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教授冯象、圣经、共产主义和他的本行法学，到底怎么回事？

冯象这个人不管在“圈子”里还是外，都有点怪。

比如，他的本行是法学，在圣经翻译和解读领域下很多工夫，偶尔谈些共产主义，并且语出惊人。他在我们的访谈中已经号称再度为废除私有制做好准备了——当然，这一次主体不再是产业工人，而是人工智能。

2016年4月，冯象在上海一场名为《誓言与信仰——从宪法宣誓谈起》的演讲中，有过一段“惊人之语”。

他说：“我大胆设想，在2049年建国一百周年的时候，中国政府可以向全世界政府发出邀请，第二次废除私有制。以面对人类被取代的绝境。也就是说如果继续搞市场经济，搞私有化，依照那一套的道德、伦理和法律原则放到未来，会产生极大的问题。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共产主义将恢复它强大的生命力，将实现共产党宣言里面所设想的那个，全体先进国家，同时爆发革命。”

这番言论在网络上广泛传播，也引起了很多争议。不过，在诸多批评冯象的声音当中，可能并没有多少人真正关心冯象说出此番言论的语境、逻辑和论据。

今年10月，在接受《好奇心日报》采访时，冯象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说：“为什么不呢？由人工智能走向共产主义，看似缥缈的愿景，实际是大势所趋——连智能产业的头面人物，圈钱烧钱的‘钢铁侠’们，都在谈论计划经济呢。共产主义，自古就是人类家庭生活和亲密友谊的一般理想。”

怪教授冯象、圣经、共产主义和他的本行法学，到底怎么回事？-激流网冯象，来自：ideobook

冯象现在是清华大学法学院的梅汝璈法学讲席教授。他成名已久，曾在《读书》《万象》《南方周末》等刊物上开过专栏，内容多与其研究的法律、宗教、伦理和文学相关。著/译有《政法笔记》《木腿正义》《玻璃岛》《创世纪》《摩西五经》《以赛亚之歌》《圣诗撷英》等作品。喜欢他的读者，认为他的文字兼具“学识与文笔”，不喜欢的读者则觉得“晦涩难懂”、“拿腔拿调”。

如果真正了解冯象的经历与背景，你会发现，他的知识结构有老派人的特点，积累和关心的东西看起来也有他所经历时代的所有特征，兼具中学和西学，所以，说“怪”也不“怪”。

冯象是中国的知青一代，父亲是著名的哲学家冯契。1968年，他从上海来到了云南弥勒县，开始了长达9年的上山下乡生活。这时，他才15岁，连初中都还未毕业，命运也从此被改变。

那一年，《人民日报》引述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随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达到了高潮，总共约有1700万人参加。他们则被称为中国文革中的知青一代。

到了云南，冯象先是在生产队种了两年多的甘蔗，后报名去绿春县哈尼族山寨教书。期间，他并未放弃读书，开始自学英语和法语，也对兄弟民族丰富多彩的语言和文化产生了兴趣，还常收听BBC等“敌台”。

“我的人生观价值观，主要得益于早年在边疆兄弟民族中间的生活磨练。”冯象在《圣诗撷英》一书的序言中写道。也是在这一时期，因为想整理所听唱片《弥赛亚》的唱词，他第一次接触到了《圣经》里的《以赛亚书》。

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24岁的冯象报了名。但当时云南有个当地政策：报考英语专业的中小学教师，只可录取在本省师范院校。因此，冯象最后只能在昆明师范学院外语系就读。幸运的是，当时昆明师范学院在西南联大旧址，冯象得以阅读众多云南大学及西南联大旧藏中外文图书。

5年后，冯象如愿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师从系主任李赋宁先生学习古英语和中古英语。1984年，他前往美国哈佛大学攻读了中古文学博士学位，后又从文学改习法律，成为了耶鲁大学的法律博士，专注知识产权的相关研究。

“八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政法体制开始转型，商品经济重新建立，原本由革命文艺承担的一部分社会控制策略改由法律途径实施，法治话语渐渐加入主流意识形态。我念法律，一方面是关注中国在这个转型时期的变化，另一方面则是考虑到中国整个法律框架是个舶来品，在各个时期的诠释都有所不同，而最近几十年我们又把它想象成美国式的法制，那么何不借这个机会去耶鲁学习法律呢？”冯象之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道。

这些学习经历使得冯象精通十几种语言，包括希腊文、意大利语、希伯莱文、拉丁文、古拉丁文、古法语、古英语、中古英语、威尔士语、古冰岛语及亚兰语等小语种或者中古西方语言，掌握了很多“生僻”典故，这在后来他的文章中体现得很明显。同时，他的文字又“受古汉语的影响”，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朱苏力称其“简洁、洗炼、古朴，口语化，没有长句子”。

