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临界点。每个人都有即将崩渍的刹那。正午采访了几位青年导演和制片人，硬着头皮拍到失败的李睿珺，以一万块搏大奖的杨瑾，等投资等到柳暗花明的周子阳，自己在生活中也入戏三分的忻钰坤，快人快语的制片人耐安，温和而理性的杨城，听听新导演们拍第一部电影及其背后的故事，他们当时的环境和生态，在成功与失败的背后，可也曾有过活着或死去的提问？”
写在前面：
去年10月，导演胡波自杀，终年29岁。今年2月，他的首部长片《大象席地而坐》在柏林电影节得奖（论坛单元）。这是真正的长片，4小时。
曾以首部片《路边野餐》夺得金马奖的毕赣正在做第二部长片的后期；首部长片《心迷宫》以低投资收获高票房的忻钰坤，新片《暴裂无声》在4月公映；《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的导演李睿珺，上个月在北京做了个人作品的小影展，两天四部片，但不包括他的第一部电影《夏至》，他认为那是部失败之作。
已上路的新人导演获得更多的投资和创作空间，一方面说明水涨船高，行业在发展，一方面只是冰山上的一角，耀眼却也险峭。
胡波曾经留下踪影的这个电影江湖，和娄烨贾樟柯们出道时的那个江湖相比，其实并没有太多改变。江湖规矩，各大盟主，门派之见，每个人为了自己想要的东西和共同想要的东西有时打架有时把酒言欢，往往也还有些虚幻的共业，如来神掌，葵花宝典，九阴真经，连城诀，还有很多令孤冲，张无忌，很多江南七怪桃谷六仙，很多丁春秋和很多岳不群。
而资本的饕餮更甚。名利场、野心趴、鸿门宴、牛皮局，和拍电影不同，这一切建立在对市场的想像之上的格局是另一种玩法，诱惑须与幻灭同在，理想要与商业谋皮。
在江湖上，资源总是从中心地带向外配置，越扩展越稀缺。但还是有人不停地在进来，他们从遥远的外地，一环比一环大地接近了北京，带着他们看到的东西，写出的剧本，住进这里可以容纳他们栖身的任何处所，渴望与这个圈子互为导体，初试鱼水。他们多数是赤手空拳，以一种野生状态进入电影行业，用直觉、才力、知识、耐心和痛苦，搏取第一份真正的经验。回头看看，很多人都是在没钱，没资源，助力微小而烦难加倍的状态下，甚至不知明天的钱在哪里，就这样也竟然拍出了他们的第一部作品。这个时候，他们就会被叫做青年导演。
因为江湖中人，仍有侠客，行者，良师，梦想家，热爱电影这门武功或文艺，接力传灯，推陈出新，不遗余力。
每个人的第一部电影各有故事。江山代有才人出，总为从前拍片苦。今天得到认可的成熟导演，王小帅，娄烨，賈樟柯，刁亦男，忻钰坤，毕赣，最初也都各自面对过不同的困境，就像驾着舢板驶入汪洋大海的水手，不一定去幻想成为万吨巨轮的船长，小风小浪也需要同样的勇气和毅力，自持和审慎。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临界点。每个人都有即将崩渍的刹那。正午采访了几位青年导演和制片人，硬着头皮拍到失败的李睿珺，以一万块搏大奖的杨瑾，等投资等到柳暗花明的周子阳，自己在生活中也入戏三分的忻钰坤，快人快语的制片人耐安，温和而理性的杨城，听听新导演们拍第一部电影及其背后的故事，他们当时的环境和生态，在成功与失败的背后，可也曾有过活着或死去的提问？
——张亦廷
1．李睿珺：第一部，硬着头皮拍下去
采访、文 | 李纯
“能找到一笔钱，有一个专业的公司愿意投钱。在我那个时候，这是很多年轻导演不敢想象的事情。”
第一部：《夏至》，个人筹资30万
代表作：《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
最新：《路过未来》
李睿珺三十五岁，个子不高，寸头，胡子是上唇一撇，下巴一撮。西北人不胜酒力的不多，他是一个。他在山西太原念书，念广告，毕业后来了北京，给电视台拍片子。来北京是为了能拍上电影，一直没有找到钱，不得已，用了父母买房的钱。拍完后，欠了很多债，还了八年才还完。他在胡同租了一间没有厕所和洗浴间的十平米的小房子。每天吃面条。他的第一部电影叫《夏至》，拍摄于2006年，是部失败的作品。很快，他又拍了第二部、第三部......最新的一部叫《路过未来》。运气好，碰到了江志强，他喜欢这个故事，投了一千万。至于下一部，就不知道有没有第二个“江老板”了。
“我拍第一个电影是2006年。那年我二十三岁。那时做电影的公司不像现在这么多，电影市场也不太好，三四千块银幕，去电影院看电影的人很少，现在是将近五万块银幕，是它的十倍还多。2003年我在山西传媒学院毕业，来了北京，不认识什么人。刚毕业的年轻导演，找钱很难，因为商业电影也不好，何况拍的还不是商业电影，钱就更难了。
“我来北京的目的就是要拍电影。但要交房租要生活，得先去工作挣钱。我在电视台的栏目组做摄像、编导、剪辑，什么都做。2006年初，我在北京电视台认识了一个主编，刚从加拿大回来。他在加拿大做电视节目做了很多年，想做一个类似于中国达人秀的节目。可能因为太早了，大家接受不了这样的方式。他就跟我聊，我说，我喜欢电影，想拍电影。他问我，做一个电影要多少钱。我说，便宜的话一百万就做了。他觉得可以试一试，帮我问问他的朋友。他的朋友说，最便宜多少钱能做起来？我说，底线可能是七八十万。他说，有兴趣。
