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在1900年至1903年除了编辑《火星报》和《曙光》杂志之外，还写了近百篇文章，其中有些文章发表在《火星报》或《曙光》杂志上；有些文章是《火星报》编辑部以专刊出版或以小册子形式出版的；有些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同盟”以小册子形式出版的；有的发表在《大学生报》上，当然也有少数文章当时没有公开发表。但它后来都是列宁主义的珍贵文献资料。
列宁在这一时期发表的文章，按其内容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揭露性政论文章。这类文章描述了俄国国内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重大事件，它在反对沙皇官吏的横行霸道，唤起广大人民群众方面具有很大的意义。
2.关于创办全俄秘密马克思主义报纸《火星报》方面的文章。
3.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建设和无产阶级斗争的具体任务，以及党的斗争策略方面的文章。
4.论述农民土地问题和关于工农联盟方面的文章。
5.关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对待自由资产阶级策略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斗争方面的文章。
6.关于民族问题和反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方面的文章。
7.关于反对社会革命党人的文章。
8.关于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方面的文章。
列宁这一时期发表的经典著作有《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同题》。
《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是列宁在1901年6至9月间写成的。共分九章，前四章发表在1901年12月出版的《曙光》杂志第2、3期合刊上，题目是《土地问题上的“批评家”先生们。第一部分》。后来敖德萨海燕出版社经书报检查局许可印成单行本公开出版。第五至九章载于被得堡出版的文学、通俗科学、社会政治月刊《教育》杂志上。列宁在《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著作里阐明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土地问题的理论，批判了俄国的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列宁对国内外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者粉饰小经济、否认农村阶级分化和阶级斗争、并企图用土地肥力递减来隐瞒农业落后原因的谬论进行了尖锐的批判，阐明了马克思关于地租的学说，论证了大经济对小经济的优越性，分析了农村的阶级分化和阶级矛盾，指出了在农村中小农摆脱贫穷和落后的唯一出路就是站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这一著作对制定马克思主义的土地纲领和政策具有巨大的意义。
《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是列宁的名著。是在1901年秋天至1902年初写成的。列宁于1901年5月发表在《火星报》上的《从何着手？》中就指出，这篇文章是一个计划草案，我们在准备出版的一本小册子里将对这个计划作详细的说明。这本书在1902年3月完成，在德国的斯图加特由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狄茨创办的书局出版。列宁在这本著作中严厉地批判了经济主义的观点。列宁这本名著的历史意义在于：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首次彻底揭露了机会主义的思想根源，说明了这些根源首先是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和降低社会主义意识在工人运动中的作用。列宁把革命理论、自觉性和党的意义提到应有的高度，指出党是使自发的工人运动革命化的力量，是工人运动的领导力量和组织力量，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不是从工人阶级的自发运动中产生的，为了把自发的工人运动变成自觉的工人运动，必须向工人群众灌输杜会主义意识。列宁光辉地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原理，即马克思主义政党乃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结合。列宁在这一著作中所发挥的一些理论原理奠定了布尔什维克党的思想基础。
《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一书论述的理论问题，不是俄国社会民主党选择革命道路的问题，而是在已经确定的革命道路上采用哪些实际步骤？采用怎样的行动方法和计划？采用怎样的斗争策略的问题。这些问题当时俄国社会民主党还没有解决，并且在这些问题上引起了各种重大的意见分歧。由于这些意见分歧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斗争。俄国的机会主义冠以经济主义派的头衔。经济主义派力图限制和缩小政治组织和政治鼓动工作，认为无产阶级的主要任务是进行经济斗争，政治斗争是自由资产阶级的事情。它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贬低和轻视革命理论的作用，否认建立统一集中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必要性。经济主义是一种以追求眼前经济利益为特征的机会主义思潮，是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变种。
