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电信工人,解放前在党的领导下,英勇奋战在第二条战线上,为覆灭蒋家王朝,保证解放后的电信畅通,做出了贡献。
宣传群众、组织群众
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党交通部接收了日伪北平电信系统,成立了交通部第七区电信管理局(管辖华北地区)和北平电信局。区管局局长是聂传儒,副局长是陈鎏,北平电信局局长由聂传儒兼,副局长是董兆龙。北平电信局下设工务处、业务处。处下设机械科,线路科、材料科、报务科、话务科、营业科。科下有二、三、四,五、七电话分局、长途台(长途电话)、东长安街营业处(电报),线路工程队和黄村、大兴、天坛、东交民巷无线电台。另外还有人事室,业务稽查室等单位。
区管局和北平局共有职工三千人,大体由四部身人组成:一是日伪统治时期华北电信电话股份有限公司办的华北电气通讯学院毕业生;二是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党交通部办的北平电信人员技术训练所毕业生;三是抗日战争爆发后留在北平工作的老交通部人员,四是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回来的原随着国民党撤退的老交通部人员。前两种人多是家境贫寒的失学青年,约占百分之七十左右。
北平无战事里的特务
国民党当局对电信这个通信联络神经中枢控制很严。科、股长(领班)以上的伪主管大部是抗战胜利以后从国民党大后方飞来的接收大员。电信系统还有一个国民党区党部(国民党北平第三十区党部,下辖七个区分部),一个三青团区队(下辖十五个分队)、一个军统小组、三个中统小组。区党部书记是刘进康(中统特务、伪国大代表)、三青团区队长是孔繁益。有一批国民党员、三青团员和特务分子分散在各处,严密监视着职工的活动。
国民党当局通过各种方式残酷压榨工人。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电信系统刚一被接收,就进行了甄审裁员。除老交通部人员外,其余全部被宣布为“伪人员”,一下子就裁去了二百多人。女话务员陈厚菊接局长聂传儒的电话,因问了一声“你是谁”,当即受到申斥,第二天就以“技术不佳,态度欠和”为名被开除了。局方订立了很多剥削压迫工人的“规章”。不许女话务员结婚,结婚就开除。电话七局女话务员杨剑尘生小孩时,不敢请假,伪称有病,由其它话务员轮流给她替班。给孩子喂奶,让家里人把孩子抱到附近卧牛胡同内一个炭厂里,偷偷喂几口,赶快跑回去上班。长途台规定话务员“十不许”,什么左顾右盼罚薪一天,值班跷脚罚薪一天,顶撞班长罚薪一天等等。罚来的钱,名为搞互助会,实则由话务科长冯达拿去搞投机倒把。线路工人的加班费、夜班费都不发给工人,也是名为留下搞互助会,实际由线路科长伍昌曦拿去搞投机倒把了。报务科股长霍春霖给他妈“办生日”,给他儿子“办满月”,胁迫工人给他送礼庆贺。不仅如此,他们还对女话务员百般侮辱。话务科长冯达多次陪着国民党军官到长途台挑选“美女”,逼得话务员巫玉英只得辞职。冯达在家请客吃饭,叫女话务员陪着唱歌、唱戏。
局方为了控制工人,分而治之,限制各单位的职工互相往来,再加上职工的来路不同,平时相互也很少接触。另外,为了麻痹工人,装璜门面,他们搞了一个伪工会和一个“工人福利委员会”。伪工会的理、监事是国民党区党部委员王渤鑫、路振华和刘进康等。“福利委员会”的委员是业务稽查室主任潘一扬和冯达等伪主管,名为给工人搞福利,实为肥自己,工人称之为“委员福利会”。
抗日战争期间,北平电信系统只有郭毅一名地下共产党员(甄审时被裁掉)。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从根据地派来了共产党员徐欣、于秀清、王超云,考入北平电信人员技术训练所话训班。后来,中共北平地下学委发展了电信局的郑维民、张赞漧、郑庆林、栗振英、王超向、胡濬,丛志茂,张惠之、尤蓟生等入党,地下铁委发展了施璐怡入党。地下平委发展了杨宝林入党。这是北平电信局的第一批红色种子。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秘密教育群众,发展组织。
为了加强对城市工人运动的领导,一九四七年冬在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领导下,成立了北平市政工人工作委员会。书记是张鸿舜同志,委员是陆禹、陈伟、马光斗同志。工委成立后,对电信局地下党进行了组建,把原由学委、铁委、平委等系统领导的党员,都转由陆禹同志直接领导。当时共有二十二名党员,按照不同工种和地区建立了党支部,支部之间不打通关系,支部以上不成立总支,支部对党员仍是单线关系。这样,电信局地下党有了统一指挥,加强了党对电信工人运动的领导。工委根据中央局城工部刘仁同志的指示,领导我们巧妙地把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非法斗争与合法斗争、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紧密结合起来,积极开展工作。
一九四七年秋,为了庆祝十二月二十六日的第一届电信节{国民党交通部定的节日),“福利委员会”筹办节目。当时有一个官办的京剧团和一个话剧团,准备再成立一个歌咏团。地下党抓住这个机会,选派了会唱歌的王超向、施璐怡同志,通过“福利委员会”争取到发起成立歌咏团的合法身份,筹备成立歌咏团。