“之前，我写了一个跨年代的剧本，没办法几十万做下来。我得重新找一个题材，写一个没有年代跨度、季节跨度、容易操作的东西。我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新闻，发生在新疆石河子。写的是两个年轻女子，她们的丈夫在外打工，这两个年轻女子天天在一起，互相照料。过了几年，其中一个年轻女子的丈夫突然回来了，她们两个觉得很不习惯，很难说得清楚她们之间有什么情感。这三个人觉得生活没有办法再继续。突然间有一天，另一个女的提出来，要把那个男的处理掉，她们真的把那个男的杀死了，在厨房挖了一个坑把男的埋了。这就是我第一个电影的故事原型。
“我就改编了一个剧本。写完，三四个月过去了，联系加拿大的投资人。当时人家觉得有兴趣，几个月过去了，又没有那么大的兴趣了。然后找到一个上海的朋友，他答应投四十万。原先我想要六十万，主要是想拍胶片，说拍16mm，便宜，结果找不够那么多钱，就想找个四十万，拍高清吧。
“我找了在北京的校友，组了一个剧组。开拍前，四十万没有了，因为人家开了个酒店。他带我看了正在装修的酒店，说暂时没有办法，要到一年后。我不想等到一年后，就搁浅了。有一天，我爸给我打电话，说，电影筹备得怎么样了？我说，没钱了，钱都黄了。他说，你需要多少钱？我说，压缩最低的话也得三十万。他说，钱怎么回收呢？我说，今年拍，明年把电影卖掉就会把钱收回来。
“那时候我和我哥都毕业了，他们不需要支付我们上学的费用，说攒了一点点钱，准备在县城买房，大概有十万，‘先拿去拍，不够了我们再借点，反正一年后这个钱就能收回来。
“拿着这十万，我开始启动，边拍边借。新疆太远了，就改到四川。在眉山市的洪雅县的高庙古镇。木质结构的建筑，很窄的青石台阶，每一户的房檐搭在一起，是个一线天。那里的气氛很压抑，四川的夏天很闷热，人的欲望在这样一个燥热、压抑的地方，没有出口。我觉得它特别适合电影里人物的情感状态。
“剧组是一个正常剧组的缩小版，三十人左右。演员是通过朋友找的。有中戏或者别的艺术类院校表演系的学生，或者原先学过表演在社会上工作的。拍了二十八天，主要原因是钱少，所有的劳务是象征性的，没有办法按照正常剧组给人家，因为才三十万，给谁发正常的劳务？怎么可能？
“我觉得不好意思，对演员、对工作人员没有办法有严厉的要求，觉得没有给人家付那么多劳务，怎么好意思让人家没日没夜那么辛苦地去干？
“资金有限，拍摄时间有限，一场戏弄三个小时，就意味着下一场戏要拖很久，周期可能会超，超了却没有钱，意味着这个戏会拖黄。所以会将就，包括灯光、演员的表演什么的，差不多就行。整个就是在赶。
“最后导致了一个问题，拍到中途，我发现我拍的这个东西有问题，不断地在妥协，它离我原来想象中的电影已经非常遥远了，已经变成另外一个东西了。当时也缺乏剧组管理经验，拍到中间，剧组的人打架，中间正好剧组闹矛盾，我觉得没必要再拍下去了，我已经预料到这个电影最后出来会是个什么样的结果，可能会很差。它已经跌破你心中设想的电影的底线了。
“但是摄影师说，拍吧，反正都已经这样了，已经拍到一半了。他在中央电视台工作，他说，我从台里面请假，说同学拍电影，领导还挺支持的，不能没拍完又回去了，我起码得对领导有个交代。最后一想，那我也得对自己有个交代，硬着头皮拍吧。歇了一天又开始拍。拍完之后没剪，没有钱剪。
“几个朋友鼓励说，你剪吧，反正已经拍出来了，剪剪看吧。我又借钱，剪出来了。其实真的一般。没有钱找人做音乐，我自己写了一小段音乐，在后期机房的卫生间改造的配音室里面录的，放在片尾出字幕的时候。那是电影唯一的一段音乐。
“龙标，送审，卖电影频道什么的，都没有想过。很单纯地，就是想拍电影，没有想过剩下的事情。说白了，刚毕业，什么都不懂，就是胆大，就是想拍。我在后期机房剪辑的时候，他们就说，你这个电影没有可能通过审查。他们会觉得这是个同性恋电影。
“《夏至》确实拍得不好，完成度很差。我住在北大附近的挂甲屯胡同。不到十平米，没有阳光，没有卫生间，没有洗浴间。我是2006年6月28日住进去的，直到2014年11月24日才搬走。电影拍完了欠了三十万，剩下的事情就是面临要还钱。很长一段时间，我面临了很多质疑。我借了我爸的钱，也借了很多亲戚朋友的钱，周围的人会不理解，不知道你在干什么。比如交不上房租，出去和朋友吃饭，没有钱，新的剧本找不到钱，别人会觉得第一个拍得那么烂，你根本不是做导演的料。有很长一段时间特别抑郁，不愿意跟别人打交道。三四点睡不着觉，一个人在马路上溜达，溜达到天亮。
“我认识杨瑾时，他已经拍完他的第一部电影《一只花奶牛》了，他说，反正都剪出来了，好不好，试试送影展吧。《一只花奶牛》已经去过一些影展，他比我了解，列了一些影展给我。第一个入围了希腊国际独立电影人电影节，并在这个电影节得到了我人生中第一个电影奖项，后来又入围了鹿特丹电影节，那个单元叫狂飙突进，现在叫光明未来。
