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先发布在微信平台“土逗公社”公众号，因其为删改版，故“现代资本主义研究”（公众号）随后将全文刊出。现激流网将全文转载于此，希望能够引起国人对国家主义的警惕。因我国还未曾吃过国家主义的“亏”，所以对其认识不够充分，剖析不够深刻，因此希望此文能引起大家的广泛关注和积极参与讨论及研究。

目录         

一 ： 世纪之交：“中华民族又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二 ： 中国崛起：“这盛世，如你所愿” 

三 ： 资本与国家：“中日之争的核心是谁来主导亚洲” 

四 ： 驾驭资本：“让每个人都成为大大小小的资本家” 

五 ： 第一天团：“英特纳雄耐尔，我们还没有忘掉” 

六 ： 告别国家主义：幸福和权力，要靠我们自己去争取 

相当一部分中国左派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不同类型的国家主义的影响。正因为如此，“中国左派”的内涵才具有不容忽视的复杂性和变动性。有的人轻易将国家主义与中国左派等同起来，甚至将自称“保守爱国主义者”的周姓写手与左派等同起来，不仅是以偏概全，更是思维停滞在上个世纪的表现。事实上，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以及国家角色的转变，中国左派与国家主义的关系也在悄然改变。此种转变是如何发生的？这便是本文讨论的主题。

一、世纪之交：“中华民族又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20世纪90年代的社会思潮纷繁复杂，在与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新威权主义思想的对垒中，一些知识分子被划归到“新左派”中。不论汪晖、甘阳、王绍光、崔之元等人的思想差异有多大，他们确实都在论述中提出了对市场化、资本化改革的反思。这种反思不仅针对国内不平等，也针对资本主义国际世界的霸权关系。

当新左派在《读书》、《天涯》和《二十一世纪》参与论战，老左派们也创办了《中流》与《真理的追求》。新老左派们虽然行文风格大相径庭，具体观点也相差不少，但他们都共享一种批判的立场：即质疑改制下岗潮、教育医疗产业化，质疑签署世贸协议，认为这将进一步恶化中国农民的处境，而“与国际接轨”则加速了国企私有化的进程。甚至还有人认为，许多产业将被外资所控制，使中国沦为西方的殖民地。在他们看来，政治自由化无疑会加剧这一过程。

这种观点的背景，是刚进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中国所处的环境：在分为“核心-半外围-外围”三级的世界体系中，世纪之交的中国无疑属于外围国家，即受剥削、压榨最深的一类国家。在国际产业链、价值链上处于低端，就会有大量的剩余价值被转移到外国。据经济学学者李民骐的计算，中国2006年在国际不平等交换中被转移走了四分之一的社会劳动时间，化为了核心国家的企业利润与公民福利。

世界体系中的不平等不只有经济关系，还有国际政治的权力关系。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巩固。在许多中国人看来，1993年银河号事件、1996年台海危机、1999年大使馆被炸、2001年撞机事件，均体现了美国肆无忌惮的霸权行径。以《中国可以说不》等书籍为代表，中国民间的民族主义被强烈激发出来。在这样的背景下，新老左派“反霸权主义”的立场必然呈现出民族主义的色彩。

在世纪之交，当局一边大刀阔斧地推行市场化改革，一边着手意识形态的更新换代。对于他们来说，当务之急是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维系经济增长带来的绩效合法性。尽管这样的经济发展伴随着两极分化与工人、农民政治地位的极度弱化，但物质生活整体水平毕竟提高了。

在这样的基础上，意识形态宣传自然不能再使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话语，而应当强调民族、国家、全社会的“整体利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前身，终于在1997年被确立起来。“社会主义建设者”的概念也横空出世，资产者与无产者的阶级对立被一笔勾销。有学者甚至获得了某种支持，掀起了推翻劳动价值论的声浪。