在恩格斯逝世之前，社会主义运动内部各个派别间的争执，始终只是个别国家范围内的事情，只是反映出个别国家的特征。例如德国的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法国的盖得派和可能派，英国的费边社分子和社会民主派，俄国的民意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间的争论，可以说是在各种不同范围内发生的。而在恩格斯逝世后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已经形成了两个派别，即马克思主义派和修正主义派。这两个派别之间的斗争，有时炽烈起来，火焰熊熊，有时又静息下去，在动人的“休战决议”的灰烬下面隐燃着。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新的派别是以伯恩施坦提出的一大套“新”论据和“新”理由来为自己的政治要求辩护的。伯恩施坦在恩格斯逝世后，突然背叛马克思主义，否认自己以前维护的科学社会主义，放弃政治斗争，放弃最终目的。俄国的经济派提出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有批评马克思主义的自由的要求，它主张让工人去作经济斗争，而让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去同自由派溶合起来作政治“斗争”。经济主义者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要求大家承认只有进行“工人在当前条件下唯一可能进行的斗争”才算适当，要求大家承认只有“工人们目前实际进行的斗争”才是可能的。列宁详尽地分析批判了这种错误的政治倾向。他总结了俄国工人运动自然和必然地由自发性向自觉性转变的历史过程。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工人所需要的某些法令等等的信念。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由有产阶级中学识丰富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历史和经济的理论中成长起来的。科学的代表人物并不是无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曾经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从他们的头脑里产生出来，他们把这个学说传给才智出众的无产者，后者又在条件许可的地方把它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可见，科学社会主义意识是一种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东西，而不是一种从这个斗争中自发产生出来的东西。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是完全不依赖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而是从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思想发展中自然和必然地产生出来的。
列宁认为，工人群众自己不能在运动进程中创造出独立的思想体系，他解释说，这当然不是工人不参加这一创造工作。但他们不是以工人的身份来参加，而是以社会主义理论家的身份来参加的，换句话说，只有当他们多少能掌握他们那个时代的知识并把它向前推进的时候，而且也只有在这个限度内，他们才能多少参加这一刨造工作，既然工人群众自己不能在运动进程中创造出独立的思想体系，那末问题只能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没有中间的思想体系。因此，对于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所谓“工人运动的自发的发展”，那就意味着受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支配。资产阶级自由派先生们企图把工人运动拉到“阻力最小的路线上去”，即拉到资产阶级工联主义路线上去。列宁回顾了欧洲工人运动史，举出了许多这样的历史事实。他解释说，自发的运动，沿着阻力最小的路线进行的运动，为什么就有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支配的倾向呢？原因很简单，因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渊源比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久远得多，它经过了更加全面的加工，它拥有的传播工具也多得不能相比。所以某个国家中的社会主义运动愈是幼稚，也就必须愈加积极地反对一切巩固非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企图，也就必须愈加坚决地警告工人，叫他们不要听信那些大喊大叫反对“夸大觉悟成分”等等的恶劣的劝告者的话。
