚实的核心，这场革命就不会发生；这批革命家对于思想和行动两方面都擅长。他们是学生这块面团中的酵母。可是等到面包烤熟的时候，面团和酵母就分不开了。发酵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在风起云涌的罢工斗争背后，向警予和上海的学生们默默的起到了发酵作用。当时除开办女工夜校外，她们还用社会上惯用的结拜姊妹、交朋友的方式进行个别串连，逐步提高其觉悟，帮助她们建立自己的工会组织，适时地把女工运动从经济斗争引向政治斗争。向警予还经常到上海的浦东、杨树浦、小沙渡工厂区的丝厂、烟厂去，与女工群众个别交谈，到女工家里访问，深入发动女工群众投入斗争。在向警予的影响下，当时一批知识妇女和学生深入到了工厂中开展妇女运动，在妇女运动和中国的革命事业中充分发挥了她们的历史作用。

工人运动靠一个向警予是不够的。李立三在《悼向警予同志》一文中写到：向警予“特别关心群众的干部，经常去她们家里和她们谈话，向她们解释各种问题，帮助她们解决各种困难，她的态度沉静而和蔼，她的言辞诚恳而亲切，她的生活简单而朴实，随时都使人感动和敬爱。就在她这种循循善诱的精神下，帮助党教育了许多很好的妇女干部。她不仅去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妇女干部学校——平民女校上课；经常到为党培养干部的上海大学作女生工作，从中选拔妇女运动的人才，而且动员知识妇女到女工中去，组织上海大学及其他大、中学校的女学生，在几十所学校里办起了附设的女工夜校，从中培养妇女千部。比如杨树浦女工夜校就是张琴秋根据向警予的指示创办的。当时经常来上课的女工有二三百人，后来她们便在夜校女工中发展了党员。据李一纯回忆：她是1924年春到上海的。白天在党的机关工作，晚上到女工夜校教课。上课的内容是：教女工们识字，讲革命道理，宣传工人被资本家剥削的情形以及工人运动等常识，也讲些男女平等、同工同酬等问题。女工夜校是不定期的，变化很大，有时机关搬家就去不成，或者由于那个地方已不再合适，也就不能去，女工也有种种原因缺课不来，流动性较大。但总的来讲，“女工夜校是教育、发动女工走向革命的好场所。”不少女工夜校的学员在大革命中积极投入反帝反军阀斗争，有的加入党的组织，成为党的妇女干部。

据张琴秋回忆：有一次，烟厂召开职工代表会，讨论怎样坚持罢工等问题，警予同志带我去参加会议，把我介绍给到会的职工代表，当时代表们就鼓掌欢迎我讲话，我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场面，非常胆怯，窘得满脸通红，不知如何是好。她鼓励我说：“不要紧的！工人代表都是我们的朋友，即使说错了也不要紧。”我真的硬着头皮上去讲了几分钟的话，下来以后，竟是满身大汗；警予同志看见我这种紧张的样子，安慰我说：“一个革命者，就要在群众中锻炼自己，以后有了经验就会好的。”从此，她不断与工人接近，在女工工作中，实际工作能力大大提高。

正如蔡畅所说：“在向警予从事妇女工作之前，中国并没有真正的妇女运动组织。”向警予对中国妇女运动的发展所作出的开创性贡献，由此可见一斑。毛泽东赞誉她为“模范妇女领袖”。

1928年3月，由于叛徒的出卖，化名易夏氏的向警予在汉口法租界被捕。在狱中，敌人对向警予用了3次大刑，却没有得到一点口供，不得不让叛徒前来指认。向警予怒斥叛徒，坚定地表示：“我为党的事业而死，无上光荣！”无计可施的敌人决定对向警予下毒手，在五一国际劳动节这天，将她押赴刑场。面对沿途的群众，向警予高唱《国际歌》，并用激昂的声音表达心声：“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向警予，为工农劳苦大众的解放不惜流血牺牲。”“革命者是杀不完的，反动派的日子不会太长了！”

5月1日，国民党反动派在这个全世界劳动人民的节日杀害了这位工人运动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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