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博洲 | 台湾向何处去 ——“二二八”与台盟的人民民主斗争

“二二八”有两条战线的斗争

“二二八”斗士，台盟创盟者之一的老台共苏新(1907-1981)晚年在《关于“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的回忆文章中指出：“二二八”有两条战线的斗争；一条是武装斗争，另一条则是谈判斗争。[1]

揆诸史实，苏新所说的武装斗争，也就是“台湾省工委会委员武装部长”张志忠(1910-1954)领导的台湾民主、自治联军的武斗。谈判斗争，则是以王添灯(1901-1947)为代表的处理委员会的文斗。不管文斗或武斗，具体的政治要求都是民主与自治。这也是不容湮灭与扭曲的“二二八”起义的性质。

“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的文斗

1947年3月1日，台北市参议会邀请国大代表、省参议员、参政员等组织“缉烟血案调查委员会”。3日，全省领导核心的“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成立，在组织大纲中明确规定：本会“以团结全省人民、改革政治及处理‘二二八’事件为宗旨”。4日，在人民的压力之下，处理委员会代表们向陈仪正式提出“由‘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策划政治上之改革”的要求，由调处缉烟事件及维持治安的任务进而发展为政治改革的斗争。6日，处理委员会发表《告全省同胞书》明确声明：“我们的目标是在肃清贪官污吏、争取本省的政治改革，不是要排斥外省同胞……我们同是黄帝的子孙，民族国家政治的好坏，每个国民都有责任。”同日，宣传组长王添灯将“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对事件处理的“改革方案”交给“对策委员会”的潘钦信、萧来福和蔡子民三人(最高指导是蔡孝乾)综合讨论，然后由潘钦信执笔，草拟了32条《处理大纲》，并于7日由处理委员会向行政长官陈仪提出。[2]

32条《处理大纲》包括：“对目前的处理”7条，“根本处理”（包括军事方面3条、政治方面22条）25条。

一、对于目前的处理

1、政府在各地之武装部队，应自动下令暂时解除武装，武装交由各地处理委员会及宪兵队共同保管，以免继续发生流血冲突事件。

2、政府武装部队武装解除后，地方之治安由宪兵与非武装之警察及民众组织共同负责。

3、各地若无政府武装部队威胁之时，绝对不应有武装械斗行动，对贪官污吏不论其为本省人或外省人亦只应检举转请处理委员会协同宪警拘拿，依法严办，不应加害而惹出是非。

4、对于政治改革之意见可条举要求条件向省处理委员会提出，以候全盘解决。

5、政府切勿再移动兵力或向中央请遣兵力，企图以武力解决事件，致发生更惨重之流血而受国际干涉。

6、在政治问题未根本解决之前，政府之一切施策（不论军事、政治）须先与处理委员会接洽，以免人民怀疑政府诚意，发生种种误会。

7、对于此次事件不应向民间追究责任者，将来亦不得假藉任何口实拘捕此次事件之关系者。对于因此次事件而死伤之人民应从优抚恤。

二、根本处理

甲，军事方面：

1、缺乏教育和训练之军队绝对不可使驻台湾。

2、中央可派员在台征兵守台。

3、在内陆之内战未终息以前，除以守卫台湾为目的之外，绝对反对在台湾征兵，以免台湾陷入内战漩涡。

乙，政治方面：

1、制定省自治法为本省政治最高规范，以便实现国父建国大纲之理想。

2、县市长于本年六月前实施民选，县市参议会同时改选。

3、省各处长人选应经省参议会（改选后为省议会）之同意，省参议会应于本年六月以前改选，目前其人选由长官提出交由省处理委员会审议。

4、省各处长三分之二以上须由在本省居住十年以上者担任之（最好秘书长、民政、工矿、农林、教育、警务等处长应该如是）。

5、警务处长及各县市警察局长应由本省人担任，省警察大队及铁道工矿等警察即刻废止。

6、法制委员会委员须半数以上由本省人充任，主任委员由委员互选。

7、除警察机关之外不得逮捕人犯。

8、宪兵除军队之犯人外不得逮捕人犯。

9、禁止带有政治性之逮捕拘禁。

10、非武装之集会结社绝对自由。

11、言论、出版、罢工绝对自由，废止新闻纸发行申请登记制度。

12、即刻废止人民团体组织条例。

13、废止民意机关候选人检核办法。

14、改进各级民意机关选举办法。

15、实行所得统一累进税，除奢侈品税、相续税外，不得征收任何杂税。

16、一切公营事业之主管人由本省人担任。

17、设置民选之公营事业监察委员会，日产处理应委任省政府全权处理，各接收工矿厂应置经营委员会，委员须过半数由本省人充任之。

18、撤销专卖局，生活必须品实施配给制度。

19、撤销贸易局。

20、撤销宣传委员会。

21、各地方法院院长各地方法院主席检察官全部以本省人充任。

22、各法院推事检察官以下司法人员各半数以本省人充任。[3]