列宁叙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论理论斗争的意义。他指出，在俄国，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而发生了理论水平的某种程度的降低。有许多理论修养很差甚至毫无理论修养的人，由于看见运动有实际意义和实际成效而加入了运动。但是，就是在这个急需提高理论水平的时候，《工人事业》杂志却洋洋得意地提出马克思的一句名言。“实际运动一步胜过纲领一打”，在这个理论思想混乱的时代重复这句话，无疑就同在人家送葬时高喊“恭喜恭喜”一样。，马克思在《哥达纲领判》里严厉地斥责了拿原则做交易的人，要求他们不要作理论上的“让步”。而现在《工人事业》杂志却假借马克思的名义来竭力减弱理论的意义。马克思的战友恩格斯同样认为理论在革命运动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认为，社会民主运动的伟大斗争并不是只有政治和经济两种斗争形式，而是有三种斗争形式，即与政治和经济斗争并列的还有理论斗争。列宁在谈到理论在俄国革命中的重要意义时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也就不可能有革命的运动。“在欧洲工人运动史上，英国工人运动侧重于经济斗争，产生了工联主义，工联主义的头面人物投向资产阶级的怀抱，出卖工人阶级的利益；法国工人运动则侧重于政治方面，受到暴力的镇压。而德国工人运动的斗争一开始就在三个方面，即理论方面，政治方面和实践经济方面互相配合，互相联系，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所以，德国工人运动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居于无产阶级斗争的前列。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他们要求德国工人运动的领袖们把它当做科学看待，要求他们去研究它，要求他们必须以高度的热情把由此获得的日益明确的意识传播到工人群众中去，要求他们必须日益加紧团结党组织和工会组织。这是德国工人运动所以强大有力和不可战胜的主要原因之一。
列宁把那些崇拜自发而形成的，狭隘的和原始的组织形式叫做“手工业方式”。按照这种手工业方式组织起来的组织，很容易被敌人一网打尽，使工人群众失去了领导者，使运动带有非常的突变的性质，使任何工作上的继承性和连贯性都无法建立起来，使分散在各地的活动家不能取得紧密的联系，小组的成分变换无常，革命者在理论、政治和组织问题上毫无修养和眼光狭小，由于缺乏镇静的态度和不能很好地保守秘密，竟使工人根本不相信知识分子而离开了他们，工人说，知识分子太粗心和轻率了，他们很容易被破获。然而就是这些“手工业者”一提到“理论家”这个词就做出一副极端鄙视的怪样子，而把自己崇拜在实际生活方面无能和无知的状态的态度称为“对生活的敏感”。这种手工业方式是一种病态，这种病态与经济主义有联系。经济主义者和恐怖主义者有一个共同的根源，就是崇拜自发性。而任何一种崇拜群众运动的自发性的行为，任何一种想把社会民主主义政治降低为工联主义政治的企图，都是为使工人运动变为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工具准备基础。
列宁主张社会民主工党应建成革命家的组织，这种组织和工人组织不同，他把工人组织称为职业的组织。职业组织应当是尽量广泛的组织，它应当是尽量少带秘密性的组织。相反地，革命家的组织所应当包括的首先是并且主要是以革命活动为职业的人。组织的参加者的共同特征应该具备这样的条件：工人与知识分子之间的任何区别完全消失，必须是很广泛的和尽可能秘密的组织。列宁认为，从切实地建立坚强的革命家组织开始，就能保证整个运动的稳固性，能够实现社会民主工党的目的。他指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当时的全部危机是在于自发觉醒起来的群众还没有获得有修养，有才能、有经验的领导者。
列宁在强调知识分子革命家的重要性的同时，特别强调指出培养工人革命家的重要性。他认为，当有了受过专门训练、经过长期教育的工人革命家队伍的时候，那么世界上任何政治警察都不能战胜这种队伍了，因为这种由无限忠诚于革命的人组成的队伍也一定会获得广大工人群众的无限的信任。他指出，我们的直接过错，就是我们很少推动工人，让他们走上与知识分子共同学习革命职业技能的道路。列宁为建立俄国工人革命家队伍作了长时期的努力，为党培养了大批有才能的革命领袖。
列宁批判了经济主义者在组织问题上的所谓“民主原则”。在俄国黑暗的专制制度下，在警察宪兵到处侦察和逮捕革命家的情况下，提出广泛民主的要求，是十分幼稚的和有害的。因为实行“广泛民主原则”的企图，只能帮助警察来广泛破坏党的组织。
列宁认为，“广泛民主原则”包含两个条件，第一，完全的公开性，第二，一切职务经过选举。没有公开性而说民主是很可笑的。公开性要求把整个政治舞台都公开摆在大家面前，使大家都可以看出某一个政治活动家起初做过什么工作，后来又经过什么变化；他在困难时候表现得怎样，他的一般特点又是什么。也就是说，每一个政治活动家都要在大众面前充分“亮相”。这样一来，全体党员自然都能很有把握地决定是否选举这个活动家来担任党的某种职务，对他们在政治舞台上的一举一动作普遍的监督，这就可以造成一种所谓“适者生存”的作用。完全的公开性，选举制和普遍监督的“自然淘汰”作用，使每个活动家都能“各得其所”，担负最适合于他的能力的工作，亲身尝到自己的错误的一切后果，并在大家面前证明自己能够认识错误和避免错误。在一切有条件这样做的时候，不这样做是十分错误的。因此，在俄国当时的情况下，主张实行广泛民主原则是荒唐可笑的。为此，列宁坚决主张建立集中化的战斗组织。他要求俄国工人运动中的活动家所应当遵守的唯一严肃的组织原则就是严守秘密，严格选择成员，培养职业革命家。他解释说，真正的革命家组织是会用一切办法采清除其中的不良分子的。只要具备有这些条件，就能保证有一种比“民主”更重要的东西，即革命者之间的充分的同志信任。而这种信任对革命政党来说是决不可少的，因为用普遍的民主监督来代替这种信任，在当时的俄国是根本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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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凤舞。来源：《列宁传》，激流网整理录入，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责任编辑：邱铭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