在如此高强度的权力意志下，老左派们遭到了停刊，他们不得不将阵地转移到互联网，新左派们也试图在这里打开一片天地。2003年，乌有之乡、毛泽东旗帜网诞生，这意味着左派思潮的发言权不再集中于干部群体和高级知识分子群体，一些知识分子无法在学界造成影响，却能在此大受欢迎。这同时也意味着，“左派”群体的构成将更为复杂，彼此的侧重点可能愈发不同。

质疑私有化、市场化的改革，批判帝国主义的霸权行径，揭露西方民主的虚伪是这些左派的共同之处。不过，许多左派会将精力放在抨击自由主义者的历史叙事上，这样的行动在2011年万人起诉茅于轼的签名活动中达到顶峰。在这些左派的话语中，革命历史叙事往往同民族主义叙事难舍难分，“汉奸”便成了最常使用的词汇。2007年，老左派喻权域就针对“为列强侵略中国的罪行辩解”的言论，建议人大制定《惩治汉奸言论法》。

“汉奸”一词也被用在对社会矛盾性质的评判上，张宏良在2006年写道：“右派是目前中国最大的既得利益者，由官僚买办集团和汉奸精英集团所组成，……中国人民同这个集团的斗争，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向西方发达国家惊人的财富‘输血’，已经使中国在经济上落入最悲惨的殖民地状态。……中华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国人民又像20世纪初那样肩负起了民族救亡任务。”“目前中央的政治路线（指“胡温新政”），是挽救中华民族于大动荡的最后一次机会，也是实现中国人民利益的不流血转变的最后一次机会。”

可以看出，张宏良的话语是“阶级”与“民族”、“激进”与“保守”的奇异结合。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在左翼群体中激起的共鸣是巨大的，他的反对者也不得不承认这个“保党救国派”的影响力。对“民族利益”、“国家整体利益”的强调，使这些左派要求维护现存的或建立更强有力的国家机器，这便是所谓的“国家主义左派”。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当时的国家主义左派其实离国家并不近，他们所表现出的批判性也远非如今的国家主义左派可比。为何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就是下文将讨论的内容。

二、中国崛起：“这盛世，如你所愿”

2008年中国人爱国主义情感的变化，就是这二十多年来的缩影。一部分西方媒体在西藏3.15事件中的不实报道，直接催生了Anti-CNN网站，即四月网的前身。圣火传递被干扰、被境外舆论攻击的屈辱感再次激起了民族主义情绪。这种情绪在汶川5.12地震后转化成了“中国雄起”的呼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带来了更强烈的民族归属感与国家认同感。这种感情在北京奥运会上进一步发展成了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完成了从愤怒、悲情到自豪的转换。

从更长的时间跨度来看，这种转换更来自于中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地位的提升。连续十几年GDP增长8%以上的“黄金时代”，使积累起巨大财富的中国资本得以进占部分高端产业，从智能手机到高速铁路。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报告，中国在亚洲高端科技产品出口中的份额，从2000年的9.4%升至2014年的43.7%，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亚洲第一大高科技产品出口国。

在对外投资方面：2013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三大对外投资国。2014年，中国成为资本净输出国。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1701亿美元，同比增长44%。2015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10978.6亿美元，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份额由2002年的0.4%提升至4.4%，排名由第25位上升至第8位（2011年17位，2013年11位）。

伴随着中国从外围国家上升至半外围国家的进程，城市中产阶层的规模显著扩大了。清华社会学系李强教授的研究是个很好的佐证，他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得出当时的中国社会是“倒丁字型”结构，而到了2010年，中国社会则初步呈现出“土字型”结构的特点，中产人口比例达到了20%左右——尽管其中大多数属于焦虑的“中产边缘层”。这些小业主、白领职员、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在经济发展中实现了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而不仅仅是提高了物质生活的绝对水平。

