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中学和陈潭秋任教的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是当时湖北教育界的两面革命旗帜。董必武和陈潭秋等先进知识分子，以武汉中学为基地而进行的革命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以及他们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工作，为在湖北建立共产党的早期组织作了必要的准备。
为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由文华大学发起邀请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新青年》主编、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来汉讲学。1920年2月4日，陈独秀在武昌作了题为《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的演讲，他说：要改造当今的社会，必须研究改造的方法。免蹈辛亥革命失败的覆辙。改造社会必须：（一）打破阶级的制度，实行平民社会主义；（二）打破继承的制度，实行共同劳动工作；（三）打破遗产制度，不使田地归私人传留享用，应归为社会的共产。2月7日，陈独秀又作了《新教育的精神》的演讲，他说：你们“必须特别注意”工商业和交通发达的武汉，“将来必为全国最重要之区”。与此同时，曾经领导武汉地区五四运动的恽代英在武昌横街头开办了“利群书社”，大量经销进步书刊，如《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史》、《阶级争斗》和《新青年》、《共产党》、《湘江评论》、《每周评论》、《觉悟》、《劳动周刊》等。
为推进武汉地区的教育改革，把马克思主义传播到工农群众中去，董必武和陈潭秋等发起组织新教育社，并组成了湖北职业教育研究社和湖北平民教育促进会，出版了刊物——《新教育》，办起了劳工学校、女子补习学校、识字班、平民学校、农民夜校，以工农群众及其子弟为教育对象，传授文化知识，宣传革命道理。
为了解工农疾苦，倾听工农呼声，支持工农斗争，武汉先进知识分子，深入群众，开展社会调查，1920年，先后在《少年世界》、《新青年》等杂志上发表了《武汉工厂调查》、《武汉工厂纪略》、《汉口苦力状况》、《武昌五局工人状况》等调查报告。从而加深了对武汉工人阶级的了解．增进了对工人阶级的感情，逐步地树立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走上了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
陈潭秋
1920年6、7月间，参与创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李汉俊写信给董必武，相约在武汉筹建共产党的组织，董必武复信李汉俊，表示同意在武汉筹建共产党组织。接着，他即邀约陈潭秋、张国恩共同参加组建活动。陈潭秋表示热烈赞同。随即共同发起，物色对象，积极开展组党活动。正当此时，曾在广东《惟民周刊》任编辑的刘伯垂由广州回武汉，途经上海，由陈独秀吸收入党，并派他到武汉发展组织，刘伯垂带着一份抄写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几本介绍社会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小册子，回到武汉。根据陈独秀的提议，他首先找到包惠僧、郑凯卿进行商讨。
1920年初陈独秀来武汉讲学时，包惠僧是新闻记者，因采访新闻而结识陈独秀。郑凯卿是中华大学的校工，陈独秀来武汉讲学时住中华大学，时与郑有接触和了解。刘伯垂找了他们两人商量之后，又找到当时正在筹备建党工作的董必武、陈潭秋秘密联系，共同商讨建党事宜，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经过董必武、陈潭秋、刘伯垂等人的紧张活动，1920年8月，在武昌抚院街3号（现民主路）由董必武、张国恩租用的一个姓陈的房子（在湖北省警察厅背后，青年会对面）合办的律师事务所内召开秘密会议。会议由刘伯垂主持，参加会议的有：董必武、陈潭秋、刘伯垂、张国恩、包惠僧、郑凯卿、赵子健等人。会上，首先由刘伯垂介绍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经过，传阅了刘伯垂从上海带回的由上海小组草拟的中国共产党纲领15条。这个纲领是由陈独秀和维经斯基共同起草的，它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以无产阶级的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废除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直到消灭阶级。纲领还具体规定了发展党员和建立党的组织的原则，参加会议的成员，一面学习，一面就纲领的内容进行讨论，大家一致表示必须按照这个纲领行事，拥护这个纲领。
会上，大家还学习了一些马列主义的通俗读物和介绍十月革命的小册子，研究了小组的生活制度，规定了每周开会一次，以检讨工作，交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心得体会。会议经过酝酿提名，选举了小组负责人，包惠僧为支部书记，陈潭秋分管组织工作，宣告了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正式成立。为了避免敌人的注意，决定租用位于湖北省警察厅背后的武汉多公祠5号作为党的机关，挂上刘伯垂律师事务所的招牌掩护党的秘密活动。另外，离董必武、张国恩在抚院街律师事务所不远的地方，还有一个旧庙宇叫龙神庙的，也是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员经常活动的重要据点。“陈潭秋一参加党就拚命干，湖北党的工作主要是他负责”。