“原来想象得很简单，以为去了影展，就有海外发行的机会。发行是另一个工作，我不懂，还有一个是我外语很烂，基本上不会说英语。在电影节，我每天只看电影，关于电影发行要找谁，要跟谁见面，都不懂。参加完影展就回来了。所以第一部电影没有任何海外发行。
“现在很多年轻导演，处女作就可以拍到百万、千万的制作，有电影公司投资，专业的团队，拍完就能上映，情况好了很多。不管胡波导演用了多少钱拍第一个电影，至少他能找到一笔钱，有一个专业的公司愿意投钱。在我那个时候，这是很多年轻导演不敢想象的事情。所以，才会自己挣钱、借钱去拍。因为找不到钱，因为已经碰得焦头烂额，才说我自己去吧。不管胡波导演经历了什么，他的第一部电影是别人投钱来完成的，而不是四处借钱、挣钱，再还钱，下一部电影又要面临借钱、挣钱，没有了吧？在我们那一代导演，这情况比比皆是。”
2. 杨瑾： 一万块的处女作
采访、文 | 李纯
“拍了十八天，最后回来还剩了二百块钱。……没有那么伟大的计划，就是一个作业。”
第一部：《一只花奶牛》，外部赞助一万元。
最近：《有人赞美聪慧，有人则不》
杨瑾三十六岁，导演，也是摄影师。见面那天，他穿了一件灰旧的棉袄，进室内脱了，仍是一件灰旧的毛衣。一面说话，一面瞪一双很圆的眼睛，好像在暗示所说的话没有半句虚假，全是真的。他的前三部片子在老家平陆县拍摄，实际上拍的是他自己的记忆。他是个不用花太多钱就能拍电影的导演，在他身上，电影工作也有无产阶级的时候。第一部片子《一只花奶牛》是DV拍的，花了一万。第二部是八万。花自己的钱，可以拍得很任性。《有人赞美聪慧，有人则不》是他的第三部作品，找了投资，正儿八经地花了些钱。拿了龙标，有正规的剧组。主角是两个小孩，一个小孩到另一个小孩家过暑假。拍得浪漫天真。这是个艺术片，也是儿童片。拍完后，很多人找他拍儿童片。
“我在山西艺术职业学院上了三年大专。2004年，我考到北京师范大学，是专升本，相当于读大四。和我同校的还有宁浩，他考了北京电影学院；还有韩杰，给贾樟柯当过副导演，最近导演了《解忧杂货铺》。
“北师大的第一年，我的老师崔子恩有个课堂作业，让每个人准备一个故事，下个学期在讲台上给大家讲一遍。五一劳动节我没有回家，窝在宿舍写了《一只花奶牛》，是个悲剧。写一个年轻的小孩，爸爸去世了，老家有奶奶要照顾，上完高中，他回到农村当民办老师。奶牛是个线索，别人捐给镇政府，镇政府发不了工资就把这只牛送给这个老师，老师给牛做配种，牛难产生了死的小牛。最后牛死了。当时我爸爸去世了，和我的境遇有点像。
“崔子恩老师帮我找了一万块钱，暑假的时候，我拍完了影片。一共用了十八天，最后回来还剩了二百块钱。用DV拍的，索尼出了150，佳能出了XL2，一台机器两万元。我女朋友买了一个索尼150P，我们学习用的，她是我的同学。我就在第一年的夏天，拍了我的第一个长片。没有那么伟大的计划，就是一个作业。
“2003年到2005年左右，出了一大批DV导演，比如宁浩的《香火》、应亮的《背鸭子的男孩》，韩杰的《赖小子》、赵晔的《马乌甲》、彭韬的《血蝉》、刘佳茵《牛皮1》......只有韩杰是拿大标清设备拍摄，在法国做后期转了胶片，我们那一大批都是DV，720＊570，是电视标准，转的高清数字beta放到电影院屏幕上，也可以，蛮清晰的。
“《一只花奶牛》工作人员一共三个。本来是四个，我找了一个山西农业大学的小伙做主演，演了一天不想演了，要回去好好学习。录音师是我的高中同学，说，我来演吧。摄影师说，我来录音，你自己拍就行了。摄影师是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的，举杆去了。我自己是学摄影的，就自己拍了。还有一个是我的女朋友，她做制片。演员从村子里找，都是沾亲带故的亲戚、父母的朋友，演一演给条烟那种。
“最贵的是牛，租金花了两千。奶牛是从县城的奶牛场找到的，村里人平常不喝牛奶，只有县城有。拍了七天，没拍的时候绑在村口的学校那儿，长得挺漂亮的，天天被人挤奶，脾气特暴躁，咣一下就把小孩顶翻了。
“租我奶牛的人特别负责，每天挤一桶牛奶，让演员拿回家喝，他们不愿意喝牛奶，不习惯喝牛奶，最后喂猪了。我想拍一个生奶牛的镜头，小奶牛生出来，死了。有一天夜里凌晨三点，租奶牛的人给我打电话，说有一只牛快生了，羊水已经破了。他骑了送牛奶的三轮摩托车来接我，摄影师也去了。他开始吹牛，说养奶牛起没死过一只牛，给我吹自己怎么养牛的，牛养得多好，一下子聊到五点钟。天亮了。我说，咱们去看看到底咋样了？他把手伸进牛肚子里一阵摸，他媳妇儿把绳子绑在小牛腿上往外拉，拽出来一看没气儿了，难产死了。我正好把这些全拍了。
“第一次拍长片感觉特纯熟。主要是剧本要写好，按着剧本拍就行了，里面大部分人是我的亲戚。我的曾祖母已经93岁了，还活着呢，耳朵特明白，我们在外边说个啥，她在里屋的炕上能听见。长镜头，很长的台词，我只跟她讲一遍她就记下来了，她还记对方的台词，说，你说错了，这行吗？停了再拍。有的人老分心，不相信这是真的，要拍好多次，最多的拍二十六七次，从中午拍到天黑。
