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指导性的机关报应该和党保持密切的联系，和无产阶级的运动保持不可分割的关系，走在前面，指明前进的道路，防止错误的做法。机关报只有作为党的集体创作成果时，它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

1904年秋，我结识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们是在一家瑞士啤酒馆的单间客厅里见面的。这家酒馆座落在日内瓦郊区的阿卡西亚斯街上。布尔什维克通常都在这家洒馆里聚会，不言而喻，我们当时没有自己的会议厅。我步入酒馆，照着同志们描绘的形象放眼寻找列宁……那就是他！列宁坐在角落里，他那宽大的前额给灯光照得闪闪发亮；他一只胳膊肘撑在桌子上，手掌托着额角，手里敲着一枝铅笔，微露笑意地不时看看前来聚会的人。正是这个形象永远铭刻在我心中。我要是一个画家，即使现在也能够把他描绘得栩栩如生。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同志们接连地走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身边，随便地打个招呼就交谈起来，过了不久，他就开始作报告了，那时候称之为作专题报告。报告的题目我不记得了。但是初次见面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这才真正是党的领袖，而且又是如此普通的同志，你可以去找他，向他倾吐心里的话！”我暗自说道。

当时由于普列汉诺夫的背叛，党内的破坏分子——孟什维克夺取了中央机关报（党的中央机关报）——《火星报》。结果形成了一个不可容忍的局面：党内的绝大多数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布尔什维克，而中央机关报却成了机会主义的、孟什维克的报纸。

党总委员会也落到了孟什维克的手里，它连布尔什维克著作家小组在自己的出版物里印上党的名称都要禁止。

1904年7月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同《火星报》编辑部，同党总委员会开始和解，并且要求列宁停止反对孟什维克的斗争，这时局势就更加恶化了。普列汉诺夫通过一些第三者“友好地”建议列宁“到美洲去躲避羞辱”。

但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是这种人，他不会放弃他认为原则上是正确的立场。恰恰是1904年夏天他才决定组织出版自己的布尔什维克的机关报。

在我们的报纸出版之前曾经有过这样一件事。

在1904年12月，有一天日内瓦的布尔什维克小组召集了会议，当时组里大约有二十五个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告诉我们将要出版一份报纸，并且逐一介绍了出席会议的几位编辑。他们之中有一个人我们是很熟悉的。在社会民主党的集会上同孟什维克展开激烈交锋的时候他总是代表布尔什维克的“穷戏迷”发言（我们称呼布尔什维克的“群众”为“穷戏迷”，以区别于党的上层人物，因为当时最著名的领袖几乎全部站到了孟什维克一边）。这个同志也就自称为：穷戏迷——一个不太为现在的党员所了解的名字。他就是老一辈的布尔什维克米·斯·奥里明斯基。其他几个编辑我们是初次见面。他们是列宁特地请到国外来的几位年轻的布尔什维克著作家。

“施瓦尔茨同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介绍说。

话音刚落，一个带夹鼻眼镜的瘦长青年同志站了起来，引人发笑地向我们点头行礼，这是瓦·瓦·沃罗夫斯基。接着按同样的方式我们认识了沃伊诺夫，即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和列兵，即亚·波格丹诺夫（亚·亚·马林诺夫斯基）。

随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详细地谈了我们的铅印机关报的计划，并建议取名《前进报》。

“这个报名好，”他说道。

然后宣读了报纸创刊号上要登的全部文章，并展开了讨论。全小组当然都热烈拥护出版自己的布尔什维克报纸。这个报名大家也都喜欢。

同志们展开了批评，提出了意见和希望。

说真的，这样的党内民主使我们这些“穷戏迷”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印象。

“瞧，他们多么看重我们！”我们想，“完全不是孟什维克的‘将军们’的那种态度。”

这种处事的态度确实说明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担任编辑工作的一个鲜明特点。他总是十分尊重党员群众的意见。列宁对于创办党的机关报的态度也直接反映在编辑部写的那篇关于出版《前进报》的通告里。通告里写道：