总的来说，主要就是：反对在台湾征兵而将台湾陷入内战漩涡，制定省自治法为本省政治最高规范，地方首长实施民选，省府各处及警政官僚由本省人充任，以及言论、出版、罢工、集会、结社自由等民主、自治的具体要求。

台湾民主与自治联军的武斗

“台湾省工委会委员”正式成立后的同年9月，嘉义新港籍的委员兼武工部长张志忠(本名张梗)，持蔡孝乾介绍函往晤旧农组领导人简吉(1903-1951)，并在其协助下建立嘉义、台南等地区群众组织。

1947年2月28日，张志忠在嘉义听到台北缉烟冲突引发民众暴动的广播，随即前往东石，会同三民主义青年团朴子区队长兼《和平日报》东石分局长张荣宗（1908-1947）等“自称自治同盟”的地方青年，接收警察拘留所，放走所有被关押者。

3月2日，张志忠又通过在嘉义电台职员中建立的外围组织，把嘉南地区自发的武装群众组织起来，统筹指挥战斗。4日，张志忠北上，先到台中联系无实战经验而苦于无力指挥迅速扩大的大部队的谢雪红（1901-1970）；然后他再赶继续北上联系，听说台北的起义计划已准备停当，只等一声令下发动，就在桃园过夜。5日，张志忠先到台中作战本部，交代杨克煌(1908-1978)尽快把武器疏散农村，准备下乡长期战斗。然后又由简吉帮同，将南部地区起义民众组成“台湾自治联军”（即嘉南纵队）。6日，谢雪红、杨克煌遵照张志忠的意见，挑选“中部地区治安委员会作战本部”最精良队伍，集中编成基干队伍“二七部队”。8日，宪兵二营由福州运抵基隆。晚上，蔡孝乾在台中与谢雪红见面，决定尽速召开全省武装力量的会议，成立全省的武装领导机构。9日，国军第21师先遣之一个团到达基隆。10日，“台湾自治联军”最后一次攻击水上机场后结束了嘉义地区的战斗。

3月12日，大批国军空运嘉义，展开肃清作业；“二七部队”撤出台中市，开进埔里，改称“台湾民主联军”，准备与“台湾自治联军”在嘉义山区的“小梅”会合，展开长期的“游击战”。14日，国军由嘉义开始进剿，在斗六与陈篡地部发生小规模遭遇战；陈部寡不敌众乃将部队带上小梅山区的樟湖，与张志忠会合；三青团台中分团主任张信义与简吉随后也潜入该部活动。15日晚，谢雪红和杨克煌离开埔里，前往小梅。16日，国军分路进攻埔里的“台湾民主联军”。18日，陆军整编第21师436团第7连于小梅附近击溃“台湾自治联军”北港队。19日，陈篡地部因陆军整编第21师围剿甚急，陆续将所有武器、弹药及附近村民之粮食、牛车等悉数从小梅、竹崎一带向山地撤退，以谋长期战斗。29日，张志忠领导自治联军与陆军整编第21师434团第2营的围剿部队展开最后一场战斗，坚持到4月8日而告一段落。[4]

民主与自治

据《安全局机密文件》所载，1946年7月，以彰化籍的蔡孝乾(1908-1982)为书记的中共“台湾省工委会委员”正式成立，初期的所谓“阴谋策略与活动方式”，至少有以下几条：

第一，紧密团结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以反美帝、反国民党官僚，实行民主自治为纲领，号召全省各阶级人士（包括外省人与高山族同胞），组织广泛的爱国爱乡统一战线。

第二，展开外省同胞工作：争取外省人士，站到反蒋的爱国统一战线上。驱除排外心理，团结外省人。

第三，调查中心的产业部门，以建立与工人的关系，找出工人的共同要求，领导工人斗争。在工运方面，亦应团结外省工人，以改善生活的经济斗争，提高本省人之政治警觉。

第四，以“台人治台”的政治口号，号召台湾人民，并藉此团结争取台湾社会各阶层人士，从而改造之。

这样看来，“二二八”期间文武两条战线的政治主张大体也与此一致。

台湾往何处去

在一场官逼民反的“二二八”蜂起被镇压后，台湾民众的祖国认同面临了第一次的分岐；他们对“白色祖国”原先怀抱的、不切实际的期望幻灭了。

5月中旬，行政长官公署撤废，台湾省政府成立。新到任的魏道明政府宣布：解除戒严令，停止清乡，停止检查新闻、图书、邮政，以及解除各项交通管制等与“二二八”有关的管制措施。