1993年，冯象法律博士毕业。他先是去香港大学法律系任教了6年，后又回到美国，从事知识产权和竞争资讯方面的法律业务，业余翻译和写作，在媒体开设专栏。直到2010年，才正式回到清华大学任教。

期间，他应清华大学教授、时任《读书》杂志主编汪晖所写的专栏“政法笔记”在国内有着很大影响，并更新了许多人对“政法”一词的理解，点破了这头“房间里的大象”。他的《政法笔记》和《木腿正义》也成为了很多人当年的法学启蒙书。

在冯象看来，汉语语境下的“政法”二字，其实并不是“政治与法律”的缩写，而是带有偏义。他在书中明确提出：“法律是政治的晚礼服，或者是时常需要写真的新衣服”、“法律在努力学习争取成为资本的语言和权势的工具”、“法律本质上是一种权力话语重写历史、以程序技术掩盖实质矛盾的社会控制策略”等等。而里面的核心问题包括“所谓的普法意义何在？中国在大力学习西方法律的时候，如何处理自己法治的本土资源？”等等。

朱苏力曾在《中国法学研究格局的流变》一文中评价道：“冯象于2003年出版的《政法笔记》以近乎冷酷的眼光从‘政法’的层面考察了当代中国法律的实践，将中国法学界25年来一直全力回避的‘政法’这个词重新打造，使之成为一种重要的且很有智识意味的学术考察角度。”

这一新的学术考察角度也带来了所谓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的分歧。前者政治立场偏右，后者政治立场偏左。冯象则被一些人看作是新左翼法学的代表人物，热衷批判资本主义，怀疑“普世价值”及基于个人权利和程序正义的抽象法治，认为其背后都预设了资本主义是历史的终点。比如西南政法大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董彦斌就在《为什么偶像走向黄昏？——朱苏力、冯象、黄宗智法学析论》一文中写道：“冯象常常使用特洛伊木马的比喻，或许他自己也扮演了一个特洛伊木马。他谙熟法律，又试图洞察现实，戏谑中国现存秩序中极为僵化的东西，但是，这只是他赖以存在的木马，木马的肚子里边，是他笑傲资本的新左翼情怀。”

不过，冯象本人似乎不太认同这个说法，而是倾向于称自己赞赏哈佛批判法学里肯尼迪、昂格尔他们的批判立场。“有批判，才有学术进步。在我，大概是性格吧，从小喜欢反潮流，亵渎‘神圣’，哈哈。也可说是知识分子的良知”，冯象对《好奇心日报》说道。

这种“反潮流”、“亵渎‘神圣’”的性格，加上后天积累的学识，使得冯象看起来就又与别人不大一样。虽然法学界与他同样背景的人也不少。比如别人在谈法学启蒙，在普法，他却认为“今天的法律教育，整体上是失败的。因为它接续的是解放前的旧法统、旧思想、旧生活、旧人物。”；“新法治（形式法治）建成有年了。其日常运作和意识形态功能，应该说，非常成功——成功营造了中产阶级对它的期许，从而可以吸纳、排解信从者的无尽的怨怼。”；“主流法学这种高度‘产业化’、意识形态化的法律教育，加上彻底官僚化而滋生腐败的学术体制，最终产物就是中国法学整体上的殖民地化、美国化。”等等。

今年，冯象一口气出了两本有关《圣经》的新书——《以赛亚之歌》和《圣诗撷英》。这也是他最为擅长的领域之一——法律与宗教。这些宗教作品所昭示的古典伦理同自由人格的理想，又与冯象所批判的大学教育、学术腐败、行业道德崩溃等中国社会现实形成了鲜明对比。

