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工人群体开展

调研的体会与思考

近一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国情调研形式推进“走转改”活动，效果明显。作为研究生院马克思主义研究系2011级的博士生，我萌生了深入工人群体进行调研的想法。我是研究生院学习马列主义的理论性社团——求实学会的负责人之一。在阅读马列经典着作的同时，求实学会还重视开展社会实践活动。我之所以选择去北京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当一天临时工，就是希望先去探探路，如果可行就会陆续组织社团的同学去做临时工，利用假期的时间去工厂打长期工，以深入了解工人阶级，为调研工人群体准备第一手材料。在学术史上，这种通过进工厂做工进行调研的方式，曾经产生出大量的经典学术成果，比如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和弗列罗夫斯基的《俄国工人阶级状况》，等等。

临时工要想进入工厂必须通过职业中介，而且需要当天早上六点钟就在中介门口集合。因此，我于前一天赶到亦庄，找了一家条件很简陋的小旅馆入住，住宿一晚收费20元钱。第二天早上在中介处找到一份印刷厂的工作，然后进厂做了一天的临时工。

一、进工厂做临时工的经历让我首先体会到工人艰难的生存状况——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环境恶劣、工资收入低

我从早上八点开始上班，一直工作到晚上八点，中间午饭和晚饭的时间加起来不到两小时。临时工没有加班工资，即使长期工的加班工资一小时也只有几元钱。在工厂的经历让我认识到，工人吃饭就是为了工作，就是为了更好地配合机器的运作。我这一天的主要工作是整理折页机吐出来的半成品，工作虽然简单，但是劳动强度非常大。折页机每天的标准工作量是运转48000次，它每运转一次就吐出一份半成品，也就是说，我一天整理了48000份材料。而且，这一天的工作都需要站着完成，根本没有任何坐下休息的机会。干到下午，腿完全是僵硬的。工作环境也极其恶劣，车间里到处是这种折页机，开动起来声音震耳欲聋，噪音非常大。虽然墙上贴着要“佩戴防护耳器”的标志牌，但是周围的工人大部分都没有防护耳器，只有很少的人戴着简易耳塞。长期在这种条件下工作，对身体的伤害可想而知。

工人辛苦工作一天，得到的报酬如何呢？通过吃饭的时候与工人聊天，我得知，工厂里面的长期工，普通男工每个月是3000元收入，但每天要工作12个小时，加班费非常少，而且每个月休息的时间不超过两天。对临时工来说，情况更为严重，工厂发给临时工的工资是每天120元，但职业中介要从中拿走50元，工人真正得到的工资只有70元钱。对于我来说，还要除去头天晚上20元钱的住宿费，就只剩下50元。利用周末的时间去亦庄打临时工的人不在少数，但不是所有人都会像我一样住小旅馆，有很多年轻工人为了节省10元钱，会选择花10元钱到网吧通宵上网。

有个来自河北农村的22岁打工妹，她平时在另外一家电子厂上班，每个月挣2000元，房租交出去300元，再除去日常的开销，几乎存不下钱。为了供自己在农村的弟弟读书，她不得不来打临时工，但是像这样辛苦两天，顶多拿到140元钱。140元钱，对我们的很多女同学来说，买条裙子的钱都不够，但是对她的家庭来说却是一笔可观的收入。尤其是因为临时工和工厂没有正式的劳动合同，一旦在工厂发生意外，最终只能自己承担后果。职业中介虽然从临时工的工资里拿走50元，但对临时工完全不负责任。

二、进工厂做临时工的经历中我深刻感受到工人中普遍存在对社会不公平的不满甚至愤怒

我所接触的工人，他们在聊天的时候一直在抱怨自己的工资低、待遇差，对自己和家庭的未来不抱什么希望，就觉得过一天算一天。他们抱怨工厂的老板太狠毒，机长对工人太刻薄，经常打骂他们。那些在工厂受伤却没得到赔偿工友的故事，在他们中间流传，更加增长了他们对未来的恐惧和对老板的愤怒。他们明确知道自己处于社会的最底层，而且知道社会上的很多人经常把他们和染着黄头发、流里流气的不良少年，和毫无廉耻的失足妇女，和高犯罪率联系在一起，他们对此也毫无办法。

前面提到的那个供自己弟弟读书的打工妹，很羡慕我是一个学生，并且自豪地告诉我她也要供自己的弟弟读大学。她对我说：“你们这些受过教育的，往往瞧不起我们穷人，但我弟弟肯定不会这样。”听了这句话，身为一个“受过教育的”，我觉得很惭愧。