面对“稳定压倒一切，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国家主义官方叙事，他们更容易代入自己的角色，因为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与（资本主导下的）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的程度紧密相关。他们在国家的强大中获益，更害怕在国家的动荡中失去，他们似乎与国家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他们就好像是“国家整体利益”的象征者！正如列宁所说：“小资产阶级由于自己的经济地位，比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更加爱国。”他们对“这盛世如你所愿”、“此生无悔种花家”等话语的认同，可以说是发自内心的。

但必须注意，“大国崛起”的国家主义，与“民族救亡”的国家主义，纵然时常相互呼应，其对现状的认识却根本不是一回事。后一种认识尽管不切实际，却强调了经济发展中利益受损群体的存在。毕竟，“民族救亡”的国家主义者主要是由退休干部、下岗工人和非主流知识分子构成的。比较两种国家主义的群众基础，一个是日薄西山，另一个则是朝气蓬勃。不过，尽管已“日薄西山”，其在左派内的影响力却依然强劲，意识形态毕竟存在着滞后性。

两种国家主义者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在事实上遵从了被制度所维系的政治权力关系，都将所谓的“民族／国家整体利益”置于阶级主体争取自身解放的运动之上。作为改革开放的获益者，“大国崛起”国家主义者的政治取向我们不难理解；而对于“民族救亡”国家主义者而言，其取向则既可能是出于现实中与权力的依附关系，也可能是依赖、迷信父爱主义国家的精神遗留。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哪种国家主义者都未必自称左派，但不可否认的是，有太多的所谓左派都是实质上的国家主义者。与左派并无关联的国家主义者也常常会有意无意地使用左派的话语，说什么“（反华）资本控制媒体”之类，然而他们却几乎没有反思过资本作为支配性的生产关系在中国的存在。有的左派却相信，国家主义者凭着这些只言片语——被切割、装饰过的左派宣传——再加上社会现实的教育就能转向社会主义，因而乐于与国家主义媒体合作，好像是自己“利用”了国家主义，而不是恰恰相反。

三、资本与国家：“中日之争的核心是谁来主导亚洲”

我们不能仅仅重视国家主义的群众基础，更为关键的是，经济发展造就了强大而政治倾向保守的资本，不仅包括国家资本，还有一些私人资本，乃至于替华尔街金融家打工的买办资本——如果认为中国的买办资本总会站在国家权力的对立面，可就大错特错了。即便是属性相同的资本也未必是铁板一块，经济关系的许多具体因素，以及资本家对自身利益的不同认知，会使其产生不同的取向。

同样的，国家权力也不是铁板一块，而是相互博弈的许多块。资本在这场权力游戏中的任务，就是为自己找到一块铁板，并让这块铁板变得比其他任何人的都硬。于是，这些人格化的资本——以金融资本为主——全都试图将自己的认知和意志注入到意识形态的政治剧场，将上述群体的力量化为自己的政治资源。就这样，一个个网站、刊物、基金会出现在了世人面前。

2010年，Anti-CNN网获得了“成为基金”（成为资本）一千万的投资，转型成了“四月网”。成为资本的许多资金来自于拥护共和党的华尔街金融家，它的业务十分广泛：策划了土豆、优酷的合并，是“中国最大的私营钻井服务商”安东石油的最大股东，而安东石油的业务则扩展到了中东、非洲。2012年，观察者网也凭借其两千万注资的建立起来。显而易见，对这类网站的投资，是毫无直接的经济回报可言的。

四月网刚创办时，后来离职创办独家网的编辑唐杰就提出：“中国认同”和“泛左翼”话语有一个相当大的填补空间，这就是四月网可以发展的地方。观察者网从创办时起，也一直聚拢着不少“泛左翼”的学者、时评者。这些网站的评论者中，有不少受国家主义影响的左派（有人认同国家主义，也有人不认同但愿意与其合作），但恐怕更多的是装扮出左翼倾向的国家主义者。