1920年秋冬之交，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秘书马迈耶夫和他的夫人马迈耶娃等人来到武汉，协助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开展活动。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人常与马迈耶夫交谈，交谈时马迈耶夫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后的一些情况。董必武、陈潭秋向马迈耶夫介绍了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建立以后的工作概况和五四运动以来武汉进步知识青年的活动情况，同时，陪同马迈耶夫参观了武汉利群书社，会见了书社的主要成员。在与马万耶夫接谈过程中，陈潭秋还担负了一项特殊任务一一翻译。马迈耶夫一边讲，陈潭秋把一个小本子放在膝盖上一边记，然后随时翻译出来。
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正式成立以后，大力开展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宣传活动。董必武、陈潭秋等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作为小组公开活动的组织形式。五四运动以来，武汉涌现了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如黄负生，刘子通、施洋等，都参加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先后参加这个研究会的达20余人。研究会规定每两周开会一次，报告各自读书的心得体会。当时，主要读物有：《共产党宣言》、《<资本论>浅说》、《社会主义史》、《阶级争斗》、《马克思传略》，《李卜克内西》、《卢森堡传》等著作和《新青年》、《共产党》月刊等刊物。李大钊来汉时，董必武曾请他在研究会上作过讲演。陈潭秋常在研究会上报告他的学习心得，讲述旧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的腐败、封建地主和军阀政府的残酷剥削与压迫，列举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罪行，介绍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心得体会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通过学习和研究，坚定了研究会成员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后来，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参加了共产党，有的人还成为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坚强骨干。
1921年2月创刊的《武汉星期评论》，是继北京《每周评论》、上海《星期评论》，湖南《湘江评论》等刊物之后，又一个传播马克思主义，介绍十月革命的重要刊物，陈潭秋是该刊的创办人之一和主要编辑撰稿人之一，该刊主张改造社会，改革教育，解放妇女，揭露和批判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陈潭秋写的《妇女运动》、《“五一”底略史》、《快！起来呀！》，李汉俊写的《中国思想界寒暑表兼晴雨表的梁启超先生》，林育南写的纪念五一、五四的文章，董必武写的短评，刘子通写的《改良湖北教育意见书》等，均在该刊上刊登。该刊实际上是武汉共产主义小组领导下编辑发行的最早刊物。它“曾刊载过一些指导如何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帮助知识分子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对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起了一定作用，在当时曾获得很高评价。1923年9月。《评论之评论》第1卷第4号上发表的署名觉天的文章写道：“自从《每周评论》出世后，……不久，被强权压迫下去了，他的兄弟如上海《星期评论》、成都《星期日》也慢慢地不堪恶势力底摧残而夭折了。现在却还有那如旭日初升，生气勃勃的《武汉星期评论》巍然独存于中国之中，大江之旁”。“他的体例。同《每周评论》虽有多少不同，他的精神却或者过之。武汉是再黑暗不过的地方。主撰者都是青年，而竟能本着初衷一下一下地清道，真不能不叫人惊倒。”
利用学校讲坛对知识青年宣传马克思主义是又一种好形式。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中有4人的公开职业是教员，他们利用在各校任教的合法身分，在青年学生中进行革命宣传。1920年11月上旬，一天下午放学时，陈潭秋约雷绍全、王鉴去散步。他们从涵三宫出来，经抚院街，往江边漫步。一路上，他们边散步边谈学习和学生会工作。
陈潭秋问道：“上次读书会上，我给大家传看的书，你们读后有什么感想？“
王鉴说：“您是说《共产党宣言》吧！读是读了—两遍，但一时还读不太懂，再说一本书传着看，读得不太透。”
陈潭秋点点头说：“书是太少了，那—本还是我托人从上海带来的。”
学生雷绍全听后提议道：“能不能编一些有关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的常识性读物？”
