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的模糊性最终都被导向利于新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方向。但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团结的期望可能依旧存在。当下的危机就是重拾这种期望的机会，这样就可以重新将妇女解放的思想同团结社会的愿望联系起来。最终，女性主义者需要切断同新自由主义的危险联系，并将上文提到的各种“贡献”重新引向我们最初的理想。

作为一名女权主义者，我一直认为通过为女性解放奋斗，我们正在建立一个更好的世界——一个更平等，公平和自由的世界。但是最近，我开始担心这些被女权主义者倡导的理想正在造成不同的结果。

在残酷的命运之下，我害怕这场为了妇女自由的运动已经和新自由主义产生了危险的联系，而新自由主义致力于建立一个自由市场社会。这就可以理解部分根植于激进世界观的女权思想是怎样开始更多使用个人主义术语。曾经女权主义者批判追名逐利，但现在她们提议女性们更进一步。女权主义运动曾将社会团结置于首位，但现在开始赞美女性企业家。鼓励个人晋升和精英社会也取代了重视关怀和相互依赖的观点。

这一变化的背后隐藏着资本主义特征的巨大变化。战后时期政府干预的资本主义已经让步于一种新型的资本主义——无组织，全球化以及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第二波女权主义兴起时，致力于批判政府干预的资本主义，但现在已经成为新资本主义的女仆。

通过回溯历史，我们可以知道为女性自由奋斗的运动同时指向两种不同的可能结果。在第一种情况下，它预示了一个同时具备性别解放，参与式民主以及社会团结的世界；第二种则承诺了一种新型自由主义，其中无论男女，都可以从个人自治，更多选择以及精英政治中受益。从这个角度来说，第二波女权主义是矛盾的。

正如前文指出的那样，近年来模棱两可的女权主义偏向了第二种自由——个人主义叙事，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们是新自由主义的被动受害者。反而，我们对这一发展贡献了三个重要想法。

第一个贡献是我们对“家庭工资(family wage)”模式——男性负责家计，女性负责家务的家庭理想模式——的批判，而这一理想模式居于政府干预资本主义的核心地位。女权主义理论对这个理想模式的批判现在被用来给予“弹性资本主义”正当性。毕竟这种形式的资本主义严重依赖成为工资劳动力[2]的女性，特别是在低工资的服务业和制造业。不仅单身女性，已婚女性和有孩子的女性也参与这种劳动;不只是少数族裔女性，实际上各种国籍，各种民族的女性都有类似遭遇。当全世界的女性都被卷入劳动力市场，一种更新、更现代的双职工家庭理念取代了原有政府干预资本主义下的家庭工资理想模式。

被压抑的工资、减少的工作稳定性、下降的生活水平、为了工资而快速增长的户均工作时间、更夸张的轮班制度以及增多的贫困问题都隐藏于新理想之下，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女性户主的家庭。

通过建立一种“赋予女性权力”的叙事，新自由主义将种种丑恶掩盖起来。新自由主义激起了女权主义对家庭工资的批判，但这一批判被用来赋予剥削正当性，因而新自由主义将解放女性的理想困于资本积累的引擎之下。

女权主义对新自由主义思潮还有第二个贡献。在政府干预的资本主义阶段，我们正确地批判了一种狭隘的政治观点——过分注意阶级不平等，但是忽视了以家庭暴力、性侵犯和生殖压迫为代表的非经济不平等。

通过拒绝“经济主义”并将个体政治化，女权主义拓宽了政治议程，用以挑战社会等级身份，这种等级身份建立在文化构建的性别差异之上。本来的结果应当是扩张争取正义的斗争，文化和经济方面的问题都应在考虑范围之内。但实际的结果是对“性别身份”的单方面关注，牺牲了基本生活方面的议题。更糟糕的是，女权主义转向身份政治这一变化，同正在崛起渴求压抑一切社会公平记忆的新自由主义配合密切。事实上，我们囿于文化性别主义批判的时刻，正是急需对政治经济给予更多关注的时候。

女权主义对新自由主义贡献的最后一个观点是对福利国家“家长式统治”的批判。

无可否认，在政府干预资本主义阶段，这是一种进步性的批判，但自此以后，这种批判已经同新自由主义针对“保姆式政府”的战争相融合。一个生动的例子就是“微观信贷”项目，该项目将小额银行贷款借给全球南方国家的贫困妇女。微观信贷被吹捧为解决女性贫困和人身依附关系的女性主义解药，因为在实施的时候，微观信贷被认为具有以下特征：赋权、自下而上而非自上而下、无官僚繁文缛节的干扰。

但是一个令人不安的巧合被人遗忘了，微观信贷兴起之时，正是国家逐步放弃采用宏观层面手段对抗贫困的阶段，而这种宏观层面的手段具有小规模借贷无法替代的作用。在这个例子中，一种女性主义思想被新自由主义绑架。一个原本致力于使国家权力民主化，从而真正赋予公民权力的思想，现在被用来争辩市场化和政府紧缩的正当性。

如前文所述，女性主义的模糊性最终都被导向利于新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方向。但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团结的期望可能依旧存在。当下的危机就是重拾这种期望的机会，这样就可以重新将妇女解放的思想同团结社会的愿望联系起来。最终，女性主义者需要切断同新自由主义的危险联系，并将上文提到的各种“贡献”重新引向我们最初的理想。

首先，我们需要打破批判家庭工资和弹性资本主义的关系，重新建立一种生活方式，在这种生活方式中，工资劳动不再居于核心，非工资劳动也有重要价值——非工资劳动包括但不限于护理工作。

其次，我们不能简单地将经济主义和身份政治对立起来，反而我们应当重新联合两种不同诉求，一个致力于改变基于男权文化价值观的社会秩序，一个致力于促进经济公平。

最后，我们需要认清，批判官僚主义绝不意味着支持市场原教旨主义，我们要重申，参与式民主作为一种加强公共权力的手段，出于正义的目的，需要对资本有所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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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原文来源：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3/oct/14/feminism-capitalist-handmaiden-neoliberal

[2] wage labor常译为“雇佣劳动”。在本文中，为更贴近原意，突出女性通过工作挣取工资，译者将wage labor译为“工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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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红旗太平洋。责任编辑：邱铭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