然而绝大多数的台湾青年仍然陷于思想无出路的苦闷当中，苦苦地思索着台湾往何处去的问题。

与此同时，吴克泰、周青、蔡子民、陈炳基等参与“二二八”文武两条战线斗争而遭到台湾当局通缉的台湾青年，陆续流亡到上海台湾同乡会。在上海，他们看到了《解放日报》在3月20日发表的题为《台湾自治运动》的社论指出:

如果略为温习抗战胜利后台湾发展的历史,就可以知道,台湾的自治运动,是完全合理的、合法的、和平的,它的所以变成武装斗争,完全是由于蒋介石逼出来的,蒋介石对于台湾的统治,其野蛮程度,超过了日本帝国主义。台湾人民在蒋介石法西斯统治下的生活,比当日本帝帝国主义的亡国奴还要痛苦……

日据时期台湾二林蔗农事件领导人，本名李应章的会长李伟光(1897-1954)医师于是聚集这些台湾青年与同乡会干部及公费生，就“二二八”事件作了一次总检讨，然后每周召开一次时事讨论会，并且决定办一份油印的《前进》，在台湾发行。[5]

7月1日，由前进社印行，吴克泰主编的《前进》第一期“二二八特辑”出刊，封面是套色的农民起义的木刻版画。除了“发刊词”断言 “过去的‘二二八’的失败正意味着未来的‘二二八’的成功”之外，还刊登了《二二八事变的教训》《二二八事变的内幕——检讨我们的战线》《二二八诗集——林献堂的真面目》《谈屠杀政策》与《台湾往何处去》等与“二二八”事件直接相关的文论。

其中，《二二八事变的教训》指出至少要把握“二二八”事变带给台湾人民的七点教训。

第一，要认识到反动政权的本质。简单的说，这个世界有两种政府。一种是代表极少数的大资本家、大地主、封建官僚和买办阶级的法西斯独裁政府，它的形式不管是日本帝国主义、纳粹、法西斯、杜鲁门主义或一党治国的国民党政府，都是一样的。从这个观点来看就会清楚明白：光复初期，台湾同胞以为获得了解放而欢天喜地的心情，不过是没有认识到反动政权本质的盲目幻想罢了；而这次事变中许多台湾人见了外省人就打的现象，也是因为没有认识到国民党政权的本质才会这样；同样地，认为台湾搞到这样的田地是陈仪一个人的问题，换了一个文官情况就会好转，也是没有认识到反动政权的本质。

第二，不要被欺骗，不要怕威胁。因为对反动政权的本质认识不清，当然就会被欺骗。这点已经很明白地表现在“二二八”期间台湾士绅阶级的身上了。另一方面，既然认识到反动政权的本质了，就应该坚持信念，不要怕威胁。

第三，要让工农群众赶快起来。争取地方充分自治的政治改革，是各地共同表现出来的政治要求，因此这次事变的本质可以说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也因此没有工人、农民提出自身的根本要求，当然就无法号召广大的工农群众加入斗争的行列。而台湾真正自主的工农组织本来就很微弱，这次事变会失败，缺少工人和农民有组织地参加也是最大的原因。

第四，打倒奴隶主义。这不仅仅是针对那些亲日的老皇民，现在还包括那些要做美国奴的人，以及要求国际托管台湾的人；这种宁愿做人家殖民地的奴隶性更需要彻底斗争。

第五，认识领导者。从日据时代的文化协会以来，台湾的社会运动一直就存在着左、右两条路线的斗争。经历过这次“二二八”的斗争，那些士绅阶级出身的所谓“社会领导者”已经完全暴露他们妥协、摇摆的真面目了。相对地，人们也通过这次斗争认识到左派前辈们英勇献身的精神和光荣的历史。总之，谁真正替民众奋斗牺牲，谁只是为自己的利益奔走，决定了谁才是未来运动的领导者。

第六，对胜利需有信心。通过这次事变认识到人民的力量！事变初期，大多数的地方政权都已经完全把握在人民手中；武器也握在人民的手上，假使这次事变有组织的力量，有正确的领导，人民的力量就可以得到完全的胜利。所以，在检讨过去的错误，总结过去的教训后，只要能顺应历史的进展，跟着正确的路线前进，一定能得到最后的胜利。具体的做法，首先就是要把青年学生、工人、农民等人民的力量组织起来。

