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革命阵营分裂的趋势，从1926年11月北伐军在江西战场上取得决定性胜利后，开始明朗化了。
这以前，北伐军虽在两湖地区取得了胜利，但仍受到孙传芳势力来自侧翼的严重威胁。孙传芳部的兵力比吴佩孚部强大。如果他们从江西攻入湖南，北伐军就可能处于被切断同后方联系的危险境地。同时，两湖的军事实权已落在唐生智控制之下，这里的工农运动又十分高涨，蒋介石要是在江西遭受失败，将难以立足。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处理国共关系时，只能采取比较谨慎的态度，不敢采取重大行动。到孙传芳部主力在江西被击破后，局面顿时发生变化。身在南昌的蒋介石明白：这不仅是江西局部的胜利而是整个东南半壁的胜利已经在望，整个南中国的政治军事局势已全然改观。
国内外反动势力以蒋介石为中心的集合
这时帝国主义列强对蒋介石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对北洋军阀的势力会崩溃得那么快，帝国主义列强是没有预料到的。它们那时已度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危机，进入相对稳定时期，积极准备对中国革命进行干涉。英国在富庶的长江流域享有的特殊权益最多。当北伐军进入湖北后不久，英国军舰一再寻衅，制造事端，借故炮轰地处长江上游的四川万县县城，造成伤亡军民一千多人的万县惨案。接着，驻泊长江的外国军舰达到六十三艘，在上海集结的外国军队增加到二万多人，连同万国商团和巡捕，总数达三万人以上。它们企图以赤裸裸的反革命暴力相威胁，阻挡中国革命前进的步伐。与此同时，它们看到北洋军阀的垮台已难避免，更着重对革命阵营内部进行分化工作，扶植它们的新的代理人。在这方面，走在前头的是日本。1926年底，日本外务省条约局局长前往武汉、南昌并会见蒋介石后，回国报告：在南昌和武汉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今后裂痕将难免日益明显。1927年1月，蒋介石会见日本驻九江领事时，向他明确表示：他非但不打算废除不平等条约，并且将尽可能尊重它；保证承认外国对华借款，并如期偿还；外国在华的特权将受到充分的保护。这样，帝国主义列强开始把蒋介石看作国民党内“稳健派”的首领，对他进行拉拢，认为蒋介石等人“是唯一可以使长江以南的区域免于沦入共产党之手的保护力量”。
随着政治军事形势日益有利于南方，不少原来属于北洋军阀或地方军阀的旧军队纷纷接受蒋介石的改编，使他的实力迅速膨胀。一批批政客、官僚也从北方来到蒋的身边，其中包括同蒋私人关系极深的黄郛。黄郛南下途经上海时，中国银行副总裁张公权答应蒋介石可透支一百万元。所以，当时有“军事北伐，政治南伐”的说法。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蒋介石的反共面目越来越公开地暴露出来，突然提出要把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迁到北伐军总司令部大本营所在地南昌，以便置于他的直接控制下。1927年2月21日，他在南昌总部的演讲公开反共，自称“我是中国革命的领袖”，“所以共产党员有不对的地方，有强横的行动，我有干涉和制裁的责任及其权力。”他开始公开镇压工农革命力量。在3月6日指使国民革命军驻赣新编第一师诱杀赣州总工会委员长、江西省总工会副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3月10日至17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武汉开会。由于国民党在武汉的一些领导人不愿意由蒋介石实行独裁统治，所以这次全会否决了关于定都南昌的提议；通过了维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提高党权、反对军事独裁等决议；并且以改变领导体制的办法，把蒋介石所担任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职务实际上撤销了。但由于蒋介石这时掌握着主要的军事权力，单靠通过“提高党权”一类的决议，已经无济于事。蒋介石仍然变本加厉地进行反共活动。他在16日从南昌到九江，指使青洪帮流氓捣毁左派占优势的国民党九江市党部和九江总工会，在市党部打死3人，在总工会打死1人，打伤6人。接着，他乘军舰东下安庆。3月23日，他指使的暴徒就在安庆捣毁国民党左派领导的安徽省党部和总工会、农民协会，并打伤多人。流氓暴徒们得意地说：“我们都和我们的‘老头子’联络好了，我们要走一路打一路，专门打倒赤化分子。”在九江、安庆直接了解暴行真相的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于4月9日发表《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的长文，在列举事实后写道：“蒋介石已经不是我们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蒋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了”。“他在国民党内比党外的敌人还要危险。”[1]事实表明，蒋介石集团的公开叛变只是时间问题了。
中共党内的不同意见
面对着革命阵营随时可能发生破裂的严重局面，中国共产党应该采取怎样的对策？在这个问题上，有着两种不同的意见。