一九四七年底,歌咏团正式成立,地下党派了部分党员和积极分子做歌咏团的骨干,并吸引了很多青年职工参加。歌咏团坚持“民主、团结、活跃、进步”的建团方针,在不违背这个原则的情况下,具体问题可以灵活对待。歌咏团的公开领导机构是干事会,每四个月改选一次。选举时贴标语、演节目、搞竞选,民主气氛非常浓厚。为了便于活动,地下党决定由爱好音乐又能接受党的影响的线路科二队队长吴庚銮当总干事,聘请电信小学音乐教师王恺庭为指挥,每星期练两次歌,让局方一看真是练唱歌的样子。歌咏团坚持不唱黄色歌曲,为了应付官方检查,开始选唱的是边疆民谣,后来逐渐增加了进步歌曲《团结就是力量》《黄河大台唱》《跌倒算什么》《义勇军迸行曲》等等。歌咏团不只唱歌,还开展旅行,诗朗诵,舞蹈联欢等活动。一次去香山旅行,参加的有一百来人。爬上“鬼见愁”时,大家唱起了讽刺国民党的“金元券”歌。歌词是:“金元券、金元券,漂亮又好看,出厂在美国,一张三百万,物价呀见着它,天天往上涨,哪哈伊呀嘿。”歌咏团的活动越来越多,越来越受到青年职工的欢迎。大家练完歌就座谈形势、聊天,谁有病也互相看望,有人调动工作就开欢送会,互相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歌咏团成立以后,反动当局越来越控制不住了,他们就千方百计设法把它搞垮。他们散布什么“歌咏团是婚姻介绍所”,“有坏人”,叫嚣“歌咏团有共产党活动,不要上当”。话务科长冯达在长途台又成立了一个歌咏团,妄图把话务员拉过去,同时派了几个人打进我们的歌咏团,从中监视。冯达的歌咏团没人参加,而我们的歌咏团人越来越多,逐渐增加到一百二十多人。通过歌咏团的活动,把各单位部分青年职工组织起来,向他们进行教育。有了歌咏团,群众工作就方便了。
东长安街营业处和线路科等单位在地下党领导下办了壁报。东营的《铃铛》壁报,由地下党员郎冠英和胡濬主编,设有编委,在长途台,电话七局等单位聘有通讯员。通讯员除了给壁报写稿外,还到北海联欢、照相、交流写作经验,这样,就把一部分爱好文艺的同志组织起来。《铃铛》壁报不定期出版,除了在东营张贴外,还到长途台,电话七局等单位巡回张贴。内容除了宣传进步和揭露黑暗的诗歌、散文、短篇小说外,还有书刊介绍,服务栏等,很受欢迎。
局方为了控制《铃铛》壁报,规定稿件必须经报务科长蔡燮坤审查。开始时我们没有经验,把原稿给他。有一次长途台通讯员写了一篇不指名揭露话务科长冯达欺压工人的稿件,蔡燮坤不仅不许刊登,还追查写稿人姓名(稿件没写真实姓名),我们当然不告诉他,而且据埋力争,最后才允许刊登。后来经过研究,我们考虑到把原稿给他,虽然没有真实姓名,但还有笔迹可查,因此改为抄写好了以后给他“审查”。这样,不仅原稿笔迹看不到,而且都已抄好,就是不许刊登也只有“下次注意”了。当时红颜色有共产党之嫌,而“铃铛”壁报故意用红色涂宽宽的四框,非常醒目,蔡燮坤看了大发雷霆,但已涂好,只好照样张贴。
北平无战事里的地下党员
区管局、电话三局、五局、七局,长途台、线路科、电台,东长安街营业处等单位,在地下党领导下,通过“福利委员会”的公开名义,都办有图书馆或图书小组,用借阅图书的方式,对广大群众进行教育。图书大部分是职工自己捐的,除了一般的科技书外,多数是苏联小说《青年近卫军》、《被开垦的处女地》、《静静的顿河》、《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书和解放区的《李有才板话》、《小二黑结婚》、《吕梁英雄传》等文艺读物,很受职工们欢迎。除了供给本单位职工阅读外,我们还把各单位图书馆和图书小组组织起来,以交换图书为名,传递消息,沟通情况。在这些公开活动掩护下,区管局、电话三局、五局,七局、长途台、电台、东长安街营业处等单位都组织了秘密读书会。以地下党员为主,吸收在这些公开活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参加,分散开来,秘密学习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还阅读《大众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新人生观》等马列主义读物,然后个别交谈或以到楼顶乘凉和到公园游泳、滑冰为名,进行讨论,交换心得体会。大兴电台、区管局稽查电台、机务站的地下党员郑庆林、栗振英、王超向、朱增林、蔡以复等同志利用工作的有利条件,秘密组织积极分子收听或抄收新华社广播和毛主席的重要文章,一方面送给工委,同时又秘密用腊板刻印,组织学习。读书会虽是秘密活动,但也曾遭到敌人监视。东营读书会的同志到太庙开讨论会,几次遭到蔡燮坤老婆的跟踪,但都巧妙地避开了。
根据工委指示,我们还从各方面关心职工生活,为群众服务。线路科地下党支部发动群众签名退出科长伍昌曦组织的“互助会”。很多单位都成立了工人自己的互助储金会或自治会,谁家有病人或婚丧事,就去看望、帮助。和平门外北平电信局院内有一个官办食堂,这个食堂不仅从伙食中渔利,剥削工人,而且歧视线路工人,不许线路工人入伙。地下党就发动群众进行斗争,民主选举伙委,改善经营管理。
就这样,在党的领导教育下,职工们的觉悟程度越来越高,组织程度越来越强,党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了。
为了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关注网站的老师和朋友,激流网现推出会员制度:详见激流网会员办理方案
为了避免失联请加+激流网小编微信号jiliu1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