“本来在学校的机房剪片子，那个机器可老了，一直卡。电影学院的司徒兆敦老师也在北师大给我们代课——他的儿子司徒知夏是我同班同学，说，去我家剪吧，我家买了特好的设备。在他家连吃带喝的，住了一个月，剪了一个月。字幕太多了，死机了三次。有一次字幕快加完了，全死机，工程都没了，重新加字幕。我那个时候不懂电影声音，司徒知夏对声音有特别深的认识，帮着调了一遍声音。
“崔子恩老师的评价非常高，说这片子特好，特不一样，特感人。甚至当着同学们的面说：‘心里受到静静的震撼’。崔子恩老师经常在生活上帮助我，他把片子给一个帮助同志的艾滋病基金会，说你看，这个年轻人拍了一个影片，又获了奖，你们应该再奖给他一万块钱。对方就又给了我一万。
“我对自己的认识还是一个学生，不是一个导演，没往那个地方想。后来，去了十几个电影节，得了一些奖。第一个是瑞士参加弗里堡电影节，英文特差，去大使馆办签证去了七次。签证官说，你把你拍的电影拿过来我看一下，一会又要北师大总院的盖章。人家不相信你是导演，上大学呢，特年轻，怎么会是导演？崔子恩说，我跟你去一趟，我给那个哥们说。他去过好多次瑞士，跟签证官很熟。他说，这是我学生，他真的拍了一部电影，他肯定会回来的。最后，我是十一点多的飞机，让我九点钟来拿签证，拿了签证就打车去飞机场，飞机晚点三个小时。到了荷兰阿姆斯特丹机场，海关抽查五十个人，怕偷渡。我不会讲英文，是最后一个被盘问的，我说我去电影节，必须得去。他们又给电影节打电话，确定我真的是参加电影节的。到日内瓦已经当地夜里十一点了。我问一个路人，这还有火车去弗里堡吗？那人说，下一趟就是去那个地方的。下了火车，整个车站黑黢黢的，只有四五个人，我看见一个中国人，我说，你是不是来接我的？他说，就是来接你的。他已经给我女朋友打了电话，说我已经出发去瑞士了，为什么浪费了那么长的时间没有到呢？第二天，几个记者来拍了照，我上了报纸。标题是：‘这个导演已经出发了，他来了没来？’这是我第一次出国。
“后来我就不去了，当时我不觉得电影节有啥重要。那时候去电影节还要在网吧报名。在瑞士，我遇见南特电影节的人，说明年是我们多少周年，也会邀请亚洲好多明星，到时候你来。我说，我不去了，我还得回去上课呢。说得特诚恳，可能对方觉得我是严厉地拒绝了他。后来第二部拍完，我想去，把影片邮寄给他，压根不理我了。他可能觉得你这小孩真逗，让你来我们电影节你还不。得了好多奖，慢慢自大了，‘我是中国最年轻的导演，咋了？’我二十三岁，心里不太明白，糊里糊涂的。
“现在比以前反而难拿奖了。两个原因：好多年轻导演想拍商业的，你想要更多的钱，想要别人的投资，就要往商业上、叙事上讲，必然少了个人的表达；第二个，外国人也很了解中国了，奥运会之后，中国文化的焦点已经过去了，不能再以题材取胜了。”
3. 周子阳：等，还是不等？
采访、文 | 李纯
“每天都在等。不告诉你喜欢还是不喜欢，投还是不投，要死的感觉，特别难受，特别煎熬。”
第一部：《老兽》，冬春公司投资
周子阳三十四岁，内蒙古鄂尔多斯人。长得高大微胖，戴一顶黑色宽沿礼帽和黑色边框眼镜，一副很爱思考的样子。去年完成了他的第一部电影《老兽》，男主角涂门得了金马影帝。《老兽》的监制是王小帅，两人在2016年FIRST影展的创投会上相识。胡波也参加了那次创投。《老兽》不是他第一次拍电影。2007年，他和朋友组了一个团队，朋友是导演，他是副导演，拍了一部《美食村》。入围了柏林电影节。他非常兴奋，“这下好了，我至少能够少奋斗十年了！”事后却非如他所料的那样，迎来生活的改善。找钱仍然困难。2009年，他来北京，一边写剧本一边找钱。没有工作，生活一度难以为继。2011年，他去一家动画公司上班，认识了现在的妻子，稳定地工作了两年。还是想拍电影，想创作，又辞职了。他说，他喜欢的电影特质，是在困境和磨难中的人的意志力，和命运做不屈不挠的抗争。《老兽》所讲的，就是人的抗争。
“2013年年底我开始写《老兽》，到2015年9月，第一稿出来。电影大纲写了一年半，把一个人物想活了相当于构建一座冰山，剧本是冰山上面的东西。这个构思花费了很大的心力。第一稿动笔，二十天就写完了。
“写了三四稿之后，就去找投资了，不是很顺利，大公司、小公司投过去都没有消息。投给一个知名的艺术片制作机构，一个年轻的负责人接待了我和制片人，打着哈欠听完了，说我们做的项目都是金马量级的，有两个项目获金马奖了。看看我们的履历，长片都没有做过，摄影师、制片人也不是干电影的。我很愤怒地离开了。又给一个知名的制片人投过去，说出国了，三个月没有消息，每天都在等。不告诉你喜欢还是不喜欢，投还是不投，要死的感觉，特别难受，特别煎熬。过完年，我把制片人叫在一起，我说不能这么等下去了，必须自己做一个决定。几个好朋友，这个一万，那个三万，主动凑了钱；做了网上众筹，十五万，筹了两三万，又自动退回去了；跟器材公司谈，以入股的方式合作；和我的主创谈，算大家的项目，如果盈利一起来分。凑够多少钱，做多少钱的事儿，以这样的方式展开了。