“具有指导性的机关报应该和党保持密切的联系，和无产阶级的运动保持不可分割的关系，走在前面，指明前进的道路，防止错误的做法。机关报只有作为党的集体创作成果时，它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

党的机关报是党的集体创作成果，这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编辑工作上的一条突出的基本原则。

报纸的编辑和组织工作由米·斯·奥里明斯基担负。经他介绍我也逐步参加了党报的工作。开始时我搞校对。我很重视这项工作。每出版一号报纸都是党内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由于我担任校对，所以还在报纸出版之前就能够阅读和“欣赏”《前进报》的全部文章。而主要的还在于我能够经常见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有一次在修改某篇文章的校样时，我发现文章里有一处写得不妥当，叙述得不对。我反复读了几遍；不行，这个地方肯定不行！

我感到着急，又找同志们商量，最后，我拿定了主意：

“还是去找列宁说一下吧！”

我跑到列宁那儿，把文章给他看，向他解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看了看校样，思索了片刻，说：

“我们马上讨论一下。”

说完，他就走进了编辑办公室。

几分钟时间我都觉得很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很快就拿着校样走出来，说道：

“不用改，我们决定还是照原来的样子。”

说实话，这个决定简直叫我楞住了。本来我的批评意见被否定就够丢脸的了，可我原先还这样自以为是！我甚至没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解释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转身就走了……

但抑郁的心情很快就过去了，完全被另外一种心情所代替：

“你说的话毕竟还是听了，你的意见也讨论了！”我满意地寻思。“一切都做得这样坦率、这样真诚！”

这种重视级别最低的报社工作人员的态度，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一个特点。在他的编辑工作中始终保持了这个特点。

我身为校对，后来又担任了中央机关报的排版负责人，有机会深入地了解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担任编辑工作的情况。我看到他是多么热爱这项工作，多么高度地评价报刊在党为实现其目标而进行的斗争中所发挥的作用。大家知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后来在担任苏维埃国家的首脑时，他在填写履历表中职业一栏时写上了：“新闻工作者”、“著作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自己极其重视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因此也要求别人这样做。

他首先要求作者用马克思主义深刻了解自己所阐述的问题，这是不用说的。对那种自以为样样精通的态度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不能容忍的。

他的第二个要求是：应该善于用自己的话来表达思想！他从文章里，从通讯稿里寻找富有生气的、清新的思想；寻找生动的、明快的语言；寻找初露的才华和有意义的内容。如果这一切都具备了，那他就会不惜精力，不惜时间，对文章进行加工，同文章的作者进行谈话和通信。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一个很严格的编辑，但决不是一个吹毛求疵的人。在校订文章的时候他只作最小限度的完全必要的修改。在这方面他为评论卢那察尔斯基的一本小册子而写的一封信很发人深思。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很喜欢那本小册子，虽然他在那里面也发现了许多表达上疏忽而论敌会进行挑剔的地方。但是他对手稿不“修”不“改”。

他写信给卢那察尔斯基说：“……因为抹去您的特色，破坏一部骂得很生动的作品，实在太可惜了。”

如果是必要的话，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要求对文章进行反复的修改。比如，上面提到的卢那察尔斯基有一篇文章就是这样。当时委托他写一篇关于出版《前进报》的通告。这是一篇纲领性的文章，文章里面不允许有哪怕是最细微的不确切的地方。作者根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意见不得不对文章修改了三次。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报纸工作的种种细节从不掉以轻心。

“对每一号中央机关报，”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写道，“从最小的细节到最后一个字母都是经过周密考虑的。”

叙述明了、简洁、确切，标题鲜明、准确；选择字体，修改校样，按时出版报纸——对这一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都十分重视，并亲自加以督促。任何一件“小事”都无法躲过他那锐利的目光。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手里拿着铅笔亲自计算：用什么规格的铅字来排印，每号报纸的印刷符号数就该是多少。他时常因为缺少小号铅字而感到伤脑筋，他想尽量地节省版面，要求标题少占一些地方，要求把文章里的“废话”统统删去。