第七，须要认识世界的潮流，配合国内的民主路线。总原则是必须认识到日益高涨的世界民主潮流，并且要将岛内的运动跟国内争民主、反饥饿的斗争结合起来。事实上，这次“官逼民反”的事变和国内争民主、反饥饿的斗争根本是同一性质的斗争。从台湾的历史经验来看，必须认识到:在整个中国没有实现政治民主，民生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以前，台湾是不能够孤立地提早实现革命的理想的。

《二二八事变的内幕——检讨我们的战线》既揭露了事变期间国民党政学系、CC派和军统的各派政治势力利用民变搞内部权斗的内幕，也指出台胞所表现的亲美派、亲日派、政研派和高度自治派的种种政治倾向，最后强调“二二八”的血的教训让人们切实地觉悟到：“要解放自己，只有自己的力量才是可靠，才能由统治阶级争取到政权。”

针对起义被镇压后台湾民众各种思想情绪，吴克泰执笔了《台湾往何处去》。他分析说，台湾往何处去？或者说台湾应由谁来管才能管好？这就是台湾的出路问题，同时也是台湾政治的基本问题。如果这个问题没搞清楚，那么一切的议论都将失去理论根据。光复以来，虽然每个人对这个问题都有自己的看法，但这种看法只是无意识地存在于个人的脑袋里头，一般人都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但是一场突然的“二二八”事变却使得客观形势急速转变。这就迫使我们非得决定自己的立场不可。他指出，为了找到台湾往何处去的答案，首先要把笼统地存在于不同的台湾人脑袋里头的各种意识整理出一个头绪，再加以分析，最后才能找到一条正确的出路来。而他把这些意识归纳为:亲日论、亲美论、国际托管论、独立论和自治论等五类。他进而分析说，亲日论、亲美论、国际托管论和独立论，都是不能从本质去分析批评事物，却根据一些现象或错误的材料而轻率地下的结论，根本是不该走，也根本走不通的绝路。他最后强调指出，现在无论从哪一方面看来，只剩下自治这条路才是台湾应走的康庄大道，也只有走这一条路才有成功的可能性。因为台湾是中国的一省，台湾的问题也就是中国的问题；台湾在中国主权下的高度自治是“二二八”期间民众要求的主调，像“二二八”这样反对腐败官僚的民众烽起事件，几乎在大陆每个国民党接收的地方都发生过；“二二八”事变的性质其实跟整个中国觉醒民众反封建官僚的斗争是一样的。除非整个中国摆脱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状态，理想的政治就一日不能实现，台湾也就没有可能高度自治。总之，台湾人民的自治运动只有加入全中国的民主统一战线，台湾才能实现真正民主的高度自治。

《前进》第一期印了几百份送回台湾。据反映，它受到岛内青年的热烈欢迎，广为传阅，从而适时地帮助他们解决关于“台湾往何处去”的思想出路问题。[6]

于是，进步的台湾青年又通过阅读《时代》《文萃》《观察》《展望》等公开发行的杂志，以及一次又一次的学习、讨论与争辩之后，逐渐对祖国大陆的社会、政治状况，正在进行着的国共内战的情势，以及国统区各大城市热烈进行的反内战运动，都有了一定程度的理解。他们也通过对内战中国政局的进一步认识，与新的历史、社会理论的探索，建立了明确的社会阶级立场，进而投入了全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洪流当中。他们大都具有悲怆的本土情操，更有科学理智的世界观。无分大陆与台湾的被凌辱的中国现代史，也使他们深刻认识到：所有的解放努力只有一个战场，那是跨越海峡的。台湾社会的历史特殊性，包括政经人文现象方面，也都在社会发展理论中统一融合于全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变革观念里。于是他们的政治认同就在对白色祖国绝望之后转向红色祖国。(林书扬语)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在香港成立

1947年5月，谢雪红、杨克煌、古瑞云也从厦门转到上海，受到台湾同乡会李伟光的掩护。不久以后，老台共孙古平、老农组李乔松、苏新与《民报》总主笔陈旺成也陆续来到上海台湾同乡会。[7]7月，苏新因为安全顾虑也转往香港。一段时日后，苏新陆续见到了经由上海局安排而转往香港的古瑞云、杨克煌、谢雪红，共同创办了“新台湾出版社”，出版《新台湾》杂志。8月25日，新加坡《南侨日报》首刊谢雪红“7月16日写于上海”的《告台湾同胞书》，号召台湾同胞继续高举“二二八”旗帜，为推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实现民主自治而斗争。11月1日，此文再刊于《新台湾丛刊》第二辑。[8]

