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说十月革命是“庶民的胜利”，因此，今天中国由上等人把持的机构诸如央视/人民日报/新华社，都秉持“勿议”态度去选择遗忘，借此与庶民的胜利划清了界限。为此，我等草民就需要来认真地回顾一下了，在新华社的上等人认为李鸿章很重要的今天，我们也应该来说说十月革命的重要性。

遗忘十月革命的各项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否定列宁，这不是一个新形象，而是历史久远的特殊状况。1959年毛泽东鉴于赫鲁晓夫的表现，就作诗说过“举世劳民统主子，万年宇宙绝纷争。列宁火焰成灰烬，人类从今入大同。”在十月革命一百周年的今天，我们来回顾一下此种特殊状况的传递链条。

一、赫鲁晓夫现象的代表性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间强调主要矛盾对事物性质的规定性，还强调矛盾着的两个方面中间主要方面的作用，如果用师生关系来转喻人们的思想发生过程的话，老师提出重大问题让学生不断地访问这个问题并不间断地寻求答案，则可以看作是思想史进程中间的主要方面的作用体现

在毛泽东思考革命终究会被背叛这一重大问题并不懈怠地求索答案过程中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的和平演变思路和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是作为提出思考题的权威老师，而毛泽东则是那个孜孜不懈地寻求答案的认真学生。杜勒斯期待社会主义世界内部的变化，而赫鲁晓夫则是那个杜勒斯所期待的变化趋势的最权威代表人，这两个人促使毛泽东不得不起而思考：

如何避免中国革命被背叛？

1959年9月15日至27日，赫鲁晓夫访问美国。

1959年“毛主席写了一首打油诗，讽刺赫鲁晓夫访美。这首打油诗是这样的：

西海如今出圣人，涂脂抹粉上豪门。

一辆汽车几间屋，三头黄犊半盘银。

举世劳民同主子，万年宇宙绝纷争。

列宁火焰成灰烬，人类从此入大同。

【“这首打油诗是主席的警卫员1959年12月杭州会议时给田家英看，田家英转告我的，没有广为流传，当然也没有公开发表，写作的时间大概是在毛主席同赫鲁晓夫会谈后不久。”——吴冷西《十年论战》第四章第五节】

毛泽东并不把赫鲁晓夫看作是一个孤立的个人，而是视为一种有代表性的现象，反应的是苏联社会变革到了一定程度和阶段上肯定会出现的那个代表人物。由此，就联想到中国党是否存在着同样的演化趋势，是否会在社会状况演化的相通阶段上出现同样的代表性人物。

陈晋在毛泽东诗词里有一个发现，自从1959年10月《读报诗》写作之后：

“毛泽东觉得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掉进了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重重包围之中，由此产生一种急迫的‘突围’心态。其晚年之作的四类作品，拥有一条共同的理路，都是毛泽东以深沉的命运感和强烈的斗争意志，播撒在‘突围’心路上枝藤般的思绪和情感。”【陈晋：“‘突围’心路——毛泽东晚年诗词辨析”，《党的文献》2003年第3期。】

苏联和中国的革命都非常强大，战胜了一切外部颠覆势力，挫败了一切敌对阶级的反对，但是，革命的内部将会如何演化，就成为革命的精神遗产是否能够代代相传的关键。如同毛泽东在矛盾论中间所言：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来起作用。要守护革命的精神遗产，内在的结构变化才是最值得关注的方向。

毛泽东这样一种突围心态，体现为对内因变化趋势的不乐观判断，在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上表述为：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这段话1969年被写入九大政治报告，冠名为“党在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整个历史时期的基本路线”。这个路线的基点，含有极端的制度不自信和道路不自信，担忧社会中间负能量大于正能量，基本制度受到颠覆性的威胁。而赫鲁晓夫则是社会主义制度中间，最先成长起来的负能量代表性人物，成为制度无法自信的典型代表，为此，毛泽东才从他身上看到了革命后社会的根本性问题所在。

