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寰 | 马克思论秩序党人的失败 ——再读《路易·波拿巴雾月十八日》

在1848年革命后，马克思初次尝试使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了亲身经历的这场重大事变。他以法国阶级斗争为主线，研究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从诞生到覆灭的历史。尤其是，他对秩序党人走向失败的细致分析，揭示了工业社会中党派活动、阶级政治和国家形式的内在因果联系。马克思提出了许多创见性的理论和方法，为政党社会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1848年革命是欧洲工业社会的重要转捩点。在艰难转型中，欧洲出现了普遍的失业、贫困等社会问题。1848年2月24日，法国巴黎爆发了二月革命，路易·菲利普的七月王朝轰然垮台。经历艰难的分娩，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成立了。然而，新生的共和国仅仅存在了不到四年，就被共和国总统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扼杀了。作为这场革命的亲历者，马克思在政变后认真总结了法国1848-1851年的革命经验，撰写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一经典著作。在此书中，马克思首次尝试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解剖了第二共和国的兴衰。尤其是，他对政党、阶级政治和国家复杂互动的分析，开创了政党社会学的研究路径。

郑寰 | 马克思论秩序党人的失败 ——再读《路易·波拿巴雾月十八日》-激流网法国二月革命

一、理解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历史的钥匙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写于路易·波拿巴政变后不久。这部简短精悍的著作，对1848年2月24日到1851年12月2日期间的法国革命进行了讨论，以洋洋洒洒的笔触对各个政治派别的斗争进行了描写。马克思在历史和现实，理论与实践的对话中穿梭游弋，展现出透彻的洞察力和理解力。恩格斯强调了这部著作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地位。“正是马克思最先发现了重大的历史运动规律。根据这个规律，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或多或少明显地表现了各社会阶级的斗争，而这些阶级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又为它们的经济状况的发展程度、它们的生产的性质和方式以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质和方式所制约。这个规律对于历史，同能量转化定律对于自然科学具有同样的意义，这个规律在这里也是马克思用以理解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历史的钥匙。在这部著作中，他用这段历史检验了他的这个规律。”[1]

郑寰 | 马克思论秩序党人的失败 ——再读《路易·波拿巴雾月十八日》-激流网路易·波拿巴

马克思十分熟稔法国历史，在巴黎居住期间，他为研究十八世纪法国革命史做了大量笔记，并曾打算写一本《国民公会史》。因为，法国革命在此具有十分典型的意义，“在那里历史上的阶级斗争，比起其他各国来每一次都达到更加彻底的结局；因而阶级斗争借以进行、阶级斗争的结果借以表现出来的变换不已的政治形式，在那里也表现得最为明显。”[2]二月革命之后，马克思受法国临时政府之邀重返巴黎。他密切地跟踪法国政治时局，为《新莱茵报》撰写了大量时评。[3]在撰写这本著作前，马克思“不仅特别偏好地研究了法国过去的历史，而且还考察了法国时事的一切细节。”作为革命的理论家和学者，他试图揭示二月事变以来法国历史的内在联系，以及波拿巴政变成功的原因及后果。

正如马克思本人所说，在这部著作中，他力图证明“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局势和条件，使得一个平庸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4]对他来说，波拿巴在1851年12月2日的政变是一场笑剧。革命失败了，“在行政权面前，国民完全放弃了自己的意志，而服从于他人意志的指挥，服从于权威。”[5]这场阶级斗争最直接的具体结果，就是“波拿巴对议会的胜利，行政权对立法权的胜利，无言语的力量对言语的力量的胜利。旧国家的一种权力首先知识从它自身的局限中解放了出来，变成了无限制的绝对权力。”更值得瞩目的是，现代阶级斗争产下了一种奇特的政治怪物——“波拿巴主义”，国家成了完全独立的东西，成长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寄生机体。而在理解第二共和国历史这把钥匙中，秩序党人和波拿巴的斗争十分关键。回顾现有研究，专门讨论马克思论秩序党问题的文献并不多见。本文结合秩序党代表人物的相关回忆录和通信集，对马克思的著作进行诠解，力图勾勒出马克思政党理论和方法的基本特点。