他自己是多么精心修改文章的呵！尽管他的笔迹又小又“细”，他所作的修改，添加的字句，校对的符号总是写得极其工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象尊重任何的劳动一样尊重排字工人、缮写员和校对员的劳动；在他看来把手稿里的某个词或某一行字“勾来勾去”，叫工作人员事后要花上几个小时去辨认的那种做法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我看见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多么专心致志地对待读者的来信。他通常总是先把来信非常快地看一遍，然后手按着信纸，眯缝起眼睛注视着前方，大约当他断定这是封有意义的，重要的来信之后，他又逐行逐行读起来。要知道，在那个时期读到的来信并不是用打字机打出来的，往往是工人用潦草的笔迹写的。

有的来信读了之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激动得站了起来，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好象自言自语地说道：

“了不起！这是多么好啊！”

这时他就会走近桌子跟前，将某几行字句重看一遍，最后才动手修改起来。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尽量保持工人通讯员的独特的语言、写作的风格。处理问题的方法及其论证的独特性。

“他们写得朴素，写得好，他们多么会写呀！我们要是也能学会这样写作该多好！”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多次这样说过。“愈是接近于口语，愈好！作者能从这个方面来观察问题，运用我和你们都从来没有想到过的那些词句和论据，这是很不错的。只要实质上正确，那就更好！”

有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会加上个把词儿，添进个把句子，写上一个短短的结尾，这样一来全篇通讯立刻就“文采飞扬”，具有锐利的政治针对性和概括的思想性。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如何进行写作的，关于这方面的文献保存了不少。平常在写一篇文章以前，照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说法，文章还在“墨水瓶”里的时候，总是先有一段酝酿的时间。他常常要拟一个大纲或者写作提要。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手稿里，有不少是连一处也没有涂改过。但是他也会花费整整几个星期时间对已经写好的手稿进行加工修改。我所指的这篇文章尽管是布尔什维克论帝国主义战争和社会主义的第一本小册子，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这本小册子特别重视。

1915年7月28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通知我说：

“小册子现已全都脱稿。”

在下一封来信里他又写道：

“我再重复一遍，小册子已完全脱稿，在我这里摆着。下星期三以前我就寄去，如能加速出版，那我马上就寄上，视您的电报而定。”

小册子虽已完全定稿，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是把它留在自己那儿。为什么呢？他想利用点滴的时间再审阅一遍，反复周密地思考一番，对其中某些地方再进行修改。将近8月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才给我寄来小册子开头的一部分。

“小册子中某些地方应该加以补充和修改，”他于8月16日来信说道。

他先后寄来三条增补，一条注解和三份附录。此外，他要求寄一份校样给自己进行修改。总之，他对小册子的事十分操心，竭力催促它的出版，而且亲自过问象章节小标题的字体这类细小事情。大体上我们是从7月21日到10月11日一直在为这本小册子忙碌，而在这期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这本小册子的事给我写来了十一封信。

我逐渐地从校对工作转而做修改通讯稿的工作（原先的工作并没有放弃），以后又做编辑简讯的工作，再就是自己写文章，为报刊撰稿。

想给我们的报纸写篇文章的念头日夜萦绕在我的心头。我曾让自己摆脱这个念头。“你确实写过传单，”我暗自说道，“可这是一张报纸，而且这是一张什么样的报纸啊！实际上，这是党的中央机关报，我们一些最优秀的著作家和列宁本人都在那上面发表文章！你真是想得出，疯了是吗？”

但是我怎么也摆脱不开这一固执的念头。我开始写文章——不过只是写给自己看，而不是给报纸写，——写的是关于社会革命党人这个当时众目所归的题目，在文章里我尽力反映我们当时对这个党的斗争情形。我写了就撕掉，撕了又写，所以衣袋里经常放着写得密密麻麻的稿纸。