为了“工作方式”的便利，他们在香港的工作性质(也可以说是工作任务)是：第一，以香港为据点，向台湾宣传国内外形势，特别是国内革命情况。第二，以香港为据点，向国外或大陆揭露蒋政权压迫和剥削台湾人民的情况。第三，利用香港的报纸公开反对托管运动和美帝侵略台湾的阴谋。第四，把在大陆及国外的台胞联系起来。为了便于进行这些工作，最好用一个政治团体的名义出面，比较好工作，比较有效果。更重要的是，他们从“二二八”斗争的失败经验认识到：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统一战线”团结各阶层的革命力量，就不能与共同的敌人斗争到底，在斗争的过程中，革命力量必被敌人分化。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包括各阶层的政团，提出代表各阶层利益的政纲，公开出来号召，要团结各阶层的民众是不可能的。由于这样的血的教训，“二二八”后，“统一战线”的组织就成了台湾革命运动者的重要任务。于是他们根据台湾人民追求民主自治的政治要求，在11月12日组织了“台湾民主自治同盟”。

根据《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筹备会第一次会员代表会文告》所载，该盟“筹备会办事处地址及会员名单暂不公表”。但是，为了避免被香港政府发觉，他们就公开声明“台盟”是在台北成立的，总部设在台北。以后，它的一切声明、宣言、新闻消息等等，都用“台湾通讯”的形式或以“台盟”的名义发表。例如：

1947年11月12日香港《华商报》“台北通讯”：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筹备会，于国父诞辰在本省北部某地，召开该筹备会一次会员代表会，议决该同盟之纲领规程草案，并发表时局口号文告等。据悉：该同盟以团结本省全体人民，为争取台湾省自治及响应全中国人民之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之斗争为宗旨，该同盟盟员表示坚决愿为台湾民主自治而奋斗，为人民服务而努力。闻该同盟将在省内外各地展开广泛的组织活动，并促进其及早正式成立。

这样，自1948年初起，人们就常在民主报纸或杂志上，看到“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的声明或该同盟总部发言人的谈话。当时，有相当多知识分子与商人由于内战形势而逃避香港，党派林立，统称“第三势力”。“台盟”的成立也具有用台湾人民“二二八”的教训说服这些人回返大陆不要到台湾的意义。

台盟的规程与纲领

从台盟的“纲领”“规程”及“时局口号”，我们可以看出它的“立场”和“路线”。“规程”第二条规定，该盟“以省内及旅外台湾省民组织”；第三条则阐明“以实现台湾省之民主政治及地方自治为宗旨”。1947年11月12日“台盟筹备会”发表，正式成立后未有更改的“纲领”是：

1、设立民主联合政府，建设独立、和平、民主、富强与康乐的新中国

2、保障人民身体、行动、居住、迁徒、思想、信仰、言论、出版、通讯、集会、结社基本自由。

3、省为方自治最高单位，省与中央政府权限之划分，采取均权主义，省得自制省宪及选举省长。

4、实行台湾省彻底的地方自治，省长、县长、市长、区长、镇长、乡长一律由人民直接选举。

5、省设省议会、县设县议会、市设市议会为代表人民行使政权的机关。

6、实行普选制度，人民之选举不受财产、教育、信仰、性别、种族之限制，废除选举人之公民宣誓登记及候选人之检覆制度。

7、司法绝对独立，不受行政军事之干涉。撤消政治警察、经济警察、秘密警察及一切特务组织。

8、中国之领土及领海不许任何外国军队之驻扎。

9、反对帝国主义之侵略，确立独立自主外交。

10、保障人民之生存权、劳动权及营业权。

11、发展民族工商业，废除一切经济统制。

12、实行八小时劳动制，制定保护工人应有团体交涉及罢工、怠工之权利。

13、“耕者有其田”为土地改之基本原则。

14、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实行所得统一累进税。

15、高山族人民一律平等，并得组织自治单位。

16、保障学术研究之绝对自由，实行免费之公民教育。

17、保障妇女在经济上、政治上、法律上、社会上之绝对平等。

18、设立疾病、衰老、残废、失业、孤儿、贫民之救济机关。

总的来说，它的性质体现为四大要点：第一，台湾隶属中国一省的政治立场。第二，拥护人民民主制度，打倒独裁专政，设立民主联合政府，建设独立、和平、民主、富强与康乐的新中国，实现台湾省的民主政治及地方自治。第三，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打击勾结美帝的所谓“托管派”和“独立派”。第四，争取台湾人民各阶层的共同利益。由此可知，参加这个统一战线的成员必须具备的条件是：反蒋、反美与反独。缺一不可。