因为“太忙”，不愿意接受面谈和电话采访，我们只能用邮件向冯象提出了30个问题。

他的“另类”一以贯之。他最后对提问方式进行了修改，使文章变成了一场虚拟对话。虽然和我们最初的表达有所不同，但它看着别具一格。故全文刊出如下。

给未来的人们留个纪念——答《好奇心日报》

Q=Qdaily

F=冯象

Q：冯老师，我是《好奇心日报》记者，想跟您做个采访，关于圣经、法学和您个人。可能有点长，您不介意吧？

F：哎呀你们来联系，我一瞧这名号“好奇心日报”，心说：得，年轻人新事物，我落伍了！行，你说。

Q：谢谢。能否先谈谈您的两本新书，《以赛亚之歌》和《圣诗撷英》。前者扉页的献词是“献给玉芬，我的彝家大嫂，人民医生”。我很好奇，她是谁呢？能分享她的故事吗？

F：好朋友，几十年了。故事也许以后有空了会写；但回忆是老人的特权，应慎用。那是个风云激荡的大时代，如今习惯了“小”的人们，难以想象了。

Q：那一定很精彩了。《圣诗撷英》是圣诗的选本，我正在读，仿佛跟我们熟悉的诗歌不太一样。对普通读者而言，圣诗有哪些重要价值？如何阅读？

F：信仰、知识、文学艺术各个方面，从古到今，影响太大了。你说“不太一样”，是指诗文的思想风格吧，那本身就是一门学问。但经书不易读，得一遍遍琢磨，毕竟是古以色列的宗教经典同历史文献。故而每次修订，我都会根据学生反馈和读者来信增添注释，希望对读者（包括信友）的学习领悟有所助益。

Q：关于《圣经》，您的著译已经出了将近十种。网上看到彭伦先生的访谈（见《摩西五经》附录），信息量巨大。其中说，您在耶鲁法学院读书的时候，发现国语和合本错译、漏译和语言风格上的问题不少，遂决定译经。但《以赛亚之歌》的前言提出“新天新地和新人伦理是否可能”，这样“一道难题”，您的目标就不止是翻译了，对吗？

F：译经解经，开始是专业兴趣。但除了释读圣言，建树文学，还尝试回应一些理论问题，比如怎样看待二十世纪革命的遗产。近年授课讲过几轮，攒了些心得，这两本书里有所阐发；参阅《说罪》以下几篇解经文章，及圣诗的导读与注释。

不过现在又觉得，译经是给未来的人们留个纪念。机器翻译的发展日新月异，加之用户碎片化的终端阅读跟网文的智能拼贴已成潮流，以后肯定没人做这事了：无此能力，也无必要了。

Q：十年前，是香港记者吧，有一篇采访披露，您不是基督徒。现在呢？为什么？您怎么看信教和译经？

F：在西方，问人宗教归属跟问女士年龄一样，是社会禁忌。可是这儿常有人问，只好“挤兑”他一下：是派出所查户口的？从前任继愈先生说，研究宗教得从教义信条里走出来。这在欧美，包括主流神学院，是基本的学术立场。大学课堂，则应遵循政教分离的宪法原则，公立教育坚持世俗化（laicite）。最近，国务院修订颁发的《宗教事务条例》重申了这一点，拨乱反正，是非常及时的。

汉语基督教，信徒私自译经的案例不多。因为各教派都有“官方”版本，有些还设立专门的机构负责修订。身为信徒，理应守持本宗的教义立场，而非赞同、传播对立宗（“异端”）或学界的观点，给教会添乱。你看，宣教和学术是两码事，不能混淆。

Q：您是法学教授，却研究宗教。有个话题，可能普通读者不太了解，就是法律与宗教的关系，能不能具体讲讲？

F：现代西方式法治，许多法律规定和原则，可以追溯到《圣经》跟中世纪基督教传统。但这是历史背景，不是我们研究的重点。

“法律与宗教”是我在清华开的一门课，九年了。《圣经》之外，还要求读马列，读现代论著同案例。课程大纲是这么介绍的：主要任务，是从圣书所启示、开创或象征的不同法律传统、宗教伦理和政治神学出发，考察形式法治在中国的衰落及其症候：信仰危机，宗教自由/冲突，边疆/民族问题，历史的遗忘与改写，牺牲之意志同再造乌托邦，以及全球资本主义进入低法治竞争时代，人类理想和价值重构的前景。

好像选课的学生都蛮喜欢，说是常有“开脑洞”的感觉。

Q：原来如此，内容好丰富。作业重不重呢？

F：课完，交一篇论文，学生自己选题，与老师讨论。

Q：听说您也教“法律与伦理”，尤其强调重建职业伦理。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下，重建意味着什么？其紧迫性因何而起？

F：确实紧迫。中国的制度（真实宪制）跟西方迥异，职业伦理植根于政治伦理，即党的先锋队伦理。前者是因后者的涣散而垮掉，难以重建的。因此第一步，反腐败，由中纪委调查整治，成立国监委，打破本本上的宪制畛域，统一领导，正是十八大以来各项工作的一个节点。当然，也因为事关党的建设，就必须拿出“永远在路上”的决心，并向全国人民宣示这一承诺。