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了，就在会议开始之前，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悄悄地领到会议厅一个隔开的角落里，把我写的一篇关于社会革命党人的文章给他念了起来！

我念得富有热情，可说是慷慨激昂。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注意地听着。我一页接一页地翻过去……但是正在这个时候，出乎意外地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我突然感到自己的思想原先似乎是那么清楚，那么合乎逻辑，这时却完全不是那么清楚，那么合乎逻辑，使我产生了一些新的，还没有仔细考虑过的问题，这使我不知所措……我的热情开始逐渐低落下来，而且感到很窘，念不下去，生怕看到在耐心听我念文章的人会露出讽刺的讪笑。

“这是全文吗？”他沉默了一下，十分严肃地问道。

“不是……但是……您瞧……我有些地方还没有写好……”

“啊……那么您把题目好好地考虑考虑。写吧，写下去！您一定会成功！”

我象个被热水烫着的人，跳了起来，连会都不开就跑了出去。我既感到羞愧，因为我把自己的拙作硬塞给列宁；又感到无比兴奋，因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我的态度是严肃而带鼓励性的。

不久，《前进报》第三号上刊登了列宁论社会革命党纲领草案的文章。这篇文章给了我不少启发。我读了之后写了《社会革命党人在活动》一文，文章后来发表了。就这样我开始在《前进报》上撰稿了，以后也给《无产者报》（它是根据第三次党的代表大会决议出版的，用来取代《前进报》）撰稿。

我用“维·加里宁”这个笔名发表文章。每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编辑部里和我打招呼的时候，总是叫这个笔名，而不叫我的党内化名，而且是用特别的语气来强调：

“嗯，加里宁同志，写了点什么新的东西吗？”

说话的时候微露笑意地看着我，不知道他这是对我这个新撰稿人的小小的友好的逗趣，还是给我一种鼓励：努力干吧，他似乎在说，你也许会成功的！

从事写作后，我就有可能更进一步了解担任编辑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情况。应该坦率地说：我从来没有遇见过有谁对于编辑工作的全部细节是如此的注意，对于工作人员是如此的关心。

对于编辑部的每一个工作人员来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一个很好的同志，他随时准备帮人出主意想办法。我忘不了这样一件事情。1917年3月底，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由苏黎世把他那著名的《远方来信》的几篇文章的副本寄到日内瓦给我，要求阅毕立即归还，他说“供传阅，参考”。

还有一桩令人惊讶的关于剪报的事情。遵照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请求，我把从日内瓦报纸上剪下来的罗曼•罗兰所写的几篇在当时引起轰动的文章寄给了他，请他一有可能就把它们寄还给我（那时我在写一篇文章，要用到它们）。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剪报久借不还。为此我就提醒了一句，后来我又懊悔这样做。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以为这些剪报己经丢失，觉得“异常不安”；他请求查一下是否有人当我不在的时候收到了这些剪报，并且他打算……你知道打算做什么吗？——给我购买相应的几号报纸，如果没有卖的话，就打算亲自到图书馆里替我抄一份！我不得不恳求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要把自己宝贵的时间花在这种不相干的事情上面去。倘若这些惹事的剪报真的找不到的话，那不知道这件事情会如何收场。关于这件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赶紧写了如下一段话告诉我：

“现已找到，真使我高兴得要命。否则太对不起您了。”1912年起革命运动的新高涨使党的机关报有了公开出版的某种可能。但是布尔什维克的报刊继续遭到沙皇政权的迫害。党的个别著作家开始利用左派激进知识分子的报刊（该刊乐意地表示同意刊登他们的文章）作为“合法的论坛”。应该指出，左派的刊物当时在社会上富有革命思想的一部分人中问，特别是在青年中间，获得很大的成功。其中，《同时代人》杂志就是一本极“左派”的“时髦”刊物，是进步知识分子的一面“旗帜”。

这样就产生了是否容许党员给左派资产阶级报刊撰稿的问题。我就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这样回答我：

