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不神秘的斯大林（上）

维·科热米亚科按: 迄今为止,只要一听到斯大林这个名字,就会产生一股巨大的对流旋涡。争论如此激烈,似乎引起争论的这位政治家今天仍在积极活动,而不是早已在45年前离开人世。

斯大林

十分清楚,斯大林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但对他的评价却极为矛盾。而且也未必可以说,已经作出的一切评价都经过了足够充分、全面和客观的分析。明显的预定目标妨碍做到这一点,在西方如此,在我国长期以来也是如此。

关于斯大林,要么只字不提,要么一无是处,如果遵循这种虽不公开但却占主导地位的意见的话,要作出全面客观的评价的确谈何容易。甚至连提到斯大林的名字都被认为是不合时宜和不能允许的,这简直到了荒谬的地步。斯大林格勒改称伏尔加格勒,斯大林勋章更名为国家勋章,而且连在斯大林逝世前获得这一奖项的人也不能幸免。

我有一个朋友叫瓦西里·伊萨耶维奇·莫尔恰诺夫,是一个老石油天然气管道铺设者。他于1949年因参加达沙夫—基辅—布良斯克—莫斯科天然气管道铺设工作而获得斯大林勋章。可是到了1962年,授予他的由斯大林署的证书被更换成由克尔德什(当时的苏联科学院院长。———译者注)签署的证书。于是,他获得的就不是斯大林勋章而是国家勋章了。

似乎这样就能把这个历史性的名字从历史上抹去!

斯大林又回到我们的意识、回到我们的生活中来,不过,这次回归决不是像有人蓄意歪曲的那种回归,而是在各方面都带来教益。这首先(而且已经是绝对无可争议地)表明,历史是不能删改的。那些企图以各种借口要“从红场上清除墓地”的人不妨好好想一想。如果说他们以这种方式能达到什么的话。那只能是事与愿违的效果。

诗人当然说得对:距离越远看得越清。对我们来说,斯大林也变得越来越清晰,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看得更清。我认为,下面这篇访谈录将有助于对在我国历史上最困难、最复杂,或许也是最英勇的时期任职多年的我国这位领导人的个性和事业提出一种较少偏见的观点。

维克多·科热米亚科(以下简称“问”):理查德：伊万诺维奇,请您谈谈斯大林和对斯大林的态度。我知道,这个题目太大,而且也许永远也谈不完。但20世纪已接近尾声,很想就这个题目得出一些哪怕是初步的结论。

坦率地讲,前一段时间,当报刊上开始出现您的那些可以称得上亲斯大林的文章时,我感到意外。从年龄上讲,你我几乎是同龄人,我们的童年和青年是在斯大林时代度过的,我们都对领袖怀有某种崇敬的心情,尽管私下也感到与斯大林名字有关的一切都重新作了截然不同的评价,否定性的评价。在我看来,我们大家,或者说几乎所有所谓的60年代的人,都一下子永远成了反斯大林主义者。然而现在,就我本人而言,我可以说,许多东西我又反过来重新评价。并且我想,这么做的不仅仅是我一个人。那么您是如何改变对斯大林的态度的呢?

理查德·科索沃波夫(以下简称“答”)：我不太清楚,也许这与家庭传统有关,但对斯大林的态度自我有意识以来大体上始终没有过反复。在狂热的赞颂时期也好,在疯狂的揭露时期也好,我当然都产生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要这么做?揭露出的东西是我没有料到的吗?现在这样做会导致什么后果呢?但这些问题大多与微妙的心理、困惑、情况不明等等有关,很少涉及斯大林在苏联社会历史上的地位、他所做的一切问题。

我出生在被“胜利冲昏头脑”(这是斯大林论集体化运动中过火行为的著名文章的标题)的时代,我家距离肖洛霍夫在《被开垦的处女地》中所描写的地方很近,就生活在那些被他典型化了的人当中。当时我的父亲25岁,是当地的一个党支部书记,负责组织集体农庄,外祖母也是共产党员。我家不信奉任何偶像,因此我从小就在家里听到许多关于列宁的好话(的确是这样!),也听到关于斯大林的各种各样的议论,包括骂他的话。

我还记得战前经常来我家串门的那些客人———红军骑兵和游击队员、察里津保卫战的参加者。我在这里转述一段他们中的一个人讲的故事:“从中央来了一个亚美尼亚人模样的人,他从我们的这个战壕走到那个战壕。我们都饿着肚子。最要命的是烟叶早就抽光了。周围的人都在骂他。现在才知道,他就是斯大林同志!……”我还记得1941年夏天人们投向莫斯科的目光中的忧虑和期望;记得斯大林在11月7日照常登上列宁墓检阅这一壮举;记得一个战士在1943年冬说出的那个无法译成其他语言的,尊敬、亲热之情溢于言表的称呼———“老爹”……我们无论走到哪里,都避不开人民的这种感受,而割断这种感受,不仅对政治活动家,而且对任何政党,都是致命的。近几十年我国灾难不断,苏共和社会主义事业土崩瓦解,这个大国解体,难道这一点不是解开这些谜的一把钥匙吗?

