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大规模的学习运动，是在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作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战略决策后开展的。”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党建研究所原所长王河教授一说起延安时期的学习热潮，就有点激动，“当时读书热到什么程度？行军打仗再忙，干部们马背上还是装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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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河介绍说，这个学习运动，是在毛泽东亲自倡导和带动下开展起来的，当时，整个延安形成了空前规模的学习哲学的高潮，并取得了显著的效果，有力地促进了党的理论建设，其经验，到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为什么要让大家读书
王河说，当时党的队伍里工农干部较多，知识水平普遍不高；而队伍里的知识分子读了点马列的书又不懂得和中国国情结合，容易患教条主义的毛病，因此，毛泽东专门写了《改造我们的学习》这一经典著作，指导大家如何学习。
当时，大家学习的热情非常高，身经其事的郑校先回忆说：“马克思、恩格斯原著《资本论》、《反杜林论》等书，很难读懂，要逐字逐句很费力地去研读、去理解，每小时只能读5页左右，等于是硬啃下来的。”
哲学著作学得最多
延安时期，出版了许多马列主义的哲学著作和教科书，这些书都被求学若渴的人抢购一空。这些书包括：《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唯物史观的书信》、《列宁关于辩证法的笔记》、《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基础》、《反杜林论》、《斯大林的早年哲学思想》以及艾思奇的《哲学讲座》、《哲学选辑》，柯柏年、王石巍的《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周扬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吴黎平和艾思奇的《唯物史观》、博古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基本问题》，等等。
学习小组遍地开花
为了加强学习的效果，大家分头组织起来，形成各式各样的学习小组。最出名的是毛泽东组织的哲学小组，参加者有艾思奇、吴黎平、杨超、和培元、肖劲光等等。每次都是毛泽东先提出一些问题，让大家准备，然后一起讨论。
张闻天在中央宣传部也成立了一个学习小组，后来中央办公厅等机关的人员都来参加，学习小组扩大为一个一百多人的学习集体。据参加学习的老同志回忆，“这个小组是依照艾思奇同志的提纲进行学习的。提纲是分章分节写的。艾思奇同志每一个星期或两个星期写一节。写完一节，就油印出来，发给全组的同志。”
中央组织部成立的学习小组，陈云和李富春亲任正副组长，他们每天上午9点前自学，每周集体讨论一次。
研究型团体纷纷成立
1938年夏，延安新哲学会成立，集合了当时延安的哲学家和主要学者，经常举办各种哲学报告会、座谈会和哲学年会，开展了一系列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活动，影响广泛而深远。
在它的影响下，稍后，一些研究型团体纷纷成立。其中较有盛名的包括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会，主要学习中国古代哲学家的哲学思想，毛泽东任会长，陈云任副会长，参加者有党政军主要负责干部四五十人；还有“自然辩证法讨论会”和“自然科学研究会”，后者参加的会员一度达到三百多人。
各种演讲层出不穷
为了帮助更多的党员干部消化学到的知识，当时延安还经常举行各种类型的演讲。当时有延安的学者和培元、艾思奇、吴亮平、柯柏年、王学文、王思华等都有大量的哲学演讲，他们有的讲军事辩证法，有的讲实际生活中的哲学问题，有的介绍中外哲学史方面的知识，有的介绍哲学方法。
举一个时期演讲的题目为例：艾思奇演讲《孙中山先生的哲学思想》、陈唯实演讲《斯大林先生对唯物辩证法的新发展》、周扬演讲《契尔那夫斯基的美学》、范文澜演讲《中国经学史的演变》、何思敬演讲《黑格尔的逻辑学》、郭化若演讲《军事辩证法》、和培元演讲《形式逻辑和辩证法》，等等。后来，这些演讲大多发表在延安当时出版的《解放》周刊、《中国文化》月刊、《八路军军政杂志》上。
学习成为全党风尚
毛泽东延安号召学习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在思想战线上清除教条主义的影响，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通过学习，党的许多领导人就此达成共识。比如，叶剑英就说：世界上一切东西的发展都有它的规律性，获得这个规律要具有一个武器，这就是唯物辩证法。要把唯物辩证法正确地运用在军事领域中，作为判断情况、定下决心、指导战争的唯一法宝。
