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流按：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这样写道：“除了很少的几章之外，1848-1849年的革命编年史中的每一较为重要的篇章，都题名为革命的失败！但是，在这些失败中陷于灭亡的不是革命。陷于灭亡的是革命前的传统的残余，即那些尚未发展到尖锐阶级对立地步的社会关系的产物；陷于灭亡的是革命政党在二月革命前没有摆脱的一些人物、幻想、观念和方案，这些都不是二月胜利所能使它摆脱的，只有一连串的失败才能使它摆脱。”徐海亮老师对这段话深为推崇。他认为，历史从来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好的教科书，发生于半个世纪前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已经逐渐远去，虽然它已经被官方主流所否定，也一直为社会各界、包括左翼内部所争论不休，但它毕竟是现实发生过的历史事件，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同时也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所无法绕开的一个节点。我想我们今天对它的讨论如果不能跳出“到底成功与否”的思维窠臼，那么它的意义才会真正无限期地被掩埋。正如“公社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是公社精神将会永存”一样，文革所带给后世的总结与教训，才是真正值得宝贵的。
2018年3月31日下午2时，激流网举办了题为“1967年‘武汉事件’及其在文革进程中的位置”的讲座，武汉事件的亲历者、同时也是《武汉“七二○”事件实录》一书的作者徐海亮老师为大家进行了深入的讲述与分析。
徐海亮老师首先从武汉事件的历史背景说起。1967年7月，毛泽东、周恩来亲临武汉试图解决湖北文革问题；而湖北省军区独立师部分指战员和武汉群众组织“百万雄师”，抵制中央处理问题精神，冲击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下榻的东湖宾馆，并揪斗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在全市武装游行示威，矛头直指中央文革的路线与方针，这就是在文革发展变化中有重大和深远影响的“七二○”事件。这是对于文革路线的一次群体性、体制性的最大抵制与反动，斗争实质上直指毛泽东的理念与文革的基本方针路线，以及拥护他的广大革命造反群众。它的初衷是用暴力式请愿抵制中央，试图改变或结束毛泽东的文革路线。
徐老师认为，“七二○”事件本身及后续历史的发展，形成了文革初期的一次重大转折。而1978年对“七二○”事件的平反，也是结束文革的关键举措之一。甚至早在1967年8月——“七二○”事件后不久，从运动的客观走向来看，毛泽东也在实际上选择了结束文革。徐老师指出，这是文革中出现的悲剧。这是毛、周文革派领导，军队高级领导和积极投身运动的各派群众，都应该认真吸取教训的事件。
接下来徐老师对武汉事件中的一些基本史实进行了详细讲述，并得出以下基本结论：1.从准备处理到具体解决武汉问题与事件的善后中，周恩来始终起到决定性的作用。2．在毛、周到达武汉前夕，武汉军区陈再道司令员、钟汉华政委为军区支左工作定调子。3．毛、周到达武汉，开始对军区做工作时，军内和社会上业已出现怀疑中央的舆论和谣传。4．在军区向周恩来汇报工作的过程中出现了抵触与冲突。5．独立师领导擅自将总理讲话要点传达，挑动了部队的不满情绪。6．独立师领导纵容和参与了揪斗王力和扩大事态。他们布置到宾馆揪王力，并制造系列谣言、放任部队上街闹事。7．“百万雄师”部署继续抵制、散布谣言。8．抗争的矛头已指向毛泽东与中共中央。9．实际上王力没有泄露总理讲话。10．“七二○”事件中的对武汉民众的武装镇压，是6、7月对不同观点群众武力镇压的继续和恶性发展。11．当年中共中央对事件的处理。12．毛泽东、周恩来逝世后，文化革命被否定，“七二○”事件被平反。
1967年7月中共中央公开信称：武汉事件为一“严重的政治事件”。7月26日，周恩来在扩大的中央常委会称武汉事件是一个“叛逆事件”。“七二○”事件所表现出的以独立师、“百万雄师”为代表的传统体制性力量，对毛泽东的文化革命路线的群体性反抗，在政治层面上讲，的确是一次特殊历史时期的事变，是无产阶级的党、国家和军队关系不能容忍的反叛事件。