“您不赞同《同时代人》杂志，我非常高兴：这是取消派和民粹派这两帮恶棍合办的害人事业，我们要严厉斥责。（斯坦凯维奇先生曾要我作该杂志的撰稿人；我已经回复：‘既然根本观点不同，当然不能接受。’）”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话不客气，这往往是在他极其气愤的时候，在要“制止”那种大为风行但又不正确的处事态度的时候。那是一本“进步的”，“革命的”杂志？是一面“旗帜”？或许是的，但是从什么观点来看呢？从党的观点来看，那它就什么样的旗帜都不是，而是一种“害人事业”！

问题的解决似乎只靠绝对消极的办法啦？不完全是那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接着说道：

“当然，为了搞点收入，有时我们是可以给资产阶级的书物写点东西的！可是马尔托夫和唐恩两位先生竞举行‘游行’了!普列汉诺夫也堕落到这样可耻的地步！”

这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于给左派资产阶级报刊撰稿所持的否定态度并不意味着笼统地一概禁止党员给这种报刊撰稿。

撰稿是容许的，只不过要在采取的形式，涉及的范围和论述的问题等方面不具有无原则的、与其它政党联合的性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当时就是这样来解决这个问题的。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具有一种卓越的本领，他会采取一种他个人所固有的朴素的。同志般的方式而不带丝毫说教的味道来给人以原则性的指示，下面一件事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1912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当时住在克拉科夫），我带着关于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代表大会的问题前去找他。

当时在我们的文献里找不到我所需要的指示，而又要给公开的报刊写一篇文章论述当时在日内瓦举行的和平主义者代表大会。我要指出的是，在这以前我曾去过普列汉诺夫那里，他那时住在日内瓦，不和侨民来往，可说是处于一种“显贵”的地位。在我揿普列汉诺夫那所豪华的住宅的门铃时，我的感觉就象一些中学生不知为了什么上门去找班主任时所感受到的那种心情。有一个同志在自己的回忆文章里描写了他和普列汉诺夫谈话时甚至两膝颤抖。

我不能讲自己在他面前没有这种情况。虽然普列汉诺夫对我热情相待，谈话滔滔不绝，但是，他那冗长、枯燥、有点“官腔”的谈话根本不能使我感到满意。我在他那里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于是我就去找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不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写了封简短，坦率而又亲切的信。他写道：

“亲爱的卡•-!我没有注意最近几次的和平大会。听说社会党人参加了大会和他们的行动有机会主义的性质，不过只是听说而已”。

你们对于这样的开场白感到如何？我请你们细想一下。您，一个年轻的作家，发现自己知识上的空白点，您正想打主意去找一位最有学识，深孚众望的同志给自己以辅导，可是突然之间出现了什么情况呢？这位同志坦率地向您承认他对于人家所问的问题也一无所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这种情况下显示了自己是一个多么精细的心理学家和了不起的教育学家l

试问：勇于坦率地承认自己对某个问题的无知，这样的人在编辑当中是否很多呢？

就在这封短信里他继续写道；

“没有看到大会的报告，即便是某一次大会的报告，我就不能对这个问题发表最后的意见。问题是复杂的。”

多么有启发的一个例子！请先研读一下原始资料！好好下一番功夫，然后再拿起笔来写文章！

最后，这就是上述信里主要的几行话：

“在一些工人运动的大国（德国）里，机会主义的普遍增长和机会主义力量同革命社会民主派趋于‘均衡’也应当在这里表现出来。让倍倍尔同机会主义者打交道吧，——如果需要这样做？——我们不宜这样做。我暂时能说的就是这些。”话说得多么简短，精练！同时这几句话又十分精确地说明了原则的立场，又作出了实际的指示。由于有这些指示可参照，只要通过具体材料对问题进行仔细的研究。

就这样，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指导下我写出了不止一篇对党起了一定作用的文章。

原载于《回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第1卷1956年莫斯剥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321-3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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