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而不僵”的殖民体制：“为了圭亚那的离脱“反抗法国殖民体制在行动

【编者按】刚于五月结束的法国总统大选，结果由中间派的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击败了右翼的勒朋（Marine Le Pen）。马克龙的当选，除了以史上最年轻的39岁之龄受到瞩目之外，也被视为对近年来排外右翼势力的一场胜利。

与大选同时，法属圭亚那的民众正在进行一场要求更多社会福利与公共建设的抗争行动。本文原文刊登于《Jacobin》杂志，作者Françoise Vergès[1]长期研究法国的殖民问题。做为一个老牌的帝国，法国并未摆脱其殖民传统，长年以来，无论左派或右派执政，法国政府仍然延续其对殖民地的剥削与差别对待政策，让这些“海外领地”的民众累积众多不满。这也是除了法国大选之外，法国政治另外值得关注的面向。

“死而不僵”的殖民体制：“为了圭亚那的离脱“反抗法国殖民体制在行动-激流网今年（2017）四月，在圭亚那库鲁的抗争群众。（摄影：Jeremy Beck）

今年三月，法属圭亚那的工会与产业协会成立了名为“Pou La Gwiyann dékolé”的组织，在圭亚那克里奥语中有“为了圭亚那的脱离”之意。自那时起，组织者便发起示威、封路、关闭城市与海上贸易、大型罢工，并号召大批民众上街游行，对象范围扩及高中学生、律师、农民阶级与原住民。

在他们递交给部长的四十页请愿书中，涵盖卫生保健、教育、农业、发展与安全等需求，也一一列举控诉法国政府在圭亚那的所作所为：公共建设破败不堪、欠缺安全与发展、日益严峻的不平等与歧视，以及对当地的普遍不尊重。示威群众不断地高喊“决心！”与“我们受够了！”口号，举着圭亚那国旗，也为了唱出他们的国家：圭亚那。

这场集体抗争的发迹值得令人注意。数千人的封路、静坐、游行并关闭首都卡宴（Cayenne）全市行动，皆保持全然的和平。在行动发言人与政府沟通期间，对群众也维持资讯透明。4月2日，组织拒绝了政府的提议（只愿支付比10亿欧元多一点），总理便于隔天声明，群众组织所要求的25亿欧元是不切实际的。

“Pou La Gwiyann dékolé”誓言抗争将会继续。4月4日，千人走向欧洲太空基地库鲁（Kourou）、静坐于入口处，包括过去被组织排除在外的民选官员，共有30人占领该基地中心。隔天，政府重申10亿8600万欧元的提议。这场占领最后在政府令人失望的回应中落幕，行动者对此表示挫折并谴责政府无尊重之意，也表明圭亚那群众的行动将更团结。4月6日，组织继续封路行动，也持续商讨新策略。

虽然法国将于5月诞生新任总统，新的议会也会在6月出炉，但Pou La Gwiyann dékolé拒绝被法国政治押作人质。参与者在每一场封路、游行与示威中，仍持续高呼他们的座右铭：“决心！”。

这场运动唤起了以下问题：为什么将“自由、平等、博爱”作为格言的共和国家，仍统治着这么多的前殖民地？何种帝国力量正在展开？虽然许多法国大陆的政客不断重申“这些地区是被遗忘的领地”这类的陈腔滥调，但这句话也同时意味着健忘。那么，我们该讨论的，难道不是政治作为何以创造出法国的遗忘，与殖民地的附属性吗？当法国十三个海外领土之一的新闻传回巴黎，法国媒体以诧异回应，大众持以无知，政客再次祭出“应当记得这些地区”的老套承诺。从法兰西共和国对地域空间的重新配置来看，这些反应扮演了关键的角色，而自法兰西殖民统治历史所残存的，也成为了帝国控制下的残缺地图。

为赢得圭亚那自决，反抗运动也发展出新策略。圭亚那是否能够赢得渴求已久的民主仍有待观察，但他们的战斗过程却能帮助我们瞭解法国殖民历史如何持续影响殖民地人民的生活。

战后的法国联盟

虽然巴黎持续统治太平洋、印度洋、加勒比海和南美的领地，但居住在法国大陆上的人们仍坚信，他们的国家已于1962年后脱离殖民主义。海外领土消失于人民的认知之中，无知的面纱也阻止法国人深究：为什么这么多理应去殖民化的地区，仍处在帝国统治之下。

关于这些地区的存在与记忆，引发了两派立场。有些人声称他们对这些领土与人民怀有至死不渝的爱与情感，有些人却将话锋转向殖民地对殖民国的依赖性，形容当地人民为懒惰、不满、无关紧要与不切实际的。两方的论述皆不见事实核心。运动份子不断重申地理、社会与政治讯息，不论法国公民耳闻多少次，似乎仍无法正视这些资讯。但法国人的忽视其实不要紧，当海外社会开始关心时，真相便能逐渐明朗。