台盟的时局口号与运动

台盟的“时局口号”，随着时局的变迁，当有加减，这里只集其重要部分，以示“台盟”的性质及其任务。

1、打倒独裁专政，实行人民民主制度！

2、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自由！

3、撤废人团体组织条例，取消新闻杂志登记制度！

4、解散政治、经济的秘密警察及一切特务机关！

5、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

6、打倒官僚资本，没收贪污财产！

7、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美军退出中国去！

8、反对美军在台湾建设军事基地，日本人退出台湾去！

9、反对美帝扶植日本法西斯残余势力，排斥日货！

10、反对反动派在台训练新兵，反对征兵征役！

11、反对苛捐什税，反对征粮征购！

12、反对经济统制，撤废贸易包办，打倒公卖局！

13、实行减租减息，保护农民利益！

14、发展工商业，反对美帝的经济侵略！

15、反对搜括人民财产的币制改革，黄金外币保存起来，不要缴出！

16、反对法西斯教育，赶出校内的党务特务！

17、学术自由，学校开放，学生自治！

18、拥护开罗公报、波茨坦宣言，反对殖民地化的“托管”“独立”！

19、拥护新政协，拥护民主联合政府！

20、全省人民团结起来，争取台湾自治！

21、全省人民和全国人民联合起来！

22、中国人民解放万岁！

23、台湾人民民主自治万岁！[9]

主要运动包括：

1.响应新政协运动

1948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召开新的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7日，台盟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号召台湾同胞起来响应，“配合全国人民的革命战争，广泛地展开反对美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台湾分离运动的各种斗争，准备参加‘政协会议’，‘人民代表大会’和‘民主联合政府’，这样，台湾人民才能由美蒋联合统治的痛苦中解放出来”。

《告台湾同胞书》发表之后，台盟随即积极展开新政协运动。7月4日，它邀请各人民团体的进步干部及各界士绅，开了一个广泛的座谈会。各人意见总结如下：(1)出席各团体及社会贤达一致拥护中共号召，准备派代表参加。(2)未参加团体，今后共同努力劝其参加，并广泛征求人民的意见。扩大宣传“新政协”的意义，同时发动群众斗争，配合新政协运动。[10]

7月16日香港《华商报》“台北通讯”报导：

“台盟”总部顷派出许多干部到各地访问各人民团体及各界民主人士，说明目前国际形势，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发展情形及“新政协”与台湾的将来等，极力展开“新政协运动”，已获各人民团体及各界开明士绅的赞成和拥护。

2.《台湾耻政三周年告同胞书》

10月25日，适值国民党政权统治台湾三周年，“台盟”发表长达二千五百多字的《台湾耻政三周年告同胞书》。当天的《华商报》全文刋出。该文告号召台湾人民起来响应国内人民，彻底消灭国民党在台湾的反动政权，以解放台湾，同时特别唤起台湾全体人民十分警惕美帝在台湾的阴谋：

台湾人民必须认清：我们要争取真正的解放，就要彻底打倒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彻底消灭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国民党政权的统治。我们绝不可对美帝有些少的幻想，也决不要对国民党再有任何期待，必须要完全消灭他们，才是真正的解放。因此，对那些主张“和平”“妥协”的所谓“中间分子”和“假反蒋”的走狗们必须十分警惕，因为他们都是要欺骗人民去维护他们的政权。这些和去年民变时的御用绅士的妥协一样，是要缓和人民的反抗，其后再来压迫我们的……台湾人民必须赶快团结起来，联合全国人民，彻底消灭在台的国民党反动政权，赶出美国侵略者，真正解放台湾。不要静待第二次“光复”，必须准备作第二次的“二二八”！

3.贺东北完全解放

11月8日，香港《大公报》《文汇报》《华商报》同时披露了“台盟”为东北完全解放于日前致电毛泽东、朱德两先生祝贺的消息；其中《华商报》全文刊出电文。该贺电同时强调：

革命愈接近胜利，敌人愈疯狂挣扎，最近反动首恶纷纷到台，加紧部置，想把台湾作最后基地，藉图苟延残喘，以挽救其灭亡的命运。我们深望：人民解放军，继续以雷霆万钧之势，向前推进，扫荡一切蒋军，进而渡海协助台湾人民武装，共同消灭反动派在台湾最后的力量，制止美帝的侵略，解放台湾。我们势与全国人民团结在一起，坚决战斗，直到全国胜利为止！