二、走向联合：秩序党的阶级分析

在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历史中，秩序党却占有十分关键的地位。秩序党主要由正统派（Légitimistes）与奥尔良党人（Orléanists）两大保皇派联合组成。其成员包括梯也尔、巴罗、托克维尔、莫莱等著名政治人物，许多军队、大学、教学、律师、学院和报界的高官显贵，都分属于上述两派，虽然所占比例各不相同。[6]所谓正统派，是1814年到1830年波旁王朝长系的拥护者。而奥尔良派则是1830年七月革命到1848年革命这段时期执政的波旁王朝幼系、奥尔良公爵的拥护者。

郑寰 | 马克思论秩序党人的失败 ——再读《路易·波拿巴雾月十八日》-激流网奥尔良派

在马克思看来，正统派代表的是大土地所有者的利益，而奥尔良派代表金融贵族和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马克思反对仅仅通过政见观点来研究党派。他问道：”什么东西使这两个集团依附于它们的王位追求者并使它们互相分离呢？难道只是百合花和三色旗，波旁王朝和奥尔良王室，各种色彩的保皇主义或是它们的保皇主义信仰吗？”在马克思看来，答案是否定的。他尖锐地指出：“正统王朝不过是地主世袭权力的政治表现，而七月王朝不过是资产阶级暴发户篡夺权力的政治表现。所以，这两个集团彼此分离绝不是由于什么所谓的原则，而是由于各自生存的物质条件，由于两种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它们彼此分离是由于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旧有的对立，由于资本和地产间的竞争。当然，把它们同某个王朝联结起来的同时还有旧日的会议、个人的仇怨、忧虑和希望、偏见和幻想、同情和反感、信念、信条和原则，这有谁会否认呢？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它的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7]

两大保皇党休战联合的重要原因，主要来源于对社会主义者激进革命的恐惧。正如马克思所说：“在六月的日子里，一切阶级和党派都团结城一个维护秩序的党来反对无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党。”[8]秩序党建立于1848年巴黎工人六月起义之后，是一个反革命政党。这个党派把社会主义者视为“社会之敌”。他们认为，革命之后将产生一个没有秩序的混乱社会。例如，秩序党人的重要政治家托克维尔就把各种社会主义理论视为“二月革命的哲学”，他认为：“这种理论燃起真正的激情，激发嫉妒心，最后引起阶级之间的战争。”他注意到，六月起义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没有以改变政府的体制为目的，而是以变更社会的秩序为目的。实际上，它不是政治斗争，而是一场阶级的战斗，一种努力造反的战争。”[9]他把革命罪责归因为社会主义鼓动家们对财产不平等的错误论述，释放了巴黎群众的贪婪欲望。因此，秩序党人提出了“财产、家庭、宗教、秩序”的口号，借恢复国内的安宁为名实行对工人阶级的镇压。在六月革命后，两大政治派别逐渐走向了联合。[10]1849年，在梯也尔等人领导下，秩序党人成立了领导机关普瓦提埃大街委员会（Comité de la rue de Poitiers）。在1849年5月议会大选中，秩序党大获全胜，在705个席里占了450席，牢牢掌控了议会多数。

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中用大量篇幅研究了秩序党，讽刺嘲笑了秩序党作茧自缚，把政权拱手让给行政权的历史过程。马克思清楚地认识到秩序党的反社会主义本质。他认为，“资产阶级的所有各集团联合为秩序党，这是土地所有主和资本家为维持对劳动的经济奴役、维护保障这种奴役的国家压迫机器而结成的党……他们的阶级统治是与生产群众的解放直接公开对抗的——秩序是他们的阶级统治的经济政治条件的代称，是奴役劳动的代称……实际上，正统派、波拿巴派、奥尔良派、资产阶级共和派、耶稣会教徒，伏尔泰信徒，彼此抱成了一团。他们已经不再躲藏在王冠的庇护之下，已经不能再把他们的那些党争粉饰为争取人民利益的斗争从而使人民对它们发生兴趣，已经不再彼此分高下……它的直接任务，它的唯一的存在意义就是镇压人民。它是阶级统治的恐怖。”[11]因此，秩序党不再以保皇党的面目而出现，而是第一次作为“统一而不可分割的”资产阶级来行动。