为了瞭解圭亚那的集体不满，我们必须快速地回溯法国于二十世纪的国家重塑。二战以后，种族主义普遍被苛责，去殖民化运动发展蓬勃，资本的性质也在转型。于是法国对前殖民地投以新的官方词汇，以合作夥伴的形式代替帝国统治。他们称此新组合为“法国联盟”（French Union），以巴黎为领导，连结法国大陆—现今也被称为六角形（编按：因法国位于欧洲大陆的国土近似于六角形）—与作为平等夥伴的前殖民地。

巴黎认识到它对殖民地的需求，当地资源对战后重建至关重要，海外连结也让法国在国际地位握有力量。于是法国挹注资金在道路、港口或其他建设上，而非努力于降低殖民地附属性、抑制不平等权力与种族歧视。在法国第一个战后发展计划（1947-1954）中，指出旧帝国的部分区域难以振兴，包括留尼旺岛（Réunion）、瓜德罗普（Guadeloupe）、圭亚那、马提尼克（Martinique，1946年成为省）、马约特（Mayotte）、新喀里多尼亚（New Caledonia）与法属玻里尼西亚（Polynésie française）。为了实践这个分析，法国执行两项政策：移居与生育控制。

1950年代，法国实施的“发展无望”政策不但摧毁当地产业，也提高了失业率和依赖性。每年有数千位年轻人前往法国，在工厂或低阶公部门谋职，也遭遇许多都市人的歧视。而留在家乡的贫穷黑人女性，则得经历强制堕胎、绝育和避孕。

法国当时镇压了反殖民与劳工运动，法国警察、军队与私人民兵殴打、逮补并杀害当时的反对领袖。这个国家不但系统性的拒绝、压迫甚至责难独立自治的要求，也抑制非欧洲的语言、宗教与文化，而选举舞弊更巩固了保守派的忠诚力量。法国无情地释出两个讯息：“未来在别处”、“除了附属，别无选择”。

虽然设立了法国联盟，但由于阿尔及利亚于1950年代末期的战争，法兰西共和国需要第二次重组。现在的法国，将其殖民主义留在过去，成为一个彻底欧洲的、只有“六角形”的法国。

殖民地因反对审查与舞弊而起的动乱、罢工以示威，没有一年缺席。马提尼克人于1959年群起抗议，留尼旺岛是1962年与2012年，瓜德罗普于1967年，新喀里多尼亚则于1988年，这些事件证明了和解从未成功。政府为了应对这些抗争，便提出新政纲来削弱不平等与平息不满，但为了保留法国的控制权并继续提供剥削地给资方，仍略过经济发展的相关政策。

到了1999年，所有海外领土的贫穷率皆高于法国各地。25岁以下的年轻人之中，近一半没有文凭（相对于法国的五分之一），圭亚那则有50%的人在小学时辍学。在马提尼克，生活在贫穷水平下的儿童占13%，几乎是法国的两倍（8%），圭亚那的32%则是法国的4倍。生活于此的青年们，根本无法负担基本生活所需。

贫穷问题猖獗，生活开销不断飙升，也由于商品由法国进口，部分物价上涨幅度甚至比巴黎高出12%至30%（即使是巴西产的咖啡，也必须先运至法国，再送回南美）。同一时间，核测试、欧洲禁用的农药、非法的镍矿开采（如开采金矿）以及欧式基础建设，仍不断摧残土地与人民健康。

海外领土中的种族主义也分化了当地居民。当监狱人数超载、黑人与原住民人口沈积在社会底层，而当地国家公务员却多为法国来的白人，比起法国公务人员，甚至享有更高薪资、较低税金。当地官僚为了享有殖民地特权，曾于1950年早期发起罢工，提出调薪、降税与其他财政津贴，例如补助家人回“母国”。这些公务员的需求与利益，被化作对殖民主义的补偿，却创造出当地民众与中产公务员间长久的不平等。

处处充满土地所有权争议，这是数世纪以来的殖民主义导致的后果。奴隶制于1848年废除后，奴隶主的后代能够合法保有土地，作为损失奴役财产的补偿。获得自由的人们依然无权使用土地，等同于强制剥夺当地人的土地使用权，再者，政府拥有圭亚那80%的土地，且不必缴纳财产税。种种作为不但巩固大地主的特权，也偏袒白人定居者。到了2017年，这些海外领土仍被定义为失业、依附、文盲与未开发。

