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二O九年七月，安徽大泽乡的上空电闪雷鸣，疾风呼啸。一支由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在这里掀起了反封建反复辟的革命风暴，吹响了推翻秦王朝的战斗号角，拉开了中国历史上波澜壮阔的农民革命战争的序幕。
大泽乡起义
恩格斯指出：“任何地方发生革命震动，总是有一种社会要求为其背景”。秦末农民大起义的爆发，与赵高篡权复辟，疯狂推行儒家反动倒退路线，激化社会阶级矛盾，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赵高原是赵国的一个贵公子。赵国被秦灭亡以后，他怀着对新兴地主阶级的刻骨仇恨，“痛其国为秦所灭，誓欲报仇”。无奈秦王朝的强大，一时难以下手，便改用打进去的办法，“乃自宫以进”，在秦王朝宫廷里当了一名宦宫，钻进秦王朝的心脏，深深隐藏下来。不久赵高又自吹“通狱法”，打出拥护法治路线的旗号，骗取了秦始皇的信任，做了公子胡亥的老师，还兼管皇帝的印玺。
公元前二一0年七月，秦始皇又一次出巡东方各郡，不幸在沙丘病倒了，秦始皇感到体力不支，急令跟随出巡的赵高书写遗嘱，要远在上郡防守匈奴的长子扶苏赶快回到自己身边。谁知信还没发出，秦始皇就突然去世了。这时候，钻在秦王朝心脏“管事二十余年”的赵高再也憋不住了，立即撕下伪装的画皮，露出了反革命的狰狞面目。他用花言巧语煽动和诱骗胡亥，威胁拉拢李斯。并以瞒天过海的卑劣手法，篡改遗诏，逼死太子扶苏，立胡亥为秦二世。一场蓄谋已久的反革命篡权阴谋终于暂时得逞。而这中间，唯一可能起来揭露和抵制政变的丞相李斯，却由于剥削阶级的利己主义，经不住赵高的威胁利诱，为了保全自己，表现了不可以原谅的妥协。
秦二世胡亥是秦始皇最小的儿子，原是深受溺爱的花花公子，在赵高思想影响下，变成一个“慈仁笃厚”、“尽礼敬士”的儒生。他虽然被赵高一伙捧上了皇位，却事事听任赵高摆布，实际权力完全落在赵高手里。
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赵高立即用儒家路线代替了秦始皇的法家路线。他本着孔老二“兴灭继绝”的反动纲领，提出一条“收举余民，贱者贵之，贫者富之、远者近之”[1]的复辟路线，把那些被新兴地主阶级打倒了的没落奴隶主贵族重新捧上台，把原来受到新兴地主阶级专政的罪犯统统释放出来。他实行“尽除去先帝之故臣”的反革命政策，使许多忠诚于秦始皇法家路线的文武大臣惨遭毒手，后来一度曾起来与赵高作过斗争的李斯也未幸免。赵高还挥起复仇的屠刀，把秦始皇的子女斩尽杀绝、牵连受害者不计其数，宫廷大臣“战战栗栗，唯恐不终”，咸阳城里一片恐怖气氛。
在篡权复辟的同时，赵高还对被解放了的自耕农大搞反攻倒算。沉重的赋税，无止境的徭役，把劳动人民压得简直透不过气来。这边是一队队骨瘦如柴的农民押着米粮刍草，由四面八方向咸阳集中运输，供宫廷享用；那边是一群群破衣褴衫的苦工，搬着巨大的木头石块，由巴蜀一带送到关中，去建筑阿房宫。本来，“闾左”即从事农业生产的贫苦农民，一般是不服役的，这时也承担了空前繁重的徭役，造成土地荒芜，人民流离失所，大批己获得人身自由的农民重又面临沦为奴隶的危险。这种历史的大倒退，必然引起人民群众的强烈仇恨。“黔首安宁”变为“黔首振恐”，整个社会的阶级矛盾空前尖锐，犹如一只点燃了导火线的火药筒。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为了解除重新沦为奴隶的威胁，改变赵高复辟以来“黔首振恐”的局面，坚持革命斗争的贫苦农民勇敢地承担了新兴地主阶级无法完成的反复辟任务，推动着历史车轮继续前进。陈胜、吴广领导的秦末农民大起义正是这场反复辟斗争的先锋。