4.抨击陈诚主政、蒋经国主党

12月29日，国府行政院任命陈诚为台湾省主席。30日，国民党中常会任命蒋经国为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1949年1月7日，“台盟”总部发言人发表声明，抨击陈诚主政、蒋经国主党：

南京政府命陈诚主台，蒋经国为党部主委，是反动派决不愿投降人民，在加紧布置后路而决心挣扎到底的铁证。陈诚主台必然地要施行更加残酷的统治……台湾人民必然会更加凄惨，所以台湾人民是坚决反对这个第三号内战罪犯的血腥统治，也一样反对人民公敌“经济戡乱”的败将，以党主委的名目来台“戡乱”，而坚决向反动派斗争到底。

5.反对南京的“假和平”

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表“和平”文告。14日，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在关于时局的声明中提出，在八项和平条件的基础之上同南京的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台盟”立即发表声明，拥护中共主席毛泽东提出的八项和平谈判条件，而反对南京的“假和平”或“妥协”：

真正的和平是人人在所渴望着的，但本同盟向来就主张，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革命战争必须做到解放台湾，才能称为全国胜利，于是台湾还未解放即不得停止军事进政，在这以前，任何“和平”“妥协”都是违反全国人民利益，而台湾人民决不会同意的……全国人民决不容许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并反对任何对中国的干涉。设若美帝以任何借口要控制中国国土的任何一个地方——尤其是台湾，中国人就必须不惜任何牺牲向它作战到底。

从以上几种声明所表述的时局口号，我们也可以看出“台盟”对于台湾人民的号召作用，和它反对美帝主义斗争的坚决。[11]

国共内战的“另一个战场”

台盟的第一任主席是日据时期台湾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之一的谢雪红。1948年5、6月间，为了组织香港的进步台胞，台盟又成立“台盟香港支部”：主任委员丁光辉、总务主任杨克煌、组织部主任颜光、宣传部主任苏新、青年部主任刘雪渔(刘死后由林田烈接任)。主要是用“台盟”的名义出面来教育旅港台胞。后来，大部分盟员到了解放区；最后，苏新和林良材也到了北京。“台盟香港支部”就无形中解散。[12]

台盟争取台湾解放的斗争于是回到台湾。

1949年年初，历经辽沈、淮海与平津三大战役以后，大陆的内战形势有了决定性的转变；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面临全面崩溃的局面。随着蒋介石的反攻布局，台湾的地位也更加重要；相对地，它的政治形势也更加严峻了。

4月6日凌晨，为了压制台北日渐蓬勃的“反内战”的学运，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派出大批军警悍然冲进学生宿舍，逮捕了一百多名以台大与师院为主的学生，制造了白色恐怖滥觞的“四六惨案”。

4月20日，解放军渡江，南京易帜。

5月1日，台湾省警备司令部实施全岛户口总检查；19日，宣布台湾全省戒严（长达38年）；其后又禁止一切“非法”集会、结社、罢工、罢课、罢市，并制定新闻、杂志、图书管理办法。紧接着针对“匪谍”的«惩治叛乱条例»也颁布实施了。

5月27日，上海解放。

7月10日，台盟与台湾省工作委员会、解放军驻台代表联名在全省同步散发《告台湾同胞书》，以及一些写着明确口号的小传单，展开政治宣传攻势。

8月5日，向来支持国民党政权打内战的美国政府通过《中国问题白皮书》的发表而抛弃了蒋介石，并对中国情势改采消极观望的态度。

8月18日，从台大法学院毕业的王明德（民进党政客王世坚之父）破口，保密局循供逮捕了成功中学与台大学生及基隆中学校长锺浩东等44人。从此拉开台湾50年代白色恐怖的序幕。

9月4日，新华社北平电讯刊发《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主席谢雪红对美国并吞台湾阴谋的声明》。谢雪红强调：

由于中国革命战争的迅速发展，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的时间一天天逼近，美国帝国主义者越发着急了，就公开发出“占领台湾”的叫嚣来。各方消息盛传美国政府已向国民党广州政府发出照会，说它要“接管台湾作为太平洋美国占领区的一部分”。我们不知道美国政府凭什么权利竟敢作侵占中国领土台湾的痴心妄想。