二、革命第二天的内在问题

革命的精神遗产终究会被背叛，人民经由革命流血而获得的政治经济收益，终究会丧失在统治阶级再形成过程之后，这已经为苏联东欧的历史演化所证实。在这样的过程中间，赫鲁晓夫有着无可替代的认识论价值，所以，回顾十月革命及其带来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变革，不应该遗忘赫鲁晓夫，他本人与革命家一样是内在于革命阵营本身的，如果说列宁和苏联人民的努力是革命的正能量的话，显然，赫鲁晓夫及其同道也一样是革命本身的内在机构成分，不过这一部分是革命的负能量。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做秘密报告批判斯大林、背叛社会主义。

中国革命的深度，远超十月革命，这体现在中国的革命者不得不面对着强大的敌人，去完成民众动员和革命力量的集结过程。为此，中国的革命者——主要是毛泽东——不得不带着高度的自觉去寻求各种缺乏暴力优势条件下的群众力量动员路径，并更加谨慎地使用得之不易的弱势力量。在这个过程中间，毛泽东在阶级斗争之外，发现了革命队伍内部的路线斗争问题——如何勉强革命的组织者放弃常规的权力和利益诉求，去最大化地实现与民众的紧密结合。

中国革命内部的负能量，与苏联一样存在，但是，由于革命的深度直接触及到常规的权力和利益份额问题，就更早出现了，共产党内部1929年就出现了第一次非毛化运动，毛泽东在红四军七大上落选前委书记，就是这一非毛化的成果。在常规管理中间，官员们的权力和利益大于毛泽东所坚持的扁平化管理模式，这之间的差额，可以根据后来的历史演变命名为“邓记权益增量”——只要是恢复了常规管理的各项规则，官员们手上的权力和利益有一个可观的增幅。中国革命内部的负能量，在一开始就出现了围绕着是否对官员授予邓记权益增量的不同政见，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长期站在官场多数的对立面上。

在苏联革命者内部，也一样存在着相关问题，列宁对于苏维埃的欣赏以及对于官僚制的憎恶，是同一个问题的呈现，但是，由于苏联革命快速胜利，革命动员过程未曾在强敌压迫下深入展开，这一问题呈现并不充分，按照毛泽东的看法，苏联革命未曾进行过普遍的组织和动员民众的工作，而是较多地依赖政府政策与法令的作用，土改就是没有组织群众的斗争而是直接由政府没收土地进行分配的，毛泽东把这个称之为恩赐方法和右倾观点。在苏联革命过程中间，没有进行过组织和动员群众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内容，这是革命的路径不一样导致革命深度的差别。

在革命后社会中间，与中国相比，苏联“缺政治”是一个显著的特点，斯大林在企业和社会管理中间说过“干部决定一切/技术决定一切”这样的话，原因在于未能在革命过程中间，就利用外敌的压迫态势，逼迫干部舍弃对于“邓记权益增量”的执着去学会深入群众，完成真正的群众路线的建设过程。第一个选择的不同，导致后续选择的先决条件就会不一样，这是典型的“路径依赖”，在毛泽东看来斯大林还是革命者，他的缺点是未加反思地忽视了群众和政治。

而赫鲁晓夫则相反，他是革命队伍内部的精明商人，时刻注意挖掘各种机会去最大化自己的利益，为此目标，一切原则都是可以牺牲的。这也算是一个路径依赖，赫鲁晓夫通过苟且方式边缘化了马林科夫，在这个过程中间的精明就是：通过更多地满足官场对于权益增量的渴求去建立自身的代表性，这也是路径依赖：苟且获得最高权的结果，是需要以更多的苟且手段去维护。