陈胜、吴广都是苦大仇深的贫苦农民。沉重的阶级压迫，使他们较早地产生了要求改变现状的革命思想。公元前二O九年七月，陈胜、吴广和九百名被赵高一伙强征到千里以外的渔阳去戍守的贫苦农民，因遭暴雨袭击，滞留在大泽乡。按照当时的法律，延误戍守期限是要杀头的。在凄风苦雨中，一张张憔悴的脸都愁眉不展，人人紧捏着拳头。怎么办？在这关键时刻，陈胜和吴广挺身而出，他们用悲愤而响亮的声音对大伙儿说：“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 就是说，与其等死，不如举旗造反，即使阵亡疆场，也死得轰轰烈烈。经这么一鼓动，人群一下子沸腾起来了。在陈胜、吴广的领导下，广大贫苦农民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愤怒吼声，冲破孔孟“天命论”的束缚，揭竿而起，勇敢地起来主宰自己的命运了。他们杀死带队的军官，“为坛而盟”，正式宣告起义。就这样，几百名穷苦农民以满腔怒火，点燃了各地反秦斗争的熊熊烈火。
起义农民在陈胜、吴广的领导下，“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很快占领大泽乡，攻克蕲县，接着又向陈县挺进。大泽乡起义军“奋臂大呼”，“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影）从”。各地起义农民纷纷“县杀其令丞，郡杀其守宰”，“以应陈涉”。起义浪潮汇成了一股巨大的革命洪流。
面对声势浩大的起义大军，赵高一伙慌了于脚。他们一方面派兵镇压起义军，一方面暗中勾结原六国的奴隶主复辟势力。但是，起义农民毫不畏惧，英勇奋战，打得秦军“阻险不守，关梁不阖，长戟不刺，强弩不射”，一败涂地。仅仅几个月，大泽乡风云席卷了整个中原地区。农民革命武装解放了大批人民和土地，狠狠打击了以赵高为首的复辟政权，同时也在不同程度上冲击了地主阶级。
农民起义的怒涛汹涌澎湃，势不可挡。然而激流漩涡难免使鱼龙混杂，泥沙俱下。那些曾被秦始皇镇压过的六国旧贵族，为了恢复旧日的富贵荣华，发泄对秦始皇的仇恨，这时也乘机扯起反秦的旗号，或抢占地盘，复国称王；或钻进起义队伍，伺机复辟。这样，就使起义军除了与公开的敌人作斗争以外，还必须同混进反秦阵营内部的复辟派作斗争。以陈胜、吴广为首的革命派又一次经受了这场考验。
孔老二的八世孙孔鲋从墙壁夹层中挖出他早先窝藏在那儿的“四书”、“五经”等变天账，抱着孔家祖传的“礼器”，混入农民起义军，并钻到了陈胜的身边，他装着一副对农民军忠诚的样儿，阴险毒辣地鼓吹复古倒退思想。他说：“昔周代殷，乃兴灭继绝以为政首，今诚法之，则六国定不携，抑久长之本”。挖空心思地诱骗陈胜兴灭继绝，走复辟奴隶制的老路。陈胜对奴隶生活是记忆犹新的，他知道按孔鲋话去做的结果，必然使苦难的弟兄们再吃二遍苦，再受二茬罪。想到这些，陈胜不由得火冒三丈，不等孔鲋说完，就怒斥道：“六国的后代，我坚决不能封。你说的那些连骨头都腐烂了的帝王，与我们起义有什么相干。天下是我们打出来的，你凭什么要我们效法古代？！”[2]陈胜的回答句句铿锵，字字有力，孔鲋瞠目结舌，无地自容，扭转屁股，狼狈地滚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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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鲋的复辟阴谋破产了，可是旧贵族的残余复辟势力仍在起义军内部猖狂活动。陈胜在广大起义群众的支持下，又与反动儒生张耳、陈余为代表的复辟势力进行了激烈斗争、为了更有力地打击敌人，革命形势迫切要求起义农民迅速建立自己的革命政权。起义军夺下陈县，陈胜、吴广立即召集各方代表商讨这个革命的长远之计。起义军和陈县的老百姓听说要建立自己的政权，一个个都兴奋极了，一致推举陈胜为王。广大军民焕发出来的热烈的气氛却和站在一旁的张耳、陈余阴沉的脸色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陈胜故意请他们也表表态。哪知他们一开口，就指责秦始皇的统一战争是残暴无道，是“破人国家,绝人后世”。