陈潭秋听后十分高兴地说：“这想法很好，可以把校刊编委会的同学发动起来，搜集一些有关马克思上义和十月革命方面的问题，采取作答方式编一个《政治问答》读本，简明扼要，通俗易懂。”
与此同时，董必武、陈潭秋，张国恩、郑凯卿、李书渠等以武汉中学学生为骨干力量，组建了“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该组织是一个半公开性组织，简称S．Y．，陈潭秋受共产主义小组的委托，分管青年团的工作，作为青年团的发起人负责组团。1920年11月7日下午，在武汉中学教务处召开了武汉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大会，参加此次会议的共有18人，会议由陈潭秋主持，会上正式宣布了成立“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青年团的宗旨是研究社会主义，实践社会主义的思想。凡申请加入本组织者，需经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一人介绍加入，为了方便工作，陈潭秋作为青年团的发起人也参加了青年团的组织，并参加了武汉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妇女运动委员会、学生运动委员会、社会主义教育委员会的工作。会议确定青年团组织每星期开会一次，汇报自己的思想、工作，交流学习的心得、体会。会上，请董必武讲话。董必武站起来说：“自从政治战争停止以来，科学领域里出现了许多重大变化，新思潮正在向我们扑面涌来，我们应该怎样对待呢？我们自然要投身到正式酝酿之中的新的运动中去。参加这场运动，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天职。”在会上讲话的还有包惠僧、郑凯卿、李书渠、赵子健等。
11月14日，社会主义青年团举行第二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19人。会上，刘伯垂作了关于社会主义的专题发言。董必武介绍了工会的组织状况，以及近期发生的一些罢工的原因和情况。郑凯卿在会上也作了简短的发言。与此同时，汉口也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12月26日，汉口社会主义青年团举行会议，会上，宣读了包惠僧、赵子健关于长江机器制造厂的调查报告。1922年4月9日，武汉社会主义青年团召开第七次大会，会议介绍了三位新团员，由陈潭秋和林育南介绍上海团员马念一加入武汉青年团组织，并选为妇女运动委员长。这一次大会另一任务是改选团的各委员会的委员长，陈潭秋被选为出版委员。在5月13日的全体团员的会议上，由陈潭秋和包惠僧介绍了杨子烈、袁溥之、夏之栩、陈媲兰、庄子道、李革、吴勇、丁仲松等8位女士加入武汉社会主义青年团。从此，武汉团的组织开始有女团员了。
陈潭秋除在武汉中学任教以外，1921年又与倪季端等人一起创办了共进中学，此外，他还先后在湖北省立女子师范、武昌高师附小等校任教，借此向进步青年灌输马克思主义，勉励青年们努力学习革命理论，致力于救国救民事业。为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陈潭秋和董必武一道在学生和教职员中先后组织了“青年读书会”、“妇女读书会”、“新教育社”、“仁社”等团体。董必武、陈潭秋等常在读书会上作报告。陈潭秋说：“我们不是为了咬文嚼字才来办读书会，办读书会、学习革命理论，是为了救我们的国家，救被压迫的劳动人民。
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开始有组织地“到纱厂去，到铁路去，到码头去。经过同乡或亲戚的关系找工人谈话，讲解工人阶级解放的道理。”董必武和陈潭秋采取办夜校、办识字班的方法，与工人接近，推动工人运动的发展，促进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办识字班的有武昌第一纱厂、汉口英美香烟厂、汉阳兵工厂（包括炼铁厂、制枪厂和火药厂）、裕华纱厂、震寰纱厂、纱麻四厂、南洋烟厂等，在铁路工人中也有这种识字班。包惠僧曾写了一篇《我对于武汉劳动界的调查和感想》的文章，发表在1921年4月9日上海《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上，要工人们；“快快团结起来，推翻资本主义，实现人类的福利”。
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经过小组成员的培养和介绍，小组本身也得到发展壮大。从1921年春起，陈潭秋先后介绍了黄负生、刘子通、张培鑫，董觉生等入党，为武汉地区共产党组织的初期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由于董必武、陈潭秋等共产党人的共同努力，马克思主义在武汉地区得到进一步传播，在进步知识青年中成了思想的主流，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和组织程度也有相当的提高，工人运动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五四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先进青年得到了进一步的锻炼和提高。所有这一切，为在武汉地区建立共产党组织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阶级基础和组织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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