美帝国主义侵占台湾的阴谋一定要失败的。台湾人民三百年来就不断地与侵略者进行着斗争，现在人民解放军正向华南进军，并已解放了福州，台湾的解放是不久了。台湾人民将与全国人民和人民解放军在一起，坚决肃清台湾的国民党匪帮残余并驱逐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为建设人民民主的新台湾和新中国而努力。

9月21日至30日，谢雪红、李伟光等五人作为民主党派之一的台盟正式代表，应邀参加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12月，在大陆的内战战场上全面败退的蒋介石政权残余势力撤退至台湾，开辟延续内战的“另一个战场”。

1950年2月28日，台盟发表“二二八”三周年《告台湾同胞书》，向“亲爱的台湾同胞们”宣告：

全国四亿七千万人民已经决心把解放台湾统一全中国作为今年的第一个重大任务，准备集中一切力量，渡海歼灭蒋匪帮的残余势力，解放台湾。

我们台湾人民有着数十年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革命传统，尤其我们在“二二八”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伟大的英雄气概，是值得我们骄傲的。所以今天我们必须再发挥这种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二二八”英勇斗争的经验，来粉碎蒋匪帮和美帝国主义的阴谋。在解放台湾的战争中，有力地配合人民解放军。台湾的解放是必定要实现的，而解放的日子是迫近了。所以我们必须利用每个机会和一切的可能条件，想尽一切的办法去削弱和瓦解蒋匪的力量。我们必须记取“二二八”的教训，一致团结起来反对蒋匪在台湾抽兵、征粮、征税，同时还要善于采取一切办法，保存我们的力量，壮大我们的力量。准备配合人民解放军，共同完成解放台湾的任务。

3月1日，蒋介石在“全党全民”的邀请下“复职”，同时任命嫡系陈诚担任行政院长，“台北国府”正式成立。它完全以“政治安全”为第一考虑，企图重建“反攻大陆”的最后堡垒，于是把大陆时期的特务系统加以一元化的集中加强，以恐怖手段来推行军法统治。

台湾从此作为蒋介石政权最后的反共基地而存在。台湾人民因此成为国民党以“反共”之名而展开的白色恐怖的受害者。

6月23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重申不再供应台湾军事援助。但两天后韩战爆发。美国基于本身西太平洋整体战略利益的考虑，只得重新支持蒋介石政权。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声明“台湾中立化”方针：第七舰队悍然驶入台湾海峡，干涉中国内政。美帝同时也阻止国民政府进攻大陆，宣称台湾的将来由联合国检讨，进而炮制了所谓“台湾地位未定”的强权论述。

9月17日，在上海的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以主席谢雪红的名义，发表了《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决不容美国侵略者染指》的声明，公开宣称：

6月27日杜鲁门的声言，不过是将其原定侵略台湾的阴谋计划公开暴露与进一步行动罢了。美帝国主义者派遣其海空军侵入台湾，企图以武力来阻止我们解放台湾，不但是直接侵犯我领土主权、危害全国人民，尤其是台湾省人民的利益，彻底破坏联合国宪章的罪恶行为，并且是企图进一步实现其侵略我台湾省的阴谋。中国人民，尤其是台湾省人民，有权要求美国政府必须立即自台湾撤出其一切武装军队，并加紧努力来支持解放台湾，击破美帝侵略的野心与阴谋。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代表我台湾省全体人民的意志与愿望，坚决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周恩来部长历次所作的关于美国政府侵略台湾的声明和抗议。台湾省人民以无比愤慨的情绪，誓必加紧团结起来，为反对美国侵略，为消灭蒋匪帮的反动统治和争取台湾的早日解放而奋斗到底。

然而，历史终究在美帝霸权强暴下改变了轨道。

海峡两岸从此隔着一道狭长的海峡长期分隔对峙。

在美国支持下转危为安的蒋政权于是以反共之名发动了筹措已久的全岛规模的军法大肃清。据保守估计，在这场长达五年的巨大的恐怖政治中，至少有上万名以上不分省籍的“共匪”、爱国主义知识分子、文化人、工人和农民，沦为民族相残、祖国分断的时代牺牲者；数以万计的民众被投入十年以上到无期徒刑的牢狱之中。这就是一般所说的“台湾50年代白色恐怖”。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的岛内组织、盟员与历史，于是在漫天飘扬的“自由”的旗帜下被肃清、噤声而长期湮灭了。那些在“二二八”的第一线实际战斗而流亡大陆的台盟骨干们，也随着岁月流逝而日渐凋零，陆续成为在海峡上空游荡而未能归乡的斗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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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博洲 | 台湾向何处去 ——“二二八”与台盟的人民民主斗争-激流网