印成小册子的赫鲁晓夫报告是我当时的上司以极秘密的方式拿给我看的,他说:“不许把它拿出这座房子。你要出门时,就把它锁进保险柜里。”

老实说,这个杰作给我的印象是含糊不清的。那时,我尽管在政治上没有经验,但已上过莫斯科大学哲学系,熟悉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理论,了解列宁的遗产,读过所有能读到的斯大林的著作。我觉得报告人关于斯大林涉嫌暗杀基洛夫的暗示是居心叵测、十分卑劣的。报告中许多地方看得出来是在算旧帐、泄私愤、报私仇、传播机关内外的流言蜚语。事例都是带着成见挑出来的,而且前言不搭后语,根本没有遵循具体的历史分析的原则。

我当时自然不知道报告是赫鲁晓夫在波斯佩洛夫和谢皮洛夫的帮助下背着中央和中央主席团准备的,从本质上说,是他超出代表大会的议程演的独角戏。报告是在代表大会已选出新的中央领导机构之后才作的,可以说这时大会已闭幕;代表们已行使完党章规定的权利,所能起的作用至多是个消极的听众而已。“二十大路线”就是这样产生的。它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崩溃起了不小的推波助澜的作用。我再说一遍:所有这一切我当时都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但凭直觉感到这是欺骗,所以后来就没有“一下子永远”成了反斯大林主义者。是的,我认为我和您一样是“60年代的人”。但不知为什么,在我国只把叶甫图申科和卡里亚金、布尔拉茨基和阿尔巴托夫这类人列入这批人中,而忘记了另一类人。我指的是受过另一种思想培养、经过另一种道德熏陶后而开始独立生活、从事政治的人。对我来说,这就是童年在战争中度过,上学时学过《资本论》和新发现的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在索邦(巴黎大学)与未来的“新左派”交往,处理卡斯特罗和格瓦拉的事务和讲话。您得承认,这同样也是一种“60年代精神”,遗憾的是,这种精神在我国遭到了践踏和压制(例如,伊利延科夫的遭遇),但“60年代精神”是科学浪漫主义的精神,而不是“民主派”不久前还在大吹大擂的自由主义实用主义的精神。

还有一点。我没有写过任何“亲斯大林的”文章。斯大林的题材在我的著作中仅是顺便提及。直到1995年我才出版了斯大林文集,所收文章高瞻远瞩地预见到我国革命在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蓄意营造的一定条件下将会失败,就像我们在1985—1993年所看到的情形那样,该书的书名为《对斯大林同志说的话》,因为书的大约1/3篇幅是我写的评注,我希望这些评注十分客观地阐明收入文集的文章的优点与不足。后来我还发表了两篇文章,但那也不是“亲斯大林的”,我写这些文章是因为我的一个老同事———列昂·奥尼科夫开始和我辩论。他尽管上了年纪,历史车轮陡然转弯,有必要重新看待青年时代的条条框框,但仍不想转变。他似乎没有发现,对斯大林发起的一次次进攻被利用来破坏列宁和马克思、他们的学说、苏维埃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我国地缘政治的威信。在奥尼科夫的眼里,党内公文处理的规章和出入苏共中央的制度(他在苏共中央工作了不止一个十年,直到1991年8月为止)仍然高于历史真理。既然如此,就毫无办法了。而我的目的不同,既不为了歪曲,也不为了辩护,而是为了教育。我的目的就是为我国同胞重现作者本人———斯大林不为人知的一面,原原本本地展示他日常生活的平凡。如果这一平凡显示出了伟大,那岂是我的作用?

问:您认为自己是斯大林主义者吗?还有:您是如何理解“斯大林主义者”这个说法的?

答:不,我不认为我是斯大林主义者。按世界观来说,我是唯物辩证法的信徒,如果要用什么人的名字表明的话,那我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想,作这样的自我鉴定已足够了。

至于“斯大林主义者”这个说法,无论是托洛茨基“左派”,还是右倾修正主义分子,在我国使用这个说法都是为了败坏现实社会主义拥护者的声誉。

几十年来,“斯大林主义者”一词成了多义的骂人话。人们既可以用它来“狠揍”那些军事官僚主义管理方法的拥护者、作风专横和思维保守的人、教条主义者等,也可以用它来“中伤”那些观点鲜明、品行端正的人、不见风使舵和随波逐流的人、不随声附和和虚情假义的人。尤其是在以反列宁主义者著称的“爱国主义者”当中也出现了“斯大林主义者”。他们只接受斯大林的某种“强国精神”,接受某些包藏祸心的人的暗示,天真地以为,这种“精神”可以不受列宁和列宁主义的影响,甚至可以与之背道而驰。斯大林要是活着,必定也要和这种“斯大林主义者”划清界限。

问:现在已经很少有人认为斯大林是个草包、低能儿、偏执狂患者,等等。甚至拉津斯基在他的书和电视片《斯大林之谜》中唱的都是另一个调子。大概可以断定今天占优势的说法是把他说成元凶和恶的化身。您对这种说法是怎么看的?很清楚,斯大林是个相当复杂和矛盾的人物。但在作出历史性的评价时,您认为在斯大林的活动中什么更多一些,确确实实是恶多,还是毕竟善多?我知道,这样提问题未免太简单肤浅了,不过……