中共广东区委较早地察觉到这种危险的来临。他们在1926年11月给中共中央的政治报告中指出：不能希望新军阀能长期同我们合作，因此，“要预备我们的力量，去组织民众，强固民众的势力”。“我们应该尽力避去无味的斗争，应当竭力防止大的斗争之发生(当然不是说完全不要斗争)；同时亦极力预备整个大暴动的力量，要能有此伟大的力量”。这样，一旦爆发大斗争时“我们才有胜利希望”[2]。12月11日，周恩来发表《现时政治斗争中之我们》，也明确指出：“要有冲突，必是革命的工农群众与和帝国主义敌人妥协的资产阶级冲突；要有分裂，必是革命的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分子与不革命的右派分子分裂。”[4]他警告人们对新右派的分裂活动应当在精神上和实际工作中有所准备。但中共中央却认为这类看法是一个“极大的极危险的根本错误”，“将发生极大的恶影响”[3]，要求加以纠正。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中共中央在1926年12月13日召开特别会议。陈独秀在政治报告中一开始便说：“此次会议的政治报告，主要点还是关于国民党问题。因为自江西战争胜利之后，我们与国民党的关系又发生许多新的变化，我们有重新讨论之必要。”会议根据陈独秀报告所作的议决案说：“各种危险倾向中最主要的严重的倾向是一方面民众运动勃起之日渐向‘左’，一方面军事政权对于民众运动之勃起而恐怖而日渐向右。这种‘左’右倾倘继续发展下去而距离日远，会至破裂联合战线，而危及整个的国民革命运动。”这就是说，既要防止“军事政权”的“向右”，又要防止民众运动的“向左”。但前一方面只是一句空话，并没有任何切实有效的办法来对付剧烈向右转的蒋介石势力；在实际上做的只是防止民众运动的所谓“日渐向‘左’”，也就是压制正在蓬勃高涨的工农运动的发展。在国民党新右派已经下决心实行反共和分裂，而且军队和政权几乎完全掌握在他们手中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所能依靠的力量主要是工农群众；离开把工农群众的力量有效地发动并组织起来，不仅无法有力地反对国民党新右派的叛变，连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动摇也难以克服。中共中央这次特别会议并没有解决党在迫在眉睫的危局中如何生存并坚持斗争的问题，反而决定了对群众运动的错误方针，所造成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会后，这个压制工农运动以谋求同右派妥协的投降主义方针即开始在实际工作中加以贯彻。陈独秀本人还直接找中共湖南省委书记谈话，指令他一定要制止农民运动的所谓“过火”行动。
党内一部分同志反对这种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毛泽东在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对湖南农民运动进行了三十二天考察。他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指出，“现在是群众向左，我们党在许多地方都是表示不与群众的革命情绪相称，国民党更不消说，这是一件非常可注意的事。”3月间，他所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开始在《战士》周报发表。他在报告中尖锐地批驳党内外责难农民运动的种种谬论，论述了农村革命的伟大意义，指出一切革命的同志都应该站在农民的前头领导他们，而不能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划脚地去批评他们，更不能站在他们的对面去反对他们。他强调必须依靠贫农作为“革命先锋”，团结中农和其他可以争取的力量，建立农民协会和农民武装，掌握农村一切权力，然后进行减租减息、分配土地等斗争。这是中国共产党关于领导农民运动的极其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献。瞿秋白在这年2月所写的《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中，对党内出现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批判，阐述了必须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等问题。
这时，孙传芳的势力已陷入崩溃，蒋介石已经把江苏、浙江、上海这些富庶地区看作自己口中的肥肉。3月21日，当北伐军从浙江推进到上海近郊时，上海工人在陈独秀、罗亦农、周恩来、赵世炎等组成的特别委员会领导下，发动总罢工，随即转为武装起义（在这以前，上海工人曾发动两次武装起义，都因准备不充分和条件不成熟而失败了）。经过三十多小时的战斗，击溃北洋军阀在上海的驻军，占领了上海除租界以外的地区。这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工人阶级的一次壮举。
当起义胜利工人占领上海后，原来屯兵上海南郊的北伐军才在白崇禧率领下开进上海。三天后，也就是3月24日，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第二军由安徽东进，占领南京。当天下午，游弋在长江江面的英、美军舰借口保护侨民，突然猛烈炮轰南京，中国军民遭到严重伤亡。南京事件加速了蒋介石同帝国主义势力勾结的步伐。
四一二反共政变
蒋介石反共的决心已经定了。为了采取反共的重大行动，除他自身的准备外，还需要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和江浙财阀的资助，也要利用上海流氓势力充当打手。3月26日，蒋介石从安徽乘军舰赶到上海，随即同帝国主义列强、江浙财阀和流氓头子等举行一系列秘密会谈。他派员到同南京事件有关的五国驻沪领事馆道歉，声明将“火速解决南京事件”，“解除上海工人武装”，防止在上海出现“用武力及暴动”收回租界的事件。帝国主义列强鼓励他“迅速而果断地行动起来”，江浙财阀给了他几百万元的巨额财政资助。上海流氓头子黄金荣、杜月笙等保证用青洪帮流氓充当他解除上海工人纠察队武装的打手。蒋介石还把不完全受他控制的军队陆续调离，而让由他支配的部队驻扎在上海、南京一带。4月初，蒋介石在上海约集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李济深、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等举行秘密会议，决定用暴力手段实行“清党”，完成了对中国共产党发动突然袭击的准备。
