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民族主义思潮

在五四运动之前，中国的革命家并没有无产阶级思想，比如梁启超的“真爱国者”就是维护中华民族利益的人[1]；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把民族主义放在了第一位，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李大钊早期的文章大多以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为中心内容，即使是1918年的那篇著名的《庶民的胜利》，也是将无产阶级斗争认识为民主斗争。在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思想首先影响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很多人逐步转向反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道路，成立了共产党，并和国内各类民族主义思潮进行了斗争。民国时期著名的民族主义派别包括国家主义派、乡村建设派、自由主义派、买办派等。此时，党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也表现出了浓重的民族主义色彩。

国家主义派[2]

1918年成立的著名社团“少年中国学会”在十月革命后迅速分化为共产主义派和国家主义派。国家主义派（中国青年党）以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为主，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主张“全民革命”、“全民国家”，把“自由、平等、博爱”标榜为自己革命的口号，反对阶级斗争，认为只有实行以国家主义中心人物为领导的“醒狮”运动，中国才有前途[3]。在国家观上，他们认为国家存在的基础是人们对历史的回忆[4]。

1923年12月2日，少年中国学会总会第三次常会通过了陈启天的《何谓新国家主义》的论文，并在法国成立“中国青年党”，主要吸收学校、出版界、新闻单位的知识分子，利用群众的反帝热情成立了诸多组织[5]，以“内除国贼，外抗强权”为口号，“一刀两段用武力铲除共产党人”[6]，“今日所谓苏俄的援助，乃是有心以我们做他们工厂主义的试验场”，并且出专刊攻击国共合作，说“共产党首领利用群众”，要对军阀屠杀群众“负责”，声言“要根据国家主义的目的和政策，指导学生的爱国运动”，同时极力破坏共产党人领导的群众运动。国家主义派先是投靠军阀，在北伐军快要胜利时还曾掀起“护旗运动”；四一二政变后，国家主义派又投靠国民党右派，进行反共活动。1926年中国少年自强会解散，其他国家主义团体也迅速销声匿迹。

中国的国家主义派深受德意志国家派影响，如认为国家是“一定的人民，占有一定的土地，保有一定的主权”构成的一个统一的抽象体，“国家的人格也是国民的人格。所以国家人格受到损失的时候，国民人格便立刻感觉到受了损失。全靠这小己与大群的情感意志相粘连着、相影响之力，便成功国家的意识和国民的灵魂。”[7]在政治上，国家主义派要求民主宪政，建立民主共和国实现他们的政治权力。

国家主义派起源于德国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弗希特[8]。弗希特将“绝对的自我”看作是自己哲学的出发点，认为“绝对的自我”能创造世界及一切规律，强调意志的绝对自由。在德国人民抵抗法国的侵略，国家主义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但之后走向反动，要求劳动者服从统治阶级安排，用“保卫祖国”的名义发动侵略战争。在十月革命后，国家主义转为法西斯主义，极端仇视工人运动。

乡村建设派

乡村建设派诞生于1920年之后，先后有600多个团体参与，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组成单位之一。最主要的两个团体是梁漱溟领导的乡村建设派和晏阳初领导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乡村建设派的特点是：拒绝阶级斗争，将社会问题归结为文化和教育问题；试图从乡村切入，以教育为手段改造社会组织、改进生产技术，通过社会改良的方式使中国走向自强道路。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派以“文化复兴中国”为理念，认为中华民族以伦理、儒学文化凝聚在一起，而这种社会组织在“欧风俄雨”中遭到破坏，因此中国的问题“根本不是对谁革命，而是改造文化，民族自救”[9]，“我们政治上第一个不通的路--欧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我们政治上的第二个不通的路--俄国共产党发明的路。”晏阳初把中国的问题归结于国民的“愚、穷、弱、私”，为了造就“新民”，改造社会，他和平教会开展了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和公民教育。乡村建设派的社会改良活动依靠国民党地方政府、军阀、地主乡绅进行支援，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乡村建设派的工作也停止。