答:“恶的化身”这种说法绝对站不住脚。在看待像斯大林这样的历史大人物时,竭力想站得比他还高,比他还聪明,这是很荒唐的。而拉津斯基就试图这么做。尤其是他用声音、眼神、嘴唇、夸张的动作扮演了两个角色———先扮演这个“元凶”,然后又扮演执法的祭司。许多人喜欢他的表演,而在我看来,这两种角色都演得糟糕透了。我以为,这种滑稽模拟作品和拉津斯基的自我滑稽表演倒是会使一部很好的讽刺歌剧增色不少……

为了理解真实的而不是虚构的斯大林,应该指出,对他这种接受过宗教教育并通晓教会关于善恶说教的人来说,不存在笼统的抽象的恶。他对恶的理解总是具体的,把它看成人和关系的体现,对他来说,私有制、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各种机会主义和反无产阶级倾向等等,就是这种恶的体现。斯大林不是恶魔,也不是天使。他可以瞄准敌人并打击自己人。他可能犯错误,同时在追求主要目标———消灭资本的统治和帝国主义的威胁,振兴苏联和造福劳动人民时,他也会小心谨慎和足智多谋。他的所有敌人和批评者的悲剧就在于,他们通常从局部思考问题。他们只看到日常的一面或局部的形势,而斯大林则全局在胸。他们想的只是一时一地,而他考虑的则是夺取世界范围的胜利。赫鲁晓夫所说的,斯大林在卫国战争中根据地球仪部署各战场上的作战,当然是胡说八道,早就遭到驳斥。但赫鲁晓夫在某种程度上说对了,这就是斯大林思维的广度,斯大林比任何人都善于用有限的恶为全面的福祉服务,这一点很值得思考。

至于斯大林本人,我认为,他不是恶人。但由于他经历的难以承受的艰难困苦可以说是无以复加,由于他遇到过许多阴险狡诈和卑鄙龌龊、寡廉鲜耻和残酷无情的人,还由于他的精神、道德和社会方面的孤独,才造成了这一切。为了共同的事业,斯大林从不怜惜自己,也不容许自己怜惜别人。这远不是所有的人都赞同的。人们不能饶恕他的正是这一点。我在这里并不打算一锤定音,更不想为谁辩解。我一直记得(也劝其他人记住):解释并不是辩解。在这里,斯宾诺莎的告诫再合适不过了:不要哭,不要笑,而要理解。

在斯大林的活动中真的是恶多,还是毕竟善多呢?

您别生气,这个问题使我想起那个有名的口号:“多一点民主,多一点社会主义”。生活中经常有这样的情况,个人的幸福要为社会的幸福作出牺牲。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失去一切或几乎失去一切,但社会却因此受益。从具体的个人来看是恶,而从社会来看却是善。斯大林就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他在其早期著作《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中写道:“无政府主义以个人为基础,认为解放个人是解放群众、解放集体的主要条件……而马克思主义则以群众为基础,认为解放群众是解放个人的主要条件。”(《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273页)

斯大林当时没有看到协调地平衡这两种原则的方法,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在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这么做就是善。今天的俄国社会抛弃了这个优先考虑的问题后又获得了什么好处呢?

问:列宁和斯大林。众所周知,对这两个历史人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众说纷纭。

一种说法认为斯大林是“列宁的忠实学生和战友、列宁事业的继承人”,另一种说法则完全与之对立。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比如说,列宁会不会赞成斯大林在列宁逝世后的所作所为(尽管历史不承认任何假设)?

斯大林是否搞了自己的“热月政变”?

在这些年里,还有没有别的人可以取代斯大林?

而最主要的是,您如何解释1937年以及斯大林的镇压、古拉格等这个话题?在许多人看来,这个话题已成了评价斯大林乃至我国历史上整个苏联时期的决定性的、象征性的话题。

答:您一股脑儿给我提了这么多问题,其中的每一个问题都够写一本书了。我只能尽量简短地谈每个问题的实质。

1.无庸置疑,斯大林认为他是列宁的学生和列宁事业的继承人。承认这一点对他这样一个在个人生活中别无所求同时也一无所有的人来说,是最高的评价和荣誉。早在卫国战争胜利后,在他的声望如日中天时,他在同斯塔先讨论两个制度和平共处的前景时说,“第一个提出两个制度合作思想的是列宁。列宁是我们的导师,而我们苏联人,是列宁的学生。我们任何时候都没有也不会偏离列宁的指示。”(1947年5月8日《真理报》)

在这方面,斯大林给后来的苏联领导人上了直观的道德教育课,而他们都没有听进去。请注意:他是“第一把手”中唯一一个没有贬低而是抬高自己前任威信的人。也许有人反对这种看法,会说,因为那是列宁。可是像戈尔巴乔夫和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沃尔科戈诺夫和拉特舍夫这样的“民主派”,他们的言行却充分地证明,他们为了几个美元,连基督也敢侮辱。斯大林一直缅怀列宁,尽管在列宁晚年他与列宁的关系很复杂,但他没有背叛自己在领袖墓前发出的誓言。