“同时，FIRST影展的创投会招剧本，公布了王家卫是竞赛单元的主席。王家卫都去了，我也投一下吧，当时剧本的名字叫《老混蛋》。进终选，去了西宁，评委是王小帅、耐安和罗启瑞。讲的时候他们没表态，得了阿里影业A计划的剧本基金奖。晚上酒会，看见小帅导演在那儿坐着，我和制品人过去说，谢谢小帅导演，给他敬酒。他也喝得差不多了，有点大了，他说，我最喜欢的就是你们这个《老混蛋》。他这么一说，我说，要不要给我们做监制？他说，不光做监制，我们冬春电影给你们投资。一听这话，我们就拥抱在一起了。回来改了几稿剧本，紧接着对接，展开合作，整体挺顺利的。三月杀青，三个月剪完，七月参加FIRST影展，紧锣密鼓地往下推进。
“2016年是大环境的巨大的转折。创投会雨后春笋地出现，虽然此前也有吴天明基金会、FIRST电影节，但是2015年有些青年导演的电影，不管是商业片还是艺术片，出现了爆款，一下子让整个行业开始关注青年导演。以前只关注大导演、大明星，发现一大批大导演、大明星的电影照样赔本，反而年轻人中出现一些不错的。商业上的刺激更大一些，青年导演过十亿的有好几个，一下子，他们觉得青年导演大有可为。青年导演便宜，资本市场有兴趣，整个团队商业片一两千万，艺术片两三百万就能做。创投会陆续出现，青年导演开始被关注。2017年延续了2016年的状态，包括金马奖，不管是台湾还是大陆，青年导演的作品大受瞩目，感受到一个时代巨大的转折——青年导演走上了一个新的阶段。”
4.忻钰坤：未知就放在你面前
采访、文 | 李纯
“三十岁是个坎，到了三十岁好像什么都没有，看不到光明，但已经步入了大家公认的应该什么都有的岁数。”
第一部：《心迷宫》，多方投资170万
最近：《暴裂无声》
忻钰坤三十四岁，内蒙古包头人，有两部电影作品。2013年拍了《心迷宫》；2016年拍了《暴裂无声》。《心迷宫》之后，电影公司对他表现了好奇心。拍《心迷宫》的时候没有钱，拼拼凑凑，花了一百七十万。2015年上映后，电影卖掉了超过一千万的票房。忻钰坤被认为是具有票房潜质的导演。《心迷宫》之前，忻钰坤在西安拍了四年的栏目剧，他用拍电影的方法拍栏目剧。自己写剧本、找演员、导演、配乐和剪辑，对以后他拍电影很有用。除了电影，忻钰坤的另一个爱好是做饭。如果不拍电影，他打算开饭馆，考察了北京一些饭馆，决定做炖菜。可见做电影的希望十分微小。后来碰见制片人任江洲，承诺帮他找钱，一起完成电影。任江洲说，忻钰坤的身上有李安精神，一丝不苟，兢兢业业，必定要做导演的。
“2009年8月，我从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进修班毕业了，接一些相关的工作，拍了十几个公司上市的宣传片。但我知道最终我不是干这个事儿的，我想做电影。
“2011年的冬天，我二十七岁，心里的压力特别大，觉得三十岁是个坎，到了三十岁好像什么都没有，看不到光明，但已经步入了大家公认的应该什么都有的岁数。我从事的事情不叫事业，叫干散工。我是个在冬天心情自然压抑的人，天一冷就收缩，历来很伤感。我有季节性抑郁。我住的小房间朝西，看不见阳光，反馈到我自己的状态，一事无成。中间我一直想办法换工种，比如想做电影的摄影师。
“2012年，我认识了我太太。有另一个人帮你分担，相对压力小一些。她给我信心和建议，既然你明确要做电影，那就赶紧写剧本吧，这是一切的开始。我开始写剧本。我太太的工作相对稳定，她负责家里大部分的开销。写了一年多。每天早上，我把自己和太太的饭做好，给她打包好，她带着上班，我就开始在家写东西，写到中午，下午遛狗，散步到百老汇MOMA。这样的状态两三年前我是不敢想的，未知就放在你的面前。
“拍宣传片时，我认识了《心迷宫》的制片人任江洲，他在做一个小的电影公司，做成本小的片子。相比我，他认识一些更高端的人，他一直和我聊《心迷宫》的故事。最早定的是两百万。我是学摄影的，要求电影有质感，设备不要草率。剧组最多有五十多人，主创都是我很好的朋友。我们没有拍长片的经验，摸着石头过河。
“之前学电影，看了很多新导演的采访，知道新导演拍第一部片一定很难，除了创作，找钱是最大的问题，很多导演卖房、卖车，参加各种局，一杯白酒喝了喝了给你十万块钱，我想这也是我必须要面对的。《心迷宫》筹备之初，我觉得太棒了，有个人帮你出面找钱，我只要安心创作，这是多好的状态。没想到该出的事儿还是出了。开机之前资金断了，来不了钱了。后来来了十万开的机。
“不光是资金，还有演员。我们演村长的人是临时换的，之前找的村长腰间盘犯了，完全直不起腰，开机前三天没有男主角。我们找到了在焦作的一个老师，中戏毕业，比我想象中要胖要白，一听说话，我心里咯噔一下，播音腔特别重。我说，老师，您能不能想办法稍微压压嗓子？老师人很好很愿意配合，后来有几场戏，他起了很大的作用。
“剧组都是年轻人，我每天提心吊胆，怕大家出事儿。江洲不怎么在现场，一直在外找钱，偶尔出现，我看那状态，哦，没有找到钱，我就赶紧拍。《心迷宫》的整个拍摄进度很快。拍了二十六天。
“2013年12月杀青后，我和江洲看了剪辑的机房，最低报价十万。这钱无非是一台电脑。我懂技术，就自己剪了半年。
“在2014年之前，电影的行业壁垒很高，拍了长片处女作的导演，要不是家里有背景，要不是有钱砸的，电影学院的毕业生都很难有机会，而且电影产量不大，年长一辈的导演很多，轮着拍就够了，年轻一辈想要上位，必须得到很大的关注度。怎么办？就想去国外的影展。那个领域国内的主流导演不会考虑，因此没有那么强的竞争力，对成本、电影的样式没有明确的要求，而往往青年导演没有商业诉求时，必然拍自己感兴趣的、低成本的、熟悉的东西，代表了自己的风格，可能跟电影节契合上了，得到关注。因此，大家认为青年导演拍片子就要去国外影展。这是在以前。
