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哈维在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参加工作坊。南京大学黄艾婷 图

当代最著名的人文地理学家、纽约城市大学杰出教授、西方左翼最重要的一位思想家大卫·哈维（David Harvey)，2016年6月7日到访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在中心主任张异宾教授主持下，与诸位研究员举行了工作坊讨论；并于当晚在南大作了题为“价值实现危机与日常生活政治学”的主题演讲，南京大学高研院院长周宪教授主持了讲座，众多学生、学者和其他知识界人士到场聆听，现场座无虚席，盛况空前。

大卫·哈维是当代西方地理学家中以思想见长，并对建筑学、哲学、社会学、政治经济学等多种学科产生极大影响的学者。1969年出版的《地理学的解释》一书，奠定了哈维的理论地位，使其成为地理学实证主义的代言人物。1973年的《社会正义与城市》，则标志着哈维重要的理论转折，他对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感到失望，进而转向马克思主义理论。此书一经出版，影响迅速超出人文地理学界，成为名著。此后，哈维执着地高擎马克思主义地理理论的旗帜，开始了长达四十年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生涯。

81岁高龄的哈维思维敏捷，表达观点时有一种内在的激情，颇具感染力。

他谦虚地表示，这次来中国，是他首次以一个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身份到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非常深入，他这次来的目的不是来教授什么，而是来中国学习的。他认为自己还是马克思的学生，对马克思的研究没有止境。

大卫·哈维眼中的中国城市化什么样？

大卫·哈维在南京大学作题为“价值实现危机与日常生活政治学”的主题演讲。媒体人伍勤 图

1980年代起，哈维的一系列著作，如《资本的诸界限》、《后现代的状况》、《巴黎，现代性之都》、《马克思<资本论>导读》等，均着力于揭露资本主义社会中政治经济与城市地理、城市社会弊病的关联性，剖析了资本如何造就一个不平等的、矛盾重重的系统。

他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所忽略的空间问题，有开创性的阐发。他强调，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一个涉及全球的地理问题，而资本主义以“剥夺性积累”、“空间修整”、“弹性生产”等新的方式，将自身积累的危机与阶级矛盾通过资本的对外转移和对内破坏性重建而得到缓解。由此，他发展出著名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理论。

处于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国，既离不开空间化资本的推动，但又有着自己的特殊脉络。作为该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哈维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城市化的呢？

首先，哈维谈了自己对中国经济发展、城市建设的看法。他认为中国近三十年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飞速增长，城市化步伐和规模令人惊叹。中国城市化建设规模宏大，基础设施建设的规模空前，比美国上世纪大规模修建高速公路、铁路的规模还要大。中国人为自己的进步感到骄傲，当然也有人对这样的“唯GDP增长”的发展模式提出了反思。但即使对此模式有所批评，也不是反对中国，而是反对资本主义的巨大矛盾。中国30多年的经济发展已经使它进入了世界前列，城市化水平已超过总人口的50%，这种进步带来的成果和问题都可能是巨大的，会体现在经济、社会、文化乃至思想观念等方面，但最集中地体现在中国的城市之中。

哈维表示自己与中国的缘分，必须从《新自由主义简史》这本书谈起。在书中他对当时世界的发展形势展开了分析，他认为1978年邓小平领导下的、实行市场化转变、进行改革开放的中国，撒切尔领导下的英国，里根领导下的美国，是世界上三大新自由主义代表。这种新自由主义首先是一种政治经济实践的理论，即通过在一个自由市场、自由贸易和个人财产的框架内释放个体企业的自由和技能，能够最大程度地促进人的幸福。哈维认为，虽然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城市化的速度属于世界上发展最快的行列，但也造成了环境破坏、城乡收入差距迅速扩大等问题。由此可见，哈维一直保持着对中国这个全球最大市场的关注，并持续对其存在的诸多问题抱有关切。

哈维在2012年的新著《从城市权利到城市革命：反叛的城市》中，讲述了他眼中的中国城市化的故事。

他认为“城市建设一直促进着政府的基础设施开支以及房地产开支，成为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元素，甚至超过对外贸易”，一场巨大的城市化正席卷整个中国，中国的城市化的意义令世界震撼。但是，他又转而说到“中国通过城市化吸收过剩的资金和过度积累的资本，确实能在短期内起到稳定资本积累的作用，但是迅速扩大的社会不平等、随着世界金融危机导致的失业问题、生态恶化，对农村土地和农民工劳动力的剥夺、投机资本的发展等等”都意味着“中国模式”存在着隐患，很容易从功臣变成发展的巨大障碍，这种方式还会持续多久仍旧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哈维以19世纪50—70年代奥斯曼对巴黎的城市大规模改造为例，来说明资本对城市发展的巨大促进作用，并且认为奥斯曼重建巴黎其实是为了解决剩余资本的出路问题，同时对当时的无产阶级进行管理和控制。但是那种类似凯恩斯式的城市发展方式，虽然建立了全新的生活方式，但是巴黎也成了“不夜城”，成了消费、旅游休闲的中心。咖啡店、时装业、百货公司、盛大的博览会等等，都市生活以低俗消费来吸收庞大的盈余的方式，导致过度扩张，以及日益具有投机性的金融和信贷制度，最终导致这种发展模式的崩溃，奥斯曼被迫下台。

