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6月12日这天，聂元梓大字报广播后不久，厂医务室旁的大字报栏贴出一张大字报，标题为《剥开画皮看真相》，轰动全厂。这张大字报由王洪文起草并领头签名，后面还有六人签名，其中五人都是保卫科干部。王洪文说：“聂元梓大字报是七个人，我们也来个七人”，这七人全部都是共产党员。[1]

国棉十七厂党委当时没有正书记，由党委副书记张鹤鸣主管工作，王洪文大字报就是针对他的。当时厂党委规定“贴大字报要经过组织审阅”，这是厂里第一张未经审阅并针对厂部主要领导的大字报。[2]文革结束后的1980年，王洪文在受审时，交待他写这张大字报的原因：

我们认为厂党委执行修正主义的干部路线。我当时在保卫科工作，有两个人，应定为反革命，厂党委未表态。我在第一张大字报《剥开党委画皮看真相》上，点了两个人，党委停止了我的工作，派人盯我的梢，我思想不通，就写了第二张大字报，点了三个人，家庭出身不好。……

第二张大字报贴出后，群众不满，说我骂厂党委，是野心家，阴谋家，全厂写了六千多张大字报。……

写第一张大字报后，厂党委和我有对立情绪。有一天，我在屋里写大字报，别人把门倒销上，党委副书记来敲门，问有没有人，我心里想，你们还派人监视我，我不吭声。书记觉得屋里有人，叫了武装部长带十多人到保卫科搜查，我就火了，骂了党委书记……[3]

王洪文说的书记就是张鹤鸣。张鹤鸣是地下党出身的上海本地工人干部，对上海社会环境和工厂的人事关系以及生产环节都非常熟悉。他处理事情也比较实际，不像有些干部那样生硬和革命。在对管理人员的使用上，他启用和信任有“历史问题”的“留用人员”，即共产党执政前的工厂科层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以及其他业务人员。总之，张鹤呜的阶级斗争之弦不那么紧绷。这是王洪文大字报上所说党委不抓阶级斗争的由来。当年与王洪文一起造反，在他第一张大字报上签名的七人之一唐文兰，三十多年后分析王洪文写大字报的原因：

王洪文为什么要反张鹤鸣？这是因为当时厂党委规定批判八个人，这八个人有的有政历问题，有的在当时看是反动学术权威。但是厂党委不许超出这个范围批判别人。王洪文认为这是划圈圈、定调子，所以就贴了张鹤鸣的大字报。另一个副厂长张元放提出，对别的有问题的厂领导也可以贴大字报。我们当时也认为厂党委领导自己也有很多问题，却不允许揭发，揭发了就说你反党，这样做其实就是保护他们自己。所以同意王洪文的观点。[4]

由此看来，王洪文造反，是因为与厂党委在文革运动的批判对象上有不同意见，文革中这些不同意见被上升到阶级斗争高度的政治分歧。但实际上，如果再深入分析，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这种“政治分歧”背后的人际关系因素。对于王洪文的行为，还有另一种解释：

我们厂在文革中引起争论的那两个厂长张元启和张鹤鸣，张元启是部队转业干部，文化不高，但资格老，山东人。做起报告，一口山东话，上海工人听不懂。他作报告，即使有时下面听报告的工人走光，他也照念稿子，继续作报告。而张鹤鸣是地下党出身的上海本地工人干部，浙江宁波人，一口上海话。我觉得，比起张元启，张鹤鸣与工人的关系更密切，二张有矛盾，我看主要原因在张元启。当时他俩都是副厂长。张元启想当正厂长，大概因为他资格更老些．张元启文革前分管人事、教育和保卫，和王洪文关系很好。文革中他支持王洪文。[5]

两个厂长有矛盾，张元启分管保卫科，分管生产的张鹞鸣就从不去保卫科，以避嫌疑或矛盾。王洪文所以说张鹤鸣从1963年起从没到保卫科坐过哪怕半小时，这是不抓阶级斗争。可见，王洪文贴大字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受两位厂长矛盾影响。分管保卫工作的张元启，因为工作关系与保卫干部王洪文比较熟悉，张元启与另一个厂长张鹤鸣有矛盾，于是影响了王洪文。