三、赫鲁晓夫现象的社会学基础

在毛泽东看来，赫鲁晓夫现象的出现，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例，而是一种有着社会学渊源的现象，如果不是赫鲁晓夫肯定还会有别人，体现出他身上代表的修正主义。赫鲁晓夫的出现，是革命内部的政治蛀虫的行动，他们一切从特权阶层的需要出发，去更加稳固特权扩张的需要。为此目标，分析问题的方法或者看世界的图式，都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马克思主义会被歪曲用于粉饰特权存在和扩张的一切，而不是用于分析劳动大众的生产和生存条件，据以揭示社会矛盾和人民解放的潜能所在：

“赫鲁晓夫完全没有辩证法，只有形而上学。社会原因，是他们那里的生产关系、社会制度停顿的时间太长，多年来已经形成一个高薪阶层，农村中出现了富裕农民。因此必然有反映这种社会基础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世界观和方法论。形而上学，就是这些人的意识形态。”“苏联的社会科学不大讲辩证法，斯大林的后期，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就没有多大发展。赫鲁晓夫上台以后走下坡路，滑到修正主义那边去了。”（《毛泽东读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

修正主义的第一个显著特点，首先是意识形态的，把马克思主义对于经济剥削和阶级压迫的揭示，对劳动者解放条件的剖析，转化为一种粉饰之术，用于遮蔽特权阶层的种种发展。

特权阶层的存在方式，对于劳动者是一个显著的损害。而且，公有制社会的一个特点，极大地减少了市场社会的匿名性，损害大众的往往是具体个人的权力或者权威，同时也是具体的官员或者制度，相比较市场社会而言，公有制社会的特点是矛盾和冲突更为具体和明晰，因此，可批判性也就相应地增强了。在公有制社会中间，损害多数人政治和经济体验的权力，更少匿名性的保护，这就使得公有制社会中间特权扩张，永远有一个如何进行有效遮蔽与粉饰的重任。为此一目标，马克思和列宁这些光辉闪闪的名字，要重新服务于这样的迫切需要。就这样，特权阶层在公有制社会内部的扩张及其遭遇的各种难题，将会最大化损害特权阶层对于劳动者的管理权威，不仅以其异化的政治和经济关系体验损害民众的感受，还将要以瞎说去降低意识形态的统合能力或者说服力。

为了掩护特权阶层及其作为矛盾焦点的地位，在对于制度和政策的解释方面，往往需要极大地推广各种形而上学的世界观。用孤立/静止和片面的图式（形而上学）去理解和解说制度，就成为修正主义的最爱；反过来，用发展/联系和批判的观点（辩证法）去界定制度和政策，就往往会成为“反革命”或者“人民公敌”——因为这往往会直接地质疑到特权阶层据以维护自己的意识形态掩体。

依据特权阶层的形而上学掩体，社会主义最后会成为这样一组孤零零的符号意象：公有制企业/某个具体的当权派团体/任意解说的一套意识形态说辞，对普通人许诺未来而不是现在的好日子，现在劳动者却需要为着未来的好日子接受高度异化且日益发展的特权阶层的管制甚或欺凌，这样的社会主义实在，对于劳动大众的吸引力不可能不逐日降低。

特权阶层与民众的矛盾始终是存在的，遮蔽矛盾或者粉饰特权，就迫切需要一种策略：把民众的坏体验说成是某个特定的官员的个人责任，以此去欺瞒民众并苟且获取暂时的抚慰。有了赫鲁晓夫，特权阶层的扩张就有了较好的凭借，一切社会矛盾都不再成为需要直接面对的难题，而被解说为某个具体个人的破坏——例如赫鲁晓夫最著名的伟大创造就是在秘密报告中间把苏联政治异化的一切表现都盖在斯大林头上，就这样苏联官场与社会的矛盾和冲突关系——各种压迫性的政治和经济关系也就取消进行变革的必要，特权阶层现在无非是寻找一种新的特权扩张路径就可以了。形而上学就这样，可以长期地服务于官场特权扩张的需要，只是周期性地寻找一个具体的顶缸人，就一切OK了。