三、议会制共和国：秩序党统治的国家形式

1849年5月28日，立宪共和国召开，秩序党的真正统治开始了。[12]马克思观察到，这些保皇派不再拥立恢复旧的君主制，而纷纷转向了共和政体。秩序党的政治基础是议会制共和国。“这两部分资产阶级都把这个既不叫波旁、也不叫作奥尔良、而是叫做资本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当作它们能够共同进行统治的国家形式。”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宪法带有明显的限制行政权的意图。马克思在评论宪法时说，“只要把宪法浏览一遍，就可以看出：只有那些确定总统对立法议会的关系的条文，才是绝对的、肯定的、没有矛盾的、不容丝毫曲解的。要知道，这里所谈的，是要建立资产阶级共和派的可靠地位。”[13]在秩序党人相继击败社会主义者、山岳党人之后，政治舞台上只剩下了唯一的敌人——共和国总统路易·波拿巴。

为什么秩序党人没有恢复旧王朝呢？我们可以从托克维尔的通信和回忆录中找到答案。他观察到，在革命后，人民最嫌恶的就是代表旧制度的旧特权等级，这种感情经过历次革命保存下来，“它就像一股清泉，乘着大海的波涛进入大海，既未与海水混合，又未消失在大海当中。”而秩序党人对共和政体的接纳颇有“将错就错”的味道。托克维尔坦诚道：“当时我并没有像今天这样认为共和制政府是最适合法国的需要……共和政体虽然可以许诺很多，但它给予人民的自由还不如君主立宪政体。法国的条件还不适于建立共和政体，因为对共和政体的建立还没有做任何准备，也没有适于建立它的良好条件。”[14]然而，在面对共和国总统路易·拿破仑之时，秩序党人却几乎转向支持共和政体。“这个共同的决心既是我们的团结标志，又是我们的旗帜。”主要目标是：“防止共和政体被颠覆，特别是防止出现路易·拿破仑的杂种王朝，这在当时是迫在眉睫的危险。” [15]

而在马克思看来，秩序党人的这种共和国是虚假的，共和政体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两大力量休战的需要，本质上具有暂时性。他对秩序党人的议会制共和国大加批判，认为资产阶级制度的这种无名形式或共和形式——这种资产阶级共和国，是一切政治制度中最可憎的制度。他批判道：“共和是联合起来的资产阶级各集团的、集所有人民剥削者之大成的无名股份公司……只有在无名称的共和制王国中，这两大集团才能在同等掌握政权的条件下捍卫共同的阶级利益，而同时又不停止其相互间的竞争。如果说资产阶级共和国只能不外是整个资产阶级的高级的纯粹的统治形式，那末，它不是以正统主义者为补充的奥尔良派的统治和以奥尔良派为补充的正统主义者的统治，即复辟时期与七月王朝的综合，还能是什么呢？”资产阶级共和国在这里表示一个阶级对其他阶级实行无限制的专制统治。

马克思对国家形式、政体形式与政党功能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他认为，秩序党的统治权力“只有在议会制共和国的形式下才可能存在，因为只有在这种国家形式下，法国资产阶级的两大集团才能互相结合起来，从而把自己的阶级的统治提到日程上来，以代替这一阶级中的一个特权集团的统治……它已不仅是法国资产阶级中两派（正统派与奥尔良派，即大地产与工业）能够平分秋色地进行统治的中立地盘。它并且是他们共同进行统治的必要条件，是它们的共同阶级利益借以支配资产阶级各派的要求和社会其他一切阶级的唯一的国家形式。”[16]这意味着，一方面，国家形式规定了党派在政治舞台上的作用，约束了党派对权力集团和政治上阶级组织的作用的一般结构。[17]另一方面，国家形式必须根据社会阶级结构，以及政党共同统治的社会条件来加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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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走向失败：秩序党与行政权的斗争策略