王洪文6月12日就贴党委大字报，这在上海工厂职工中是相当早的。王洪文大字报贴出不到一小时，国棉十七厂的上级管理公司——上海棉纺公司的党委书记立即赶到，召开厂党委紧急会议，作三点指示：保卫科大字报是大毒草；1957年反右斗争的形势又来了；反到党委头上来了，不能稀里糊涂，这就是阶级斗争。厂党委找其他几个大字报签名者谈话，追查谁是起草者。[6]立即，上百张反击王洪文的大字报贴出。这种阶级斗争过敏症，是文革初期点燃群众造反情绪的重要原因。国棉十七厂群众中最初的两大派也在这样的批判和对立中形成。

6月20日，上海纺织工业局党委派工作队进驻国棉十七厂。工作队在全厂职工代表大会上批评张鹤鸣，肯定王洪文贴厂党委大字报的行为。随后，又连续召开各种会议，揭发批判张鹤鸣。[7]但是，这个工作队在国棉十七厂没待多长时间便被撤走，市委又派出一百五十人左右的市委工作队，于7月20日进驻国棉十七厂。

市委为什么要撤走第一个工作队？应该是和刘少奇6月30日对毛泽东的那个建议有关，当时上海其他工厂也有召回之前派驻的四清工作队，再改派文化革命工作队的情况。市委统一组织了一批文化革命工作队，但组织得十分匆忙。以往派工作队，总要先集训几天，学习有关文件和政策，再下工厂农村，这批工作队却连集训和学习都没有来得及，人员一配齐，马上就下工厂，国棉十七厂的工作队是其中之一。

工作队的阵容十分强大：队长是上海市总工会副主席施惠珍，[8]另外几个副队长的职务也不低，分别是黄浦区副区长张六吉、杨浦公安分局副局长赵戈，上海丝织一厂党委书记焦凤岭，以及上海市总工会教育部部长余文光。7月20日，新的工作队进厂。第一天就召开全厂八千职工大会，队长施惠珍作报告，据厂里后来整理的文革大事记说：

这个报告不强调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而强调“搜索一切牛鬼蛇神”，要全厂职工“到深山密林中寻老虎”。这个报告对前一阶段王洪文等同志与旧党委斗争的革命行动只字不提，对张鹤鸣镇压革命群众的反革命罪行只是轻描淡写地提一句。[9]

市委对工厂如何开展文革心中无数，一切靠队长们自己去摸索，能够借鉴的只有四清模式：先发动群众，待群众揭发后，再决定运动对象。在工作队进厂报告后的十天之内：

全厂共贴出2800多张大字报，属中层以上干部的占14％，而贴群众的却占70％以上。把矛头指向群众。……

到1966年9月底，全厂共排出四类对象114个，其中厂级干部只有1个，而一般干部和工人群众却有98个，其中已整理书面的，也大多是工人群众。在4个月中，全厂150多个车间级以上干部进行批斗的只有4人。[10]

对于王洪文所反对的副厂长张鹤呜，施惠珍在报告中说是“压制大字报的严重事件”，但没有提及前一阶段王洪文他们对张鹤呜的揭发。工作队为什么没有对王洪文他们前一阶段的行为表态？据说他们不知道前面发生过的事情。因为工作队派得非常匆忙，两个工作队之间没有交接，他们进厂前不知道王洪文曾经贴过张鹤鸣的大字报，甚至不知道“王洪文”这个名字。[11]进厂后，才逐渐了解国棉十七厂的情况。工作队认为两个厂长的纠葛是“领导核心争权夺利破坏团结的问题”。[12]对于这第二个工作队，王洪文1980年的交待中说：

工作队由市总工会副主任任队长，一进厂就支持我，正式宣布要我列席党委会。起初，我和他们合作，后来，由于他们和党委观点一致，我又和工作队对立起来。[13]

工作队进厂后，从一些工人和干部的反映中，逐步了解到王洪文的一些动向。但王洪文此时没有公开反对工作队，所以工作队采取的策略是：“不受王洪文影响，不受干扰，你打你的，我干我的，不激化矛盾，用事实最后说话。”[14]工作队进驻后，另一派继续贴张元启大字报，王洪文认为这是受工作队指使。他反对批判张元启，认为他“虽有缺点，但抓阶级斗争是狠的。”[15]

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后，作为民兵连长的王洪文马上与其他负责民兵工作的人商量，想将厂里的民兵也组织成红卫兵。工作队不希望王洪文掌握红卫兵，便想出了个办法：既然红卫兵是学校青少年的组织，那么工厂的红卫兵也应是青年工人的组织。他们将红卫兵年龄规定在30岁以下，这是基干民兵的年龄，上限是30岁。王洪文当时32岁，被出线。[16]