在赫鲁晓夫之后的苏联，无论官场改革家，还是民众自己，都无需去认识公有制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异化的起源和结构，也不需要去思考如何革新压迫性的政治经济关系及其可行的路径，政治的演化或者异化都遮蔽在视野之外。就这样，我们看到几十年来，苏联的改革不断，但始终着眼于特权阶层的需要——如何扩大管理权的垄断性及其对劳动者的强迫性，试图以此逼迫劳动者多干活以提高效率，这样的改革措施和观察问题的方法，始终不针对特权阶层本身的异化趋势，老是想要在劳动者日益憎恶的特权阶层手里增加其强迫能力，把特权阶层的强迫能力视为增进效率的唯一法宝，这不可能不逐步丧失动力和前进的空间。

四、公有制社会的封建化命题

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与苏联相比，有着两个方面的巨大落差，第一落差是革命道路的不同所带来的，苏联没有经历过较为彻底的普遍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洗涤，新国家的经济基础内部就缺乏这一部分精神和制度遗产，也就缺乏对于邓记权益增量的批判或者肯定方面的政策论争，这是第一落差，体现为毛泽东评论斯大林思想中间的“缺政治”——没有通过积极的干部和群众互动所形成的毛式公共领域。

与第一落差紧密相关，苏联较为强调干部的权力和技术对于生产过程的作用，赫鲁晓夫在这个基础上，继续推行各种向官员群体放权让利的政策，更大限度地实现垄断管理权并强化分配手段的激励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把权力对于劳动者的强制作为视为效率的第一源泉。对照中国的历史经验，这个努力方向一经确立，就自动地开启了“封建化扩张”趋势。在中国的历史经验中间，获得自主扩张空间的中间层最后一定会走到对上架空皇权并损害最低水平公共性要求，对下敲剥民众使其难于维持简单再生产条件，结果使得每一个王朝都陷入最后的崩溃。而苟且获得最高权的赫鲁晓夫，在确立和支持封建化扩张方面，有着极大的自觉和需要，这助长了中间层对上损害政权公共性，对下损害劳动者的政治体验，使得苏联的经济运行过程处在一个劳动者主动性日益下滑的趋势之上。

中国古代的皇权政治中间，每一个苟且获取最高权的选手，总是会找到放纵中间层扩张的聪明策略，结果在短期内就能够组建强大的篡权同盟，实现夺取最高权的目标，而付出的代价则是在长期内坐视中间层的野蛮扩张，以此加速王朝的溃灭。赫鲁晓夫边缘化马林科夫后，妖魔化了斯大林，目标和手法都是一样的。熟谙中国历史的毛泽东，在内部多次讲话中间反复提到苏联的马林科夫没有站住的教训，并试图在党内进行不同的安排，目的就在于避免“篡权同盟”的机会主义策略及其严重后果，马林科夫本身不存在重要性，但是篡权同盟的机会主义策略选择是切实需要避免的恶果。

赫鲁晓夫的“解冻”或者改革，首选策略或者改革出口一样是对中间层——当权派——放权让利，同时还搭配了意识形态宣传的整体跟进——为当权派的权力垄断进行辩护。在苏联最终形成这样一种恶性循环：因为强化管理权的垄断性和强制性，导致劳动者的主动性下降，针对劳动者日益下降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又需要更多的管理强制性和垄断性，结果又给劳动者带来更多的异化体验和主动性下滑，就这样，苏联的基础性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乃至于意识形态诊断，都出现了向下的联动趋势——权力越来越被看作是效率的唯一源泉和进步动力，劳动者反而成了各种官方媒体宣传的负面障碍物的渊薮。

最后，马克思主义作为明示的意识形态合法化资源，在苏联所起到的作用仅仅是用于粉饰权力和当权派的正面作用，从不用于解剖和分析压迫性的政治经济关系的再造过程，彻底丧失了作为劳动者解放理论的应有地位。在经济叙述中间，马克思曾经表达过对于生产力的重视，被彻底歪曲，由此，对于效率/投资/技术装备的重视就被格外突出出来，劳动者逐步地下降为劳动工具地位并总是需要各种强制性的管理手段去作用于其身，这样，马克思的经济学内容就收敛于唯生产力论和劳动工具论的某种结合。苏联社会性质的演化，首先体现为一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再现方式，这其实就是修正主义的命名起源。