“《心迷宫》的时候我遇到了很大的选择，有几种处理方式。第一种是很原生态、写实、冷峻，找纯素人演，想去国外拿奖；第二种是戏剧化处理，找专业的演员，结构上不那么花哨；第三种，彻底颠覆，做一个不一样的结构，很好玩，也更匠气了。制片人坚持第一种，他说，我们这么低成本的片子，总得有一个目标，如果不奔市场是不是得奔影展？我觉得第三种更有趣更有信心，但是确实很少见这样的片子在国外有什么斩获的。我跟他说，其实影展这个事儿咱们谁都说不好，不是我们掐指算算出来的，最终还是要看成色。我们就用第三种拍了。
“出来之后，很多影展选《心迷宫》，我很意外，但看他们的评论我明白了，匠气、刻意地制造戏剧冲突，不是影展在意的，而是你把结构放在很生活很朴实的我们每天生活和经历的状态里。他们看好的是主题，是人的内心。
“2014年以后，行情在变好，有很多机会给到年轻人，公司觉得新导演性价比好。最近我跟很多年轻导演聊，他们觉得并没有那样，还是挺难的。今天，如果你豁出去了，让我拍什么就拍什么，就可能接到工作，以前要花两三年积累的机会，今天一天就给你了。”
电影《暴裂无声》剧照。
忻钰坤工作照。
5.耐安：年轻要狂，坚持靠扛
采访、文 | 李纯
“如果我们讨论的是正常的人，具备做人起码的道德，在这个范畴里，我必须说，投资人、制片公司承担的风险比新导演大得多。”
制片人，演员
《春风沉醉的夜晚》，《推拿》
耐安是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毕业，五十五岁。在学校时，经常和娄烨、王小帅、张元等在一起，在对方的毕业作品里客串演员。除了演员，她的另一个身份是制片人。她和娄烨维持了长期的合作，为他的第一部电影《周末情人》拉来第一笔投资。海南的房地产老板，资金八十万。拍到一半，老板破产，在北影厂的招待所向耐安借钱，买回老家的火车票。耐安算中国最早的制片人。近几年，耐安参加很多创投会，接触了很多青年导演。2016年，胡波参加FIRST影展的创投会，她是评委之一。她的印象，胡波在台上讲了几句，就讲不下去，草草收场。她提了一些中肯的建议，给有志于电影的年轻人。
“现在有不少来请教我的新导演，大部分是九零后的年轻人，而且很多是海归，这帮小孩真的挺猛，很快九零后就要风起云涌了。近些年电影产业表面看欣欣向荣，市场蓬勃发展，但仍有许多需要培育的方面。年轻人进入并开始从事电影工作，过程中可能会吃很多苦、摔很多的跟头。从帮助和保护青年电影人的角度而言，我希望他们能始终保持心气，要不然挺难支撑下来。我们刚开始也是这样，如果没有某种类似‘狂妄’的精神顶着的话，很容易被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击垮。我们之中很多人，虽然已没有了当年的年轻气盛，取而代之是成熟的能力和经验，很大程度归功于没有轻易放弃，虽然过程有些漫长。
“这中间有太多压制、挫折、以及自身需要逾越的东西。狂点就狂点吧，但希望他们能坚持下去。我曾经听某些导演说，我拍的不是我真正想拍的，我就知道完蛋了，什么叫不是你想拍的？至少我们都应该尽最大努力去完成一部对得起自己这份职业的作品。话说我们这一代，最后能坚持下来，所谓不忘初衷，没有被市场的浪潮侵蚀，还剩下几位？
“国内和海外的创投会，我基本上跑遍了，接触了上百的新导演，但是真正能够合作的没几个，因为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如果监制或制片一个项目，除了这个计划足够吸引我，还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和心血去工作，所以得确定自己能从头到尾跟下来才行。这就意味着，我不可能同时做很多导演的项目。尤其是跟新导演合作，更得用心。
“一个新人想要出息，同样也得用心付出。我常跟他们说行动的重要性，当你有足够的创作冲动，并且具备制作的基本条件，就去做吧。没有十全十美。我觉得拍很重要，重要的是练习和积累经验，同时也会让你了解，期望和实际工作之间可能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你需要做得更多做得更好才行。
“去年我遇到一个低成本影片的计划，在不同的创投会上拿了三个奖，奖金加起来大概十几万，这些钱对于一个新导演非常重要。从过去的胶片时代发展到今天的数字时代，技术革命带来的好处是，用很少的钱也可以拍电影。前年，FIRST电影节有一部获奖影片《中邪》，拍摄预算才几万元，你能说那十几万没有用吗？
“做电影永远都需要钱，但有时不在钱多钱少，同样重要的还有才华和激励，年轻人的成长需要不断得到肯定和鼓励。很多时候，如果有人愿意来帮助你，起到的积极作用也许远远大于给钱本身。