通过学习，客观上也大幅度提高了领导干部的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陈云的话很有代表性，他后来多次讲道：延安那段学习对自己帮助很大，可以说是终身受用。他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九字学习体会，贯穿了他一辈子的实际工作。
峥嵘岁月毛泽东是怎样读书的
毛泽东在中南海的书房里，保存了9万多册书。他对书籍的涉猎之广，令人咋舌。比如，长征刚到陕北，他就同斯诺谈到了英国科幻作家威尔斯(H·G·Wells)的作品(写有《星球大战》《月球上的第一批人》等)。他还曾经细读过苏联威廉斯的《土壤学》，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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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毛泽东读书的目的，先是为了“修学储能”，然后寻求“大本大源”，最后是要找“主义”。概括起来，对他影响比较大的书有四类，第一类是中国传统的文史典籍，他偏好以王夫之、顾炎武为代表的明清实学和晚清湖湘学派的著述；第二类是近代以来西方的著作，比如郑观应的《盛世危言》、赫胥黎的《天演论》、斯宾塞的《群学(社会学)肆言》以及卢梭、亚当·斯密等人的著作。第三类是新文化运动后国内学者传播新思潮方面的书，特别是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人的著述。第四类是《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书籍。
延安时期是毛泽东读书的一个高峰期。他以异乎寻常的热情和精力来读书，并倡导大家都来读书。他到了延安以后开始写日记，日记的开头说，“20年没有写过日记了，今天起再来开始，为了督促自己研究一点学问。”他的日记事实上是读书日记，详细记录了哪天读了哪本书，读了多少页。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阅读和理论创造，确立了他此后看待实践、分析实践问题的两个最根本的方法和一个根本主张。所谓“两个根本方法”，一个是实事求是，一个是对立统一。所谓一个“根本主张”，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是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在丰富的实践基础上，通过真读真学，在哲学上写出《矛盾论》、《实践论》，军事上写出《论持久战》等，政治上写出《新民主主义论》，文化上还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些理论创造，令全党上下都佩服。可以这样说，正是在延安的窑洞里，他完成了从军事领袖到政治领袖，从政治领袖到理论权威这两大跨越。
当然，历史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毛泽东那时喜欢读的书和他强调必须读的书，我们很难一一地去遵循。但从毛泽东的读书故事中，我们能够感受到，对领导干部来说，读书学习，不仅是提升自我的一种方式，也是一种历史责任。
鲁艺人读些什么书
1938年，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的土窑洞中诞生了。
从此，聚集起为数众多的文学家、艺术家和文艺青年，作为“实现中共文艺政策的堡垒和核心”的鲁艺，成为革命圣地的一道特殊的风景。
当时鲁艺办学条件很差，但大家学习热情非常高昂。建院初期的鲁艺图书馆，大约只有三四千册图书，文艺类图书占到三分之二左右。小说类里，俄国小说最多，有六十多种。要想借阅一本文学名著，必须事先在图书馆的预约登记簿上登记。每一本文学名著的预约借阅者，往往有一二十人之多，一般要等上几个月，才能借到自己预约借阅的书。
在借书如此困难的情况下，文学系有人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自己动笔抄书。最初只抄录诗歌、散文和较短的小说，后来发展到抄录中、短篇小说，长诗，直至剧本和长篇小说。
当时，最受热捧的抄本包括：外国的有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果戈里的《死魂灵》、歌德的《浮士德》、苏联作家萧洛霍夫的长篇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梅里美的《西班牙书简》、都德的《磨坊书简》、莱蒙托夫的《童僧》、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契诃夫的《伊凡诺夫》、《三姐妹》和《樱桃园》、普希金的《驿站长》、莫泊桑的《羊脂球》、惠特曼的《草叶集》等等；中国的有屈原的长诗《离骚》和艾青的诗等。
关于鲁艺的读书风气，曾任教务处出版科科长的胡征谈道，在鲁艺，“每人对自己的借书证犹如党证一样神圣”。“人和图书的关系，最终体现在争灯争油的坚持夜读的战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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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河。来源：文化中国。责任编辑：邱铭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