秩序党和波拿巴的斗争是第二共和国覆灭的关键时期。马克思从唯物史出发，对秩序党丢失执政地位进行了精彩的分析。他围绕一系列复杂的政治事件，对秩序党从联合走向解体，面对波拿巴节节败退的过程进行了深入研究。在马克思看来，秩序党丢失统治地位有以下几点教训：

一是未能掌握行政权，丧失了为维持议会制度所必需的支柱。在秩序党人与波拿巴的第一轮较量中，波拿巴蛮横无礼地解散了秩序党内阁。马克思认为，巴罗-法卢内阁被波拿巴解散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因为，掌握行政权的关键在于掌握内阁，而一旦失去分配阁员位置的权限，也就失掉任何实际影响力了。“在法国这样的国家里，行政权支配着由50多万人组成的官吏大军，也就是经常和绝对控制着大量的利益和生存；在这里，国家管制、控制、指挥、监视和监护着市民社会。”尽管秩序党人采取废除普选权、修改选举法、否决总统补助金、内阁不信任案等办法反击波拿巴，但却往往收效不佳。

二是面对紧急形势犹豫不决，丧失了对军队指挥权的掌控。秩序党人将军尚加尔涅一度执掌着正规军第一师和巴黎国民自卫军的最高统帅权。波拿巴借口擅自发布紧急命令，把尚加尔涅免职了。根据宪法，秩序党议会本可以任命尚加尔涅将军为国民议会议长，调动足够的军队即可保卫议会。但是，秩序党人内部的矛盾以及犹豫不决错失了良机。马克思指出：“秩序党既然推开了由尚加尔涅作代表表示愿意听它指挥的军队，因而把这个军队永不复返地让给了总统，这就表明资产阶级已经丧失了统治的使命。……秩序党人现在既已丧失了控制军队和国民自卫军的权力，那么它还剩下什么强制手段来同时保持议会用以统治人民的篡夺来的权力和议会用以防止总统侵犯宪法的权力呢？什么也没有了。”

三是不能把握时局变换，屡屡贻误最佳战机。马克思对秩序党人的斗争策略大家嘲讽。他认为，秩序党人总是极力避免和拒绝在重大的、迫切的问题上和行政权进行斗争。把反对行政权的斗争缩小为关于权限问题的无谓争吵，变成吹毛求疵、无畏争讼以及关于界限问题的争论，把最无聊的形式问题变成了自己的活动的内容。当斗争具有原则意义，行政权真正名誉扫地，国民议会的事业成为国民的事业的时候，秩序党不敢争斗。在与国家权力进行斗争的时候，秩序党人总是采取高尚和庄严的方式，而波拿巴却能用下流手段进行斗争。秩序党人屡屡错失千载难逢的机会，往往在紧急关头退出舞台，不断的议会休会多次为波拿巴提供了进攻时机。

四是党内派系不和，丧失了独立的议会多数。在1851年5月28日，修宪问题使得秩序党内部彼此利益矛盾的各个敌对派别的斗争公开化了，最终给秩序党彻底瓦解发出了信号。“修改宪法的问题造成了一种政治热度，它使这个产物重又分解为它原来的各个构成部分。”在马克思看来，“秩序党的解体还不止于它分解成各个基本构成部分。这两个巨大派别中的每一派，又都继续分解下去。看来，好像先前在两大营垒中的每一个营垒（不论是正统派或奥尔良派）内部曾经相互斗争互相排斥的一切旧有色彩，如同干纤毛虫碰到水一样，又都重新活起来了。看来，他们又重新获得了充分的生命力，能够形成具有互相对立的独立利益的各个派别了。”

