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张家界市到芙蓉桥白族乡不过三四小时车程，在桑植县城转车后路过刘家坪乡，远远地就能看见一座屹立的丰碑：“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碑”。距芙蓉桥乡18公里之外就是坐落在洪家关乡的贺龙纪念馆。这里百年前是一片革命热土，如今隶属国际旅游新城，芙蓉桥白族乡也以“娃娃鱼之乡”闻名于世。遗憾的是，桑植县到现在仍名列665个国家级贫困县。

王震题写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碑”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来自桑植县的农村青年来到深圳的建筑工地做风钻爆破工作，风钻工的工资其他工种高出很多，因此工人往往会推荐自己的同乡也来做这份工作。但风钻工的工作环境粉尘污染严重，而当时企业也没有做好防范工作，导致工人们极易患上尘肺病。

风钻工人

2009年9月开始，来自桑植县农村的100多位工人一同来到深圳，要求深圳职防院为他们检查是否患有尘肺病。此前的5月份，600公里外的湖南耒阳风钻工因在深圳打工患上尘肺病而向深圳市索赔，由于难以证明劳动关系，他们大部分人最后只得到深圳市政府以“人文关怀”名义发放的10万左右补偿。到了桑植县的工人赴深圳维权时，事情并没有变得容易些，经过数月的波折，他们才陆续拿到体检结果，共有40余人被诊断患有尘肺。他们大多来自桑植县芙蓉桥乡和马合口乡，其中有约一半人有一些劳动关系的证据，从而取得了政府或者企业的赔偿金——一些人是在打了三四年官司之后。

芙蓉桥乡

为我们做向导的钟家泉大哥就是这些尘肺病人中的一个，在深圳时，他是工人们的维权代表之一。当我们遇到他时，他正坐在电动三轮车上向我们挥手，看起来有些消瘦，但还算健康，走近交谈时，却能感到他的声音比常人更嘶哑。他跟我们讲自己的故事：从96年开始，就在深圳做风钻工。2009年，40不到的他在深圳被诊断为尘肺Ⅱ期，从此便踏上了艰难的维权之路，跟用人单位打了4年官司，出庭8次，“三天两头要往深圳跑”。最后的结果是老板答应以捐助形式给他和另一位工友共50万元。因为患上尘肺，他再外出打工便面临着诸多困难，同时身体情况也不允许他做耗费体力的工作，于是他回到家乡养猪。如今他的一儿一女都在上初中。由于今年猪价下跌，他又开始考虑出去了。

第二天我们到了马合口乡，在患者谷忠平家中进行访谈。谷忠平是马合口村的村民小组组长，共产党员，今年48岁。钟大哥联系到不少患者来进行访谈，由此我们了解到更详细的情况：尘肺患者由于肺部不断纤维化，呼吸日趋困难，身体状况变差，骨瘦如柴。走平路还可以，“上坡都很困难”，钟大哥说：“我养猪进玉米千八百斤，都是我爱人背的，她只有80多斤，玉米背在身上人都看不到了。我现在还能背，但是他们怕我病情加重”。严重的时候，只能依靠氧气机辅助才能呼吸。但“氧气机就像鸦片一样，用了就很难停掉了。”尘肺病人都面临巨大的经济压力：他们往往正值中年，是家中的顶梁柱，一旦失去劳动力，生活就无以为继。而医疗、子女教育等问题却一刻不停地压在他们身上，一个上中学的孩子每年都有近万元的开销，针对尘肺病的汉防己甲素片每片7元。

有些时候工人们之间用家乡话交谈，我们虽然听不大懂，却能感受到他们共同面临的困窘与无奈、互相倾吐带来的些许释怀。面对病魔，他们是相当无力的，曾经进行了洗肺手术的三位工友都已离世了。一位病人看到他一个月前才见了的同乡，惊叹道：“他怎么瘦得这么快！”与耒阳市的尘肺病人相比，他们在整个乡的比例小一些，而政府的特别关照也较少。他们的子女可能通过阳光助学计划获得每年1000元的补助，除此之外由于丧失劳动力，他们与产业扶贫的相关政策离得更远了。

对于未来，他们的期望并不高，一些工友在09年诊断时查出尘肺Ⅰ期，如今已经发展到Ⅲ期，希望寻求额外的补偿。很多人的心愿只是：能够让孩子继续上学，找到一份工作，使他们能够独立地生活。

从前歌里唱着“神话般地崛起座座城，奇迹般聚起座座金山”，但从城市的繁华到经济的发展，不是“神话”二字可以解释的，其中无不凝结着劳动的创造。深圳高楼大厦的地基是由湖南的风钻工们打下的，然而到了今天，他们却仍在由于从事这份工作而经受贫穷与病痛的折磨，我们怎能忘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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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微信“艾劳动”。责任编辑：邱铭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