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不平衡的教育体制决定了那一时期极为严重的“阶层固化”。大学成为权贵子弟的“玩物”，即便是赫赫有名的文学家、思想家，也大都出自上层阶层，本该惠及大众的义务教育，也被大学吸走了“鲜血”。小学没有钱，怎么培训来自社会下层的子弟？大学那么贵，食不饱腹的普通人又怎能读得起？如此畸形，民国教育能好到哪去？

1937年的春天，是一个让王世杰倍感郁闷的季节。身为教育部长，他开始编制下年度教育预算。当是时，国家内忧外患，处处要用兵。政府最关心的就是如何筹措军费。在军事开支面前，其他方面的用度都可以靠边站。因此分给教育界的经费，一直很少。

所幸经过争取，蒋介石同意从明年起，中央教育文化费增加500万元法币，总数将达到约3700万元。

增加经费是好事，可怎么用这笔钱，王世杰却犯了难。照他本意，这多出来的500万，应该用来补助地方义务教育、民众教育及内地的大学教育。这样的配置，可以说是对症下药，抓住了民国教育的死穴——富家子享受优质教育，从小学到大学再到留学，顺风顺水；穷人家孩子则无钱念书，难以通过读书改变命运。

对此，胡适曾在《教育破产的救济方法还是教育》一文中怒怼：

“因为小学教育太不普及，所以中学教育更成了极少数富家子弟的专有品，大学教育更不用说了。今日大多数升学的青年，不一定都是应该升学的，只因为他们的父兄有送子弟升学的财力，或者因为他们的父兄存了‘将本求利’的心思勉力借贷供给他们升学的。”

历史学者、中央大学教授陶希圣也进行了尖锐批评。在他看来，中国教育的受众是分三六九等的——贫苦的农工子弟，连接受初级教育的机会都没有；能升入中学的，出身“中资或富裕的工商业、地主、官僚家族”者居多；大学更是“上层社会”的地盘，被大地主，金融资本、工业资本阶级垄断。

陶希圣思想偏保守，反对阶级斗争，后来还做过蒋介石的秘书。但是上面那段，满满的“阶级分析法”。可见当年中国社会的“阶层固化”严重到了何等地步。

有权有钱才有书读、才能升学，这就是民国教育的真相。这一点别说中国人，连老外都很快看得清清楚楚。

1931年9月，应国民政府之邀，国联教育考察团来华进行为期三个月的调研。外国专家们敏锐地发现，中国的学校里充斥着富家子。不仅大学、中学如此，即便在带有普惠性质的小学，学生也往往来自“上等及中等阶级”。

富家子有实力享受贵族式教育，没问题；但政府理应搞基础教育，让普通人掌握基本的知识和技能，至少能在现代社会安身立命。这是起码的社会公平。

南京国民政府

然而直到抗战全面爆发，政府对基础教育的投入都少之又少。因为政府自己就缺钱。袁世凯死后，北洋政府陷入长期的财政危机，囊中羞涩，教育经费被严重拖欠。南京国民政府呢，从成立那天起就“亏本运营”，财政支出远超财政收入。

那么，钱都花哪儿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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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唐骋华。来源：Vista看天下政商智库。责任编辑：邱铭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