Q：说到“在路上”，您觉得中国的法律教育如何改进？前些年，您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做讲座，说过：“今天的法律教育，整体上是失败的……它接续的是解放前的旧法统、旧思想、旧生活、旧人物”。这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

F：呵呵，我管它叫旧法学，“外面贴几张万国牌的新标签，花花绿绿的……揭开看，一大股霉味儿”。问题多了，教条主义泛滥，贬低公共道德，消解职业伦理，还反民主。那篇《邓析堂对话》讲得很清楚，这儿不赘言了。然而现实地看，法律教育不改也无妨。因为学生毕业，出了校门，一接触实际，就把那堆教条还给老师了。只是这一事实，应该让全社会知道。

Q：对，就是这篇对话。作为法学的门外汉，我感觉背后其实有学界两种流派的分歧，一边是法教义学，另一边是您似乎比较认同的社科法学。这两派的分歧在哪儿？会给现实带来什么影响？您又为何认同社科法学？

F：法学界，有人形容它是个江湖，门派众多。教义学属于主流，是教科书的标配。不过我得澄清一下，我并不认同流行的（西方）社会科学的一般前提，及其伪装的“客观中立”。做学问，应当批判地思考；批判比老老实实当学徒好玩，是不是？我们在武汉那一场批判，我在《对话》中说了，就是找个头大的、套取国家课题费多的玩玩，而非因为它特别没用，或者比旁的门派更脱离实际、误人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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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九十年代末、两千年初，您写《政法笔记》，有些说法令人难忘，甚至好奇，像“法律是政治的晚礼服”，“法律……还在努力学习争取成为资本的语言和权势的工具，还暴露着它的红嫩的爪牙”，“现代法治在本质上是一种用权利话语重写历史、以程序技术掩饰实质矛盾的社会控制策略”。您评论两句？

F：可能有点“超前”了？这几年，常有学生和老师跟我说，上学那阵子爱看《政法笔记》，但现在重读一遍，才发现当初没弄懂。我自己比较满意的是，“政法”这词儿，从前被人鄙弃，如今已是大家接受的本土学术概念了。

Q：在您看来，未来中国的法治之路最大的问题有哪些？如何解决？您的文章似乎很强调基层民主的重要性。

F：新法治（形式法治）建成有年了。其日常运作和意识形态功能，应该说，非常成功——成功营造了中产阶级对它的期许，从而可以吸纳、排解信从者的无尽的怨怼。而只要人们继续懵懵懂懂，排队询问“最大的问题”“如何解决”之类，法治就发挥了屏蔽和安抚的效用。

民主不一样，它是共产党的传统口号。无论党内民主、基层民主、群众民主，抑或西方的竞选民主，都包含了对形式法治的约束、克服和超越；因而“争议”不断，亟待发展。今天，面对行将到来的智能经济/数据寡头的全方位挑战，人类的命运，能否摆脱资本的奴役，便取决于我们的实质民主的进步，即人民群众的教育、动员和组织起来。

Q：冯老师，去年您在上海有一场讲座，展望人工智能的未来。网上有报道称，您认为，资本主义条件下人工智能的研发极易失控，给人类带来巨大的风险。但是为什么，这会使得“共产主义重新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现实选项”呢？您甚至大胆设想，先进国家像《共产党宣言》所论述的，联合行动，同时爆发革命，“第二次废除私有制”。您现在还持这一看法吗？

F：为什么不呢？由人工智能走向共产主义，看似缥缈的愿景，实际是大势所趋——连智能产业的头面人物，圈钱烧钱的“钢铁侠”们，都在谈论计划经济呢。

共产主义，自古就是人类家庭生活和亲密友谊的一般理想；一如合作劳动、共享收成，是人的“本性”，或物种繁衍优势。进入网络时代，这“人性的光辉”就更灿烂了：有网上生机勃勃的公地文化，有年轻人字幕组的义务劳动，还有英勇的AaronSwartz发表《游击队开放存取宣言》，不惧资本的疯狂打压。与之对应，便是智能经济不可避免的一系列后果：整个社会对智能终端的依赖，日益扩大的阶级鸿沟，财富、市场和生产资料高度集中，大规模失业迫使发达国家实行全民福利，等等。待到那一天，如果人类不甘堕落，就只有起来革命，将物联网底层数据、智能技术和资本收归公有；否则，无以建设新的可持续的人机伦理。

如此再造乌托邦，走“通向生命的逼仄小径”（太7:14），道理很简单：想想吧，另一条路，平坦是平坦，可资本主义私有制奔到黑，会撞上什么？机器人全面取代人类，还是数据寡头的独裁？抑或两家联手，一起“饲养”机器人的“宠物”（SteveWozniak语），那百无聊赖吃着福利的芸芸公民？