同时，哈维还谈到了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的破坏性影响：这是一种周期性的危机。1973年美国房地产泡沫破灭已经给了世界一个响亮的警示。而2008年这场危机导致全球资本主义犹如跨上一辆“区域危机和崩溃”的过山车。这导致，美国人一直把房地产市场当作美国经济稳定器这一观念彻底破灭，美国进入经济大萧条，进入了次贷和住房危机。但是，美国以债务的方式将世界其他地区的资金转移到自己国家，这实际上让全球市场为它的错误买单。在2008-2009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下降，中国出口部门大约损失了近3000万个工作岗位。但是中国政府在2008-2010年创造出大约3400万个工作岗位。解决城市的不平衡发展和城市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是政府和人民应该集中思考的方面。

哈维教授总结道：资本对城市的投机是一种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它通过反复的拆毁和重建，解决其剩余价值难以实现的危机和资本力图压低工资进行扩大再生产的目的之间的必然矛盾。所以城市建设具有阶级性，生活在巨大的水泥丛林的广大居民要为自己争取有保证的日常生活质量和权利而努力呼喊。

时至今日，大卫·哈维如何解读马克思？

大卫·哈维在南京大学哲学系薛光林楼所挂的自己的照片前留影。南京大学黄艾婷 图

那么，马克思的著作能够为当代社会发展提供什么理论参照呢？

哈维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能力不在于生产剩余的能力，而在于把剩余占为己有的能力，占为个人私有财产并将它投入循环来追求更大剩余。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危机就在于生产与实现的矛盾性统一。很多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都忽视了《资本论》第二卷的重要性，马克思经常谈到有必要将资本视为生产和实现之间的矛盾统一体。价值的生产和实现是两码事。

例如，巨大的价值都是在中国生产出来的，但却是在美国的苹果或沃尔玛实现的。当然，现在价值的实现主要是通过昂贵的工人阶级消费而实现的。沃尔玛通过在中国和其他地方生产的商品，在美国获得高利润率。商业资本家和金融资本家成为问题的一部分，因为他们越强大，能从价值实现过程的不同层面所攫取的价值就越多。因此，价值实现过程并非没有剥削，消费者和商人之间的斗争也成为阶级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在生产阶段取得高工资的、更加宽裕的工人阶级会发现，他们额外的有效需求会被商业资本家、货币资本家和食利者层层盘剥。工人在生产过程中取得的成果，在价值实现阶段被资本的其他部分所剥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不同场合提及这种可能性，但没有详细阐述过（也许因为在他们的时代，这个问题还没有那么突出）。之后的马克思主义传统要么忽视，要么将其视为不那么重要的剥削形式。但是从生产与实现的矛盾统一的视角来看，这个问题不仅要认真对待，而且要和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剥削等量齐观。但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一些很成问题的结论。应对工人阶级，资本家很早以前就认识到，他们给出去的，依然可以拿回来很多。随着——尤其是在上世纪六十和七十年代——工人在消费领域变得日益强大，资本也开始通过消费来夺回价值。

因此，“在马克思的时代还不是很剧烈的价值实现领域内的斗争，无人阅读那本该死的书(《资本论》第二卷)，这些就是传统左派的问题”。哈维认为，如果说第一卷，马克思是主要关注剩余价值生产的过程和动力，探讨工人阶级成为被剥削的对象的残酷现实，把实现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都放在一边了。那么第二卷则相反了，马克思假设剩余价值的生产没有任何的问题和困难，而把惊险且不稳定的剩余价值实现过程放到显微镜下仔细分析。生产和实现的统一，就像商品一样，是一个矛盾统一体。如果不仔细理解资本论第二卷，那么后果是很糟糕的，这样我们就无法完全理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了。他强调，只有把资本论三卷放在一起辩证地来理解，我们才能理解马克思辩证的、有机的和关系的研究方法。

哈维指出，我们现在的时代与马克思那个时候不同了，严格死守马克思的结论是一种教条主义的表现，是理论思考的无能。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从“福特制”转向“后福特制”和新的“福特制”，这也让无产阶级的反抗方式发生变化，“不幸的是，左派对组织快餐业的员工并不热心”。因为服务业、物流、餐厅和超市员工的价值生产，与左派关于经典工人阶级的认知并不相符。哈维恰恰认为，无产阶级并没有消失，现在出现了新的无产阶级，他们与左派视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产业工人有着非常不同的特征。从这个意义来说，麦当劳员工已经成为21世纪的钢铁工人。