接着又反对起义军建立自己的政权，胡说建立农民政权，是“示天下私”，会弄得人心离散，应“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国之后”。陈胜一听，又是一派胡言，便干脆回答他们：快收起你们的那一套吧，要想搞兴灭继绝，克己复礼，办不到！就这样，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民起义军的革命政权一一“张楚”政权，在反对奴隶主复辟势力的斗争中胜利诞生了。从此，农民起义军在革命政权的统一领导和指挥下，把反封建、反复辟斗争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九月打到了离咸阳只有百来里的地方，赵高复辟政权日薄西山，危在旦夕。
就在陈胜调兵遣将，准备捣毁赵高老窝的关键时刻，张耳、陈余又一次跳出来，向陈胜提出了分兵攻打赵地的分裂阴谋，说“愿领三千人马，为大王北伐赵地”，企图诱骗农民革命军的队伍，作为复辟工具，建立自己的独立王国。陈胜警惕性很高，为了防止意外，就指派“故所善人武臣为将军”，只让张耳、陈余做了北伐军的左右校尉。可是张耳、陈余到达赵地后，就公开鼓吹分裂，宣扬反秦是为了“报父兄之怨，而成割地有土之业”，并与当地的复辟势力串通一气，使反动力量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他们乘起义军遭到秦军反扑的时候，挑拨陈胜与武臣的关系，怂恿武臣自立为王，自己篡夺了这支起义军的文武大权。陈胜得到消息非常气愤，但为了顾全大局，共同对敌，暂时承认了以武臣为王的称号，并命令他们急速派兵西进，支援正在关中同秦军顽强搏斗的周文大军。可恶的张耳、陈余竟唆使武臣按兵不动，袖手旁观，一面继续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结果使周文大军终因寡不敌众，又无后援，归于失败，起义军受到重大损失。
在张耳、陈余分裂活动的影响下，混入各路起义军的复辟势力，完全放弃了反秦斗争，起了外部敌人所不能起到的破坏作用，对农民革命事业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加上六国旧贵族的猖狂进攻，在很大程度上牵制和分散了农民起义军的力量，使即将灭亡的秦二世、赵高，得再度集中兵力，向起义军反扑。陈胜、吴广两位杰出领袖先后牺牲，起义军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
然而，历史的车轮是阻挡不了的。谁搞复辟倒退，谁就非垮台不可。秦王朝最终还是在农民革命的风雷中彻底崩溃。赵高这个“指鹿为马”骄横一时的复辟狂，也终于受到了历史的惩罚。
秦末农民大起义彻底地摧毁了妄图实现奴隶制复辟的赵高政权，也使地主阶级第一次大规模地受到农民起义的冲击，在客观上起了巩固新兴封建制的作用，并为西汉初年法家路线的推行开辟了道路。陈胜、吴广这两位伟大的农民革命领袖的光辉名字，将同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的英勇事迹，一起载入革命史册，永世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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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儒法斗争史话》曹思峰（编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7月第1版），激流网整理录入，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责编：毕非）
注：
[1]《史记·秦始皇本纪》
[2]《孔丛子·答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