韩裔美籍学者具海根在其《韩国工人》一书中提到了一个类似的故事：一名曾经资助她弟弟接受教育的工厂女工写信给她的母亲说：“我也想让锡基（她弟弟）受到很好的教育、让他带上威风的大学方盖帽和（在校服上）别上亮闪闪的校徽。但最近以来，我开始这样想：大学教育并不一定是成为真正的人的前途。在我离家以后8年的生活经历中，我看到受过教育的人看不起穷人和凭着自己上过大学就欺负别人的情况太多了。”具海根对此评论道，通过这个故事，可以看到这位女工已经“看清这种主流教育意识形态的谬误和社会的不公平”。

三、进工厂做临时工的经历使我在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原理有了进一步的理解

马克思在《资本论》里面提到，在大工业生产条件下，工人和技术、知识和劳动会不断分离。

工作时间唯一可以休息的机会是机器出故障的时候。机器一出现问题，机长会转过来进行简单维修，这时大概可以休息一两分钟，虽然时间很短，但是对于已经极度疲惫的工人来说，却非常宝贵。因为只要机器一出故障，他们就可以休息，他们就盼着机器多出故障，后来甚至想着如果自己有点技术能力，就会在机器上面做些手脚，让它多出故障。在工厂中的这种心态，让我进一步理解了在18世纪的英国，工人为什么会兴起以捣毁机器为目的的“卢德运动”。

当然，作为一种现代生产工具，机器的发展代表了人类生产力的进步。但是，在工厂的切身体验却让我明白：当一台折页机越来越先进，它可以每天运转48000次甚至更多；它可以越来越减少出故障的次数；它可以象征人类技术辉煌成就的时候，它却给印刷厂的普通工人带来了完全相反的东西，即越来越长的劳动时间和越来越大的劳动强度。

四、这些亲身的实践让我开始进一步思考：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如何处理与庞大的工人群体的关系

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我国工人维权行动逐渐增多且有升级态势，运动的范围遍及东部沿海地区。2010年5月，深圳富士康工人的“十三连跳”以其悲情的抗争拉开了号称“五月工潮”的序幕；南海本田工人的罢工、大连开发区7万工人参与的罢工等，劳资冲突的话题以前所未有之势登上了公共舆论平台。有的学者将2010年称为“劳资关系年”。工人在运动中表现出来的组织性、纪律性、策略性都是令人震惊的。从2010年开始，工人自主的维权行动逐渐开始走进公众的视野，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劳资关系的问题不再隐藏在产业领域，而是成为导致社会冲突的诱因。中国产业工人的集体维权行动已经成为参与改革进程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更为严峻的是，境内外自由主义的势力，以及众多深受泛西方反华力量影响的地下基督教会，通过遍布全国的劳工维权网络，向工人群体渗透，这已经成为威胁国家安全的重要隐患。如列宁所说，工人群体普遍受教育程度低，其自身的运动无法产生科学社会主义的意识。因此，工人运动的发展，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来说，也包含着极大的难以预知的风险。东欧剧变中波兰的例子就很值得我们警醒，支持瓦文萨成功实现和平演变的主要力量，就是当时团结了大部分波兰工人的“团结工会”。

正如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序言》中提到：“工人阶级的状况是当代一切社会运动的真正基础和出发点，因为它是我们目前社会一切灾难的最尖锐、最露骨的表现……为了给社会主义理论，同时给那些认为社会主义理论有权存在的见解提供坚实的基础；为了肃清赞成和反对社会主义理论的一切空想和臆造，研究无产阶级的境况是十分必要的。”因此，不管是从国家安全出发，还是考虑到社会主义事业的长远未来，我们决不能自甘被排除在工人运动之外。如何把科学社会主义的意识从外部灌输到工人运动中，正确引导工人阶级的力量，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课题，需要长远规划。对于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来说，深入了解中国工人阶级的现状，为决策层及时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持，是一项紧迫的现实任务。

长期以来，工人群体一直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被加以分析，其自身的历史主动性往往被研究者所忽视。中央部署“走转改”活动，以及我院推进的“国情调研”工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深入工人群体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契机。

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的学生，我认为，从实践上讲，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主动走入工人阶级，了解他们的境遇、困惑。走进工人阶级，可以帮助知识分子更清晰地认识现实，也可以使工人了解自身在社会化大生产中进而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正如列宁所言，把马克思主义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从而携手推动社会的进步，主动地而非被动地推动历史的进步。

从理论研究上讲，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分析中国工人阶级的状况，揭示工人阶级的来源、薪资、生活水平、宗教和道德、阶级意识的发育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并对各种鱼龙混杂的非社会主义流派进行分析和批判。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探讨，不仅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极大的理论创新空间，更重要的是，只有正确引导工人运动的力量，提高中国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意识，才能将这股可能改造中国社会的力量吸引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下，以保证中国长期、稳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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