在马克思的时代，城市化程度还不是很高，工人阶级的消费主义几乎不存在，因此马克思能够探讨的就是工人阶级能够以微薄工资存活，且他们精于此道。资本让他们自生自灭。但现在我们所处的世界，全球经济大约有30%来自于消费主义，在美国这个比例达到70%-75%。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坐在这里说消费主义无关紧要，紧盯第一卷，只谈生产不谈消费?”哈维问道。城市化迫使我们表现出某种消费主义，例如，你得有一辆小汽车。因此你的生活方式在很多方面为城市化的形式所决定。在马克思的时代，这还无关紧要，但现在却是至关重要。我们需要找到能够真正认识到阶级斗争机制变化的组织形式。

日常生活为什么就不是宏大问题了？

大卫·哈维著作部分中译本。

去年发生的希腊危机、西班牙抗议和之前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也引起了哈维的关注。他说，欧洲左翼在西方发生普遍危机的情况下，之所以没有在革命方面取得什么胜利，原因有很多，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没有注意到，现在的阶级斗争跟马克思那个时候不完全一样了。从马克思的时代开始，工厂和工厂的劳动，在定义由资本主义的历史塑造的阶级斗争的本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今天，这种斗争的首要场域就是家庭或者社区，并且大量的城市社会运动证明，一种网络化和去中心化的反抗结构开始生成，反抗的中心场所也逐渐从工厂转向生活空间。

笔者在现场还就此向哈维教授提了一个问题：您的这一观点和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是什么关系呢？

哈维回答说，法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空间理论家列斐伏尔，作为一个辩证法家和日常生活思想家，给我们留下了重要的理论遗产。他从列斐伏尔那里受到了重要的启发，列斐伏尔以前瞻性的眼光为我们揭示了城市发展需要注意的重大问题。列斐伏尔在《城市的权利》中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进入城市的权利。“城市权利”指什么呢？就是谁拥有城市的问题。拥有，不是个人直接拥有一份物业意义上的拥有，而是一个群体、集体意义上的拥有，是每个人和群体是否能够获得就业、文化教育、居住、城市保险，适当的生活环境和管理城市的权利。列斐伏尔批判了资本主义城市规划的经济主义和功能主义，与当时社会希望建立公正的空间的呼声是一致的。但是哈维认为这一理论并没有得到西方左派的重视，大部分传统左派始终难以解决城市社会运动的革命潜力问题。哈维接着列斐伏尔往下说，他认为城市权利是一种对城市化过程拥有某种控制权的诉求，有建设城市、改造城市的权利，这需要一种根本的和激进的方式。

面对传统左派的攻击性问题，哈维不无激动地说：为什么日常生活就不是宏大问题了？他认为，所谓的宏大问题并不只是那种风卷残云、暴风骤雨的历史运动。目前，全世界的总人口有一半多都生活在城市，城市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人们在城市生活中的矛盾越来越难以解决。围绕这些城市问题进行讨论、对城市底层和边缘人进行组织，从而争取更多的城市权利，为更美好的城市生活而斗争，这就是宏大的历史问题。

但是，如今的城市成了资本主义资本积累和剩余价值生产的源地，城市权利日益落入了私人和巨大的资本和财团手中。哈维举了个例子：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刚刚爆发的时候，就有200-300万人因为丧失抵押权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他们都是由妇女支撑的家庭、黑人和处于城市边缘的白人。美国许多城市街区，甚至整个城市周边社区都受到了金融机构的掠夺性贷款的破坏和困扰。金融机构和人民福祉发生冲突时，人民始终是受害者，被扔在一边，人们的城市权利被剥夺了。

因此，哈维倡议要建立类似于社区委员会那样的组织来对城市剩余资本和产品进行民主管理，反对资本对城市永不停止的“创造性破坏”。那些首当其冲的穷人、弱势群体、边缘化的流浪者、无产者必须被组织起来，同时必须对新无产阶级的日常生活进行组织。但他也指出，绝不应该固守某种去中心化的反抗策略，因为“如果你手中不掌握权力，资产阶级和大公司资本主义就会夺回权力”。

那么左派面临这些新的变化和危机应该怎么做呢？是等待着手握社会主义的车票，坐上经济增长的列车，直达共产主义吗？哈维认为，近几年那些来自无政府主义和自治主义传统的组织在运动中表现出了特色，他们比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更为深入地介入到日常生活的政治——并不只限于一些去中心化的、差异性的运动和抗议，必须要有一个关于理论和目标的集体的或者共同的筹划。“想想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对工人争取缩短工作日和提高工资的斗争的精彩的分析，这是走向自由的第一步。但是进步吧，就是一点点累积的，很小的要求可能会引发极大的革命成果。”甚至当并不存在任何革命成果的可能时，左派也得寻求妥协方案，而这种方案可能破除新自由主义紧缩政策的废话，并且为新的组织形式开启空间。

在哈维看来，不能坐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到来，这是经济决定论，也是对马克思的误读。“很多人没有仔细阅读马克思的著作，就人云亦云，这不是一个学者和理论家该有的态度。”他认为，我们的部分目标就是以新的不同原则来改造和重组日常生活，这是很多政治行动都应该遵循的方向：为寻找一个美好的生活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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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澎湃新闻。责任编辑：罗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