过去有人谈论列宁和斯大林的“友谊”,说他们是聊不够的“两只矫健的雄鹰”,这种不经之谈一向使我厌恶。但有一点是可信的,即列宁对作为组织者的斯大林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且对他的信任超过对其他人的信任。正是这一点使与列宁一家(确切些说是与娜·克鲁普斯卡娅)关系密切的人都警觉了起来,他们就是列宁在病塌旁搞阴谋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以及托洛茨基。中央责成斯大林监督必需执行的医嘱,却经常有人违反医嘱。在克鲁普斯卡娅插手下,病人接连不断地受到打扰,于是斯大林很严厉地与克鲁普斯卡娅谈了一次话。现在完全清楚,斯大林担心是有原因的。给列宁接连作出了三次误诊。用不必要的检查把列宁搞得疲惫不堪,显然是要“治坏”病人并同时破坏他的威信(关于这一情况见O·N·洛普欣《列宁的病、死和遗体防腐———事实与神话》1997年莫斯科版)。列宁与斯大林的关系被推到了破裂的边缘,但斯大林避免了这一后果,(尽管赫鲁晓夫试图证明情况相反)。斯大林经受住了这一最严峻的考验并当之无愧地接过了列宁的接力棒。

2.列宁会不会赞成斯大林在列宁逝世后的所作所为?

列宁未必会毫无争议地赞成,不仅对斯大林如此,就是对取代他的别的任何人也是如此。请您自己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马克思会毫无保留地赞成列宁(甚至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的所作所为吗?您一定会得出类似的答案。

问题的要害在哪里?

请那些以为我的话是承认斯大林背叛了列宁主义的人先别高兴。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斯大林是一个按他的认识程度并且按错综复杂、瞬息万变的环境允许他的程度来说的忠实的列宁主义者。

为什么列宁会批评斯大林的工作呢?

第一,因为列宁虽然年龄并不比斯大林大很多(大9岁),但毕竟属于更成熟更有教养的一代,属于革命者中的“老年派”。

第二,因为列宁作为一个理论家和战略家知识面更广泛、认识更深刻,他处理许多问题时不愧为导师,而斯大林还需要学习许多东西。理论用于检验实践时总是严格的,而实践的背离严格理论时往往是宽容的(尤其是可以以出于不得已相推托时更是如此)。如果列宁能够分析1924年和以后年代苏联的事态的话,一定也会表现出这一永恒的矛盾。不满意自己和自己的继任人———这是正常的、务实的、创造性的和诚实的人通常的特点。如果列宁评价我们走过的道路时也用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给人鼓劲的宣传口号:“老同志,你们走的道路是正确的!”的话,那列宁就不成其为列宁了。

3.斯大林是否搞了“热月政变”?

没有,他没有搞过(略)。1794年的热月政变的一整套做法与斯大林的实践毫无共同之处。众所周知,“热月政变”这顶帽子,是托洛茨基在党内斗争中给大多数中央委员戴的。他以此暗示工作政权有“官僚主义蜕变”的危险(这是列宁早就警告过的)。但却失去了分寸感。托洛茨基这个自我中心主义者、激情的演说家和颇具才能的著作家,并不是个冷静的分析家,也不具备从事长期的和顽强的组织工作所必需的自持力。因此,他的见解往往言过其实。因此,许多往往只是不良倾向的东西,他就视为既成事实。因此,他在攻击斯大林及其战友时甚至号召颠覆苏维埃制度,包括要使苏联在未来战争中遭到失败……

您在读托洛茨基的《被背叛了的革命》一书时,会猜出其中似曾相识、但决不属于斯大林时期的东西。在今天,通过几十年的经验来看,当时工人阶级专政制度无疑是巩固的。工人阶级专政制度经受的最严峻的考验,是伟大卫国战争和迅速恢复被侵略者破坏的国民经济。总之,斯大林在与托洛茨基的争论中是正确的。但“热月政变”这一题材并没有为他们俩用完。赫鲁晓夫在1956—1961年旧话重提,他从思想政治上动摇和瓦解苏联共产党开始,然后一举提出以“全民”国家取代无产阶级国家。他虽然没有从外国政变史上引用豪言壮语和具体事例,但却正是他开始了一个把列宁主义共产党人推向法国雅各宾派当年所遭受的那种失败的过程。

令人奇怪的是,托洛茨基的推测和结论从本质上说更接近于我们的今天,而不是他那个时代。他对苏维埃政权蜕变(继赫鲁晓夫之后,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将这一蜕变加速了,他们实际上是按赫鲁晓夫的模式干的)的描绘可以说相当出色。斯大林似乎退出了游戏。只有奥尼科夫一个人继续毫无道理地谴责斯大林“取消苏共”、“谋杀”作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消灭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说,他真正用托洛茨基早在20—30年代的雄辩风格为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的热月政变路线辨护(见1997年12月2日《独立报》)。

4.在这些年里,还有没有别的人可以取代斯大林?