春秋研究院（观察者网的智库）的一位成员这样写道：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涵盖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利益的政治核心力量”，“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民族复兴党’”。“李世默和春秋研究院在政治光谱中离‘革命’知识分子最远……春秋研究院的寒竹和文扬在若干年前就提出过“中华保守主义”的概念，并一直以保守主义自居。”除此之外，春秋研究院的成员们还曾提出：中国的“长期战略目标”是“回归其在亚洲的主导地位”；“今天中日之争的核心并不是钓鱼岛、靖国神社或者历史问题，而是谁来主导亚洲。”

获得一些私人资本支持的修远基金会2015年在其运营的《文化纵横》杂志上发布了报告，提出：“依靠阶级联合来超越国家，已经不现实。……我们需要以国家的力量来提升竞争力，在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中获得更多的经济份额，从而来改善国家内部的民生和就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民间的马克思主义需要重新理解国家，重新定义劳工与社会、劳工与国家的关系。”

不难看出，这些政治势力的意图就是要否定阶级主体争取解放的政治斗争，将“主导亚洲”的资本利益，描绘成“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

最为露骨的帝国主义表述是由某位周姓写手做出的：“总结就是：中国要想彻底去除污染，国家就必须要下定决心顶住压力，继续完善工业化水平和掌握制造技术的制高点，同时利用强大的工业体系来打造一支全球最强的作战部队，因为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具备转移和转嫁污染型企业的资格。”在这里我们看不到左派的半粒儿原子。

相比之下，修远基金会们就要斯文多了。他们强调：“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交往，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不仅仅是将他国作为能源基地或商品销售地，也要为他国建立工业体系和奠定现代化的基础而努力”，因此包含着突破“中心—边缘”模式的可能性。

然而，即便是在旧殖民主义时期，建立殖民地的工业体系都不是一件稀奇的事情，问题不过在于是否有利可图。对外扩张中不平等的程度是与资本积累的条件和需求相适应的。当中国资本的利润压力不断提升，对外关系的不平等程度及其带来的矛盾冲突真的不会愈发加强？只有当本国经济首先抛弃了资本积累的逻辑，才有可能推动不平等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被平等的新体系取代。

四、驾驭资本：“让每个人都成为大大小小的资本家”

问题在于，国家主义者并不打算抛弃资本支配劳动进行增殖的生产关系，他们要么避而不谈，要么无限期地延迟这一任务，要么干脆发明一套“恩格斯是企业家不是资本家”的胡言乱语。

中信集团在2014年成立了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原始基金为五千万元。在其指导的刊物《经济导刊》上，中信研究院的学者们论述道：“社会主义要同资本特别是私有资本和跨国资本相结合共发展，其中当然存在着利益上的共同点和交汇点，这是我国主动加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依据所在。……要害是，共产党以及党所领导的国家与资本之间，谁控制谁，谁驾驭谁？”“中国共产党的正当性源于用社会主义驯服资本”。

这种措辞的关键在于——“驾驭”、“驯服”而不是“消灭”资本。尽管马克思在《资本论》手稿中明确指出：“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产生，是资本价值增殖过程的主要产物。……有些社会主义者认为，我们需要资本，但不需要资本家，——这是完全错误的。……资本显然是关系，而且只能是生产关系。”中信研究院的一位“资深研究员”却声称：“中国共产党人始终认为：社会主义要反对的是资本主义和资本家，而不是资本。恰恰相反，社会主义的目标就是：使资本为生产和交换的不断扩大所用，使资本为人民所用，社会主义就是要采用各种方式，去打破资本家阶级对于资本的垄断。”在《大道之行》里，中信研究院的另一位研究员干脆更进一步，说：“社会主义不是消灭资本家，而是要让每个人都成为大大小小的资本家，从而根本上改变劳资对立的经济形态。”