“新导演很多都先自己写剧本，如果还没有固定的制片搭档，建议把写好的剧本递给那些制片人或者制片公司，以便寻找合作机会。同时，申报国内外的各类创投会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专业的创投会除了评选优秀作品并给予奖金或资助外，还在活动期间组织行业的资源，为年轻导演建立与制片公司和市场接触的平台，相对集中地安排创作者与投资人沟通的机会。
“电影是集体性的工作，一定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电影的版权也不是某一个人的，它通常是一个权利链。最初的版权是编剧的，导演可能还没确定呢。被制片公司选中的剧本，通过签订版权合同转让权利，交易一旦产生，权利就转移过渡到制片公司了，简单点说谁买了就是谁的，然后在接下来的项目融资过程中，权利被继续转移并分割，最后电影的版权一般都被该项目投资人拥有。有些导演可能同时也是剧本作者，打算自己拍自己写的故事，最初的作者权利当然是他的。在欧洲，电影作者（包括编剧、导演等）会拥有自己作品法定的版权份额，无论比例多小都必须有。中国对电影作者和艺术家的尊重和保护意识还没有很好的建立和完善，尚未实现法律方面的强制规定，所以正常情况大都是制片公司先买断作者权利，之后电影版权也就跟作者没关系了，但作者相应的署名权和收益权是受法律保护的。
“那么作者可不可以谈权利？其实是可以的。不过，投资方一般不愿意分给你版权份额，因为商业运作跟艺术创作是两个系统，作者参与进来有可能让事情变得麻烦。根据项目状况的不同，有时会考虑给作者利润分成，或者盈利之后给予作者奖励，大部分是局限于金钱层面的讨论。现在也有作者本人同时是出品人的，另当别论。
“投资人有权利对作者提出创作的要求和建议，作者是否接受取决于协商的结果。他们之间的关系跟谈恋爱和结婚差不多，互相欣赏互相接受，俩人自然就会考虑结婚生孩子，作者和投资人谈得拢就合作，电影就好比是他们共同的孩子。但之后因为各种问题，夫妻反目为仇也不是没可能的。这时候，起初签订的合约文件变得尤为重要。
“投资人也有更换导演的权力，这个事儿相对比较复杂。作者在签版权转让合同之前，这些都是可以谈的，包括约定导演作为合作的必备前提条件，但不是所有投资人都会接受这样的条款 。
“新导演没有在行业和生活中摸爬滚打过，不懂的东西可能很多，合同有时候也看不太明白，缺乏合作经验。不排除某些生活窘困的导演，卖了剧本即便不是自己导演，也愿意。有这样的导演，写了好几个剧本，其中有的卖出去了，有的准备留给自己去操作。
“正确地为人处世很重要，无论是电影作者还是投资人，都应该具备做人做事的基本道德和职业操守。在这个语境下，我不得不说，投资人、制片公司承担的风险要比新导演大得多。所以，和年轻的导演签合同，你有辅导和教化他的责任。
“例如片长问题，应该在合同里就有约定，专业的制作合同里都有相应条款。你需要跟导演讨论，为什么片长是90-100分钟，还是100-120分钟？事先约定片长是有道理的，要分析制作和营销是否因此受影响，是否占用更大的资源，导致更大的消耗，等等。单就影片发行和放映方面来说，一是需要考虑观众的承受力和观影舒适度，很多人超过两个小时可能就疲惫了。二是需要考虑进入电影院之后的排片情况，放映时间过长的影片势必减少场次，影响票房收入。电影节选片也有可能遇到麻烦，如果片长占用了两部常规电影长度，是需要慎重考虑的。很多时候，导演和制片人或者发行人会为了片长问题争论，如果大家都能从真正对影片负责的角度协商，分歧总是有办法解决的。
“除了片长，还有类型，艺术片还是商业片，黑白还是彩色，胶片还是数字，剧情还是纪录，做电影的人都懂。总之一开始就应该都谈好，和新导演要尽可能聊得更细一些。因为新导演在制作的很多方面还没有足够的经验或者建立概念，单纯地认为自己想拍的东西，别人都明白，也很容易被最初合作达成的喜悦和兴奋冲昏头脑。即使工作过程中出现分歧和矛盾，常常迫于压力而妥协或忍耐，但这些小问题越积越多，如果没有及时有效地解决，很可能积重难返导致合作破裂，甚至作品失败。所以，除了热情和眼光，还需要良好的沟通。
“对于新导演，我不建议他们用自己的钱来拍片，在没有找到资金之前，根据自己的情况，量力而行垫付一点是可以的。如果一位有志于成为职业导演的年轻人，无论做艺术片还是商业片，都应该逐步进入到工业体系中，系统学习并了解电影生产与营销的各个环节，以专业的方式和科学的态度进行创作，吸引投资，制作，推广和销售你的影片。”
6. 杨城：拍电影不是谈恋爱
采访、文 | 李纯
“新导演更容易得到机会，但是失去了拍一部好电影的耐心。”
哪吒兄弟影业创始人，《大世界》制片人（成人动画片）