没有。

甚至在列宁时期,这样水平的干部后备军也寥寥无几。列宁了解自己所有亲密战友的价值。他把斯大林提拔到俄共(布)中央总书记的岗位,即担任政治局、组织局和中央机关这三个机构的协调工作,决不是偶然的,总的来说,这一提拔本身被证明是正确的。

如果说关于20—30年代人的评价,对我们来说,在很大程度上存有疑问,那么在卫国战争时期和战后,由斯大林领导党和国家是适宜的,这一点对任何思维健全的人来说都不会引起怀疑。“胜利不是依靠了斯大林的领导,而是违抗了他的领导才取得的”之类说法,理应公正地视之为咬牙切齿的胡说八道。这已被不胜枚举的大量事实所证实。

您能想象谁可以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和最高统帅的职务吗?

托洛茨基还是布哈林?季诺维也夫还是图哈切夫斯基?加米涅夫还是叶戈罗夫?伏罗希洛夫还是铁木辛哥?莫洛托夫还是贝利亚?马林科夫还是卡冈诺维奇?唉,都不行。即使伟大的朱可夫也胜任不了这一统领全局的角色。更不用提加里宁或赫鲁晓夫了(当然他们各有各的原因)。

我不想重复斯大林在反希特勒联盟中的老对手和老伙伴丘吉尔盛赞斯大林的那些名言。只想引一段罗斯福的反应。这位美国总统对他儿子说:“这个人善于行动。他始终有目标。和他共事是一种满足。从来不拐弯抹角。他陈述的问题就是他想讨论的问题,决不回避。”

斯大林的典型特征是,他一生都在学习,从未间断。斯大林在青年时代是一个有才能的诗人,他离开宗教学校后,教过数学和希腊语,后来全面掌握了地下革命工作的本领。他学过新闻和军事、外交和经济管理、历史和语言学。斯大林在1930年9月8日休假时写给他妻子娜捷施达·谢尔盖耶夫娜·阿利卢耶娃的信中请她把梅斯科夫斯基的英语自学课本给他寄去,在1931年9月14日的信中又请她寄去《工人中等技术学校》电工技术分册和黑色冶金分册。您能设想那位“新思维”的缔造者会请他的妻子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做类似的事吗?

问:而最尖锐的问题是———您如何看待斯大林的镇压和古拉格这个话题?尤其是1937年对您意味着什么?

答:先从1937年说起,这一年不单单是镇压。这一年还成功地完成了第二个五年计划;以发扬俄罗斯精神的全民联欢节形式纪念普希金逝世100周年;纪念十月革命20周年;根据苏联新宪法进行第一次最高苏维埃选举。

选举法和选举办法的变化标志着十月革命后历史上对苏联政治体制进行了一次最重大的民主改革,而这就发生在1937年。

全国上下政治热情高涨,劳动积极性迸发,这就是我所能回忆起来的。但我不掌握关于当时苏联现实阴暗面系统的统计材料,包括破坏活动和消极怠工方面的事实。但这样的事实不少。我不认为,联共(布)中央二、三月全会讨论这一问题是无事生非,是在与风车搏斗。这次会上谈到了阶级斗争的反复,并且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和经验作出了判断。

关于这次全会我们知道些什么呢?只知道斯大林作了报告和总结(见《斯大林全集》第14卷)、伏罗希洛夫讲了话(《俄国军事档案》1993年第1分册)。叶若夫的报告谈的是什么?争论是如何展开的?我们从赫鲁晓夫的话中所了解到的那些情况是根本不存在的,“试图从理论上论证大规模镇压的政策,其借口是:随着我们向前推进、向社会主义推进,阶级斗争就越来越尖锐”,“离社会主义越近,敌人就越多……”(《“伟大十年”的光明与黑暗———赫鲁晓夫及其时代》1989年列宁格勒版第63、64页)对上面提到的材料进行分析就可以驳倒这些说法;还有一些材料至今尚未公布。

希特勒圈子散布的关于以图哈切夫斯基为首的红军最高指挥机关酝酿亲法西斯阴谋的传闻不能不引起斯大林和最高领导层的警觉。这类信号早就出现过。侨居国外的白俄对这位军事首长表现出不正常的兴趣。早在1930年时,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和奥尔忠尼启则就不得不进行了相应的审查。1930年10月23日,斯大林在给莫洛托夫的信中以明显松了一口气的口吻写道:“至于图哈切

夫斯基案件,后者看来是百分之百清白的。这非常好。”但历史并没有到此为止。1937年5月,斯大林收到了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贝奈斯的亲笔信函,谈到在我国正在策划一起与德军总司令部和盖世太保里应外合的军事政变。后来,1961年,在苏共第二十二大上,赫鲁晓夫不经意地提到了“这个异乎寻常的消息”。斯大林处在他的位置上,当然要立即果断的采取行动。

贝奈斯的信和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相关决定现在还没有找到和公布。1961年4月26日什维尔尼克就甄别1937年提出的对一批军事领导人的指控向赫鲁晓夫提交的一份调查报告给人的印象是奇怪的(《俄国军事档案》1993年第1分册)。在这个调查报告中,明显的漏洞和破绽比比皆是,对捷克斯洛伐克总统的信只字未提,字里行间让人感到把矛头完全对准了斯大林。