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对蒋介石的某些阴谋活动有所觉察，努力加强工人纠察队，力图巩固革命成果。但当时共产国际仍对蒋介石抱有期望，不赞成同蒋破裂。3月下旬，陈独秀致信中共上海区委，提出“要缓和反蒋”[5]。4月1日，汪精卫从海外回到上海。他到上海后，曾同蒋介石等密谈。蒋介石主张立刻分共，汪精卫担心这样做会使权力全部由蒋介石独揽，主张召开国民党中央全会讨论蒋提议的分共事项；并表示可在会前由他通知陈独秀，让各地共产党员“暂时停止一切活动，听候开会解决”。4月5日，陈独秀和汪精卫发表联合宣言，把“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说成是“不审自何而起”的“谣言”，要求大家“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不听信任何谣言，相互尊敬，事事开诚协商进行”。这个宣言的发表，使一部分共产党员放松了警惕，误以为局势已经和缓下来。此后，陈独秀和汪精卫立即一起前往武汉；中共中央机关也由上海迁至武汉办公。
几天后，蒋介石突然在上海动手，发动反革命政变。4月12日凌晨，早就作好准备的大批青洪帮武装流氓从租界冲出，向分驻上海总工会等处的工人纠察队发动突然袭击。工人纠察队立刻奋起抵抗。这时，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蒋介石收编的孙传芳旧部）开来，声称进行调解，将武装流氓的枪械先行收缴。工人纠察队轻信他们的欺骗，打开了大门，结果在毫无戒备的情况下被强迫缴械。一部分工人纠察队员进行抵抗，但因众寡悬殊，遭到失败。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汪寿华已在前一天被杜月笙骗去，遭到秘密杀害。13日上午，上海工人和市民召开十万人的群众大会，会后整队游行，要求释放被捕工友，交还纠察队被缴枪械。队伍行进到宝山路时，第二十六军突然从埋伏处冲出，用枪向密集的人群扫射，当场打死一百多人，伤者不计其数。
继上海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省相继以“清党”为名，大规模搜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单广东一地，被捕杀的就达二千多人，包括著名的共产党员萧楚女、熊雄等在内。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另行成立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政府”，以与武汉的国民政府相对立。阎锡山在山西，刘湘在四川，也纷纷举行“清党”，并表示拥护南京政府。与此同时，北方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也捕杀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4月28日，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在北京英勇就义。大革命遭受了严重的挫折。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表明，蒋介石已经成了投靠外国帝国主义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共势力的中心，虽然他在表面上仍以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进行欺骗。
蒋介石发动的反革命政变，得到大资产阶级的支持和民族资产阶级一些上层人物的附和。上海商业联合会通电表示“对于当局清党主张愿为后盾”。个别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还被吸收到南京政府任职，成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军事专政的点缀品。
人民群众对于蒋介石集团的叛变进行了愤怒的声讨。4月14日，上海知名人士胡愈之、郑振铎、吴觉农等七人联名写信，强烈谴责军方的暴行。武汉、长沙等地举行了有数十万人参加的反帝讨蒋大会。4月20日，中共中央为蒋介石屠杀民众发表宣言，揭露“蒋介石业已变为国民革命公开的敌人”，号召革命人民为“推翻新军阀”、“打倒军事专政”而奋斗。4月22日，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谭平山、吴玉章、林祖涵、毛泽东等39人，以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和候补执监委员等名义，联名发表讨蒋通电，指出：“凡我民众及我同志，尤其武装同志，如不认革命垂成之功，隳于蒋中正之手，惟有依照中央命令，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各国民革命军涤此厚辱”[6]。
[1]郭沫若：《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见《近代史资料》1954年第2期。
[2]《粤区政治报告》(二)，1926年11月23日，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第656、657页。
[3]《中央致粤区信》，1926年12月4日，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第472、473页。
[4]《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页。
[5]1927年3月28日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记录。
[6]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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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党史网。责任编辑：培天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