法国本土政客常抱怨海外领土花费太多法国人的钱，然而，国家的钱其实是流向法国跨国企业及法国公司，而非当地产业。即使是法国政府，也持续自土地所有权得到好处。海外领土确保了殖民国的国际地位与力量、保证法国于地区机构的存在感，也为军事基地、卫星监控与科学研究提供土地，更打通法国产品的新市场。
简单来说，法国不仅没有忘记海外领土，反而将它们的空间配置与经济模式谨记在心。在多起激烈抗争后，巴黎在维持海外领土依附性的同时，赋予了当地人民一些审议与决定权。如此一来，地方议会获得了有限的权力来负责发展，却也让法国大陆得以免除责任。

殖民种族主义依然存在，但国家并非唯一的罪魁祸首。法国左派与进步运动没有成功去殖民化。1956年，塞泽尔（AiméCésaire）离开法国共产党时指出，带着欧洲优越性的信念，殖民种族主义便不可避免地伤害殖民社会，运动者也无法瞭解被殖民者的需求。至今来看，他的洞察仍然贴切。

此外，若没有那些表态为欧洲公民、认为自己的特权不同于原住民邻居的当地支持者，国家政策也难以实施。这些当地人不只是公务员，还有社工、老师、政治领导人与艺术家。

近期，海外领土的仇外主义上涨。在马约特、留尼旺岛、安的列斯群岛（Antilles）与圭亚那，当地人认为新移民与增加的犯罪率相关，因为他们“和我们不同”，不必工作又占尽社会福利的便宜。但马约特的“外国人”却多指科摩罗人（Comorians）[2]，当地被驱逐出境的人数比法国所遣返的还多，马约特人甚至发起要破坏他们家园的行动。也就是说，当地所制定的共识不容被忽视。在圭亚那，虽然有些Pou La Gwiyann dékolé的组织成员曾要求更严厉的刑罚，甚至驱逐外国囚犯，但却从未诋毁或攻击移民。

圭亚那之于全世界

圭亚那这场运动象征了一个历史性时刻。Pou La Gwiyann dékolé在动员、组织及面对事件变化的能力令人惊艳，成员也透过排除民选官员介入、不断与民众沟通谈判结果、开放媒体参与多数会议，并使用圭亚那克里奥语，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审议与协商形式。

组织成员包括许多原住民与Bushinenge社群（译按：意指树林中的民族，奴隶后代为抗议奴隶制度所组成的群体），而领导这场集体抗争的团体为“五百弟兄”（five hundred brothers），其成立的目的是抗议攀升的的谋杀率、要求驱逐非圭亚那籍罪犯，并且设立更多的监狱、法院和警察局。组织领袖阐述圭亚那现况时的条理分明，以及包容与掌握团体差异性的能力，立刻就引起媒体的关注。

但是这场运动仍存在一些问题，没有解答也无人过问：犯罪的原因是什么？面对外来移民与他们出生于圭亚那的法籍小孩，这个组织的立场为何？对于犯罪预防相关政法，他们抱持什么样的想像？即使有再多警察及更频繁的驱逐，并无法抹去圭亚那南邻巴西七百公里长的国界，或与苏利南（Suriname）五百公里的边境，也不可能解决随资本主义孳生的贫穷。虽然问题明显存在于法国与圭亚那的关系之间，但解放也必须放在地域与全球的脉络来思考。这些法属海外领地并非存于真空，亦非只与法国维系着独有关系，区域内与全球性的政治与经济都必须纳入考量。

组织成员于4月2日增加一项新的要求提议：圭亚那的行政地位。这时，老问题再度浮现，法兰西共和国与海外领地的关系是什么？在1960与1970年代，自治与独立的诉求曾受到残暴镇压，另一种行政体系的可能被完全排除。但随之而来的文化霸权洗礼与和解，也无法抹灭这段斗争的记忆。

当时反殖民运动利用了具代表性的斗士，包括黑人、反叛者、革命艺术家，他们的经验透过歌曲与诗得以重新体现。目前这场运动依靠了具革命性与本土意味的象征，例如对两样基本元素的崇拜：水与土，也同时利用过去的运动来呈现他们的抗争。在4月4日星期二前往库鲁的游行中，抗争者们为纪念马丁路德金恩（Martin Luther King Jr），落成了一座纪念碑（金恩于1968年当天遭到暗杀），也同时向卡洛斯（John Carlos）与史密斯（Tommie Smith）致敬（两人在1968年的奥运会上举起他们的拳头）。

媒体往往只着重于法国大陆中的种族歧视，但在海外领地中，自早期的去殖民化，直至今日的政治、社会及文化运动，都一再显现法国的殖民主义。法国的历史与文化遍布全世界，尚存的殖民地皆位于南半球，而其与欧洲地位的连结，则是一段漫长的帝国往事以及去殖民化的血腥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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