“共产党政权消灭了1.1亿人”,———“民主派的”《消息报》在十月革命80周年时这样写道。这个数字时而被缩小,时而被夸大,完全取决于社会主义制度“批评者”的好恶。对这种肆无忌惮的歪曲和谎言谁都不负责任。他们恬不知耻地为这些歪曲和谎言辩解,因为这一切对今天的当权阶级有好处。然而,这种做法是不可能永无终止地继续下去的。1997年10月24—31日《真理报》发表的社会主义学者协会周年纪念提纲提到了“早已确认的事实:1921—1954年被判决有罪的近380万人,被判处死刑的近64.3万人。而这发生在半个世纪中经历了三次革命、两次世界大战、一次国内战争和若干次地区战争的国家里。有人用古拉格的故事吓唬整整两代人,而不是让他们了解真相。而且这么干的往往正是大规模践踏法纪的人。”

被十月革命推翻的剥削阶级的残余是否拿起了“注定灭亡者的武器”呢?正是如此。

革命的法制是否遭到了破坏?无辜的人是否因此受害?同样正是如此。对此斯大林(与其他人一起)应当负责。

为什么在公正地惩罚对人民犯下的罪行的同时,又“炮制了”迫害无辜者的案件呢?

这部分的原因是由于官僚主义和邀功请赏的愿望,部分原因是由于护法机关工作人员的职业素养和文化水平低下。然而,主要原因毕竟不在这里。我们现在握有大量事实和文件,据此可以得出结论:许多无辜的人,特别是共产党员之所以受到迫害,是由于阶级异己分子(白卫军、刑事犯罪分子等)钻进了这些机关,他们把自己的职位当作反对苏维埃的阶级斗争工具。幸而党把这个问题查明了。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联共(布)中央1938年一月全会的决定、由莫洛托夫和斯大林签署的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1938年11月17日《关于逮捕、检察机关的监督和侦察》的决定。但被无辜杀害的人无法复活了。

我的父亲在光荣地服过军役后没能逃过监狱,他在莫洛托夫(彼尔姆)州的内罗勃拉克呆了6年。关于古拉格情况,我从他那知道的比从索尔任尼琴描写中得知的要多许多倍。然而父亲的“遭难”,并没有决定了他和我对整个苏维埃政权、包括对斯大林的态度。我及时认识到,对于思考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现象,这一尺度太小,而且有步骤地利用它来达到类似目的,只能使社会倒退。大家都看见了,所发生的一切正是如此。

问:斯大林和希特勒。您知道,西方乃至我国的某些作者早就把他们相提并论。甚至认为,斯大林比希特勒还坏,因为希特勒只杀异族人,而斯大林杀本国人民。您怎么看?

答:我认为这种类比是侮辱性的。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领导人,在全面(从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组织上、意识形态上和道德上)摧毁和根除法西斯主义方面做得比斯大林多。反法西斯主义贯穿在我国30年代的整个宣传之中。

斯大林“杀”本国人民?……这是蓄意灌输给人们的谬论,如同迫使人们习惯于黑暗统治和妓女、街头乞丐和赌场的富人、劳动人民失去财产和政权、失业、拖欠工资和服从美国的支配一样。

斯大林1935年12月1日在联合国收割机手会议上论证扩大谷物生产的必要性时说:“在我国,现在大家都说:劳动者的物质生活状况大大改善了,生活得更好、更愉快了。这当然是对的。但是,29这样一来,人口的增加就比过去快得多了。死亡率减低,出生率增大,因而净增数字就大得多。当然这是好现象,我们欢迎它。现在我国每年净增人口约300万。这就是说每年我们要增加整整一个芬兰。而这样一来,要养活的人就愈来愈多了。”(《斯大林文集》第78—79页)把这个简单的事实与俄罗斯今天的状况比较一下吧。自1992年起,死亡率一直高于出生率。在90年代的和平时期,我国丧失了700万人!请问,是什么人、又是在什么时候消灭了自己的人民?是谁纵火烧毁和炮轰自己的议会、解散人民的苏维埃?是谁的行为与希特勒更接近?

问:有人指责斯大林有排犹主义。这同样是个带标志性的评价。您对此如何看?

答:斯大林不是排犹主义者。他是俄罗斯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者、反法西斯主义者,即反种族主义者和反纳粹主义者,也就是说他也反对纳粹意识形态变种之一的犹太复国主义。

排犹主义和反犹太复国主义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俄罗斯的敌人,欺骗包括犹太人在内的劳动人民的人居心叵测地混淆这两个概念。排犹主义和反俄主义都是灌输对某一具体民族的人(不管其观点、行为、政治派别)下意识的、本能的恶感。灌输错误的看法,认为某一民族的人明显有缺陷,不可能是完美的人,不可能是生活和斗争中的可靠的同志。换句话说,排犹主义和反俄主义都是为了制造两个民族的缺损情绪,使资产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分裂他们,分而治之。

