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见过周恩来晚年的身影，他始终在我脑际萦绕。记得在七四年十月间，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过春节，他们找我与王知常一起去汇报写作组的工作，谈话间，张春桥说总理曾提出要徐景贤与我一起去北京，让徐参加文化部的工作，让我去参加科教组的工作，多管一些教育方面的事，会上江青不赞成，她说把他们都调到北京来，将来需要文章的时候，找谁啊！所以，这件事也就搁置下来了。当时，王知常在寝室对我说，人在事在，人亡政息。他说这话的意思是不希望我离开上海写作组的工作，从我自己讲，我也不想离开写作组，因为写作组有一个班子在，而且有复旦和师大这二所大学的文科作支援，更有自己的刊物作阵地，报纸也能呼应过来，上面有徐景贤给我撑着，方方面面如鱼得水。一个人去北京，面对完全陌生的环境，京官难当啊！我这个读历史的还多少懂一点，那时上海的干部如石西民、金冲及、沈竹去北京后的日子都不好过。所以根本就不想去，既然江青给我挡住，我是高兴的。对总理能够想着徐景贤和我，我还是感激的，心里有一种知遇之恩。总理日理万机，怎么会想到上海有我这么一个人呢？而且在此之前，我与总理没有任何个人之间的来往，当时我一直在反来复去地思考为什么那时总理会想着徐景贤与我？还有一件事，去年香港出版了一本介绍于会泳的书，书的题目叫《走向毁灭》，介绍于会泳的经历，于会泳出身于搞民族音乐的专业创作，后来从上海调北京在江青身边搞样板戏音乐创作。我见过他几次，但关系不深。我身边用了一个贴过他大字报的高义龙，为此他还很不高兴。我对高义龙说，你尽管在文艺组工作，只要不在外面太张扬，我能保你平安无事。所以我与于会泳的关系淡淡然，说不上好，也谈不上坏，各人工作的方面也不同，大家河水不犯井水。但是在这本书的第四章中讲到四届人大国务院文化部部长人选的时候，周总理提出正式恢复文化部，并说有人提名让沈雁冰（茅盾）来任文化部长，遭到江青与张春桥的反对，于是周恩来提出“徐景贤行嘛！”张春桥也反对，张说：“上海的工作离不开徐景贤。”周恩来接着说：“那么我不调徐景贤，调朱永嘉来还不行吗？”结果张、姚还是舍不得我离开上海写作组的工作。毛不让江青参预四届人大的组阁，但总理安排各部人选时，还不得不考虑江青的情绪，所以在张、姚的系统中，找一二个还比较能办事的人去国务院工作，也便于相互沟通。所以才会在上海的干部和知识分子中挑选徐景贤和我，这是不得已而求其次，求得大家都能融洽相处，当然文化部长最终还是于会泳去当。其实谁去当文化部长，在那个时候都是放在火坑上烤呀！我是无法侍候好江青的，也很难与迟群相处得好，这次实在是逃过一劫。事后回想起来，虽然当时没有人告诉我上面讨论人事问题的具体情况，但在四届人大会议时，于会泳对我特别热情，几次到我住地来看我，毛泽东去世时，我去北京参加追悼大会，他又二次来住地探视我，过去从未有过那样的热情，七五年于会泳来上海，看到我在上海组织歌泳大会，他感到这种形式很好，立即去北京推广。但现在想来，这一切都事出有因吧！大概因为他顶了我那个位置。其实不然，否则的话他的处境或许是我该受的，现在想来他可是我与徐景贤的替死鬼。所以事情的得与失，幸与不幸都很难说，不管怎么样，总理这番知遇和盛情我是永远铭记在心的啊！然而我一直在思索的一个问题，周恩来为什么会记得和想着我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呢？他是从哪儿知道我的呢？