在他们的论述中，资本可以存在，但不能由资本家垄断，而应由国家资本来垄断——这就是社会主义。除此之外，“劳资政三方谈判”是社会主义，员工持股是社会主义，养老金投资基金是社会主义，淘宝店也是社会主义。然而基本上，这些举措都没有改变劳动者在生产领域被资本所支配的生产关系，该出现的矛盾依然会出现——从北大建筑工，到清华保安，再到广州大学城环卫工，哪一起劳动者权益受损事件中的主角不是“国家资本”？即使能有所改善，也仅仅是资本容纳范围内的改良，一旦遭遇利润率危机就可能被放弃，特别是在工人毫无政治力量的条件下。当人大代表、政府高官纷纷扬言修改《劳动合同法》，我们又能在哪儿找到工人的声音？

诚然，不少学者也意识到了工人政治权力的丧失，但尽管他们口口声声依靠人民、为了人民，却从未把工人阶级视作可以也必须自己争取自己解放的阶级主体，而认为必须由一个超脱于劳动者与资本的“第三方”式的存在来协调劳资关系，来动员工人实现被其限定的需求，来决定工人的命运。然而，这样的“存在”其实根本不存在。协调劳资关系的国家机器要么服务于工人阶级消灭资本的过渡阶段政策，要么服务于资本积累，想以此抑制工人阶级的斗争。如果事实上国家机器否定了消灭资本的必要性，那么它显然就属于后者。

我们不难发现，上述这些宣扬国家主义的机构的成员重合度相当之高。除了一些青年学者，不少人就是当年的新左派。与老左派的毫不动摇相比，学院里的新左派华丽转身，投向了资本与“大国梦”的怀抱。不仅如此，随着官方宣传口径的转向，他们中的不少人也成为了团中央新媒体的座上宾。当资本对新媒体意识形态领域的介入进行了数年，权力机器才幡然醒悟，但为时不晚，因为它们收获了新左派这批梁山好汉。

至于体制内老左派，生前极力揭露“修正主义”的老干部魏巍、李成瑞等人，已一个个去世了。民间的左派则发生了一次分化：始终寄托于“健康力量”，却又使劲批判“修正主义”的乌有之乡，在2012年因为重庆事件而关站，击碎了一批人的幻想。同时，却又有不少人声称接受了某种“信号”，开启了新一轮期盼，尽管他们已无力再恢复乌有之乡往日的风光。无论如何，富有激进性的“民族救亡”左派衰败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人对国家主义话语的摒弃，以及另一些人对国家权力的愈发亲近。

五、第一天团：“英特纳雄耐尔，我们还没有忘掉”

2013年6月，共青团中央新一届班子走马上任，年底，团中央进驻微博。在2013年之前，微博上盛行的始终是自由主义、反体制的言论，而官方也愈发意识到互联网意识形态形势的严峻。《人民日报》就在当年的8月21日指出：“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他们必须想点新主意了。

在头一年，团中央还没有得到大多的响应，但是民间的国家主义力量已渐渐积蓄成熟。漫画《那年那兔那些事》已连载三年左右，周小平也出版了《请不要辜负这个时代》。这些资源慢慢被团中央充分地利用了起来。2015年，《那年那兔那些事》的动画版上线，得到了团中央的大力宣传。2016年，共青团与周小平团队合作了视频《今日中国，如你所愿》；与四月网、天府事变乐队合作了音乐作品《This is China》；与青年力网、读家传媒联合推出了《你在何地？请返航！》。这些作品、团队，以及察网、青年力网等媒体，都获得了团中央的合作与支持。

原本与政治宣传无甚关系的韩庚、TFboys等小鲜肉，也被纳入到团中央策划的活动中，吸引了众多原本并不关心此类叙事的粉丝。共青团开始加深对网络舆论事件的参与，比如质疑加多宝侮辱烈士，支持帝吧出征，质疑赵薇与台独分子的关系和她操纵删帖的行为，进一步强化了互联网的国家主义氛围。最近，团中央又进占B站、知乎，扮演起了权益卫士的角色。总之，这些举措使其吸收到越来越多的粉丝（482万），获得了越来越大的认同，而如团中央小编所说：“他们认同了团团，就认同了党嘛。”