斯大林作为一个俄国的、苏联的共产党员、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者,不是也不可能是排犹主义者。在他的身边就有一些犹太族的人物,斯大林批评他们的错误,处分过他们,但也器重他们的信念、才智和组织能力。人们还记得像卡冈诺维奇和雅罗斯拉夫斯基、梅赫利斯和扎尔茨曼、德拉贡斯基和爱伦堡、越飞和李维诺夫……这样一些重要活动家的名字。谴责斯大林排犹,不是因为他迫害了犹太人,而是因为斯大林坚决地、毫不留情地反对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主义、反对托洛茨基主义和其他影响无产阶级的形形色色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潮。

不能否认,在上述思潮中,在托洛茨基和亚戈达挑选的干部中,犹太人有时占大多数。但斯大林不是出于种族主义和沙文主义动机,而是出于阶级政治动机。用前者偷换后者是不诚实的。

大名鼎鼎的亚·雅科夫列夫狡猾地掩饰犹太复国主义,他有一次声称,应该区分作为宗教现象的犹太复国主义和作为政治现象的犹太复国主义。这个说法错就错在他在前一种情况下把犹太教说成是犹太复国主义,使“犹太复国主义”这个说法合法化,似乎在这个意义上完全可以这么说。但是在目前出卖灵魂的大众媒介泛滥一时之际,乍看上去毫无恶意的词语的替代不仅导致世界观的崩溃,而且导致社会关系的变形,这种情况难道不是比比皆是吗?……

不能抹杀斯大林在把犹太民族从希特勒种族灭绝魔掌中解救出来、建立以色列国过程中起的杰出作用。但有人会说:“斯大林同时也粉碎了苏联各部门里的孟什维克小集团的老巢,不能容忍`神选'子民的观念,不允许在克里木建立犹太人的自治区。等等。”对这样的论据应该以这样的问题来回答:从国家的角度来讲,这样做难道不对吗?许多批评斯大林的人,包括许多硬说他“排犹”的人,回避的正好是这一立场,而这意味着,他们失去了客观性。

问:目前您正准备出版并已经出版了《斯大林全集》的补卷。据我所知,第14卷和第15卷已问世。第16卷也即将出版(已于1997年出版。———译者注)。那么,您在这几卷中发现了斯大林的什么新的东西没有?

答:斯大林对我来说不是发现。我的目的是让别人自己去发现斯大林。

我想,我如果说斯大林是20世纪被弄得最神秘莫测的杰出人物的话,是不会错的。他起初被鼓吹个人崇拜的高论弄得神秘莫测,与活着的同代人隔绝,后来又成了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贬损和诽谤的牺牲品。真理对所有这类胡扯八道之徒总是避之惟恐不及。形象地说,那时要想多少了解一点斯大林,就得把赞颂的象形文字译成诽谤的楔形文字,而不是译成正常的、易懂的、亲切的俄语。这就是神化—魔鬼化的恶性循环,打破这一循环是我的义务。

我天生就是个怀疑论者,我信奉马克思的座右铭:“怀疑一切”,不过补充一点:“包括对自己的怀疑”。因此,我认为我不崇拜任何人(包括斯大林),也不为任何人辩护。如果我国还保持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那种“严酷的”秩序和风气,我不知道我会有什么样的命运。但难道出于这种考虑或者个人或者类似的考虑就该违反历史公正的原则吗?判断公正不公正的根据,应该不只是个人或自己家人和亲属的命运,而是从事(体力和脑力)生产劳动的人、所有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即创造者—人所处的社会地位。

我觉得,这三卷书的出版使从1951年出了第13卷就被腰斩的《斯大林全集》得以完成(作者去世后,已经出版的第14卷和第15卷根据赫鲁晓夫的指示被紧急收回销毁),这三卷可以把斯大林这个人从吹捧和凌辱的石棺里拉出来,成为与其他人平等的人(因为死是最好的平衡器和“民主派”)。在这几卷中隐藏着他个人的悲剧,关于这一悲剧他只向他的母亲一个人说过(而且也只说一了部分)。他在1934年3月24日的信中说:“我能忍受自己的命运……娜嘉去世后(斯大林的妻子娜·阿利卢耶娃于1932年11月8日自杀。———译者注)我个人的生活当然很艰难。但是没关系,一个刚强的人应该永远是刚强的。”

关于斯大林流传着许多半真半假的笑话。其中一个透露出真正幽默的笑话现在已有文献为证。斯大林在回答记者关于他患重病甚至早已去世的问题时说:“据我所知,外国报刊报道说,我早已离开尘世,去了阴间。由于对外国报纸的报道不能不信,不信就要被逐出文明人之列,因此我请您相信这些报道,不要再来打扰我在阴间的安宁。”

得承认这是对西方市侩一记漂亮的耳光。一个偏执狂患者、一个厌恶人类的恶棍、或者如“民主派”徒劳地力图证明的一个十足的浅薄之徒,未必能写出类似的文字来。

《斯大林全集》战前的一卷以及其他两卷给人的印象是,他与劳动人民有着广泛和多方面的交往。他们是冶金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军校毕业生和地铁建设者,甜菜种植者和斯达汉诺夫工作者,联合收割机手和棉农,飞行员和军事领导人,煤矿工人和高校工作者……斯大林对每一行业的劳动者都能找到合适的话语,表现出他熟悉那一领域的专业,对所有人都能提出切实可行、明白易懂的任务。而今天国家和社会“领导人”的风格与至今仍被斥之为“极权主义”的那些工作方式方法,真是相差十万八千里!