五是政党代表性断裂，难以维护资产阶级的共同利益。由于议会与行政权的频繁争斗，议会屡屡否决内阁提案，从而损害了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1850年冬开始关于修筑巴黎-阿维尼翁铁路问题的讨论，直到政变结束时，还没有结果。在工商业危机下，金融贵族、工商业资产阶级开始抛弃秩序党。马克思观察到：“议会内的秩序党和议会外的秩序党也分裂了。……议会外的资产阶级群众，对总统奴颜婢膝，诋毁议会，粗野地对待自己的报刊。它渴望摆脱自己的政治统治地位，以便摆脱这种统治地位带来的麻烦和危险。资产者彻底抛弃了议会制共和国。”在流氓无产阶级的头目波拿巴的进攻下，秩序党先后丧失了内阁、军队、议会独立多数、最后丧失了资产阶级的支持，它的使命结束了。

结语：马克思政党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本文以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对秩序党和行政权的斗争为中心，从秩序党的阶级基础、统治形式、斗争策略三个方面，力图呈现出马克思政党研究的基本特点。我们认为，马克思开创了政党社会学的研究路径。这种研究路径的特点在于，从唯物史观出发，通过对社会各阶级斗争的深入分析，展现复杂历史事件中的内在因果联系。在方法论意义上，有几点值得借鉴参考：

一是阶级分析的方法，把冲突作为政治学研究的核心议题。在二战以后，工业社会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弱化了阶级地位与政党忠诚的关系。然而，在一些西方学者仍然认为，当代民主政治中的选举就是民主式阶级斗争的表现。“在现代的任何民主制度中，不同群体之间的冲突都是通过政党表达的，而政党基本上相当于一种‘把阶级斗争民主化的媒介’。即使许多政党已放弃阶级冲突或阶级忠诚的原则，但分析它们的要求和它们的支持力量仍表明，它们确实代表不同阶级的利益。”[18]后工业社会的阶级政治分野仍然在决定党派支持中起主导作用。左翼选民主要来自工人阶级和受剥削较多的阶层，而保守政党依然超比例地依靠较富裕的阶层。因此，应该更加严肃地对待阶级冲突的分析传统。

二是经济分析的方法，强调政治与经济的关联。马克思总是“跳出政党来理解政党”。在研究1848年革命时，马克思首先着手研究了近10年的经济史，对世界贸易危机以及工业繁荣对欧洲政治产生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他强调，阶级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受到它们的经济状况的发展程度、它们的生产的性质和方式以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质和方式所制约。技术结构的变化产生了不同的职业分类，而与职业相联系的社会环境导致不同的阶级文化。并且，在对资本主义运行规律的解剖中，他提出了世界各国工人政党都一致用以扼要表述自己的经济改造要求的公式，即：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这样，就把无产阶级政党从各种保守学说的束缚下解放了出来，为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政治原理。

三是利益分析的方法，对政党的言论和行动进行区分。他认为：“正如在日常生活中应当把一个人对自己的想法和品评同他的实际人品和实际行动区别开来，在历史的战斗中更应该把各个党派的言辞和幻想同它们的本来面目和实际利益区别开来，把它们对自己的看法同它们的真实本质区别开来。”[19]这对我们的启示在于，在政党研究中要注意分析不同阶级的物质利益和政治利益，避免陷入不同党派的辩论修辞中去。在观察和研究政党与选举等行为之时，不应该沉迷在政治候选人的花边新闻和报道，或者空泛的制度条例，而应更注重探寻政党活动的内在规律。

四是形式分析的方法，超越传统政体的思维。正如马克思主义学者普兰查斯所说：“要想具体地研究国家形式，只有在政治舞台上，在这些国家形式与政体形式的结合中，给政党对权力集团的作用的总的结构加以界说才能办到。”马克思在1844年《德法年鉴》中就提出，对国家形式的分析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而是要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解剖根源于的物质生活关系。马克思对议会制共和国覆灭的研究超越了传统的政体划分的学说，不再局限于“君主国还是共和国”讨论抽象的理论问题，而是对立法权和行政权，以及国家与政党政治的关系进行了更深入研究。可以看到，马克思并没有把民主和专制对立起来，更不会静态地用各种结构性的测量指标去判定一个国家达到了多少民主？达到了多少法治？而是从关系和策略的出发，呈现行动者与制度结构的内在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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