值得一提的是，2016年团中央和观海网重新制作发布了原本仅由观海网完成的音乐《TG暖暖的》。这首歌唱道：“英特纳雄耐尔，我们还没有忘掉。”可讽刺的是，视频使用的画面却是《那年那兔那些事》——在这部作品中，日本的形象是窃贼装扮的“脚盆鸡”，东南亚诸国的代号是各类“猴子”，朝鲜、韩国则是“北棒子”、“南棒子”，怎么看都不像是国际主义的描述，更别提其典型的抹煞阶级政治的国家主义叙事了。

这种自相矛盾或许是围拢在团中央四周的国家主义左派的一个缩影。当话题指向欧美这些“资本主义社会”时，阶级分析法就有模有样地运用了起来。然而当话题转向国内，事情就变得有些暧昧，国家主义官方叙事几乎对阶级问题避而不谈。对于“努力就能上清华北大吗？”这样的知乎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会首先想到“阶级再生产”的概念，毕竟实证研究也表明政企负责人子女考上重点大学的几率是工人子弟的30倍，而共青团的回答则是告诉我们：“如果没有运气，那么就请努力。”

当自称左派的国家主义者极力强调国家秩序的重要时，尤其会遮蔽掉阶级关系，以至于闹出顾头不顾腚的笑话。青年力网的后沙月光曾这样论述警察权威的重要性：“七八十年代，随着经济良好运转和多元化社会加深，英国国内各种矛盾日益增多，矛盾最终都会集中到警察身上。也是从这时开始，媒体越来越热衷于攻击警方，苏格兰场的威慑性日渐弱化。……警察和舆论，谁是强者，谁是弱者？其实他们都应当是社会秩序的维护者。”然而众所周知，在英国，七十年代是改良主义难以为继的年代，八十年代是新自由主义大行其道的年代，在这儿维护所谓的权威、威慑力，难道不就是在维护资本主义的这个鬼秩序吗？

国家主义左派有时并不讳言阶级对立，但体制内的学院左派往往不愿探讨无产阶级政治权力的问题，似乎形式上的领导阶级，就是事实上的领导阶级。然而，谁都不能否认中国工人连罢工权都不受保护的事实。一些大腕学者或民间人士倒敢于论及这一领域，可他们却从不放心由无产阶级自己争取命运的决定权，而是寄希望于一个“救世主”听从他们的祷告复临人间，救赎苦难的无产者。至于“救世主”“听不听我的，决定权不在我。尽人事，听天命”。他们忘了国际歌那句振聋发聩的教诲——“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六、告别国家主义：幸福和权力，要靠我们自己去争取

国家主义左派对打破政治秩序的担忧并非没有来由。有人认为中国应当谋求在世界体系中更核心的地位，因而需要稳定的秩序，这种实质上的帝国主义主张我们不做过多评价，因为历史的教训已经足够深刻，中国资本的扩张也不会由于人的主观愿望而带来平等。

更值得回应的是这种想法：一旦政治秩序变动，国家就会分裂，民族、地域矛盾就会激化，右翼保守势力也会夺取权力。维护国家秩序，就是维护国家利益，或者说就是维护中国无产阶级的利益。

这种主张最致命的问题在于：难道照现状发展下去，我们就不会面临民族、地域冲突加剧和“中华保守主义”当政的危险了吗？无产阶级必须无力地等待灾难，而不能靠自己的力量起来试着解决问题吗？

只有团结各族各地人民的无产阶级社会运动才能真正地阻击右翼保守派，只有无产阶级的群众运动才能与排外主义者、原教旨主义者、大汉族主义者的群众运动抗衡。

其实，在民族宗教问题上，国家主义内也出现了裂痕。主流的国家主义者依然维护现行的民族宗教政策，尊重伊斯兰教信仰，这符合中华民族凝聚团结的大局；另一些国家主义者则断定伊斯兰教很可能对国家的现代性产生威胁，其中还有不少人自诩为马克思主义者。