最后一点。在我国历史中,几乎半个世纪存在一个巨大的黑洞,而能用来填补这个黑洞的文献材料现在被拿出来公之于众的只是点点滴滴,丧心病狂地要用历史受虐淫和自卑情结的精神来改造老百姓,难道这种做法是正常的吗?显然这样做是对有些人有利。而同样显而易见的是,独一无二的俄罗斯如果不花大力气祛除身上的这种魔法,就无法振作起来。

问:您认为斯大林这一话题还有什么现实意义吗?在我看来,它除具有纯历史的意义,还有某种更重要的东西。比如说,这个人的清心寡欲、毫无私利、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等等品质难道不使人肃然起敬吗?而这些品质在我国现在的领导人身上是见不到的。

答:毫无疑问,斯大林的话题超出了纯历史意义的范围。列昂·奥尼科夫不无道理地给他挖苦我的第一篇文章一个这样的标题:《谨防斯大林第二次降世》。

略谈两句具体情况。我第一次到斯大林在沃伦什的别墅是在1966年秋。从1968年秋至311969年底(前后13个月),我在那儿工作,为了完成中央的任务几乎足不出门。所以我可以直接而具体地描绘这个人当年所处的日常生活环境。斯大林实际上没有什么财产。他住的房子属于国家(或者党?),虽然房子装修得符合他的趣味。所有的人都指出那幢房子里有两个“奢侈品”:四壁和部分天花板用木板包上;地上铺了地毯。各处的家具都很简单,都铺着蓝条布。只有又宽又软的沙发引人注目,在上面休息和睡觉很舒服。据说,在沃伦什别墅有一个藏书很多的图书室,是私人的还是公家的,不清楚。60年代,那位奥尼科夫曾对我说,起先人们把图书运到中央办公厅,堆在院子里,每逢下雨,就用苫布盖上。后来管理人员对这一大堆书籍厌倦了,据说就把它们烧了。即使不是如此,这个说法也是事出有因。

50年代中期,下达了一个指示,要求销毁一切与房屋主人有关的东西,于是服务人员就不得不把它们藏起来。我就坐在以这种方式抢救下来的斯大林的桌子前办公,也看到了他临终前躺的那个沙发。房子周围的花园里曾有个树桩子,斯大林散步时,经常坐在那上面吸烟斗,这个树桩被挖掉烧了。池塘里的一条小船也给烧了。很难说是谁以这种方式来发泄他卑劣的怨恨,但这种野蛮行为是事实。

斯大林的日常生活看上去甚至比哥尔克的陈设还简单(略)。

列宁和斯大林的清正廉洁、全心全意为人民和祖国服务和彻底的自我牺牲的精神使形形色色的资产者感到不解和害怕。这些资产者也不会懂得,俄罗斯期待的和能够接受的只是这样的领导人。俄罗斯只有在这样的领导人领导下才能站立起来,并且怀着感激之情缅怀他们。

所有关于列宁和斯大林的“谜”都是杜撰出来的,目的是愚弄普通百姓,把他们同真正的人民领袖对立起来,偷偷地把那些自己捞也不反对别人捞的自私自利的衣冠禽兽塞给老百姓。

关于今天的领导人我不想多说。他们与苏联的巨人有天壤之别。但有一点我认为有必要特别谈一谈。斯大林是继列宁之后学识渊博又具有创造力的人物。他经常向专家们请教,询问有关事实和统计方面的数据,而且他的文章和报告从来是亲自动笔。他严格遵守脑力劳动的道德,决不剥削这一劳动。不能设想斯大林会成为形形色色摆弄是非之徒和“博学之士”的俘虏,而正是这些人从四面八方包围了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使戈巴乔夫产生他将面临新转折的幻觉。

我目睹60—90年代可称为制造领袖的过程,不得不痛苦地指出那种认为“领袖”可以从随便什么人当中“造出来”、“吹起来”、“捏出来”的肤浅之见流毒甚广。只要有钱,就能掌握大众传媒。通过这种方式生产出了什么样的“产品”,难道还不清楚吗?在那些拥用老的、强大的垄断资本及其幕后“预报器”、早就形成议会传统的国家里,“带有附加器(金融势力、广告、顾问、讲话撰稿人、形象设计师)的领袖”也许能够履行自己的公职,而俄罗斯需要的是不懈地提高自己的自学成材者。

“大家可知道彼得大帝?只要俄罗斯能够存在,生命对他并不足惜”。这句话再好不过地体现了人民群众关于真正的俄罗斯领袖的认识。我们的祖国需要的不是“造出来”的实用主义的政客,而是自然而然形成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者。斯大林尽管个性和生活道路复杂,却正是这样的一个人。在今天反对这样的人,不仅是不明智的,而且是卑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