8月19日，国棉十七厂按《十六条》要求，筹备成立厂文化革命委员会。造反派们提名王洪文为候选人，但王洪文所在的厂部科室两种观点争执激烈。厂部科室不但包括厂保卫科，也包括其他生产，技术，工资、人事和党政等部门；厂部科室一派支持王洪文，一派坚决反对王洪文，结果厂部科室的文革委员会始终没有成立。而要当选为厂文化革命委员会代表，必须是自己所在部门的文革委员会代表，王洪文于是没有当上厂文革委员会主任。王洪文和造反派们认为这是工作队干扰的结果，工作队则认为这是群众选举的结果。

北京红卫兵冲击上海市委时，国棉十七厂工作队也接到电话，让紧急抽调几百名工人赶往市委大楼，与其他工厂的工人们一起组成纠察队，保卫市委大楼。工作队的秘书组副组长找担任民兵连长的王洪文谈话，让他带领民兵去市委门前。工作队此举显示，当时他们并没有将王洪文看作异己。[17]王洪文带着工人到旧市委门口后，“发现却是围攻红卫兵，马上叫大家撤走”。[18]

10月7日，毛泽东“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指示刚由《红旗》杂志的社论提出，王洪文与唐文兰等六个厂部科室人员便贴出大字报《就目前形势谈看法》，公开打出了反对工作队的旗帜，对全厂震动很大。[19]不过，工作队没有正面组织对王洪文的反击：

我们工作队与王洪文的矛盾，不是因压制王洪文而起，而是因为对二张的态度而起。因为我们根本没有压制过王洪文，我们只是对王洪文一定要打倒张鹤鸣的做法既不支持，也没有表态。工作队那时对于张鹤鸣，认为还要再看大家的揭发，不能马上表态。不过工作队也没有批评过王洪文，我们没点过保卫科的名，也没点过王洪文的名，我们没说过任何一句针对王洪文的话，没有做过任何回应。[20]

但是，王洪文他们还是感到了来自工作队的压力。工作队通过厂文革委员会组织了四次全厂大辩论，辩论的中心是国棉十七厂的文革对象和方向，实际是对着王洪文他们的。10月10日的辩论中，王洪文被围住，正在此时，国棉十七厂职校学生廖祖康[21]带来一帮学生红卫兵为王洪文解了围。[22]晚上，反工作队的工人们在王洪文家众会，王洪文提出：“我们现在只有一条路：到北京去向党中央告状。”当即决定派人赴京。第二天，又在厂档案室工作人员唐文兰家里开会，成立了“誓死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战斗队”(简称“誓死”)，成员共三十多人，王洪文被推为负责人[23]。10月12日下午，王洪文等15人赴京告状，他们离开上海的第二天早上，国棉十七厂大道旁贴出了他们15人署名的《给全厂革命同志的一封公开信》：

一小撮资产阶级当权派和顽固保皇派如此欺侮我们，难道我们就没有说理的地方吗？有！党中央和毛主席就是我们有力的靠山。伟大领袖毛主席是一定会支持我们的，为此，我们暂时分别几天，到他老人家那里去吸取更大的智慧和力量。[24]

去北京的火车票钱是大家共同凑的。1966年的10月，还很少有工人敢于离开生产岗位去北京，赴京告状显示王洪文比其他工人有更多的造反勇气。王洪文回来后，被国棉三十厂的工人造反派王秀珍请去介绍北京形势；国棉三十一厂的工人造反派黄金海也专程去十七厂请王洪文介绍北京情况。王秀珍和黄金海都很佩服王洪文。王洪文后来受审判时，对他此次北京之行这样回忆：

上访期间，我们参加了毛主席第八次接见红卫兵，到北京大学、国棉3厂等很多地方，把当时中央领导人讲话抄了不少，有陈伯达、江青、关锋、王力、张春桥、姚文元等人讲话。……

这些对我影响很大。……

回上海，厂党委已经靠边站，全厂工作由工作组领导，我对工作组的情绪更厉害了。……

我对人说，在北京，工作组已经被扔进历史垃圾箱，可是，在我们厂，还是工作组的天下。[25]

在王洪文们赴京期间，厂里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一是造反派又拉起一支新的战斗队“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简称“永忠”)，许多“誓死”队员也加入了“永忠”；二是厂里保守派工人也以保卫科干事马骥为首，成立了“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有五千多人参加，得到工作队支持。[26]国棉十七厂工人已明显分裂成两大派。