他们在知乎、微博、四月网论坛上宣称，“温和穆斯林”只会为己辩护，而不去打击极端者，“绿教”作为一个整体就是不可信任的——似乎不存在为反恐而牺牲的穆斯林警察，似乎被刺杀的居玛·塔伊尔大毛拉不是穆斯林。这一浪潮更像是欧美极右翼在中国的回声，在2015年以前，这种观点恐怕还是大汉族主义者“皇汉”的专利。

有些人旁征博引《古兰经》里有暴力含义的词句，好像穆斯林只有两条路：要么彻底抛弃自己的宗教，要么成为极端分子。事实上，基督教《圣经》也有不少表现出暴力、歧视性的词句，然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这些词句不再有多少影响。正是社会经济的变迁导致宗教解释的改变，特殊的历史政治经济环境造就了如今的极端势力，这才是唯物史观。有什么理由断言伊斯兰教就必然野蛮落后呢？

学者习五一认为，有人“给坚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遏制宗教极端的大众思潮，制定一顶‘极端无神论’的大帽子”。然而，汉语网络中来势汹汹的不是单纯针对极端分子的思潮，而恰恰是否定穆斯林整体、鼓吹“清绿”的极端思潮，怎么能视而不见呢？只打击一种极端思潮，却纵容另一种极端思潮，不恰恰成为原教旨主义分子攻击的把柄吗？

主流国家主义的问题在于，光靠优惠政策与反恐力量，是无法消除极端思潮的。恐怖主义是一种群众运动，“反穆”也是一种群众运动，其参与者大多在阶级关系中处于受支配的一方，而他们所受的生存压力则被转化成了对其他群体的怨恨，必须靠无产阶级运动消灭这一根源；其次，国家的基层控制力一但由于经济危机而衰弱，极端运动将无法被权力遏制，这时也只有无产阶级运动才能与其抗衡；最后，只有在联合了各族人民的无产阶级运动中，先锋队获得了群众基础与政治信任，才能更好地在各族群众中推行性别平权、尊重包容等进步理念。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西藏民族问题和香港、台湾的右翼排外主义问题。光琢磨对港台的优惠政策以及反分裂宣传、威慑，而不去思考当地的阶级关系、团结那里的劳动群众，是绝无可能实现各地人民的真正统一的，反而还可能加剧对立。而要团结当地的劳动群众，首先便要求内地劳动者起来争取政治权力。我们难道能指望一个压制自己工人的资产阶级，去帮自己生意伙伴的工人谋幸福吗？

左派中的国家主义者常常自诩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然而，他们是否真的了解，在中国工人争取权益的斗争——比如沃尔玛工人这一年来反对综合工时制的斗争中，信访、仲裁、诉讼、写信能产生多少效果？党政机关、人民法院、各级工会又发挥了何种作用？除了自己，工人阶级还能将希望寄托在谁身上呢？

我们绝不能否认国家体制内存在着积极力量，但能从根本上推动社会前进的还是无产阶级有力的团结斗争。为争取前者而压制后者，是彻头彻尾的舍本逐末，束住工人的手脚使其成为国家的附庸，是国家主义立场的体现。

正如《劳动者赞歌》所唱的那样：“我们的幸福和权力，要靠我们自己去争取。”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得。共产主义者是工人阶级运动的一员，而不是“站在工人阶级运动以外，宁愿向‘有教养的’阶级寻求支持”。

左派对国家主义的告别一直在艰难地进行着，面对资本与权力的介入，是时候加快步伐了。这不是件容易的事，否则第二国际就不会在一战中解体，我们只能一起加倍努力。我们相信：“那么多人终将走到一起，火红的五月，只是你我新的登场！”

2017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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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郑姿妍。来源：现代资本主义研究。责编：畢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