由于过去我并没有直接与周恩来面见和交往的机会，我只能从与周身边的人的接触过程来思考了。我记得江青在六七年四月间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的那篇“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稿上，讲到姚文元写的那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毛在姚的名字旁加了一个括号，说：“及其组织的写作班子，”那就是我们那个罗思鼎小组，毛所以会加上这一笔，那当然是姚向毛报告的。六九年我们去北京参加国庆二十周年的观礼活动时，姚的夫人金瑛也在内，那时我们都住在中南海，周的夫人邓颖超特地到住地来探视我们，这样金瑛与我一起都与邓在中南海我们住地的院子内交谈过。这些事，或许在周的耳边多少留下一点印象。六八年九月以后，姚让我们在上海成立《红旗》组稿小组，那是经毛批的，以后我与王知常，肖木三个人，在上海为《红旗》组织大批判文章和总结斗批改的经验，那时我们与文汇报社一起组织的关于乡村赤脚医生的报导，与新华社上海分社搞的上海机床厂七·二一大学的经验，以后又让胡锡涛搞的同济大学五·七公社的经验，后来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召开的理工科大学座谈会纪要，文科大学座谈会纪要，这些都是我在旁做组织工作，复旦理科和文科的几个试点也都是我通过朱惠民在具体抓的，这些情况我都比较熟悉，我抓这些教育改革的基本思想便是根据毛《实践论》的思想，强调课堂教学的整个过程中，学生一定要亲自在动手参加实践的过程中接受知识，不仅学习知识，也要学会如何动手做事的能力，所以同济大学五·七公社的经验是强调结合典型工程进行教学，让学生带着生产实践中遇到的问题进行系统的理论知识学习。在复旦理科我强调学校办工厂，让学生结合生产课题中的问题进行学习，那是带了问题学习系统的知识。复旦物理系便办了四一电子工厂，生物系结合农业生产实践的问题，数学系也到工厂去结合生产中的实际问题讲数学，连苏步青、谷超豪也去了江南造船厂，大学者下厂也确实帮助工厂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那些经验还都登了报，因此这些点上的情况，由于我参加了座谈，听过汇报，改过稿子，所以让我讲这些方面的事，如数家珍，可以说得有理论有实际，不仅头头是道，而且一清二楚。七一年时，总理派刘西尧到上海来了解教改的情况，这个事本来应该是文教组去汇报的，文教组的头头是警备区来的，叫杨一民，他不懂行，一点也讲不出来，他只能拖着我去向刘西尧汇报。那次我在东湖宾馆给刘西尧足足汇报了二天，到了第二天他是频频点头，赞不绝口。也许刘西尧回北京，向总理汇报教改方面的事，给他留下了印象。以后北京和外地来的头面人物，要了解上海一月革命和文教方面的情况，我成了接待员，如鲁迅的兄弟周建人到上海来，我也陪了他二天。

另一次是七四年的夏秋之际，在北京召开法家著作注释工作会议，我是上海代表团的团长，实际组织这次会议的是总理身边的李琦，在宾馆我住的房间与他是贴门相对，所以二个人一来一往便熟悉起来，在五七干校时，他与金冲及在一起，他对石西民从上海带去北京文化部的金冲及与沈竹都很欣赏，那时金冲及与沈竹都在文物局王冶秋手下，成了他的得力助手。我在李琦房间与他闲聊时，他给我说金冲及这个人你们想不想收回去，他想回上海啊！这个话我就很难说了，因为这个问题，我做不了主，从我个人讲，我当然希望他回上海，我的担子可以轻许多了，但这要张春桥、姚文元作主的，我既不能点头，也不能摇头。李琦看我不说话，他说你们不用我用了，所以金冲及会一直在他的手下。过去有人说过，士大夫用则似虎，不用则似鼠，这个话有一定道理。金冲及在文化部，确实埋没了他的才学和能力。到了李琦那儿便有充分的机会施展他的才能了。幸与不幸决定于机遇，知识分子看重知遇自己的人，女为悦己者容，士为知己者死，这话还是有道理的。在中国传统社会知识分子要讲什么独立性，实际上还是空话。总还要依附在一张皮上，不是这张皮，便是那张皮，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皮没有了，那张皮上的毛就倒霉了，我的结果也就是这样。话再说回去，在七四年秋天北京召开的法家著作注释工作会议上，我也作了一个发言，讲思想发展中源与流的关系，我借用的还是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讲的精神，历史上的思想资料只是流，不是源，许多人把这个关系颠倒，把过去的思想资料当作源泉，这是误解，吸取什么，发扬什么是现实的需要，必须落脚于古为今用。他听我这个发言后，大为赞赏，说我讲在点子上。总理虽然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但总理应该知情的吧。文化部长，总理只能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这边的人中排，所以排徐与我，只是与于会咏比，那个好使唤一些罢了，关键是要江青点头，江青当然要挑选于会泳，毕竟他跟江青久了。即便如此，我与徐对周都有一种知遇之恩的感觉，这种情感徐在《十年一梦》中反映得很清楚。徐得以保外就医提前出狱，还是由于邓颖超的援手，这一切都是看在总理的面上。