10月25日，王洪文一行回上海。回厂第二天正是厂休日，在王洪文提议下，永忠和誓死合并，仍名永忠，王洪文仍被推为负责人，他提出永忠的首要任务，就是赶走工作队。当天深夜，永忠全体出动。第二天清晨，上班的工人们发现厂里到处贴着大标语，尤其工厂大门口和工作队办公室门前，贴着针对工作组的对联，每个字都有乒乓桌的桌面那样大：“焦凤岭哼哼哈哈捧上压下，施惠珍嘻嘻笑笑奸刁储腹。什么东西”；“热泪盼来绊脚石，纸船明烛送瘟神。滚滚滚”；“落水狗祸国殃民，施惠珍罪该万死。一对宝货”。这天夜里，王洪文又指挥永忠查封工作队办公室工作队员的抽屉。11月1日，永忠贴出《工作队十大罪状》大字报，刷出大标语“工作队靠边站！”。11月4日，永忠占领厂广播台……永忠向工作队发起了全面进攻。[27]

王洪文与工作队的分歧，在于究竟谁是文革对象，究竟如何开展文革。王洪文依据的是当时《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一系列社论，尤其是《十六条》公布时，王洪文在厂部食堂高兴地说：“好像中央在直接指我们厂的形势。”[28]在整个造反过程中，王洪文始终努力学习和领会报纸刊登的社论，据徐景贤后来的回忆：

我在和王洪文共事的过程中，多次听他说过：他在造反的过程中，反反复复认真阅读毛泽东关于文革的指示和《红旗》杂志的社论，甚至深夜不寐，以此作为自己行动的依据。[29]

而工作队依据的还是十七年的政治运动模式：运动的主动权要掌握在工作队手里。两套话语体系不断发生冲突，工作队那套话语体系运转得越来越艰辛而且滞后。往往市委的布置或精神，没有几天就和报刊的社论对不上了。到1966年的10月底，全国驱赶工作队更是已成大趋势，主管全市工作队的市委社会主义教育办公室，只得让驻国棉十七厂的工作队检查错误。[30]

国棉十七厂虽可说是上海工人造反派发源地，但文革十年中，厂里局势一直没有大乱，应该说与王洪文不无关系，也与这个厂造反派中共产党员较多不无关系。王洪文所在的厂保卫科，共有六名共产党员与王洪文一起造反。这么多党员这么早造反，在上海其他工厂绝无仅有。国棉十七厂保卫科文革中因此被称为“红色堡垒”。[31]和王洪文一起造反的一个党员文革后回忆说：

我们厂党员造反的很多，而且我们也不像其他厂，派性闹得那样厉害，我们厂从没有武斗过。开批判大会，也从来不给批判对象戴高帽子，即使是对张鹤鸣，也只是叫他站着听批判，没有其他侮辱性的措施。后来，干部们绝大多数都解放，担任各级革委会负责人，除了少数有政历问题的干部挂着。张鹤鸣后来要求去一纺机厂，王洪文也答应他，让他担任一纺机厂的厂革会副主任。[32]

后来造反当上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的徐景贤对王洪文的评价，认为他虽然造反，但是共产党员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在他身上还是体现：

王洪文长期以来受着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教育，思想上“听毛主席和党的话”的观念较深，组织性，纪律性较强，即使在文革初期受到工作组的压制，给领导贴大字报的时候，他仍想方设法到北京去向中央文革汇报，寻求党的高层领导的支持。上海夺权前夕，他都赶往北京，面见张春桥、姚文元等，目的也是争取中央能够承认自己的行动。[33]

王洪文响应党的号召起来造反，在那样的形势下，他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积极投入运动是必然的，也是党一贯的要求和教导。与王洪文对立的保守派，四十年以后说起王洪文，说他“到底是共产党员，比其他的造反派讲策略。”[34]“讲策略”一词，在中国的政治语境里还有“讲道理”之意。王洪文响应毛泽东号召造反，但他骨子里并不是个完全藐视权威和规则的人，所以他的造反行为不像有些造反派那样肆无忌惮，总体上都在当时许可的规则内。这是许多共产党员造反派的共同特点，也是以后文革在社会秩序恢复阶段时，许多造反派纷纷被整肃，而王洪文仍被接纳甚至上升的原因。

工作队没有公开组织围攻王洪文，只是不表态，你干你的，我布置我的。但是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上级的不表态支持，实际就是反对；正如下级的沉默，也被上级看作是反对态度。所以王洪文感觉到压力。实际上，对于王洪文的行动，工作队始终密切注视并上报市委社教办公室，前后共写了一万五千多字材料，还写过一份题为《假左派王洪文大暴露》简报，报市委社教办公室以及工作队的上级领导纺织局工作团。[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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