杨城三十出头，干净清秀，谈话很温和。研究生念的是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是张献民的学生，参与了南京独立影展的工作。年轻导演没有制片人，拍电影没有专业性，他决定补缺，做制片人。2016年，他创立了自己的电影公司，出品、制作了《大世界》，是部成人动画片，剧情黑色幽默。全片由导演刘健独立完成，花了三年。获得了金马奖最佳动画。去年，杨城做了“2017青年导演生存状态调查报告”，采访了六十个青年导演。其中，只有一两个人认为，自己是“高收入”，二十多人认为，自己“生活在温饱线以下”，“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真的没有办法挣钱，很可能是因为将钱都投入到项目当中了。”大约有二十人的处女作是自己投资拍摄的。从报告看，青年导演的最大困难首先是“怀疑自己的才华，创作难以进步”，其次是“找不到投资”。
“我第一次比较深入和全面地做制片人工作，是和郝杰导演合作《我的青春期》，原来叫《我的春梦》。影片讲的是出身农村的少年变成导演的故事。在金马创投上接触了投资方万达。整个过程有非常多的曲折和问题，谈判过程非常漫长，有几次面临合作的流产，最后还是达成了。
“这部电影的投资是郝杰之前电影的六七倍，他开始和专业的团队、演员合作，开始有人和他博弈了。郝杰以前是独立制作，钱少，自己身兼制片人和导演，决定权主要在他，可以任性。郝杰是个挺好的创作者，当时还不能算非常成熟和从容，但是电影是一个集体合作的工作，我和他在合作中也时不时会有博弈，这很正常。做一部电影需要团队每个人有很强的抗压性，不要相信任何一个项目是一帆风顺或者非常和谐。
“现在新导演找钱，第一种，富二代，自己出钱。第二种，找业外的公司或投资人。第三种，申请国外的基金。第三种已经比较少了，因为竞争非常激烈，比如申请法国国家电影中心的基金，几乎是在和全欧洲的导演竞争。拍片的成本在上升，欧洲基金的钱却越来越少。第四种，创投会，是比较主流的渠道。但真正通过创投会找到钱的项目并不多，还是少数。第五种，也多起来了，就是直接和业内专业的公司合作。
“虽然年轻导演越来越多，但论处女作的水平，整体上并没有超越前辈们。贾樟柯的《小武》，姜文《阳光灿烂的日子》，王小帅的《冬春的日子》，陆川的《寻枪》，宁浩的《香火》，刁亦男的《制服》，万马才旦《静静的嘛呢石》……和那一代比，今天的年轻人有不小的差距。我认为根本上是教育出了问题，绝大部分新导演的人文素养、对电影的理解不够深厚，加上急功近利的大环境，新导演更容易得到机会，但是失去了拍一部好电影的耐心。所以，有才华又有耐心的新导演一定会脱颖而出，走得很远。
“关于胡波的事情，是一个无法挽回的悲剧，希望可以给很多人带来反思。起码可以让以后的新导演和资方、制片人或监制在合作中更加审慎，更有风险意识、契约意识，彼此更加平等、更加宽容。即使产生了博弈，也能在一个好的规则下更耐心的进行。
“舆论倾向于认为应该尊重艺术家的表达，我和导演合作也是这样的，但是如果发生分歧，还是应该看合约。比如郝杰和万达签约的时候，没有硬性地说终剪权在谁那儿，只是说我们有义务根据审查意见修改影片，直至它通过，并没有规定说在审查意见之外，怎么左右导演。他们很尊重导演。但如果导演说，我不想改了，不接受审查结果，投资方肯定要拿过来剪辑一个过审的版本。有的公司会和导演约定，可以剪一个自己的版本——所谓导演版，上映的版本要资方说了算。还有一种是，终剪权完全属于公司。导演可以不同意，但一旦约定好了，大家要讲信用。
“我们现在的操作方式是，能说清楚的都在合同里面说清楚，把基本的东西约定好。比如导演费的数目、将来是不是要给导演奖励、是不是拥有导演后续其他项目的权益、大概的预算和拍摄周期、发生争端如何解决、双方如果终止合作的话如何退出......电影的预算、时长、风格也一定要达成共识，避免因为剪辑权可能带来的矛盾。我们公司是签完合同，立刻给导演第一笔钱，也会尽量规定电影赚了多少钱之后就要给导演奖励。尽量和导演建立一种同甘共苦且高度透明和专业的合作关系，一起成长。
“总的来说，新导演的问题可以总结成三个方面：第一，自己的准备不充分，过于仓促，过于迫不及待；第二，和投资方的沟通不深入，大家互相存在很大的误会。和谈恋爱一样，互相在错觉里，在自己的想象里，把对方想象成自己想要的那个人，没有真正很深入很客观地去沟通去判断，最后一定是不欢而散；第三，合约签得不清楚，文化人嘛，不好意思讲得太清楚。还有投资方有意挖坑，导演不怎么看合约或者看不懂合约的问题。
“除了做长片以外，接下来，我想做一个华语短片电影促进计划。很多新导演上来就搞一个长片，自己力不从心，投资方试错风险也太高。其实可以先拍一个很棒的短片来证明自己的才华，比如《三块广告牌》导演的第一个短片就拿了奥斯卡。能用短片电影证明你是一个有才华的导演肯定比什么没有拍过要好，投资方也有更多评判的依据。
“我想通过我的努力，给新导演建设一个最合理、最安全、最专业的上升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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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纯。来源：正午故事。责任编辑：培天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