“武汉事件成为文革进程中的一个拐点”，徐老师继续分析道，1. 这确实不是一个武汉的问题，武汉2-6月来对激进的反权威和秩序的造反进行镇压，实际上鼓舞和支撑、整合了反对文革的传统势力。2. 对文革的怀疑和抵制不容忽视。毛泽东和造反群众都清楚地看到——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及其开创者毛泽东，违背了旧有政治体制的既得利益集团和群体的狭隘利益，也必然会遭到体制性力量从心理到实际言行的狂暴反对。在文革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反抗对象没有所限，哪怕你是我们曾经拥戴的毛泽东！3. 群众运动的高潮就是顶峰。武汉造反群众初次体会到政治斗争的激变与反复，体会到激情的欢愉和政变的恐怖，经历了挫折与转折。事件成为文革初期上升趋势中的最高潮。但是，顶峰就是转折，就是群众性狂热推进的极度回落。“百万雄师”的暴力并没有能使事件本身直接变成转折，但取得事件胜利的历史进程和事后的斗争变化却悲剧性地促使了历史必然的转折。“七二○”事件后的武汉群众没有能够实现毛主席指示的政策要求，没有对“百万雄师”广大群众去政策攻心，情况变得十分具体和复杂，局势不可控制。公开和简单化的群众两派斗争，不利于路线和思想问题的解决，转向强调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厉害冲突，强调大联合，去缓冲尖锐的群众性斗争。4. 绕不过去的军队问题。中央文革的激进文人利用武汉问题在宣传中大肆宣扬了“揪军内一小撮”，把文革的路线斗争和对军队高级领导的教育，引到山头与宗派与历史恩怨的歧路去。翻这历史旧账，当然是毛泽东、周恩来绝对不主张的。5. 中央政府的政治危机。各地的骚乱，不比中央政府权威失灵、中枢瘫痪更为可怕。6. 开始整肃左派。文革司令部内部出现猜忌、怀疑，甚至内讧。毛主席劝诫红卫兵：“中国历次革命，以我经历看来，真正有希望的是想问题的人，不是出风头的人，现在大吵大闹的人，一定会成为历史上昙花一现的人物”。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毛主席此时也忍不住发出这样的感叹。徐老师说，工农还是跟不上文化革命的节奏，能理解的人太少了。
徐老师的精彩讲座完成后，几位老师就“七二○”事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阳和平老师从“七二○”事件中最为严重的派性斗争出发，提出了文革的核心问题：怎样克服派性。他指出要从武汉事件中吸取教训、找出规律，跳出派性思维，从整个阶级的利益出发。阳老师认为，“七二○”事件后，毛泽东相对宽容地处理陈再道等人，也是从克服派性的角度出发，而不仅仅是对反对势力做出的妥协。文革中的艰难与阻力，可以参考王绍光《超凡领袖的挫败》一书。阳老师继续介绍道，文革中上海造反派内部的派性解决相对得较好，干部抵触少，他们起初也出现了两派斗争，但是很快一派就吸纳了另一派的大部分群众，从而削弱了派性斗争。文革要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是既要组织生产，又要监督生产的组织者，而“官僚”是现代化生产的一个必然产物，所以，不能简单地打到“官僚”了事。
接着阳老师的看法，徐海亮老师谈了文革期间武汉运动与上海运动的区别，以及这些区别产生的渊源。徐老师认为，上海从大革命期间开始，党对工运的控制相对比较严密，而武汉的工运则相对较为“独立”，两地工人的渊源与历史传承不一样，不能简单地说哪个地方的工人更先进。
而黄纪苏老师则表示，在列宁主义的党国体制下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是基本搞不下去的，武汉事件的冲突本身更说明了这一点。毛虽然讲工人阶级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权力社会中，文革派系斗争的本质其实是一拨人相对另一拨人的利益关系冲突、是权力冲突（这和生产资料本身并没有太大关系）。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怎样对生产的组织者进行监督。这需要对先锋队理论进行反思。
下午6时许，讲座在热烈讨论的氛围中结束。
附：
徐海亮：《戚本禹回忆录》中涉及“武汉720事件”发生问题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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