怪教授冯象、圣经、共产主义和他的本行法学，到底怎么回事？-激流网冯象，来自：tsingdata

Q：将来如果真是这番景象，那人们只好选择共产主义了。

F：说得好，这“只好”二字。人类将通过“科学所达到的成果来接受共产主义”，列宁的这一教导，预言了私有制的未来。

Q：人工智能的崛起，对法律职业也是严峻的挑战吧？

F：首先是，大失业；波及各行各业，律所法院、政府部门概莫能外。有美国学者同智库预测，一大半法律规则会被大数据算法和区块链所取代。人工智能将是传统法律实践的终结者。

Q：您说“终结”，让我想到法律方面您的专长，知识产权。您在二零一一年一次讲座中说，因为互联网和业务外包这两股全球化潮流，知识产权将会终结。这么大的变化，怎样理解呢？

F：哦，那不是讲座，是国际会议做的主题发言，原文是英文。知识产权的终结，你们年轻人最有体会，不用盗版和仿冒产品，不侵权不翻墙，日子怎么过？但这终结，或法律对多数人的失效、无执行力，不等于说抽象物上的财产权与人格的商品化不顶事，消失了。事实恰好相反，大公司之间，例如苹果、微软、三星、华为，好莱坞跟电商大鳄，还有数不清的“蟑螂专利”公司，知识产权官司天天打。资本要垄断市场，搞诉讼讹诈，全靠知识产权。

Q：冯老师，有学者把您称为哈佛批判法学在中国的代表人物，您认可吗？

F：这个我不敢当。但我赞赏肯尼迪、昂格尔他们的批判立场（参《那生还的和牺牲了的》）。

有批判，才有学术进步。在我，大概是性格吧，从小喜欢反潮流，亵渎“神圣”，哈哈。也可说是知识分子的良知——有些事情，比如“青椒”（青年教师）“压力山大”，不好出声，我们年纪大的就有责任站出来说两句，戳一戳“皇帝的新衣”。

Q：回到《圣诗撷英》，您在序言里说：“我的人生观价值观，主要得自于早年在边疆兄弟民族中间的生活磨练”。能否聊聊这一段经历，想必有很多故事？

F：写过好几个呢，《玻璃岛》《创世记》里都有，《以赛亚之歌》开篇的《罗嘎》也是。这些故事，我的读者很熟悉了。所以我一看采访提纲就知道，记者是个新手——当然，这也无伤大雅。

Q：不好意思。但我还想知道，您先后在北大、哈佛和耶鲁求学，这些经历对您有什么影响？

F：思想上影响不大。我这一代，叫老三届，就是卷入文革的中学生；我是其中最年幼的，刚念初一。我们是先下乡，到云南边疆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然后文革结束才考的大学——只有幸运一点的，极少数人，犹如先知所谓“余数”（赛1:9,10:22），得了上大学的机会。那时，我的“三观”已经毁过又重建了。

所以，我很鼓励我们的学生下基层，到边疆和艰苦的地方去干几年，向老百姓学习，转变立场，追求进步。之后再考研、出国深造或者进国企、投行、国际组织什么的。生活是最好的老师。

Q：您出国早，长期在美国生活。但二零一零年回国，加盟清华大学，这个决定又是如何做出的呢？

F：其实，零九年已经开课了，同法学院的交流合作从建院起就没断过。一般说，教书育人作为事业，还是在中国或者东亚好，这是儒家传统的一大优点。但是我回国服务，除了学术目标，心里还记着鲁迅先生的狂人那句话，“救救孩子”。大学沉沦了，腐败了，我们能做点什么？我父母都是（抗战前）老清华的，或许，这也是报效的缘分吧。

Q：还有几个小问题，冯老师，您平时看新闻多吗？回首过去一年，有什么新闻事件给您留下深刻印象？

F：只是快快浏览下标题。新闻，我一直关注机器生成（智能新闻）的进展，在美国，体育财经等栏目的即时报道已经相当成熟了。

Q：对您影响最大的人是谁？

F：我不太受别人影响。

Q：您最近在忙什么？

F：写作。

Q：您最近思考得较多的问题是什么？

F：人机伦理。

Q：这几年，您觉得身上发生的较大的变化是什么？

F：耳顺了，诚如孔夫子所言。

Q：您近来有什么特别值得分享的东西？

F：今天咱们谈的两本书，《以赛亚之歌》和《圣诗撷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