五、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及其对修正主义的批判

在社会主义阵营诸国中间，为什么是中国发生了文化大革命，以及群众性对修正主义的批判浪潮？这远非偶然。

在革命年代的共产党高层内部，就已经发生了关于群众路线的政策辩论，更是由于中国革命的敌人力量的强大，帮助共产党内部的革命家施加压力，迫使大多数中共官员不得不接受深入群众/发动群众/带领群众的群众路线，这是一场以常规化管理想象力为对象的革命，革命的后果是最小化了官员们的权力和利益。这部分基于管理想象力的革命，造成了官员们权力和利益份额的净损失（也即前文所说的“邓记权益增量”），对此一损失的不忿，成为共产党内部持久的非毛化动力，由此，在共产党内部形成了两派：坚持群众路线的毛泽东及初期站在其对立面大多数高官。路线斗争的对垒双方，在革命年代就已经出场了，毛泽东不断地在革命队伍内部展开整风（给下级强行赋予批评权），就成为开展路线斗争的一个凭借；同时最主要的压力是由强大的外敌从外部施加的，每一次共产党内部高官们进行的“非毛化”往往都被外敌所破坏，导致非毛化事业不发进行到底，而且，毛泽东还往往利用外敌施加的压力在内部推进革命性的管理想象力。

路线斗争的实际存在，激活了共产党内部的自我批判意识和政策辩论，这带来了对官员队伍的最初警醒和惕戒。建国之后，官场对于苏联的学习热情，除了其他原因之外，也内在地包含了恢复常规管理并给官员们追加“邓记权益增量”的隐含目标。为此，1960年3月22日毛泽东特意提出鞍钢宪法去对照苏联企业管理中间的马钢宪法；因为官场中间DXP的反对，直到1968年人民日报才发表第一篇标题包含鞍钢宪法的文章。

建国之后，共产党高官们没有了外部强敌的压力，就更加不愿意放弃对“邓记权益增量”的执着追求，而革命时代确立的好传统慢慢就难于守护了。而且，解放前群众对于干部的批评权，也往往能够在叠加外部压力之后起到一点作用，建国后这一部分自下而上的压力也难于奏效了，其中最典型的体现是反右扩大化的内在逻辑：官员们有能力结合马屁精式的积极分子把各种批评意见作为右派或者反革命镇压下去，从而在管理权起作用的范围内部创造出自己掌控的私权力空间。在后续的系列群众运动中间，官员们往往结合马屁精式的积极分子，把一切政策许可的群众运动，都改造为打击异己以拓展私权力空间的努力，直到文革初期的“五十天白色恐怖”时期，依然如此。

因此，有且只有在中国，革命后年代中间，对于当权派的警醒有着足够的认识上的积累，同时，各种对于当权派的纠偏机制无不失效，这就逼迫毛泽东把群众运动升级为不受当权派掌控的自主批判活动，而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一场自下而上地系统揭露官场阴暗面的群众性批判运动。

文革后续演化和失败，有其内在必然性，群众性的批判运动仅仅在当权派群体尚未丧尽人心的早期，才具备展开条件；而在这个时候，相当一大批群众的不觉悟，肯定是一个现实，这个现实本身就会被当权派用于组建各种反文革同盟，这就决定了力量对比方面的潜在不利条件。真正到了大多数群众都觉悟的阶段上，文革那样的方式反而不成立了，在这样的阶段上发发动群众就等同于提前搞垮政权了。所以，文革那个特定的后果，是与发动群众的条件有关的——有且只有当权派尚未丧尽人心的那个阶段上，才具备条件去发动群众性的批判活动。

今天回顾，文革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因为其失败，才具有更高的认识论价值。有关这一点，将用另外一篇长文——《造反派的文化大革命》——来进行梳理。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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