       至于说我们在批林批孔中，影射攻击周总理的问题，那真是冤者枉也，根本没有这回事。批林批孔就是为了解决林彪事件所留下的恶劣影响，林彪是尊孔的，林立果在《五·七一工程纪要》中诅咒毛是秦始皇，是暴君，毛是反孔的，尊法反孔是毛一贯的思想，批林批孔就是那么回事，没有其他的用意。抓了“四人帮”以后，我们成了清查对象，所以会提出批周公的问题，在全国范围内声讨影射史学，其实只是为了借此激起群众对“四人帮”的仇恨而已，但在清查运动中把我们写作组给整苦了，后来在审判我们时，这一条根本就不提了。因为，完全没有事实依据嘛！再说影射史学这个概念作为贬义词也不能成立，它只能是中性的，人们为什么要读历史，那是为了以史为鉴嘛，结合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来解剖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为未来指明方向这本来是人们阅读和研究历史的出发点。什么为历史而历史，那只能钻牛角尖，只会把历史研究引入象牙塔的死胡同中去。批了影射史学实际上害苦了历史研究。现实生活的问题需要借助历史来为其指明未来方向，历史、现实和未来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啊！批影射史学不仅害苦了大陆的史学工作者，而且还害了海外的一些史学名家，跟着一起说错话，真是以讹传讹害人不浅。

说我们反总理的另一件事，便是我们对周培源那篇强调要加强基础理论的文章持保留态度。事实上我们并不是反对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我们认为应该加强，但毕竟是少数人干的事，不能大家都去做扬振宁、李政道啊！多数人应该到生产实践中去，从那里提出研究的课题，为生产服务，这实际上是如何处理应用与理论研究之间关系，这根本说不上什么反总理的问题。事后为了消除误解，我们还请周培源来上海一叙，是徐景贤与我一起在锦江饭店与周培源共进午餐，大家都很高兴，有些人在这个问题上，借题发挥，无非是为了讨好什么东西，说来也实在无聊。

最后我还得说，对周恩来总理我还是尊敬的，有感情的。一九七二年九月底，中日建交以后，周总理陪田中角荣到上海，在中苏友谊馆的宴会厅，举行宴会，我也在场，总理到各个桌子祝酒时，他跟我碰杯，还特意说了一句保重身体。啊！那时我因胃出血刚从华东医院出来，医院打报告要给我作胃切除的手术，张春桥不同意，这大概是徐景贤告诉总理的。宴会结束后，他还召集市委常委去锦江对面的锦江俱乐部会议厅接见大家，还特意通知我去，我们坐定以后，总理说今天他请客，每人一盒紫雪糕，接着便给我们传达了毛泽东与田中的谈话记录，这一天他很兴奋。第二天徐景贤还告诉我，他把我们编撰的《战后帝国主义经济》一书送给了总理，总理很高兴，并说以后有这方面的书都要报送给他。我让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套知识青年自学丛书，总理知道了，立即让总理办公室打电话到上海，即送他一套。总理去世以后，我自己去市革会在外滩的大厅布置灵堂，我还去党校那儿布置灵堂，因为那里是我们历史组工作的场所，写作组的成员对总理的去世都是非常沉痛的。我们大家到现在还在怀念周恩来总理，很多人都还在，历史的真相总还是能够说清楚的吧。那些没有根据的胡言乱语，随着时间的检验，终将灰飞烟灭，对许多事，历史自会作出公正的裁决，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作者：朱永嘉。来源：作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