自由主义派

自由主义派的理论发源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19世纪时成为西方政治思潮主流。在抗战前，中国的自由主义派以罗隆基、施复亮为代表，认为民族国家是一种工具（但是他们否认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是全体国民的团体，国家对国民进行保护、培养和发展；自由主义派在政治上主张成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积极参与到民主运动中去。他们反对依赖美国，反对国民党把中国变成美国的保护国或殖民地；在抗战爆发后，他们也是积极参与反日运动。罗隆基主张“对外是中国人与日本人的生存竞争……共产党虽不承认国界，我们却不能放弃民族观念。”[10]

中国解放前一直进行的是资产阶级民主斗争，这段时间内，自由主义派和共产党关系友好，譬如施复亮提出恢复“联俄政策”，罗隆基也提出过“联共抗日”，反对国民党右派“攘外必先安内”的买办政策。但是中国的自由主义派缺乏力量，只能“调和国共、兼亲英美”，并没有对中国的政治产生太大的影响。

买办派

抗战前的买办派主要以胡适、蒋延黼、罗家伦为代表的亲美派和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亲日派。买办派在民族国家的哲学观点上和国家主义派类似，积极反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但是他们不主张反抗帝国主义侵略，而是“沉默地忍受”[11]。买办派同样主张成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但是在政治经济上要求依附于帝国主义国家。

国民党右派走的即为买办路线，亲美派希望依靠国际力量调停日本侵略，而亲日派则宣传“中日提携”、“共存共荣”。买办派的民族主义政策充分体现了民族主义理论的薄弱性，民族主义成为维护政治统治的工具，比如蒋介石在1932年6月6日发表《要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先要抵抗日本武士道精神》，把社会矛盾归结到精神层面。1939年3月21日发表《政治的道理》宣扬封建伦理，提倡“忠孝仁义信爱和平”、“对国家尽其至忠，对民族行其大孝”；亲日派也大搞封建文化运动，宣扬“大东亚圣战”、“五伦宪法”、“三礼政治”[12]等。

其他派别

以上的分类主要是按照政治团体来分类，此外还有一些对社会影响比较大的学术观点，把文化看作是国家的根本，代表人物有钱穆、吕思勉、顾颉刚、傅斯年等。这些人一般深受封建文化的教育，反感资产阶级打破中国传统的封建政治体系。比如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夸赞了明末清初的儒生的民族气节和操守，在《国史大纲》中主张激发人们对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崇敬，唤醒民众的民族自豪感；吕思勉在《中国民族演进史》中表示“天下最可怕的，是文化的侵略……。独有文化侵略，则使你自己忘掉自己。自己忘掉自己，这不就是灭亡吗？民族是以文化为特征的，文化的侵略，岂不就是民族的危机吗。”顾颉刚在七七事变后就投身民族文化通俗读物的编写工作中，创办了《大众知识》杂志；傅斯年认为“我们中华民族，说一种话，写一种字，据同一的文化，行同一的伦理，俨然是一个家族。”[13]这种文化民族主义和欧洲早期的语言民族主义一样，流传虽广，但影响不大。

如果了解当代左派、右派的民族主义思潮，再回顾一下民国时期的民族主义思潮，会发现，历史是如此相似！致献身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左派们，一定要认清楚“主义”后面特定阶级的政治主张，否则会走向不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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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约瑟夫?阿勒文森《梁启超和中国近代思想》

[2] 韩凌轩《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者反对国家主义派的斗争》，《破与立》1979年5月[3] 《论中心思想与中心人物》、《醒狮发端》，均载于《国家主义论文集》第一集[4] 李璜：“国家所以能够成立的要素不独在经济所需的实质，特别在历史所付的灵魂。德罢朗特说得好：

一个民族的‘国性’的成立是基于他的过去的回忆的；这种回忆并且是全民族，无分阶级，都一样具有的。”

[5] 包括上海的“醒狮社”、“中国少年自强会”，北京的“国魂社”，“少年中国自卫团”，南京的
“国光社”，武汉的“国锋社”，成都的“惕社”，重庆的“起舞社”，宁波的“爱国青年社”等。

[6] 《中国青年党的过去和现在》

[7] 李璜：《释国家主义》

[8] 《马克思主义者对国家主义派的政治思想批判》

[9] 《梁漱溟全集》

[10] 陈哲夫等：《现代中国政治思想流派》（下），当代中国出版社[11] 陈哲夫等：《现代中国政治思想流派》（中），当代中国出版社[12] “五伦”是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三礼”就是天礼、地礼、人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